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拟夏化：多元学术生涯中的重要镶嵌点

七、镶嵌在多元学术生涯中的“施拟夏化”

论述中国的亚裔离散学者多半是以英语来写作的，这决定了他们所诉求的读者以及所卷入的不断演化的“盎格鲁中华”空间。不过，在研究议程上更加注意或忽略中国并因而实践“施拟夏化”（或“抵施拟夏化”／“累施拟夏化”）的学者们又有另外两个特色：第一，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敏锐，使他们即使并不同情中国，却也有意无意地从认同与形象两方面赋予中国在知识上的定位；第二，他们所认识到的中国，并不限于地理空间上的主权中国而已，这使得华人社群得以利用亚裔离散社群对中国作出的研究来重新改写或认识什么是中国以及华人。

（一）兼差的“施拟夏化”

本文所要论证的是，“施拟夏化”是自我认识与中国认识之间的相互构成，从母国与现居国遭遇中打开，限定了他们在认同与形象的知识议程上必须面对什么期望，但不能因此决定他们实际的选择。对于入江昭与金淳基所在的“盎格鲁中华”论述空间而言，这两位以“亚洲”为研究关怀的学者主要的问题在于处理中国与母国的关系；对于黄朝翰以及谭中的“盎格鲁亚洲”论述空间而言，主要的议题则是中国与现居国的关系。当然，他们绝大部分研究所实践的“施拟夏化”，无非是让中国的价值更广泛地与世界相互影响，这也更容易反映他们对中国正面的情感。无论是黄朝翰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析，还是入江昭对于日本应为其二战罪行道歉的坚持，或是谭中对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阐述，以及金淳基对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关注，中国都成为读者更为可接触并相应调整自我认识的学问，其间透露出来的总是中国跟自己的关系（认同）与如何评价中国（形象）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来，即使是研究者为了客观知识所选择的研究方法，也无法避免地介入“施拟夏化”。然而，“施拟夏化”又必须通过个人化的理解与回应才有可能，所以与四位学者相同的遭遇不能保证同样的知识建构。黄朝翰的科学主义也确保了新加坡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保证了他的认同与形象，但同在大中华经济圈之下的论者中，质疑科学主义者大有人在；入江昭对和平与文化的执着不能化解右翼对自虐史观的焦虑；金淳基对世界秩序的关切以及中国参与其间的影响，并不能有助于秩序的完成；谭中的“地缘文明论”所传承的近代中国反帝国主义史学，却因为中国学者以反帝国主义批评印度对中国的政策而沦于曲高和寡。

如上所述，“施拟夏化”作为一个无法直接在直觉中被掌握到的知识过程，可以通过“认同”与“形象”两种概念对其进行反思性的理解。本文以四位学者面临的母国与现居国对中国的关系所进行的分析，也就是以“认同”与“形象”作为进路，还原了此一知识过程。黄朝翰以新加坡的策略需求来参与中国的市场研究；谭中则力图使中国尊重印度；金淳基希望顺势开辟朝鲜进入世界秩序的契机；入江昭希望说服日本人不要改变其和平宪法。并且，他们四人都感到一种对自身母国或现居国的责任：金淳基与入江昭这两位亚裔美国学者都通过中国来处理其与母国的认同问题；黄朝翰与谭中则是利用中国来处理其与现居国的形象问题。金淳基新近的关怀是中国作为世界秩序的参与者有助于朝鲜的加入；入江昭则关心以理想主义的外交手段来说服中国成为亚洲的一部分；黄朝翰则在向新加坡输诚时，发现了一个不被西方所掌握的中国，以之可以作为新加坡的他者；谭中则期待斩除亚洲的殖民主义遗绪的过程，使印度自己的遗产能够回归，以反帝化解印中文明之间的结盟问题。

（二）回应学术生涯而相对化的四个中国脉络(www.xing528.com)

这四位学者都避免直接介入现居国的政治，虽然研究中国对他们来说，纯粹是一种学术议题。不过，当他们面对其母国时，中国研究就不再只是单纯的学术生产而已。虽然他们长期待在现居国，但是他们却也常以旅外知名学者的身份回国演说。这难免使他们介入当地学术与认同政治，从而必须仰赖某种介入的动机。例如，入江昭每年都在世界巡回演讲或到中国接受访问时回日本到大学进行讲座。同样的事情也都不难在另外三位学者身上发现，例如谭中虽然住在芝加哥，但却不断地出席在中国或印度举办的会议。

