中国当代文学在全球文化中的地位

全球文化中的中国当代文学

尽管自9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模式发生了改变，政策的制定仍然是在一个非常依赖于计划的系统内进行的。由此，中国的决策者正站在一个强势的位置上，以其富饶的文学文化为基础，制定并实施着提高中国软实力的政策。但这些策略性计划能够确保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吗？

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更好地获得知名度的途径共有三条。一是倡导中国人用日语或欧洲语言写作。坦白地说，我不认为这在短时间内可以实现。当代香港作家黄碧云将自己的作品和她丈夫为其翻译的英文译本合订于一本书之内。^[5]这虽然是一个值得鼓励的实验，但不太可能开辟一种新的趋势。黄碧云的小说受众偏小，而她将英文和中文文本合编于一本，又不能完全算作写作英文作品的中国作家，如以《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1939）为代表作的畅销书作家林语堂和《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1957）的作者黎锦扬等。极少数中国作家有能力在原作出版的同时，借自己或他人之手，及时地奉献出相应的译作。

第二条途径是说服外国人学习阅读中文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今，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我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并觉得鼓舞人心。然而，对国外专业学习汉语的学生而言，当代文学只是诸多学科之一，而且，仍罕有学生的阅读能力可以达到如此高的水准。汉语文学的全球读者的数量和影响会逐渐提高，但在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的飞跃。

于是，这个使命不可避免地落在了文学翻译的肩上。面对这个挑战，翻译无路可退。

为了凸显这个挑战，我现在打算将自己对世界文学的定义修改为：世界文学就是翻译文学。这个定义具有多重优势，不仅在于它回到了歌德所推广的世界文学的概念。翻译文学——不论是已被翻译的、还是有可能被翻译的——实际上正是世界文学的题中之义。

在过去三四十年间，无论译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译本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都没有值得夸耀的成就。翻译量微乎其微；选译的作品不见得受读者（尤其是母语为英语的读者）的欢迎，市场有限；翻译的质量也存在严重缺陷，即便是来自英语国家饱享声誉的出版社的译本也同样如此。

令人震惊的是，面对这些失败，包括作家、学者和官员在内的中国文学界，对于文学翻译——这一极具转化性能量的知识和创造行为——竟很少予以关注。同样令人失望的是，2010年那次会议所列的论题也没有包括文学翻译——这一中国当代文学借以向世界推广的工具。

在如此语境下，有必要提出以下三点争议不大、却常为中国文化权威所忽视的事实。

第一，中国传统文学的翻译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被高度认可的部分，这不仅是几十年，而是几个世纪以来的事实（那篇刊于《中国日报》的报道可援以为证）。读者和出版者对中国传统文学译本都并无偏见。(www.xing528.com)

第二，虽然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本未必受到英语读者欢迎，但翻译成其他语种时（如德语、法语和日语）情况却未必如此。

第三，大体而言，当代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抵制从任何文化翻译而来的文学，只是偶尔对个别的文学运动或作品迸发热情。川端康成（写作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和三岛由纪夫（写作于20世纪50年代）等作家创作的日本现代小说之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战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精心筹划和有力赞助；而二十年后席卷美国和欧洲的拉丁美洲热，也部分地受到了美国西班牙移民热潮及其研究的带动。尽管它们二者都伴随着特殊的历史条件而出现，但文学成果的丰硕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些荣誉为来自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作家群体所共享。其中，个人的成功事例包括：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1991年的哲学小说《苏菲的世界》（Sofi es verden，Sophie’s World）。该书以挪威语写成，在1995年被译成英语及其他多国语言后，售出了3 000多万册，但并没有引起全世界对挪威文学的兴趣。而斯蒂格·拉森（Stieg Larsson）的犯罪三部曲，自《龙纹身的女孩》（Män som hatar kvinnor，2006年初版，2008年被译为英文，题为“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开始，截止到2011年，已在美国卖出1 500万册，一举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犯罪小说家们打响了名声。无论对于作家群体或作家个人而言，打入母语为英语的文化市场都是相当困难的，但也并非绝无可能。这些例子充分表明，包括英译小说在内的世界性畅销书未必出自强国或人口大国。

以上三点事实共同打破了当代中国作家在全球文学文化中遭受歧视的神话。然而无论从中国作家、国内外的汉语教师还是全球非汉语读者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作家尽管没有面对不公正的待遇，当前的处境也远非乐观。不管有没有来自海外的支持，如何借国家各级管理层之手改变现状，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不论在中国还是海外，政府和商业机构都有用武之地：他们能够征募更多的翻译者去翻译更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分派更多的编辑者进行编辑，并委托更多的出版商为其出版。海内外的文学批评可以更多地评价和宣传文学翻译。国内外的教育者既可以鼓励文学翻译本身，也可以将其作为语言学习手段加以推广。国内外的学术研究则为汉语与外语双向的文学翻译提供数据、分析与思考。

最后，翻译研究的学术领域，如翻译史、翻译理论、译者和译本的个案研究，也能进一步推动文学翻译。虽然文学翻译过去在翻译研究中获益不多，但已今非昔比。更清醒地认识到选择范围会使文学翻译者怀着更大的自信投入自己的翻译实践。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应更为关注外译文学对本土文化的影响，尽管这个话题一直乏人问津。即便身兼译者身份的作家也往往对此漠不关心。

中国作家可以通过成为汉译文学翻译家来扩大自己在世界上的读者群。鲁迅就是此类典型。中国作家对非汉语的写作越熟悉，其本人吸引非汉语读者的可能性就越大。至少，中国作家能借此理解和评估自己的译者。

以上论及和未论及的诸般措施，一部分已经为外文出版社等机构尝试过；有一些正在由“企鹅”一类的国际出版社进行实践；还有一些仍然只是我的愿望。对中国文学翻译缺乏关注的现象仍在继续，这也许暗示着，形势的扭转并非一日之功。无论是在作为整体的国家结构之内还是在边缘性的实验中，我们所能盼望的，都是一些细微而坚实的进步。

文学上的成功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可操作的空间。由居于中国的外国人策划、撰稿和管理的网络杂志《纸帝国》（Paper Republic）已经获准推广专业的文学翻译，而我们难以找到理由来解释，为何中国的翻译者或翻译中国文学的出版社无法提供类似的资源。不论如何，问题依然很多。即使国家政策制定者对上述献计照单全收，他们成功的机会又有多大？中国作家正在做什么或能够做什么来推动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