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博妮
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2010年10月,我在北京出席了一场主题为“当代汉语写作世界性意义”的重要会议[1],其间,与会者受邀共同思考了21世纪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文化影响力之间显而易见的不协调。会议还有另一相关的次要主题,即西方(此处的“西方”主要指以英语为母语或通用第二语言的国家)文学在中国国内的强势表现与汉语文学在国外有限的影响之间的鲜明反差。
该会议由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偕同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及几家知名文学杂志共同主办。与会者有文学界的资深学者、青年作家,以及文学杂志的编辑。与会者在会上一致认同的是,全球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存在着严重问题。
会上所提出的论题有: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当代汉语写作在中国之外被如何看待,以及汉语作家的知识基础和广度的问题(特别是对关于中国之外的知识之缺乏)等。翻译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仅受到了有限的关注,且相关讨论多集中于外国文学的汉译,而非中国文学的外译。少部分以英语或其他语言创作的中国流散作家也被讨论到,以启发新的可能性;至少,将他们纳入“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有用的世界推广策略。(www.xing528.com)
会议中所涉及的论题与角度范围宽广,而且对于更深入的研究与辩论,与会者也都持开放的态度。不过,仍有许多有价值的问题没有在会上得到讨论,如书刊制度、历史分期、质量评估以及中国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的遭遇等。
大会组织者鼓励与会者提出可以使中国当代文学扩大影响,更好地为世界所了解的方案。这些方案不只针对学术界同行,也针对在场的作家、发表作品的文学杂志乃至于党政文化部门的官员。
我对于受到邀请深感荣幸,但起初也为如何能贡献一己之力而踌躇不已。于我而言,由外国人告诉中国作家或学者他们可以或应该做什么,不甚合适。但另一方面,会议的主题不仅对中国作家和文学学者十分重要,而且对全世界中国文学的讲授者、学者和读者都有重大的意义。我也认为,从一个外来者的角度审视这些问题也许会有独到的帮助。因此,我接受了邀请,提交了一篇简短的论文,并很欣慰地发现,自己的一些观点得到了其他与会者的支持。会议组织者为我提供了聆听会议报告并参与正式及非正式讨论的机会,其中在诸多方面都对我深有启发,这令我非常感激。现在,我打算结合在会议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其后两年时间里在不同国家与同事讨论所得到的评论与问题,重温那篇2010年的会议论文。
我首先关心的是文化术语的模糊性与变动性这一技术问题。在欧洲和美国的文化研究中,定义总是主观的,变动不居又瞬息万变。无人拥有立法的权力——所有学者都可以自由地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定义。原则上,在学术讨论中尽可能地扩展文化术语定义的广度,是学术多样化的表现,理应得到鼓励。但在实践中,对某些方面的定义应当施加相对的限制,对另一些定义则应反之。然而,在研究方法论中,定义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时常是遭到忽视的。
本文的标题包含了三个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全球文化和文学翻译。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中,这三个概念看上去都很清楚——通常而言,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个人都了解它们的含义。然而,在学术讨论中,这些术语却需要以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重新定义,而这些千变万化的阐释则能够对研究产生作用,而它们也确实对研究工作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本文以下部分讨论的出发点便是上述这些术语及相关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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