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西间翻译及《道德经》可译性区间
丽莉亚娜
丽莉亚娜（Liljana Arsovska）／墨西哥学院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译者的任务》，也就是他所翻译的波德莱尔诗集的序言中提到了语言间的不可译性。然而，他却将这篇小文收入到一本文学译作当中。历史上，尤其是在18世纪，有不少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提出了语言间不可译的想法（如洛克、洪堡、海德格尔等）。尽管如此，交流和知识传播的需要使得翻译与语言本身一样成为一项古老的事业。对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而言，翻译几乎可以认为是语言的同义词，因为从现象到想法然后生成词语的过程就是一个翻译的过程。
笼统地说，虽然“不可译”是对无数译者工作的否定，但历史上，正是译者通过翻译在不同历史时刻和地理位置间搭起桥梁，这样才产生了世界历史、世界文学和世界科学等。
大部分有关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著作与研究都是介于印欧语言间的对比，这些语言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文化领域。如果说“不可译”的想法是在从西班牙语翻译到英语或从法语翻译到德语的时候产生的，那我们如何处理汉语和西班牙语、日语和英语及印地语和斯瓦西里语间的翻译呢？
洪堡在他的语言哲学中明确表示，语言借助符号发声，但语言的变化远远多于符号的变化。每种文化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加工和协调事实，因此会出现语言相对性现象，这种语言相对性就会导致不可译性。如果我们把“不可译”的相对性推向极端，那么我们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世界上的语言跟人一样如此之多，然而洪堡提出了语言民族性的概念，因此语言就如同镜子一样反映一个民族特性,而一个民族就是语言的使用者并通过该语言交流和创造知识。
几百年来翻译都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直到二战后，翻译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当今的翻译理论，或更确切说，当今的诸多翻译理论已卷帙浩繁，究其本质，它们或对翻译加以描述，或指示人们该如何翻译。
不同学派争论最多的概念就是“对等”概念，学派不同对“对等”的属性认识也各异。如有奈达的动态对等、凯特的自然对等、方向性对等、语义对等、风格对等、实用对等等。也不乏有人批评“对等”概念，比如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 Hornby）认为对等暗示了语言间的对称性，这会曲解翻译存在的问题。我并不想争论这些不同的翻译理论，更不会特别地支持其中某个理论。我唯一想做的，不过是提及一下译者展开翻译工作的知识氛围。
中国并不是个例外，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庄子和王弼的语言立场。对他们而言，语言不能定义宇宙。词语约束思想，思想约束事实。(www.xing528.com)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1]
“意”（意思、想法、思想）指的是词语能直接表达出的原始意思，而“意之所随”（意思中蕴含的意图）是指“词语延伸出的意思”。庄子认为“意之所随”就是语言不能直接表达的所有的东西：“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陈芷教授认为，汉字“意”的组成很有趣。这个字有两部分组成：“音”（声音、语音）和“心”（心脏）。因此，“意”就是指心的声音。在《新汉西字典》中，西班牙语signifi cado（含义、意思）的汉语解释是“意思”，而“思”，由两部分组成，即“田”(田野，块地)和“心”（心脏）。因此，西班牙语signifi cado在现代汉语的解释就是心的声音和思想。庄子的另一段话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语言观。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2]
庄子还说：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3]
庄子这些有关词语和意思关系的思想对中国后来的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成为后来很多思想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比如王弼、欧阳建、刘勰和其他魏晋及南北朝的博学人士。伟大哲学家王弼在其《易经》的注释中写道：“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4]
严复（1853—1921）被认为是“中国翻译之父”。他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思想成为中国至今主要的翻译主张。“信、达、雅”的概念听起来简洁明朗，朗朗上口，然而中国学者却仍然不吝笔墨地去定义、解释和划定其含义。中国翻译家长期争论西方的翻译理论。2011年3月，我有机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查阅了图书馆中讨论翻译的书籍，并意识到，这些书或译自英文，或是对西方翻译流派的讨论，毫无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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