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多立克东游录》与元代中国

《鄂多立克东游录》与 元代中国

李世佳

李世佳（Vladimír Liščák）／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引言

方济各会传教士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又译和德理，原名为Odoricus de Portu Naonis [拉丁语]，Odorico da Pordenone[意大利语]，约1280／1285—1331）或是13至14世纪游历中国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的叙事作品《东游录》（Itinerarium）有众多抄本流传至今（包括原始文本和法、意、德等文的译本）；这些抄本的写作年代多为14世纪，这便显示出它的流传是何等迅速和广泛。在拉丁文手抄本当中，我们可以识别出其中有六种基本修订方式。有几部完成于布拉格的手抄本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

评论者一般认为，《东游录》所述的内容具有非凡的价值，这既源于其巨大的历史和地理学意义，也因为这些内容为读者喜闻乐见。另有一些对《东游录》饶有兴趣的评论家似乎更加强调它在读者中产生的效果，而不是内容本身。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鄂多立克的《东游录》是一部复合叙事作品（composite narrative），其中至少有三个叙述层：一是鄂多立克亲自向威廉·达·索拉纳(William of Solagna或Guglielmo da Solagna）修士叙述的章节，二是索拉纳自己撰写的章节，三是马契辛诺·达·巴萨诺（Marchesino da Bassano、Marchesinus de Basiano或Marchesinus de Baxido）自己附加的段落。

妇女缠足、鸬鹚捕鱼法、贵族留长指甲的习俗都是鄂多立克记录中广为人知且有据可考的“奇谈”（mirabilia）。另外，它还记录了“渎山大玉海”，即现藏于北京北海公园的一樽13世纪的大型玉雕酒瓮，在手抄本中，它被称作“merdacas”(密尔答哈)、“merdicas”、“medochas”（源于意大利语—突厥语的组合词“Mar di qaš”，意思是“大玉海”）。

鄂多立克非常简略地讨论了方济各会士在“大鞑靼”（Tartaria Magna，即东亚北部）的传教事迹以及某些皈信事件。他颇为满意地提到，若干中国城市里都存在基督徒团体，如杭州和汗八里（拼作Cambalech, Ghanbalau, Cabellec等，即大都)，并记录了一些城市的方济各会隐修院，如泉州（即刺桐，拼作Zayton），扬州（拼作Iamzai）与汗八里。

这一作品还以不少篇幅描写了四个方济各会托钵修士在塔纳（Thāna，现印度孟买城附近）的殉教之事，记录了他们的骨骸如何被移置于泉州。

元代中国的基督徒

在元代，中国的官方文献中指称基督徒的常用词是“也里可温”。这一统称谓不仅包括第二次入华的聂斯脱里派^[1]，也包含元代时期入华的欧洲基督教。也里可温教在元代统治者的支持下进入民间，但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少数人的宗派。在元朝濒临衰亡之际，它也随之走向没落。这一宗派在中国始终未能产生广泛影响，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没有博得中国读书人的青睐。

在13世纪，除了聂斯脱里派之外，还有四个罗马天主教群体居住在中国或其周边地区：暂住或定居于中国商业中心的意大利商人、蒙古入侵东欧带来的少量奴隶、方济各会传教士和罗马教廷派遣的使节以及皈教者。

13世纪40年代中期，当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前几批使团被派遣到东方时，由少数罗马天主教徒组成的小团体已居住于哈拉和林（Karakorum，或称“和林”，Qaraqorum），即当时蒙古帝国的首都（直至1267年）。这一小团体主要由佛郎机人（Frenchmen）组成，他们是蒙古军队入侵匈牙利所带来的俘虏。^[2]

鄂多立克的传教

1245年，教宗英诺森四世先后四次向蒙古派遣使节。这四次遣使行动总体上是成功的，并借此获得了大量的关于东亚（orientalium partium，即“世界东部”）的信息。在元朝（1271/79—1368）建立者忽必烈统治下的“东方朝廷”（Eastern Court），渴望在统治中国的同时确保能够得到西方的协助。1289年，教宗尼古拉四世委任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 Corvino，Johannes de Monte Corvino或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6—1328）出使中国。当他抵达元朝新都汗八里时（约1294年）^[3]，忽必烈已驾崩，但元廷仍对他优礼有加，并鼓励他留住此地。