入江昭于1997年开始于日本的大学进行讲座，阐述日本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宪法修正案的不当。他批判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指其为第二个小布什总统；并且，他公然表达他对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的偏好，以及对民族主义者麻生太郎的不满。他也对鸠山由纪夫提出的东亚共同体主张表示欢迎，并且认为应该将其扩大，将民间社会仍然具有活力的美国也包括进来，使得东亚共同体成为“亚洲太平洋”共同体。不过，他在面对中国听众时不断重申美国因其市民社会冲击而绝对没有陨落^[46]，并且呼吁这些喜欢听他批判日本民族主义的听众，注意所谓中国崛起不是政治现象，而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文明进程。^[47]入江昭早期的著作集中在研究“误解”如何在亚洲导致了战争；近来，他依然在中国发现同样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单纯地把中国视为受害者已不足以构成足够的力量来回应世界政治。真正重要的应该是，如何通过日本与美国为例说明中国崛起并不对这两国构成威胁，以此说服中国放弃走上权力竞逐的道路。换句话说，早期对中国作为受害者的同情，已被中国崛起的文明契机论所取代。

金淳基与韩国的重新接触，反映在他的学术兴趣从中国转移到韩国上。与入江昭不同的是，这种转向让他与中国保持了距离，因为大部分的韩国人并不认为中国会带来什么威胁，所以，金淳基对韩国政策的论述，主要批评的是美国的对韩政策。[48]这样的研究转向其实反映了中国的崛起，以至于因外界认为朝鲜与中国较为亲近，所以其想法就可以更方便地进行表达。与金淳基这种对美国的暧昧态度相较，谭中明确的反霸权主义则是对中国崛起也有着类似的两难态度。一方面，谭中相信中国崛起是一种大国的反殖民主义路线；另一方面，他仍然担心这种中国路线会在印度产生反感。在芝加哥定居之后，他主要是利用网络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并且颂扬印度。在这四位学者之中，只有黄朝翰在与中国不断接触时不但没有什么心理焦虑，反而因为摆脱了东南亚那种对华裔疑惧的环境而能舒畅地从中国当地的需要出发，提供政策建言并与高官会谈，得到了更高的社会地位。

反之，中国使得谭中与入江昭产生或多或少的焦虑，虽然前者对中国也抱有相当程度的热情。谭中忧虑生涯所在的印度与母国中国产生冲突，而入江昭则是担心其现居国美国与中国有更大的裂痕。与谭中一样，金淳基也对中国抱有热情，视其为朝鲜得到公正待遇的一个契机。谭中则认为中国提供的契机是印度留在中国的遗产以及文明交流理想的实现。对黄朝翰而言，中国则是提供了他展示自己中国身份的机会。从形象方面来说，入江昭与金淳基也许考量到现居国的观感，而在其生涯早期都尽量避免提出具体的政治立场，虽然他们现在都要求日本与美国接受中国的崛起。当然，他们两人的形象立场仍有所不同，入江昭只有在中国时才用英文演讲，而金淳基无论到哪里都是用英文。至于谭中与黄朝翰，他们也是在自己后来侨居的美国或加拿大才算真正遇见了中国。

总之，这四人的中国研究也随着岁月而改变。早期他们皆视中国为一个外界的对象，无论是帝国主义的对象、误解的对象、冷战的对象或是科学主义之下的客体对象。但是随着中国崛起，他们对待中国的态度有着明显的转变，并且都将中国视为一个具有能动性的主体。最明显的例子是入江昭与谭中，后者对作为未来的中国有所期望，密切注意说服中国；前者将中国放在权力政治与文明政治之间，认为日本有责任影响中国作选择，但选择的权力显然在于中国自己。谭中鼓吹中印大同，找回属于印中之间的文明关系。而对于金淳基而言，他支持中国的重要性不如外界眼里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中国崛起是朝鲜对世界发言的前提。黄朝翰则是在退休之际，得到了来自中国对其专业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