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译性区间
“翻译的区间”的概念也借此浮现。“可译性区间”或“不可译性区间”是对原文和原文不同译本仔细分析的产物。尽管《道德经》的印欧语言译本已有上百种，对这些译本进行对比，将会发现一系列相同、几乎相同或者是对等的词语、概念、句子和思想。当然，不同译本中也存在非常不同的词语或概念。这就是“可译性区间”的作用了。
具体而言，翻译的区间可细分为三种：一，相同的翻译，也即完全相同的词汇、句法或比喻。二，几乎相同的或对等的翻译，也即句法上较小的差异，词语、比喻或其他文化语言层次的含义和原文对等的翻译。三，差异的翻译，也即词语选择和使用上存在很大不同的翻译。
第一个区间是由汉语及其翻译语言不会导致任何争议的词语组成的，这些词语中，所指和能指大部分是由相符的词语组成的。第二个区间（可译性层面）的词语和句子，在翻译的时候会得到另一种称呼。这些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翻译理论的不同策略提供很多可能性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
但是，我们怎么处理那些仅存在于中国而在西方意识中不存在指代的词语呢?我们怎么处理“道”、“德”、“无”、“仁”、“阴阳”等词呢？我们试图在“强加含义”的语言清单上增加一个词义去翻译，还是使用某些翻译策略？应该选择何种方式呢？我可以列出十种可能的方式：
一，归化。也即用目标语中熟知的文化元素代替原语中的文化元素。大部分西方的目的语言中不存在任何和“道”类似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很多词语可以解释它，但任何一个都无法完全将其取代。浏览和《道德经》译本有关书目，可以发现，很多早期的翻译曾试图把“道”翻译出来，而最近的译本却把“道”视为专有名词。
二，语言增补。增加词语来避免可能出现的歧义。但是为了避免歧义，我们要增加什么词语，要增加多少呢？
三，减少。即删除重复的词语。就此来说，因为“道”重复次数多，为更好理解文章，我们是否要删略一些呢？
四，弥补。即增加或减少词语来弥补含义。就此而言，我们如何弥补西方意识中不存在的词义呢？
五，仿造词语。即通过原语结构引入新词。而我们如何为“道”创一个新词呢？从希腊拉丁字源出发能给“道”创出新名吗？(www.xing528.com)
六，调整。即通过语义、词义或观点的变化改变信息的形式。《道德经》的不同译本，呈现出很多的语义、词义和观点变化，而这些变化能否帮助澄清“道”的含义？
七，借词。即在目标语中引入原词。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近些年来，《道德经》的很多译本或论文中，直接用了汉语拼音，如Dao, Yin，Yang。然而，诸如“五行”、“无”、“德”、“仁”等词是否也需要如此对待，则还存在争议。因为，把它们译成西班牙语，会限制它们的含义并把它们限制在西方既定的意识中。（比如将无译为“nada或no ser”，将“德”译为“virtud”，将“仁”译为“benevolencia”等。再如，若将“五行”译为“cinco elementos”会使人觉得仿佛是古希腊四元素再加上另一个。）
八，直译。即字字对译。然而，我们都知道，即使现代汉语都不能字字对应去翻译。
九，移植。即在保持信息含义的基础上改变语法层面。比如，“道”在《道德经》中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
十，脚注。即通过加注的形式解释词的含义和在文章语境下的含义。与大部分译本一样，为了尊重汉语，我们需要采用脚注的形式解释词义。其中的问题是，一个脚注足以解释所有词义么？一个注释要多长才能包含“道”的所有含义？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的专家学者大概也没有取得共识，更不用说在西方了。
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两个《老子》的西班牙语译本来分析可译性或不可译性区间是如何起作用的。其一是毕隐崖2006年的译本，另一个是安恩莲2004年出版的译本。
毕隐崖的作品包括三个译本。前两个附有汉语原文，分别是对郭店本、马王堆本的翻译，第三个译本未附原文，可能是从王弼本翻译的。在翻译上述文本之前，毕隐崖还给出了一个道家历史的概览。安恩莲在一个相对简短的序言之后，直接呈现了《老子》的译文，并指出他的底本是王弼本。但是，他在每章后都附有评注，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他实际上也参阅了其他版本。
本文的附录择取了《道德经》中的前5章和两个译本的翻译，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来考察其中的翻译区间。同时，我们大概也可以得出一个有力的结论，即《道德经》被重译为西班牙语的空间还很大。通过分析各种印欧语系的译本，必将给21世纪的翻译理论提供新阐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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