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汉学研究的渊源及其发展情况

一、汉学研究的渊源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著名的捷克汉学家米列娜女士，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米列娜教授是最早使用结构主义理论对中国文学进行解读的西方学者，其对中国近现代小说细腻而精彩的研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今，已经荣休的她，仍然锲而不舍地开拓着新的研究课题。2008年2月，米列娜教授结束了加拿大的探亲之旅后，欣然接受了我的远程采访。我与米列娜教授在德国海德堡曾有过难得的两面之缘，那时她以学者的身份出现，一次是主持“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学术会议，一次则是专程从布拉格到海德堡来查阅资料。她的优雅举止与谦和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米列娜教授对于因要赴加拿大与儿孙团聚而推后访谈日程感到抱歉，我从中领略到一种温馨，不禁想象她作为一个慈爱的母亲或祖母的另外一面。现在，我与米列娜教授相隔重洋，访谈只能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对于我发给她的一长串问题，米列娜教授不厌其烦地一一作答，收到显然经过她精心准备的长达七页的“答卷”，我从心底里对米列娜教授的体贴与认真感佩不已。

米列娜教授的研究，中国学者熟知的，自然是她编著的《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3]这部研究晚清小说的非常具有开创性，并且至今仍然具有学术生命力的著作。其实，米列娜教授很早就开始从事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米列娜教授就读于布拉格查理大学汉学系，硕士论文即以郭沫若为研究对象。当时，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才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58至1959年，米列娜教授有一次难忘的中国之行，她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师从郑振铎先生和吴晓玲先生，开始从事宋元戏曲的研究，最终在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完成以《诸宫调：中国说唱人的歌谣》为题的博士论文。1969年，她接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的聘请，担任中国文学的教授，一直到1996年荣退。此间，米列娜教授除了主持晚清小说的研究课题之外，还写出了分析《浮生六记》、鲁迅的小说《药》的精彩文章，并就明清小说理论开设研讨课程，在中国研究的文学领域作出不少成绩，成果斐然。

回忆起最初为何选择汉学作为自己的专业，米列娜教授的叙述充满了戏剧色彩。“我在1950年秋天考入布拉格查理大学，成为一名中国研究方向的学生。像那个时代许多其他学生一样，我也对中国当时发生的政治与社会事件有着莫大的兴趣。”不过，促使她决心从事中国研究的契机，则还可以回溯到1947年，“当时，我家一位朋友送给我一件生日礼物，是一本刚刚出版的书，书名很吸引人，叫《中国，我的姐妹》（Sestramoje Čína）。我当时没有注意作者，但很快被书的内容迷住了，作者讲述了他二十多岁时访问中国的故事：如何与同辈的中国现代作家与学者成为朋友，如何逐渐理解中国人的生活与思想方式、理解中国的语言与戏剧，并进而从整体上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学。而直到1950年的大学入学面试中，我终于第一次亲自见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教授。”她对普实克先生印象深刻：“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外表威严，有着敏锐的目光和优美的嗓音。”当时的面试题目很难，米列娜教授说，她之所以能被录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中国，我的姐妹》一书的熟读——“要知道，在当时的布拉格，外国人写的关于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学的著作，可以说少之又少。”正是《中国，我的姐妹》这部书的作者、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访问过中国并结识郭沫若、茅盾、冰心等现代文学作家的普实克先生，1947年在捷克的查理大学设立了东亚系，而他也是第一个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纳入大学课程的欧洲汉学家。就是这样，米列娜教授幸运地成为这支后来在世界汉学界颇有实力的队伍里的一员。

