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系的概念与实用主义:从皮尔士的观点看《易经》中的符号学
一般认为,《易经》由经与传两部分组成。经是卜筮图的简短说明。在这个主要部分,对每一卦的描述列于《易传》之前,并被分为四个部分:卦象、卦名、卦辞、爻辞。由于《易经》第一部分的这种“卦、象、辞”的特殊安排,我将在下文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它引出的问题是,《易经》如何构筑了符指关系(semiosis),后者又如何在历史中发展。就这部重要典籍来说,我们如何理解现实与表象、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的关系?如何在符号学的范畴中看待卦、象、辞——或者更通俗地说,观念及其表达——之间的关系?此外,卦、象、辞之间的关系还引发了关于语言中的感觉(卦、象)与理性部分的问题。
“符号学”这一术语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它就被用作“符号之学”的意义。而符号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期。在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形而上学盛行的晚古时期(奥古斯丁,354—430),我们会发现对符号的理解有了意义深远的拓宽。到了中世纪末期,库萨的尼古拉斯(Nicolas of Cusa,一称库萨努斯[Cusanus],1401—1464)谈到了符号的普遍性,在他看来,世间万物都是符号。由于万物都由上帝的言语创造,那么所有的创造物都是上帝之言的符号。[6]这些符号的特别之处在于,即便所指的事物不变,它们自身也可以发生改变。[7]库萨努斯认为,符号、人类感觉与想象三者间的相互作用是一切可知知识的起点,此说对《易经》而言同样可以成立。他指出:“无论感觉或想象到了什么,最终只能通过符号为人所知。”[8]在19世纪,符号学经历了一个走向新生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发端于波尔查诺(Bernard Bolzano,1781—1848)的《科学之理论》(Wissenschaftslehre,四卷本,1837)。接着,从1865年起,就是美国逻辑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及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的著作。
皮尔士被公认是现代符号学的主要奠基人。[9]有赖于皮尔士的贡献,符号学在科学领域占据了新的一席之地。1865年,皮尔士在哈佛大学以“科学的逻辑”为题进行演讲时表明,“逻辑”这一术语应当被重新定义为一种符号的理论。他指出,我们只能通过事物的表征(representations)来认识事物。在这一时期,他仍旧把符号称作具有确定含义的“符征”(symbol)——符号指向事物,即所指对象(denotatum),但它也与人,即解释者(interpretant)有关。于是所指对象与解释者就处在一种关系之中,皮尔士称其为“事物”、“表征”和“形式”的三元关系,其中“形式”应理解为诸表征的关系,它处于诸表征与诸解释者之间的广阔天地之中。
《易经》的核心思想是关系的观念,包括天地、天人、日夜、男女等等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将皮尔士的理论视为研究《易经》的参考。尤其是他关于“科学的逻辑,或者归纳与假设”的洛厄尔演讲。该系列演讲表明皮尔士对关系之逻辑的探索对其19世纪60年代期间的符号学研究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倒过来说:他有关关系之逻辑的著作深受其符号学观念的影响。在1877—1878年,皮尔士发表了一组文章,即六篇《科学逻辑解说》(“Illustrations of the Logic of Science”)。其中前两篇文章《坚定信念》(“The Fixation of Belief”)与《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最为著名。阅览其文,我们可从中发现实用主义的概念,还会认识到,“实用主义”与“关系之逻辑”对于理解《易经》来说是同等重要的。
研读《系辞上》第四章第二十二节,就能感到皮尔士可以帮助我们如同“坚定信念”和“使我们的观念清晰”那样抓住《易经》的主要思想,并继而认识到,实用主义这一术语帮助我们理解了《易经》中概括出的圣人思想,以及他在为“道”所统治的宇宙中处于怎样的地位。“道”不仅可以精确地表述出来,更与圣人的行为一致。这种一致性包含了实用与道德的维度: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10]
关于圣人的深知灼见,同章第二十三节讲得更为详细:(www.xing528.com)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11]
沈仲涛在其著作《易卦与科学》(The Symbols of Yi King or The Symbols of the Chinese Logic of Changes)中指出,《易经》中有着诸多“代数展开式”(algebraic expansion formula)。[12]所谓“代数展开式”,即《易经》的两个基本构成元素:阳爻与阴爻。它们是四象、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基础,通过这三者,圣人“明晰”了他关于世界的观念,进而“坚定了信念”。《易·系辞上》云: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13]
理性不可能先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故感知力在《易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人心的终极目标是与道合一,感知力便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借助感官,我们可以思考象与卦的意义——但这同时要求我们超越感官。六十四卦诱使我们走出知识的感觉领域,循圣人之道而步入知识领域。有赖于象、卦与辞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超越混乱的感觉世界与狭隘的知识,从而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阳爻与阴爻是构成四象、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基础。作为“代数展开式”,它们建立了《易经》符号学的起点,并且,借用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关于符号学的表述,它们使《易经》成为了“最普遍的科学”。[14]正如《系辞上》第四章第二十二节所说,圣人“知周乎万物”,因为《易经》中物的概念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作为符号的对物的表征。圣人将人类世界视作符号世界,有了这种观念,他便可以打开与天地、始终、鬼神间的万物相和谐的内在路径。正如我们从《系辞上》第四章第二十一节中读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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