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汉学：助力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推广

文学翻译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遭遇

我这篇文章题目中的第三个关键词，翻译，乍看并不模糊，也不存在什么争议。在过去十年中，翻译这个术语或翻译行为越来越多地被当作一个对跨文化交流的一般隐喻而使用，但这并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话题。被称作“世界文学”的文本中必然包括翻译文学，但在众多“世界文学”的定义中，这一点常常被忽略，而源文本与译本的差异往往仅被当作技术性差别。我所关心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推广和接受中对翻译所扮演的角色的关注，或这种关注的缺失。

根据2011年发表于《中国日报》（China Daily）的一份报道^[3]，周卫慧的《上海宝贝》是近来一部在英语市场销量可观的中国小说。该书露骨地描画了上海的现代两性关系，于2001年在英国出版，据说已售出30万册。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本书便已经进入了二手书店。它曾让许多中国读者震惊，并被列为禁书；但它并没能凭借丑闻而在海外市场跨入畅销书之列^[4]，反而令某些海外读者完全疏离于中国文学。

中国翻译协会秘书长、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主管外文出版社）副局长黄友义大概比任何人都清楚外译中国文学的出版情况。据他所言，对于外文出版社的英译书而言，5000册是一个“持平点”，凡是销量超过1万册的书都被认为是巨大的成功。然而，只有中国经典文学才能达到这样的销量，而现代文学连如此低的指标都望尘莫及。

中国文学的世界推介活动有其复杂之处：一本吸引本土读者的书并不能保证在海外也获得成功。姜戎2004年的小说《狼图腾》的中文版售出逾400万册，但译本却销量不佳——虽然它由世界上最大的文学出版商“企鹅”出版，由当代英译中国文学最著名的翻译家霍华德·戈耳德布拉特（Howard Goldblatt）翻译，并且还获得了2007年的“曼氏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

上文提及的报道中征引了其他的业界代表的言论，认为近年中国文学作品没能在英国产生重要影响——“没有一本书进入2010年新书排行榜的前250名，或许甚至没有一本书进入前2500名”。据另一位香港的业内人士说，“英美两国100家独立出版机构于即将到来的秋季出版的新书题录中……译介作品有500多本，其中（只有）17本书是由中文译出的”。而且，这些书中只有一本是当代作家的作品，其余均为新译的唐代经典和一本“定然是”儒家经典的作品。

英语读者对英译中国小说普遍缺乏兴趣，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半月刊中也可见一斑。2011年6月2日，该杂志按惯例以两页的篇幅发表了旗下书店的推荐书目，题为“伦敦书评书店中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at the London Review Bookshop）。其中共介绍了18本书，皆是作品译本。原书作者来自摩洛哥、西班牙、荷兰、瑞典、法国和奥利地诸国，而中国不在其列。即便在全世界的文学翻译中，当代中国小说的翻译也难以产生影响。(www.xing528.com)

最后一个例子取自我个人的经历。2011年6月到7月间，作为圣玛塔莲娜基金会（Santa Maddalena Foundation）的会员，我在佛罗伦萨南部三十公里的托斯卡纳度过了五个星期。在一些工作人员的支持下，基金会创始人和主席贝阿特丽齐·蒙蒂·德拉·康特（Beatrice Monti della Conte）亲自挑选了每一期的会员。过去几年，大部分同事都来自欧洲或北美，也有一些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另有少数来自东南亚、中东、南美洲以及非洲等地区。我是第一批被邀请的翻译家之一，也是第一个与中国文学有关的研究者。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即筹划邀请中国的作家。

在向主席正式提议之前，我首先和一些同伴就中国文学进行了讨论。我发现无论是这里的作家、工作人员还是访问者，对于中国文学及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都几乎一无所知。我在那里没有遇到一个读过任何近期中国文学的人。两名来自伦敦的作家，知道马建2008年于英国出版《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还有两人读过张戎的《野天鹅》（Wild Swan）。主席为会员提供的便利之一是可以随意使用她所拥有的巨大图书馆，馆里藏有大量英、法、意、德和其他欧洲语言的书籍。即便在如此丰富的收藏中，与中国有关的书也只有四本：《野天鹅》、韩素音的《伤残的树》（The Crippled Tree，1965）、卡尔·克罗（Carl Crow）的《四亿顾客》（Four Hundred Million Customers，1937）以及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ion）的《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More Memoirs of an Aesthete，1970）。最后这本书之所以被收入，也许是因为哈罗德·阿克顿家在托斯卡纳附近有一套别墅。这四本书都曾是当时的畅销书或享誉批评界，其作者分别是中国人、美国人和华裔比利时人。他们虽然都住在中国，但没有一个是用汉语创作的。（我应该再次特别强调一下，这些读者是一群文学修养很好的人。不论是小说家还是工作人员，都至少会说两到三门语言。他们既是作家，也是痴迷的读者。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还有一些是日本现代文学的拥趸。）

起初，主席对于邀请中国作家之事表现出了很大热情。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事先指出，很少有当代中国作家能够说流利的英语。而且我当时不确定，当代中国作家能否习惯在郊外过两到三周的隔离生活。主席经过再三考虑，认定这终究不太可行。她本人并不了解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和声望，但对于她手下有限的工作人员来说，阅读这批文书的工作量又负荷太大。

但是，考虑到基金会的性质，我作为受邀者需要为这小规模的作家群体作出贡献。因为怕自己漏掉满足入会基本要求的中国作家，我还特地联系了在中国的朋友和熟人。结果不出几天的时间，情况已经基本明确：没有一位声誉卓著的大陆小说家能够说流利的英语、有以欧洲语言出版的作品、同时有在海外及远郊隔离居住的经历。我又把希望寄托在香港、台湾或世界其他地区的中国作家，但也没有任何收获。

这次经历使我相信，邀请中国作家成为圣玛塔莲娜基金会的会员在近几年内是不太现实的。另一方面，我也十分确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基金会中的继任会员将与我所认识的这些人们一样对中国的小说、诗歌和戏剧浑然不知，意识不到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可以被译成一种或多种欧洲语言。

如上所述，世界对中国文学之缺乏兴趣，并不出乎意料。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尚未进入英语读者的消费和阅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