作为罗马天主教首位来华传教士，孟高维诺成果颇丰。他勤学蒙古语，翻译《新约》与《圣咏集》，建造了一座天主堂，据称在短短的几年内（至1305年）已有六千皈教者受洗。在这段时间内，方济各会在江苏（扬州）、浙江（杭州，拼作Cansaia, Chunsai, Cunsai等）及福建（泉州）这些滨海地区建立了基地。1307年，教宗克莱门五世获悉孟高维诺成功传教的喜讯，决定派遣方济各会主教七名东迁协助孟高维诺，并将他祝圣为第一任汗八里总主教，以及东方诸邦（in toto dominio Tartarorum，意即“在鞑靼人管辖的所有领地内”）的宗主教（summus archiepiscopus）。

鄂多立克是孟高维诺麾下最具活力的青年传教士。他途经印度，大约于1324年抵达广州（Censcalan），又在造访泉州、杭州、扬州之后北上，约于1325年抵达汗八里，继而在此留居，直至1328年。根据传统说法，他历时数年遍游中国，以俗语布道，换得两万多信徒。一直以来，鄂多立克主要被看作一位宗教人士，然而他对自己的传教工作却不著一词。我们只知道他“有意前往不信者的异域，为了收获一些灵魂”^[4]。有些手抄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记录说，他离开东方“获得了我上司的准允，上司遵照吾会的规章给予了恩许”^[5]。

鄂多立克没有提及自己的传教工作，对其他方济各会士的在华活动也只字不提，唯一的例外是他对拉丁文和中文仪式的讨论。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鄂多立克对此的缄默不语，或是因为他的传教工作在欧洲已为人知，或是因为他拒绝卷入方济各会内部关于传教方法的争论。

在其叙事著作中，鄂多立克倍感痛惜地评论道，他在亚洲相遇的或听说过的许多基督徒信奉的不是罗马天主教，而是聂斯脱利派——“他们是分裂教会者，最坏的异端”^[6]。他在中国也遇见了聂斯脱利派，具体说是在扬州。

他在多个章节中述及了其他宗教的信徒，尤其是当时被统称为“撒拉逊人”（Saracens）的穆斯林。然而，除了《古兰经》和前往麦加的朝圣，他没有对他们的信仰提供任何其他信息。他写道，大汗麾下有信奉不同宗教的臣仆，于是，鄂多立克的叙述让人觉得，蒙古对亚洲的统治在宗教上似乎非常宽容。

若干手稿本在书末增加了一篇题为《大汗尊礼》（De reverentia magni Canis）的补编。有些版本在序言中称该篇是巴萨诺（Marchesino da Bassano）所复述的，某些版本则以之为鄂多立克自己的口述。此篇描述了大汗对十字架所象征的基督信仰的尊崇，这在《东游录》中是独一无二的。此事发生于大汗从上都^[7]的暑宫到汗八里的旅途中。根据此篇记载，鄂多立克和四位^[8]“小兄弟”（Minor Friars）（其中之一是一位主教^[9]）在路上遇见了大汗并向他致敬，而且唱了圣咏《求造物主圣灵降临》（Veni Creator Spiritus）。主教随后拿起一枚十字架给大汗亲吻：文本记载说，大汗“以极其尊敬和谦恭的姿态”亲吻了十字架。这些方济各会修士还听说，按照宫廷的规矩和风俗，不许有人空手去见大汗，因此鄂多立克进献了一盘苹果。^[10]由上文可知，此篇《附录》（Adiunctio）的作者（们）推断出，大汗在某种程度上对基督信仰已经有所体认，这可能得自“久居在朝廷中的‘小兄弟’^[11]”。

鄂多立克的游记

鄂多立克的《东游录》简略而迷人，它以通俗拉丁语（Lingua latina vulgaris, sermo vulgaris）写成，笔风平淡简洁。与其他关于东域的记录不同，这一文本中没有神学或护教方面的冗赘之辞，而这也是这部精彩的游记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这部游记的成功不仅因为内容有趣和文字浅易，还源于作者享有“圣人之名”（fama sanctitatis）。另外，鄂多立克作为方济各会士的身份赋予了《东游录》某种权威性。就知名度而言，这部游记在当时至少可以与马可·波罗（Marco Polo）以及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的游记相媲美。有趣的是，曼德维尔《游记》中的某些篇章与鄂多立克的描述惊人地一致，甚至，一些鄂多立克游记的15世纪手抄本甚至将此二人皆纳入了标题之中。^[12]

鄂多立克文本的流传过程十分复杂，原始文本的重建也极为困难。实际上，它正是“动态”文本（active text）的一个典型例证，这就是说，它在后期传播阶段中经历了多次重要修订。虽然这些修订大体上尊重了整体的作品结构与内容，而且某种程度上润饰了语言风格，但却使文本形式产生了极大的扭曲。(www.xing528.com)

