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离散学者对中国的遭遇与选择

“施拟夏化”的文化机制：四位亚裔离散学者对中国的遭遇与选择

石之瑜 吴昀展

石之瑜/台湾大学

吴昀展/新社会科学学院

本文旨在通过四位学者的学思历程来说明“施拟夏化”（Sinicization）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对于如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1]与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2]这样的学者而言，“施拟夏化”既为文明传递现象，必然会涉及自我与他者互动时的机制，其间涵盖了双向或多向的文化实践与文化论述。本文具体强调文明传递现象中在文化面向上的两项机制，即遭遇与选择，主张“施拟夏化”必须是关于意义的赋予及接收，通过意义的传播及其衍生，可更清楚说明的是，当代诸如全球化、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多元文化的发展，并不能成为垄断“施拟夏化”的思想系统或政治势力，而充其量是提供了一个或可名之曰“盎格鲁中华”（Anglo-Chinese）的文明交会场域，直接或间接在英语化的思想议程上，使得中国与东西双方同时相会的主张，成为想象中的可能。在这个“盎格鲁中华”的场域之中，“施拟夏化”所体现出来的，可以是成为欧美民族国家形态后的中国与其他国家成员之间的互动^[3]，或是“中国”这样的身份意识对其所及的、含括欧美在内的多种行动者的自我认同所起的作用，或是超越主权疆界的离散社群对中国的认识及其因而带动（或反映）的、涉及欧美世界秩序的另类社会关系。^[4]

准此，“施拟夏化”聚焦之所在，乃是不能固定其内涵的中国与其内外世界的互动，例如使用中国制造商品的消费者、各地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政治团体、摸索中国乡村民主路径的基层干部，或生活在东南亚的、祖先为中国人的当地华人，等等。^[5]这些互动都是在“盎格鲁中华”的概念场域之中开展“施拟夏化”的实践过程。换句话说，这个在“盎格鲁中华”的概念场域中所主张的“施拟夏化”，尝试总结所有涉及与中国有关的自我发掘与诠释的微观过程，因此也就当然涉及了当代国际经济势力所关切的经济、安全与政治等面向。本文以下则将焦点放在四位资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学思历程之上，借此说明“盎格鲁中国”与“施拟夏化”这两个文明概念所赖以进行的微观意义过程。(www.xing528.com)

黄朝翰（John Wong）、入江昭（Akira Iriye）、金淳基（Samuel Kim）与谭中（Tan Chung）这四位亚裔学者的学术作品，大半是用英文来讲述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历史。他们个人的学术生涯以及作品，可以视为几个通向并塑造“盎格鲁中华”这个未完成场域的未完成文本。他们的学思历程并不必具有任何文化、族群、学派或国度的代表性，故他们不是某个母体的样本，选择或不选择他们作为“施拟夏化”的实践者，是基于本文作者的机遇、巧合与情感。但是，他们的学术活动无不默认了一种自身所在的想象的结构，但正是这个结构的想象性，促使行动者必须通过反思来进行意义上的选择，从而有意或无意地修正尔后对这个结构的想象空间。这四位学者的生涯均有部分坐落在某种隐而不显的位置，那可能是多数人都或多或少经历的位置，即某个同时处在所谓中国与所谓亚洲之间以及所谓东方与所谓西方之间的位置。这个容许多面向、多出发点的“施拟夏化”过程及因而形成的边界模糊的场域，本文称之为“盎格鲁中华”。在此之中，各种涉及中国的概念、意识或表征，可以被行动者不断挪用与再挪用，以至于同时又永远保留了某种“抵施拟夏化”（de-Sinicization）或“累施拟夏化”（re-Sinicization）的可能性，故行动者可以不断地从群体与个人出发，在有意识或意识不足的身份抉择中，来开展自我认识。

