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与形象：两种‘施拟夏化’的知识生产链

二、认同与形象：两种“施拟夏化”的知识生产链

在认同这个问题上，亚裔离散社群所经历到的困境常常来自母国与现居国。^[11]他们常常觉得有必要以现居国国民的态度来面对母国所发生的政经问题；但在同时，母国却也常成为他们心理上的关注以及生理上获取社会经济机会的依据。如果母国与现居国产生冲突，则会让他们进退维谷，而崛起中的中国在此则刚好给了他们一个参照点，也就是说，他们的中国研究暗示了他们在母国与现居国之间所作出的决定，这个决定往往是现居国主流社会密切观察他们认同何在的便利依据。

另一方面是形象，离散社群学者的自我形象与他们所描绘的中国形象之间的关系，早已经被学界所关注。^[12]首先，离散学者们常在研究之前就得知他们必须先决定是否要用现居国所接受的普遍价值，诸如民主、人权、资本主义等等来评断中国。第二，如果这些标准不能适用于中国，那他们还得确定对现居国的知识界或媒体而言有意义的其他标准。总之，离散社群学者虽然并不一定要完全依循现居国的价值体系来理解中国，但却总应力图避免将中国放在某种普遍价值的框架之外独树一帜。换言之，他们起码必须提出一个比中国范围更大的价值体系，来对他们现居国的读者提出诉求。

这样就可以体会到，何以他们的中国观同时涉及了个人认同与社会印象两个面向。在既有的四个例子中，“认同”所涉及的通常是从母国看中国，“形象”则较常涉及从现居国看中国。如果母国在中国中心的秩序之中位于比较边陲的地方，那么学者在认同的问题上，就相对没有一种将中国切割出去的需要；反之，在中国中心的秩序中仍能显得与中国地位相仿的国家，这种与中国区隔的需要就比较强烈。例如，韩国的学者就不像日本学者那样，后者相对明显地要将中国的历史文化从日本之中区隔出来，成为异国的历史文化。从形象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现居国是欧美或所谓西方国家，那么对中国采取符合普遍价值的评价倾向会比较明显，反之则否。例如，居住在北美与欧洲的亚裔离散社群比较倾向同意中国的政治状况应该以自由民主的规范来评断。

必须说明的是，本文作者对四位学者的解读围绕的是他们身在母国与所在国之间的身份策略，以及四位学者对于母国在中国中心的秩序下所处的位置（见表1）。这是由作者的关怀所决定的，也是在阅读四位学者的访谈与论文后，事后归纳出的关于母国所处的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四位学者的母国如何处在中国中心的秩序中，仍是本文作者自己的断定。因此，这个归纳同时涉及作者与学者的认知，两者显然也是相互投射或相互构成的。

因而，自我认识与对中国的认识之间的相互构成，可借由认同与形象这两个概念加以归纳。把握上述所提的这两种认识后，“施拟夏化”实则可视为无所不在，无时不在，而并非只是中国崛起后的现象。这两种知识生产的动机，一方面决定了我们如何通过中国这个第三者来定位自己，以此产生关于认同的知识，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我们该如何评价中国，以现居国或者是欧洲的前殖民母国作为第三者。通过这两种知识生产链所实践的“施拟夏化”，才建构出所谓的“中国研究”及其相关知识。准此，以中国为客体所进行的知识生产工作，在直觉上虽然只是单一的研究过程，但这种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却也已打开了与己共存但在直觉上隐而不显的另一种知识过程。面对中国这个被对象化的研究客体，论述者有可能仅以“非反思”的态度来进行知识生产，但只要通过回溯来归纳，另一种针对中国与研究者自身本体构成的知识生产，就是“施拟夏化”的文化意义。例如，中国崛起作为一种以中国为客体的知识被生产，于此同时又有另外两种知识被生产，即形象与认同。(www.xing528.com)

本文将以四位学者的个人访谈为基础，对这种知识过程所进行的初步整理。他们分别是旅居新加坡的客观主义论者、香港/加拿大华裔学人黄朝翰；旅居美国但频繁往返于美日之间的日本裔学人入江昭；归化美国的理想主义者、韩国裔学人金淳基；旅居印度、在印中边界战役后屡受质疑的华裔学人谭中。本文认为，“施拟夏化”存在于他们在对中国进行概念化研究、在遭遇“盎格鲁中华”所赋予的不同文化位置之时，也是在其间的知识生产过程发生之际，是个人基于对认同与形象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所打开的中国认识与自我认识。

表1　离散学者的中国观：脉络与选择

入江昭具有美国职业生涯经验，其母国日本地位与中国平等。他虽视中国为有其自身特殊性的本体，但认为中国仍可在普遍价值中接受评估；这样的选择与旅英的日裔学者菅波秀正相一致。金淳基出生在相对边缘于中国中心秩序的韩国，并且长期在美国任教。他认为中国虽然可被普遍价值衡量，但却不是一个特殊的本体。这个观点跟美籍韩裔的康大卫可进行比拟。黄朝翰生长于香港而任职于新加坡，视中国为与其他各国并非不同的本体存在，但又不坚持认为中国一定要符合普遍性的价值规范。他从国家主义进行分析，这与郑永年从民族主义分析虽有不同，但在对于中国虽非特殊但并不宜用欧美标准去看待这一点上，两人却有共识。至于在退休之前长期居于印度的谭中，则视中国不同于他国，并且不认为普遍价值可以判断中国，这个立场跟生涯足迹遍及澳洲、香港与东南亚的王赓武可相互参照。

本文重视个人化的研究历程，而不强调族裔或血缘，故若选择任何其他四个学者，本文可能归纳出不同的意义系统，而任何其他的归纳者也可能对同样四位学者归纳出不同的意义系统。本文的目的是要探究个人的能动性，这无非是要探究学者摆脱特定族裔或血缘限制的可能性；本文希望借此反证出，只要有无关于族裔或血缘的意义系统可以通过事后归纳而存在，学者便不必在族裔或血缘限定的意义系统中接受检证。不过，若有其他学者没有摆脱族裔或血缘的限制，或有读者坚持以族裔或血缘检查他们的研究，这就是基于选择而不执行本文已经展示的摆脱的可能性，而不能证明摆脱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