迄今为止，得到鉴定的鄂多立克游记的手抄本已经有130余部。其中大部分为拉丁文写成，也即游记最初的写作语言。其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译本不久后也随即问世。^[13]15世纪的西班牙语和威尔士语版本也保存至今。

几个世纪之中，有关鄂多立克的书籍文章已经不可胜计。自2006年起，笔者着手为已知的有关鄂多立克的抄本、书籍及其他印刷资料编制目录。时至今日（2012年），笔者所录“鄂多立克书目总汇”（Biblioteca Odoriciana）已达五百余条。其中手抄本共计133部，包括89部拉丁文本，24部意大利译本，11部法文译本，7部德文译本，1部西班牙语译本，以及1部威尔士语译本。目录中的另外约380条包括了始于韦鲁尼乌斯·庞提库斯（Ludovicus Virunius Ponticus，约1467—约1520，刊本作于1513年）的刊印本，相关研究文献，以及期刊论文等。

在其中世纪手抄本译本当中，署名的译者只有四位，其中有两位法国人，让·勒·龙（Jean le Long, [d’Ypres]，亦拼作Ie[h]an le lonc；Iean le lonc，dit et ne dyppre；拉丁文为Johannes Longus [Yperius/Iperius]，1383年逝世）和让·德·韦涅 (Jean de Vignay，亦拼作Jehen de Vygnai、Johan de Vignai、Jehan du Vignay，约1283—1340之后)。14世纪的德文译本来自康拉德·斯特格尔（Konrad Steckel，亦拼作Conrad Steckel、Chónradt der Stekkel [Téchel, Steckler, Stocker] von Tegernsee、Conrado Töchel）。威尔士语的译本是一位著名的威尔士诗人所作，名为格拉摩根的大卫·唯山（Dafydd Vychan of Glamorgan，现代威尔士语拼作Dafydd Fychan o Forgannwg，亦拼作Syre Dauyd Bychein o Vorgannwc、Sr. Davydh Vyxan o Vorgannug、Sr. Davydh Vyxan Clamorganensis等）大概成书于15世纪50到90年代之间。

结语

鄂多立克游记的众多抄本充分显示出其流传之迅速与广泛。他在当时还被视作圣人，因为他离世之后旋即发生了许多“奇迹”并著录于官方文书。民间为之欢呼，使他很快成为崇拜的对象。城市中为他的尸骨建立了高贵的神龛，而他作为圣人和旅游家的威望在14世纪中期已经广为人知；不过，教廷直到四百年后（1755年）才将他列入真福品。

如今，鄂多立克常被尊为“中国人的使徒”（l’Apostolo dei Cinesi），其逝世纪念日1月14日也被确立为鄂多立克的官方庆典。不过，我们首先应该把鄂多立克视为最早来到中国元代朝廷的欧洲旅游家之一，以及一位极富有洞察力的观察者和叙述者——曼德维尔将鄂多立克的叙述选入他自己的“游记”之中，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鄂多立克将大量有关东南亚和东亚的信息传播到欧洲，其中最有价值的便是那些关于中国的篇章，尤其是对沿海城市和对大都的描写（他在此居留了三年）。鄂多立克的《东游录》也成为《卡塔兰地图》（Catalan Atlas）^[14]的珍贵参考资料。此地图是14世纪最为先进的制图作品，被认为是马略卡（Mallorcan）制图学派的巅峰之作，也是中世纪制图学最精致的作品之一。对我们而言，图中绘制的“契丹”（Catayo）部分尤为重要。其制图者当然只能从同时代的记录中获得信息，尤其是马可·波罗的行记。其中所绘的中国城市尤为精详，就此而言，他们一定也参考了鄂多立克的游记。

光绪十五年，有一位郭栋臣（1846—1923）神父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圣家书院求学，曾把这一游记译为中文，题名《真福和德理传》，由武昌崇正书院刊行，书中并附有注释。1931年，香港《公教报》从印单册，只存正文，注释部分已全部删去。

（[意大利]窦安德译）

注释

[1] 845年标志着聂斯脱里教（Nestorianism, 即“景教”）在华第一次浪潮的消失，当时非本土宗教的神职人员被勒令还俗。基督教的第二次入华发生于信奉聂斯脱里教的中亚部族向中国北部迁徙时。

[2] 关于这一基督徒小团体（community）的史料见于卢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约1220—约1293年）写给法国路易九世的信。

[3] 忽必烈于1294年2月18日驾崩，元成宗（铁穆耳，1294—1307年在位）继位。

[4] “...volens transire ad partes infidelium, ut aliquod lucrum facerem animarum.” 拉丁文引自Ms. sig. XVII E 2, Odoricus de Foro Julii, liber de terra sancta, PRAHA, Knihovna Národního muzea，藏于布拉格国家博物馆图书馆，下同。

[5] “...et hoc de licentia prelatorum meorum, qui hoc concedere possunt secundum regule nostre instituta.”

