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多点共构的施拟夏化

八、结论：多点共构的“施拟夏化”

“施拟夏化”的范围既不是任何人可以片面决定的，也不是可以在历史的某个点上作出对之后具有永久性决定的。这样多点的、变动的“施拟夏化”，容许在特定时空点上，自认为或被认为具有中国身份的特定行动者，感受更方便的生活，但不代表在不同的时空点上或对其他自认为或被认为具有中国身份的行动者也会带来同样更方便的感受。倘若有更多在不同的空间中具有中国身份的行动者感受到更方便于他们身份的生活环境，“施拟夏化”的潮流便具有宏观与时代性。本文受到“盎格鲁中华”这个场域的限制是显而易见的，而一旦研究对象移至“伊斯兰中华”、“满蒙中华”、“虚拟中华”等其他各种在事后可能归纳得出的场域，意义就会随之转变。这样的多时空性要求更进一步搜集个人化的知识历程，而不限于英语的平台。

不过，在“盎格鲁中华”这样的场域中与在其他场域中相同的是，“施拟夏化”是文明互动的现象，镶嵌在各种个别行动者的内在需要与外在遭遇中。在本文中，四位亚洲离群学者的中国知识以及自我知识两种知识链，不只是在研究者可以把握到的经验层次，也在他们直觉无法把握到的超验/无意识/文明层次中发生。本文以四位离散学者为例，说明在这个过程之中，行为者如何通过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自我认识与生命实践，来满足其内在心理的需求以及外在环境的限制。这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能动性说明，“施拟夏化”的过程正是建立在永远具有重新决定自身认同以及形象的行动者之上，使得从国家离散出去的研究者能够自己决定自身的所在。而这个选择的决定权及其实践，就是“施拟夏化”的文化场域，是在英语议程上的“盎格鲁中华”。

四位学者的价值观与性格都会对他们的选择有影响，但是本文的宗旨是探究他们所展现的可能性，而不是解释学者们如此研究中国的必然性；因此所重视的是遭遇后的抉择，而不是不受遭遇所影响的内在定性。简言之，本文企图将学者的知识能动性加以重新诠释，而不是科学地解释学者为何必然如此研究。(www.xing528.com)

遭遇与选择是促成“施拟夏化”的微观机制，唯有在与不同的文明相遇之际才会有“施拟夏化”发生，这使得行动者在抗拒、施予、临摹或这三者的组合之间作出各式各样的抉择，或者是根本不选择。这一连串的选择，是基于行动者对中国通过“认同”与“形象”这两个概念反思性的回溯而产生的。由于行动者从属于不同的政治与文化脉络，不为来自中国或反中国的任何单一政治势力所垄断，并在英语化的议程上开展，这样的“盎格鲁中华”所形成的“施拟夏化”过程必然是多地点且同时发生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文明冲突或中国威胁则似乎不可能是“施拟夏化”的结果。“施拟夏化”蕴藏着可能性，使得不同的行为者在相遇之时，永远有着新的回应策略，并因而改造作为“施拟夏化”核心的中国文明的内涵。至于因为中国崛起的印象所带动的种种反思，正使得“盎格鲁中华”这个空间的显著性日渐增加。本文认为，中国的重要性不只是在于主权中国的空间，而是在于这个“盎格鲁中华”的空间，其中美式资本主义的实践、民族主义与人权口号的运用、外交政策上的权力平衡以及华裔离散社群的多元文化意识起伏，都是可以支持行动者在其中找到自己位置的思想资源，并且可以在实践中重新定义中国是什么。例如，谭中从批判与“中国”相对的美国史学出发，发现了一个继承印度遗产的中国；黄朝翰以科学主义出发，发现了一个必须通过新加坡英语化、科学化与华裔化的政策语言才能呈现的客观中国。因此，“施拟夏化”的过程，除了说明什么是中国，也定义了什么是与其互动的外于中国的另一个文明，即关于行动者的母国的知识：日本、韩国、香港、欧洲、美国、东南亚、印度。但这些知识通常是以英文发表的，在“盎格鲁中华”的议程上，使得“施拟夏化”必须进一步选择决定中国“形象”的评价标准。总之，在“盎格鲁中华”的论述空间中，研究者所面对的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人、台湾人、华人或印度、东南亚华人等，而是同时继承并且重新创造文明，等待接受消费而同时又消费自己与读者的行动者在多重集体的、家庭的、个人的身份之间折冲。

“施拟夏化”是意义的创造，因此必然涉及微观的行动者。本文的四位行动者直接参与此一意义的创造，既处理他们身为离群知识分子的多重文明遭遇，又赋予“施拟夏化”核心的中国在认同上与形象上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