捷克汉学在普实克先生的领导下，得到长足发展，布拉格东方研究所的图书馆在当时更是闻名遐迩。米列娜教授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研习，也与这所图书馆有着不解之缘。“我是1953年，也就是从查理大学毕业之前的两年，进入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鲁迅图书馆工作的。为什么恰好是这一年呢？这当然不是偶然的。那时，普实克教授主持刚刚成立的东方研究所。他显然非常富有远见，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如何逐步发展捷克汉学的长远规划。”对于这个图书馆的创建，米列娜教授记忆犹新，“1950年，普实克教授率领捷克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时，购买了大约六万册图书，大部分是中国的参考资料和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这是他为在欧洲建立首个现代中国文学图书馆而作的准备。这些书籍都静静地躺在箱子里，等待着捷克第一批能够阅读中文并略知图书馆编目知识的学生的成长。”米列娜教授自己正是首批这样的学生之一。她与当时另外的三位同学，从1953年即开始在图书馆里整理这批图书，足足花了四年时间。经过亲手整理编目，他们更好地理解了书的内容，同时也无形中得到了中国文化的熏陶，米列娜教授说，这是对他们工作的最大奖赏。另一份嘉奖来自普实克先生，他让这些勤奋的学生在图书馆兼职工作，空出另一半时间从事研究并撰写博士论文。(www.xing528.com)

提及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米列娜教授充满感情地回忆起她与郑振铎先生的结缘，以及随后在中国所度过的难忘岁月。1957年10月，受普实克先生之邀，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任的郑振铎先生访问了布拉格。他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中国古代小说史的课题在布拉格东方研究院进行了八场演讲。在普实克先生的安排下，米列娜教授担任郑先生逗留布拉格期间的翻译和向导。关于这次郑先生访问捷克的情形，米列娜教授后来还专门撰写了《留下了一片赤诚的心》一文，收在《回忆郑振铎》^[4]一书中。她再次回忆说：“在与郑振铎先生的日常接触中，我有很多机会向他请教并讨论我未来的研究课题。他送给我他刚刚出版的两卷本《中国文学研究》^[5]，同时还向我透露，元代也许对我是个有意思的研究题目。”尽管当时阅读这部《中国文学研究》还感到十分困难，米列娜教授仍然从中获得了灵感。“我注意到‘诸宫调’这一特殊的说唱文类，这乃是元曲的直接源头。我很好奇一种文类是如何转换成另一种文类的，这一好奇心驱使我将盛行于宋金元时代的诸宫调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

1958年3月，也即郑振铎先生访问布拉格后不久，米列娜教授在捷克科学院的派遣下来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开始了在文学研究所的学习。“我在阅读诸宫调时遇到的困难，显然被郑振铎先生注意到了。”米列娜教授回忆道：“有一天，著名的元曲研究专家吴晓玲先生告诉我，郑先生（也即他以前的老师）让他来帮助我弄懂那些繁难的文本。”由此，米列娜教授得以结识她在中国的另一位导师吴晓玲先生。“此后，我每周都要到吴晓玲先生家那所他父亲留存下来的19世纪的老宅子里向他请教——这座宅子也是我开始接受中国文化熏陶的真正学校。”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的“中译本自序”中，米列娜教授曾经亲切地回忆起她的这次中国之行：“正是那一年，我开始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这一理解不仅源自书本知识，还来自我对中国人的生活的亲身感受。”吴先生的家，正是让米列娜教授亲身感受中国文化与生活的重要地方。那一年的北京生活，让米列娜教授难以忘怀。“每次读完诸宫调之后，吴先生还会带我到琉璃厂去逛逛，介绍我认识书店与古玩店的老板。我们通常还会去听听说书唱曲，以便让我感受到诸宫调可能的表演现场。最后，似乎为了总结一天的‘学习’，我们再找个地方简单的吃点东西（那时正是‘大跃进’的时候），然后我再返回位于郊区的中关村宿舍——当然，现在这里成了中国的硅谷。”

吴晓玲先生的妻子石真（原名石素真），是研究孟加拉语学的学者，他们还有四个可爱的小女儿。米列娜教授说，吴先生的家就是她在中国的另一个家，她关于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知识，主要来自吴先生。吴先生知识渊博，并且乐于向她这样一个年轻的西方人耐心解释她不懂的事物。吴先生带领她去观看的那些戏曲表演，让她渐渐学会如何理解中国的象征系统，这对她后来的符号学研究帮助良多。1980年代，吴先生的女儿吴华成为米列娜教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生。米列娜教授说：“我终于有机会报吴先生的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