[6] “...qui sunt scismatici et hæretici pessimi.”

[7] 在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著名的诗作《忽必烈汗》（“Kubla Khan, or a Vision in a Dream. A Fragment” ，1797/1798）中，“上都”被译为Xanadu（源于蒙古语šanadu），使这一名称在欧洲广为流传。诗开头即云：In Xanadu did Kubla Khan / A stately pleasure-dome decree: / Where Alph, the sacred river, ran / Through caverns measureless to man / Down to a sunless sea. （忽必烈汗把谕旨颁布：/ 在上都兴建宫苑楼台；/ 圣河阿尔弗流经此处，/ 穿越幽深莫测的洞窟，/注入阴沉的大海。）（译按：汉译从柯尔律治：《神秘诗！怪诞诗！——柯尔律治的三篇代表作》，杨德豫译，7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8] 此数目仅见于部分手稿本。

[9] 在鄂多立克的游记中，这或许是唯一提及孟高维诺或其辅理主教之处。

[10] “...ipse Frater Odericus erat cum Fratribus Minoribus sub umbra unius arboris iuxta viam ubi ipse Chan erat transiturus. Et cum appropinquare cæpisset, unus Fratrum illorum, qui erat Episcopus, indutus pontificali ornatu, accepit crucem, et impositam baculo in altum erexit. Tunc ii quatuor cæperunt altis vocibus hymnum, Veni Creator Spiritus, decantare... Et eos ad se vocavit, et visa cruce, erexit se in curru, et deposito galerio capitis sui, crucem humiliter deosculabatur. Et quia statutum est, quod nullus audeat appropinquare currui suo manibus vacuis, idcirco Frater Odericus parvum calathum plenum pomis pulchris obtulit ei pro xenio. At ille sua poma sustulit et de uno comedit, alterum vero gestans in manibus inde recessit.”（“僧侣鄂多立克修士与‘小兄弟’一起停在大汗要经过的路边树荫下，于是，当可汗开始接近时，他们其中一位（是主教的）僧侣披上了教服，拿起十字架，并把它举在了一根棍子上边。随后，他们四位开始大声唱起了圣咏《求造物主的圣灵降临》……汗[可汗]把他们叫过来，在看到十字架之后，便从车上站了起来，摘下头上的帽子，谦恭地反复地亲吻十字架。然而由于按照风俗规定，没有人胆敢空手去接近他的车，所以鄂多立克修士拿了一个盛着漂亮苹果的小盘子献给了他作为贡礼。他拿起了苹果，吃了一个，却把另一个留在手里，然后回去了。”）

[11] “Ex quo loculenter apparet, quod ipse Chan aliquid sapit de fide catholica, et hoc per inductionem Fratrum nostrorum, qui in curia sua continue commorantur.”（“从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可汗本人至少对天主教信仰有所体认，这是因为我们的‘兄弟’长久居留在他的朝廷里。”）

[12] 参见Itinerarius fi delis Fratris Oderici, socii militis Mendavil, per Indiam (《关于曼德维尔骑士之友鄂多立克修士赴印度的真实旅行记录》) (Mainz, Kapitel der Kathedrale, Ms. 52), 或Itinerarius fi delis Fratris Oderici socii militis Mandauil per Indiam, Wolfenbüttel,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eissemburg. 40。

[13] 这些手抄本除三部藏于美国之外，其他大部分散藏于欧洲各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尤其是意大利、法国、英国、奥地利和捷克。有某些资料表明，至少有一部手抄本由耶稣会士带入中国。

[14] 约于1375年，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地图绘制者、马略卡岛的犹太人亚布拉罕·科勒斯克斯（Abraham Cresques）和耶胡达·科勒斯克斯（Jehuda Cresques）受王子阿拉贡的约翰（John of Aragon，1350—1396）之托绘制了“世界地图，即世界和包括地球所有地区与居于此的诸民族的图像”（Mapamondi vol dir aytant con ymage del món e de les regions que són sus la terra e de diversas maneras de gens qve en ela habi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