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中：中国学人在印度的历史贡献

六、谭中^[38]

（一）离散的中国（湖南）学人与印度

谭中的父亲谭云山曾助泰戈尔于印度建立第一所中国研究中心。他们两人都认为，中国与印度不可能会互相伤害，因为两者不是两个对立的国家，而是历史际遇类似的两个不同文明。泰戈尔认为个人是文明交会的场所，而谭中的父亲也接受这样的说法。两人所说的文明，自然与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大相径庭，而谭中本人更猛烈批判了后者的文明冲突论以及费正清的朝贡体系研究^[39]，指责他们都误解了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另一方面，谭中还批评了提出中国威胁论的印度学者，声称中国与印度两国之间实为两个文明互相学习的关系，因此绝对不会发展出任何帝国主义或者是霸权宰制的关系。同时，谭中也与中国台湾以及大陆学者争辩印度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比如对于佛教的接受、龙的图像的引用以及对平等主义的追求等等。谭中分析认为，印度文明早已深深地烙在中国文明之上。也因此，他特别称许印度大象与中国飞龙共舞的图像。^[40]

在退休之后，谭中通过对地缘政治以及地缘经济的批判，发展出他的“地缘文明说”^[41]。他认为地缘政治过度重视了权力竞逐，而忽略了地缘经济学在研究中国与印度时所重视的互赖性。在讲到地缘文明时，他认为喜马拉雅山同时是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摇篮，是印度两大河以及中国两大河的源头，并以此解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和谐。他提出“中印大同”（Chindia）的概念来说明中国崛起，以中国在历史上从未利用优势想要占领印度的事实，来论证中国不具侵略性的国际行为模式。对谭中而言，中国是一个有特殊内在逻辑的精神性文明，不曾对印度或其他国家制造威胁。因此，印度与美国都不应该恐惧一个更强大的中国。

与谭中咄咄逼人的反帝国主义倾向相比，东南亚华人研究的权威，深受英国与中国史学影响的王赓武，在言词上就少见锋芒。然而他一样认为，中国的世界观完全不同于西方。王赓武的中国研究是建立在他所受到的英国史学影响上的，以“英联邦”的历史溯源研究作为中国海外华人研究的方法，将东南亚华人所处的空间位置视为建构出共同的中国认同的构成要素。因此，要理解中国就好像要理解英联邦一样，得从不同的地理空间来进行多地点研究，而不能强求一个共同的标准；中国虽是单一的主权国家，不同于西方，但中国自身也存在各种不同。王赓武发展出来的理论，非常强调异质、流动以及不确定性，以至于强调各地中国人实大不相同。^[42]不同于谭中对中国特殊性的辩护，王赓武认为中国的特性来自不同地理空间下的发展，因此，他应该会认为“施拟夏化”的提法将会虚构出某种中国中心，以至于中国认同的多元建构过程遭到扭转成为单一过程。谭中则会对“施拟夏化”抱有正面的期待，认为这个概念更能够说明中国文化不断包容的学习能力。

（二）个人与群体的脉络(www.xing528.com)

谭中跟随泰戈尔的理念，致力于批判殖民主义，并且大力抨击美国学界对中国的错误认识。1962年爆发的中印战争让他因为他的华人血统而丢了印度国防部所属大学的教职，这显然影响了他对身份的高度敏感。这个经验有助于谭中建立自己独特的学问体系。对于致力于摆脱英国视野的印度学术界来说，谭中所宣扬的一种别于主流中国学的反帝史学观相当具有吸引力，例如谭中指出费正清因为从欧洲中心出发的殖民主义的贸易企图，误以为前现代的中国朝贡体系为一种商业性的交换系统，而没办法看出那只是一种规范中心与边陲国家的礼仪。^[43]在中印战争之后，谭中以这种史学为出发点，发展出一种印度中国观之下的反殖民主义中国学。^[44]这种史学方法论自然是泰戈尔的文明论以及谭云山世界观的遗绪，使印度缺乏反帝批判的中国学界深受撞击，中国史学因而成为反帝的途径，这使得遭遇中印战争的谭中不致因其华人血统而影响到他在印度的发展。

除了在印度鼓吹重新理解中国之外，谭中也大力敦促华人学者对印度进行研究，了解中华文明如何受到印度的影响。泰戈尔与谭云山虽也早已做过类似的尝试，但以失败作收，谭中的努力也同样遭到台湾学者与大陆学者的反对；不过，他倒是成功地激起读者的兴趣。具体而言，谭中所呼吁的，是认识中国所继承的印度遗产，但仍能够在学习中不失去其本真性的能力。只有将印度与中国紧密地连在一起，才能确保中国外于西方。换句话说，西方作为中国的他者，是通过印度作为中国的过去来保证的。这也使得现代印度可以放心地学习现代中国如何面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因为后者代表的不过是前者的过去。这与泰戈尔和谭云山认为印度应该前往中国学习佛教的想法是一致的，即印度得前往自身的过去以学习自己的未来，因为中国已然继承了印度所失去的佛教的遗产。

古代的印度留下的遗产返回到现代的印度，说明了印度对于泰戈尔、谭云山与谭中三人而言，可以通过文明的往返而保存。印度文明从未消失，只是从古代延迟（defer）到了现代，通过自己留给自身的遗产，通过将自己寄还给自己而再一次地现身于世界之中。中国对于他们三人的重要性就在于，印度需要一个他者将自身的遗产留给自己，将佛教重新引回印度（泰戈尔与谭云山），将自己的过去重新找回来（谭中）。这个自我赠予的过程所开展的认同知识将印度与中国置放在平等但各有其本体的存在中，以其形象知识否定欧美评价标准，此即谭中在书写“地缘文明论”时实践的“施拟夏化”过程。

中国崛起对于在中印战争之后尝试化解文明对立的谭中而言，不啻是一个天赐良机。有关“地缘文化”的数本专书在他退休之后一一问世；他的学术思想也随着中国网络的发展以及书报评论而受到重视。^[45]在2004年，谭中受邀来到上海科学院的世界中国论坛，对一千名左右的学者发表专题演讲，成功地实现了他参与建构中国自我形象的希望。他将中国崛起作为文明沟通的契机——或者说，中国崛起就是印度留给自己的遗产重新回到印度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