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中的应用效果

二、结构主义研究方法

米列娜教授的研究，最早在中国引起关注的，是她对鲁迅的小说《药》的结构主义解读——《论鲁迅的〈药〉》（1977）。1980年，乐黛云先生将此文翻译成中文，收入《国外鲁迅论集》^[6]中，引起了许多国内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事实上，在此之前，米列娜教授另有一篇研究《浮生六记》的力作《中国早期的自白散文：沈复的〈浮生六记〉》（“An Early Chinese Confessional Prose: Shen Fu’s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7]，那是她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解读中国文学之始。提到这篇尚不太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文章，米列娜教授有说不完的话题。她很珍视这篇论文，将之视为学术研究中一个关键性的转捩点。说到这个转折，其实与当时的历史事件密不可分。1968年11月，也就是苏联军队入侵捷克不久，米列娜教授举家迁往加拿大。当时她的先生Lubomír Doležel——原是一位著名的捷克结构主义者——接到了多伦多大学文学理论专业的教授聘书。次年，米列娜教授也收到了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的聘书。“我天生爱好探索未知的事物，另外，多伦多大学这所著名学府也给了我讲授中国文学的机会，因此，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在这个领域开辟新路向”，米列娜教授如是说。在先生Doležel教授的影响下，米列娜教授对当代文学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开始感兴趣。结构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发源于捷克，而此时已经过法国结构主义者的推进，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新潮流。为什么选择沈复的《浮生六记》作为结构主义分析的第一个模板呢？米列娜教授说，她最先是通过普实克先生的美妙翻译（1944）而接触到这部讲述夫妇之爱的作品，并为其中的情感力量深深打动，最终促使她在1969年研究《浮生六记》。另有一个刺激点是：这部在她看来当之无愧的杰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所写的文学史中，竟无一席之地。

对米列娜教授而言，对文学文本进行结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她在研究中逐渐认识到，结构主义首先是一种如何解析艺术世界的方法——主宰艺术世界的法则与现实世界是非常不同的。“沈复的作品正好阐明了这一点”，米列娜教授说：“尽管《浮生六记》讲述的是虚构的家庭生活的片断，它却一直被传统地认为是作者的自传，因此，像其他的历史文本一样，必须遵循时间的顺序。然而，通过对《浮生六记》的细读，我发现，这部作品是由四个遵循编年顺序的章节构成的，但与一般读者所期待的不同，整部作品的故事却不是连续的；相反，每一个章节都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不同的只是萦绕其中的情绪：依次是‘欢乐的’、‘中性的’、‘哀伤的’，最后乃是‘悲剧性的’。此外，《浮生六记》还偏离了一般自传的模式，作者没有顾及家庭的其他成员，而是仅仅将注意力放在故事的中心人物——他的妻子芸的身上。芸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她对不同事件的克制的情感反应乃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因素。情绪成为主宰情节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这意味着沈复悄然改变了历史传记的规则，而将之导向一种新型的现代艺术作品——它有着全新的结构方式，同时注重情感与个人命运的表达。”通过这一番细致的结构分析，米列娜教授认为，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历史框架来看，沈复的作品可以看作中国散文发生重要变革的临界点，也即传统的“非—文学”文类（如日记与自传）开始突破成规，向着现代的虚构文学作品转化。最后她强调，尽管结构主义有时被粘贴“形式主义”的标签，但《浮生六记》的例子却足以表明，对个别作品的结构分析，常常可以预测并阐明文学史中某一特定文学形式或类型的历史变迁。(www.xing528.com)

1972年，米列娜教授这篇研究《浮生六记》的文章发表后，她对于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解读中国文学作品有了更多的信心。在米列娜教授看来，结构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方法，因此可以成功地用于许多题目的研究。鲁迅的《药》以及晚清小说，都是在这个背景下进入她的研究视野的。1980年，米列娜教授主持完成的《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一书，对晚清的六部长篇小说从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的角度作了逐一的解读，突破了鲁迅以来文学史家对晚清小说的想象（如笼统概括为“谴责小说”），成为海内外晚清小说研究的经典之作。当时的晚清小说，不像现在一样俨然成为“显学”，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米列娜教授开始关注这个冷僻的领域呢？她说，一直以来，中国的小说总是被当作历史材料，其艺术价值往往被忽视，因此，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世纪之交的晚清小说，对她构成了强烈的吸引力。说到这个集体项目的缘由，米列娜教授再次提到了对学术研究造成影响的政治—地理因素，这一次是与越战有关。当时，大批的年轻人——包括许多优秀的研究生，纷纷从美国移民加拿大，他们中间原来在美国大学中从事中国研究的学生，决定在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继续他们的研究。这批来自世界各地、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对米列娜教授将晚清小说视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研究计划非常有兴趣，他们加入了这个研究队伍。经过两年对晚清小说以及西方文学理论的艰苦研读，这个研究小组得出切实的结论，认为晚清小说同时包含着传统与现代的特征。他们在晚清小说中发现了许多新因素，如新主题（如科学小说）、出现在东南口岸城市的新场所、重要的结构革新（如浓缩的情节、有限的人物等），以及此前从未在白话小说中出现过的第一人称叙事模式等。米列娜教授说，这本书刚刚出版的时候，关于叙事模式的理论对中国文学研究者而言还很新鲜，因此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引起了最多的关注。“伍晓明先生对此书的高明的翻译（中译本，1991），是对我们辛苦工作的最大奖赏和鼓励”，米列娜教授既谦虚又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