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黄朝翰对中国密切关注的结果

五、黄朝翰

（一）在新加坡的离散广东学人

黄朝翰常将中国放在总体经济结构的层次中进行分析。在进行对中国经济政策与经济问题的分析时，他也假定能够从中国领导人的位置进行推断。他尝试以科学方法以及从统计模型的客观角度，了解中国领导人如何面对自己的政治处境。他的工作包括形势分析与提供政策建言，同时，他了解在新加坡的环境下，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须保持格外敏感。^[32]他所发表的公开著作以中国经济发展的课题占绝大多数。他对于中国领导人如何克服政治困难的经验过程相当关注，但类似“中国崩溃”这种极端立场对他毫无吸引力，而他也不至于浪漫地渲染中国经济的美景。

黄朝翰对其研究主体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新加坡政府的需要，因而是建立在中国崛起的假设上。^[33]新加坡内部华人社群与其他多元种族的共生常为新加坡在面对以华人为主要少数族裔的其他东南亚邻国时带来困扰，因此，对于与新加坡共享华人社群认同的中国，以及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黄朝翰必须格外谨慎。黄朝翰视中国不过是东南亚国际关系中的另一个国家行为主体而已，因此，东亚国际关系中并没有所谓的中国中心的世界秩序。作为一个客观且又独立存在的国家，他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客观的数据与分析来研究，因而不是本体上与众不同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中国有其特殊的经验，诸如领导人接班、社会主义改革以及SARS的危机处理等中国经验与其他国家迥然不同，因而，中国的表现要如何评价，必须根据中国自身的特殊情况来理解。^[34]中国这种本体上相同，但实践上歧异的案例，正是使得采用英语与社会科学而无碍地沟通于欧美各国，且与来自中国内部的学者及专业人士交流不辍的新加坡，能对各地的中国研究有所启发的原因。

相对之下，同样接受美国训练的新加坡华人郑永年与黄朝翰一样都重视中国学者所提供的分析。郑永年是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专家，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有其实用性以及情感性的双重面向。两人都认为中国研究应该是客观的，不过黄朝翰是对政策环境的理性分析，郑永年是对民族主义的感性分析。^[35]并且，两人也同样认为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决策模式，必须通过从中国而来的经验数据与资料才能精确把握中国现象。两人真正的不同，在于如何处理对中国的情感。原籍香港的黄朝翰对中国有所同情，但以情感作为分析的途径可能会威胁到在现居国新加坡的生涯；浙江出生的郑永年对此则不予隐藏，经常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介入中国政策的辩论。相形之下可看出，个人能动性在选择分析中国的方式时有起作用。最后，黄朝翰应该是把“施拟夏化”当成新加坡对中国密切注意并回应调整的过程，郑永年则会关注中国民族主义能否在回应全球化之际开展出实用性。(www.xing528.com)

（二）个人与群体的脉络

由于四分之三的新加坡人具备华裔身份，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也就特别微妙。一般来说，新加坡的华裔学者认为东南亚华人的本质与中国人不相同，尤其反对华侨、离群、海外华人等中国中心的名词。鉴于中国对东南亚政治的潜在介入倾向^[36]，新加坡的反共情结和对东南亚邻邦华裔族群政治的高度敏感，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都不鼓励中国研究。但中国崛起使得新加坡这个国际商业金融中心不可能自外于这股以中国为中心的政经及学术潮流。首先粉墨登场的中国研究是孔子研究，紧接在其后的则是以中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以实际研究为对象的东亚研究。为了避开敏感的“中国研究”字眼，新加坡所有与中国有关的研究资源都几乎由东亚研究垄断；并且，其研究大半是靠短期约聘的海外华人为主力，并以英文写作与科学方法从事研究。这些特色说明了新加坡努力在中国研究的知识生产上避免与中国产生直接的政治联系，而黄朝翰就是最适合这种知识制度的典型，因为他中国内地出生、香港长大、以英文进行写作、受过科学训练，并且举家移居加拿大。

黄朝翰过去在他成长的香港作为居民，后来到新加坡成为当地社群的客卿，两者一样都是背向中国移动，因而与中国保持了一种稳定的距离。除了他在新加坡政府的直属上司吴庆端以及间接上司李光耀之外，黄朝翰不只没有得到终身聘用的保证，在学术上与当地的本土社群也并无密切来往。他所聘用的研究员也都只是最多五年一聘，而没有得到长期的研究职缺，毕竟他所主持的东亚研究所（EAI）唯一在意的是政府所关注的政策分析，以及新加坡总理吴庆端希望能够掌握的中国内部观点。也因此，黄朝翰的研究对象尽管是他一直都很关注的中国问题或东南亚华人议题，从中却可以看出他的工作不受情感上的深刻关怀所影响。吴庆端期待他聘用华人研究员，因为吴庆瑞不相信单凭反共立场足以回应中国的变化。吴庆端对于黄朝翰的影响，甚至还可以体现在后者以实用主义与战略分析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上。

其结果是，黄朝翰所领导的东亚研究所几乎与新加坡社会脱节。细看黄朝翰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他认为东南亚华人与中国人越来越不同，但他不断地与中国频繁接触，并且以中国作为主题诉诸英语世界的读者。^[37]与李光耀一样，黄朝翰对待中国的态度是友善但中立的，他尝试在中国以及西方两种态度之外走出一条专属于东亚研究所的研究特色，也就是“更充分的客观性”。所以他需要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学者，以社会科学的模型在英文期刊上发表，后者支持了研究所需的科学性，前者提供了普遍科学无法顾及的经验现象。所以即使是“中国崛起”这个问题，黄朝瀚也不从外界的眼光去判断是否有威胁，而从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变迁的内部回应着手研究。总而言之，新加坡政府所资助的东亚研究所成功地使新加坡与中国保持了一种政治上的距离，使新加坡避免扰乱与邻邦的关系而在政治上对中国中立，而这种在学术以及政策上的分析却正是新加坡积极参与中国的基础。中国作为新加坡的他者，是建立在中国或西方并无不同的知识前提之上的，可用社会科学及英语议程加以重现。矛盾的是，他愈成功地让新加坡出入于中国与欧美之间，就愈可能模糊新加坡与中国的区隔，使得“施拟夏化”同时成为一个处理新加坡的中国意识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