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与“沤”：司空图的“含蓄”，及其与当代诠释实践的相关性
孟 柏
孟柏（Bradley McLean）／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司空图（837—908）是唐代诗人和文论家，以论诗之作《二十四诗品》闻名于世。如其标题示，这部著作分为二十四个部分，每部分探讨诗歌创作的一个方面。这部作品最醒目的特点在于，它本身也是以诗体写成的：每一品都由六联十二句四言诗（或成语）组成，并附一饶有意味的标题，如第一品“雄浑”、第二品“沉着”、第六品“典雅”、第十品“自然”、第十二品“豪放”、第十三品“精神”等。本文主要讨论其第十一品“含蓄”。其文如下：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语不涉己，若不堪忧。
是有真宰，与之沉浮。
如渌满酒，花时反秋。(www.xing528.com)
悠悠空尘，忽忽海沤。
浅深聚散，万取一收。
若将此诗放入广阔的语境之中加以看待，则须考虑一个我称之为“符号开放性”（semiotic openness）的诠释学问题。此问题在唐朝之前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而司空图的时代的人们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对《易经》、《道德经》的解释存在着重重分歧，其他古典文学文本亦然。为了处理这一诠释学问题，唐代学者以“遗音”、“遗味”等隐喻为基础，发展了多种“符号开放性”理论。老子不可道说的“道”、庄子的“无味”、钟嵘的“遗味”也启发了司空图，使他择取“含蓄”一词（我译为“reserve”）来构建这种“符号开放性”理论——用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语言称之，则可谓“语义游戏”或“播散”（dissemination）。
司空图这部匠心独运的《诗品》为诗歌理论确立了新的立足点。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之中，袁枚（1716—1797）等清代作家、王国维（1877—1927）等晚清作家对这部作品进行了扩充和阐发。然而这诚非易事：司空图实际上以诗的语言撰写了一部诗的元批评（metacriticism），借此践行（enact）了“含蓄”的理论。苏轼（1037—1101）就曾评论司空图的策略说，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1]。通过采用诗的形式来论说诗的“含蓄”，他实际上践行了含蓄最内在的隐秘性。
“含蓄”究竟是什么？按司空图所言，它“如渌满酒”，那么，被过滤掉的渣滓具有何种性质？由于“含”意为“包蕴”而“蓄”意为“储存”，我们也可以问一句：是什么东西被“包蕴”和“储存”起来了？
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进入讨论。我首先要说明的是，被“包蕴”起来的东西并非符号学意义（semiotic meaning）。德里达已经确凿地表明，词语并非符号学容器（semiotic containers）。[2]任何能指的“价值”都要由它在整个所指系统之中所处的位置（place）来决定，而所指系统是一个充满差异的系统。意义总是借助“否定性价值”才能起作用：一些符号指涉另外一些符号，而这些另外的符号又指涉着其他符号，以至无穷。在这一洞见的基础上，顾明栋论证说，司空图“含蓄”概念明显可以导向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3]然而本文将要表明，即使德里达的延异理论也不能捕捉到“含蓄”的全部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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