在地缘、语言与时间上，这四位学者所处的角度非常不同。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亚裔社群，包括韩国、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与日本；并且，他们也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主要任职所在的国度包括美国、新加坡与印度，但无不深刻涉及其他社群。他们大半生涯中都以英文来写作，但是他们也不时援引其他语言来进行叙事。^[6]本文认为，这说明了“盎格鲁中华”并不一定只以英文或是中文来表述，而可以第三者的语言来掌握在英语化与中国化的概念之间的自我并回溯自己，刻画自己的未来。^[7]简单来说，“施拟夏化”不可避免地镶嵌在行动者内蕴的文化与地理的多元性中。事实上，这四位学者从他们的生涯后半开始，都或多或少对自己的家乡流露出更多的情怀与注意。这也说明了他们学术上的中国与书写上的英文，无法垄断他们作为研究者的议程设计。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中国特殊性有关的新近主张诸如“崛起”、“天下”、“中国特色”等等所代表的，是某种具有本质的中国，已不再是“施拟夏化”必然的内涵，且也不再是这四位学者在自我实践中从一而终的选择。故除非认为民族国家是当代主要文明的唯一有效载具，不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就不会可信。相反，以上四位具有跨国经验的学者所展示的，常是选择要摆脱民族国家的垄断。^[8]可见，无论是承认或否认中国的特殊性，都已经默认了一个关于中国的身份选择，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用学术或政治中立的要求彼此检证，因为中国是否具有特殊性或是否在扩张，都必然地涉及中国是什么或中国的范畴何在的认同与政治实践，因而其间的机制是选择，而非中立或不选择。

当然，行动者不可能完全掌握这个有时隐而不显的立场，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也不需要充分了解，自己以中国为主题的学术作品与个人认同，究竟是被什么决定的？这四位学者既不能控制他们已经或正在遭遇的政治社会情境，同样也不能控制这个隐而不显的“盎格鲁中华”的形成。^[9]例如，他们所操持的学术语言，对于任何一个本身就已具有另一种通用语言的学术社群而言，都有不可回避的意义，毕竟能不能或如何分享他们的英语文本，是必须在意识上加以处理的问题，因为每一个群体都各有回应英语化的中国文本之道，并以此反映出他们既有论述结构之间的差异。然而，个人如何具体根据这种论述结构的差异来进行语言与文本的选择或不选择，就不再是既有论述结构可以说明的。因此，行动者与结构的遭遇以及遭遇之后的选择，是“施拟夏化”得以发生的两个主要文化机制。在本文以下讨论中，文化指的是中国对于研究者的意义；文化机制指的是他们的遭遇与抉择影响了中国对他们的意义；语言是他们写作与演讲的工具之一，因而是前述两种机制运作的结果。

本文尝试通过这四位学者的中国论述，包括黄朝翰的科学观、入江昭的中间主义、金淳基的综合模式与谭中的地缘文明批判，来归纳这个“盎格鲁中华”场域的两个主要面向。简言之，他们似乎都在设法回答因为身为亚裔的英语作家而遭遇的两个问题：第一，该如何于“盎格鲁中华”这个场域中定位自己？亦即，中国是否应该属于一个与身为研究者的自己相同的世界秩序？第二，实际上应该如何评估中国？亦即，中国是否应该以欧美文明的价值为依归？这两个问题分别影射了与研究者本身身份直接相关的问题，是故，自己在论述上如何处理中国，涉及他们在所属社群中的自我定位。表面来看，金淳基与入江昭似乎因为在美国学界有深厚的关系而倾向于将中国置于西方普遍性的价值之下，而黄朝翰与金淳基则都因为自己的母国处在中国边陲而倾向于接受中国与自己处于同一种政治秩序中。谭中则由于未与美国学术圈来往而又出身于中国基层，故而对中国有一种近乎自然而然的与众不同感。这四位遭遇不同文明脉络的学者，不可避免地要对文化资源进行选择性的挪用，从而赋予笔下的中国以某种意义。通过进入“盎格鲁中华”的论述空间，他们所处的隐而不显的位置，促成他们在学术论述与学者生涯中，有意无意地选择自己的认同策略，以便让中国能适应于他们所处的世界，也让他们能适应于关于中国现象的演化，这个相互构成的双向过程，厥为“施拟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