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家庭变迁与革命的关系

巴尔扎克

法国文学家（1799—1850）

在巴黎的一个幽静的庭院的草坪上，默默地站立着一个巨人。

他那颗充满智慧的头颅微微昂起，以鄙夷、傲慢的神态冷视着世界，过分粗壮的脖颈，显示出惊人的精力，蓬松的头发、宽大的睡袍，透露出蔑视世俗的放浪不羁。

这就是著名雕塑家罗丹未完成的杰作——奥诺雷·巴尔扎克的塑像。这座尚未完成因而略显粗糙的塑像，充分地表现出了这个文学巨人坎坷的命运和多彩的一生。他给人们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总题为《人间喜剧》的几十部文学杰作，使人们从中清楚地看到那个动荡年代法国社会的一幕幕悲喜剧，而实际上，在他的童年、少年及青年时期，就已经上演了这“人间喜剧”的第一幕。

1799年巴尔扎克出生的时候，10年前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方兴未艾，它震动和影响了整个欧洲，也对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经历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巴尔扎克家庭的变迁也得益于这场革命。

巴尔扎克的祖上是姓巴尔萨的农民世家，到了他父亲那一代，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巴尔扎克的父亲不甘贫困、厌倦农耕，离开了土地来到巴黎。他善于应变，富于进取精神，又正赶上大革命的浪潮，社会地位逐步提高，甚至还在政界露过头角。这时，他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姓氏搞得风光一点，于是，带有土腥味的“巴尔萨”就变成了具有资产阶级气息的“巴尔扎克”了。而到了后来，在一次吹牛时，他又说他家与古代骑士德·昂特拉格·巴尔扎克的家族沾亲带故，而这一线索又被他那有着丰富想像力的儿子——大作家巴尔扎克加以夸大而似乎成为确切无疑的事实。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一点，但并不妨碍这位大作家在所有需要签名的地方都堂而皇之地签上“德·巴尔扎克”，他甚至把德·昂特拉格·巴尔扎克家族的纹章漆绘在自己的马车上四处招摇，这倒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心态。

不过，作家巴尔扎克并没有在这个家庭中得到他可能或者应该得到的东西，甚至包括儿时父母的钟爱。

巴尔扎克的父母可以说是处于两个极端。父亲在经过挣扎拼搏取得了不错的地位之后，开始尽情地享受，他以全部的精力追求快乐、美食、女人、游乐，一切可以赏心悦目的东西他都不放过，而对别的，哪怕是他的儿子也不闻不问。而母亲呢，则总觉得生活中一切都不如意，她似乎到处都受到伤害，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症候，她觉得对于家庭自己已经做出了极大的牺牲，而这种牺牲却未得到丝毫的回报，于是不停地抱怨，一直到死；对待孩子，她不允许他们有一点个人的自由，永远严格地监视、干涉他们，她那喋喋不休的“善意”的忠告和泪眼婆娑的苛责，搞得孩子们个个都惶惶不安，而巴尔扎克只要一听到她的声音就会吓得猛地一抖。

更令巴尔扎克不堪忍受的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母亲对他就像是后妈一样表现出极度的冷漠，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母亲曾对她的孩子表现得这样缺少爱怜。巴尔扎克刚一出世还没等满月，母亲就把他送走交给一个乳母看管——一直到巴尔扎克4岁。他的家里是那么宽敞、阔绰，可是他却无权回家住，只有每个星期日，母亲才准许他回家探视一次。巴尔扎克和母亲看上去不像是母子，倒像是什么远房亲戚似的。巴尔扎克从小就没有玩具，也没有人送他礼物，有病时也没有母亲在一旁问寒问暖、端水送药；他从来没有从母亲嘴里听到一个慈爱的字眼儿，每逢他突然亲情萌发想要对母亲表示一点依恋之情的时候，一声狠厉的呵斥就会把他的任何亲昵的表示赶得无影无踪。巴尔扎克多年之后仍对此耿耿于怀，怨气未消地说出这样的绝情话：“我从来不曾有过母亲。”看得出来，他的确是被母亲伤透了心。

7岁的时候，这个“没人要的孩子”被送进了一所寄宿学校。学校远在另一个城市，母亲似乎就是希望他能尽量离她远一点，眼不见心不烦。

在旺多姆的教会学校里，巴尔扎克度过了6年监狱般的痛苦生活。学校那黝黑的高楼，厚厚的围墙，看上去更像是一座监狱而不是一所学校。从入学的那天起，学生们就开始接受严格的训练，没有假日，家长只能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被准许看望他们的孩子。学校的收费很便宜，衣食费用也在其内，供给孩子们的东西自然也就特别少，所以父母必须另外给孩子准备衣服，而巴尔扎克一次也没得到这样的照料。每到冬天，他都和其他一些家里比较贫穷的孩子一样，手指冻裂，脚生冻疮。

不过，对于这些，他已经习惯了，他本来也不奢望能从父母那里得到什么额外的关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里，在种种苛刻的条例、规定的限制下，他觉得似乎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非常痛苦。而教师们也很快感觉到，当他们对巴尔扎克加以诱导时，在他身上似乎有一种抗拒这种诱导的力量，但却找不到这力量的源头所在，于是就认为他蠢笨、偷懒、任性。所以，巴尔扎克总是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惩罚，不但没有游戏或是闲暇的时间，还时常被禁锢起来。更令他难以忍受的还是体罚，他永远也忘不了那皮带落在手上时肉体和精神所受到的难以形容的痛楚。皮带厚厚的，教师举起它来，像是对眼前的学生怀着深仇大恨似的狠狠地打下去，被打的手掌上立刻就会泛起一条血痕。当然，这种痛苦咬咬牙就挺过去了，最难忍受的还是对心灵的伤害——为了接受这种惩罚，犯过失者必须从凳子上站起来，在同学们的睽睽众目之下，走到教师的讲桌前，然后在教室中间跪下，伸出手去接受对自己的侮辱。对于巴尔扎克这种神经格外敏感的人，这样的开端更加重了他的痛苦，这使他常常想到死囚犯走向断头台的情景。对巴尔扎克来说，受刑前的精神折磨比皮带落在手上的那一刹那更难忍受。这种悲惨的体验在巴尔扎克那儿像家常便饭一样频繁。

的确，在学校里，巴尔扎克在一些课程的学习上，比起别的同学来是有些差距，但是老师没有看出，这个看上去懈怠、懒散的学生有着过人的理解力和分析力，他的漫不经心，只是因为功课对他来说是太无趣了，他的注意力早已被别的更有吸引力的东西所带走。

那个对巴尔扎克更有吸引力的东西就是书籍。在他12岁的时候，给他补习数学的一个工艺学院的图书馆员曾答应他，可以把他喜欢的书籍借出来。但那个图书馆员没想到，为了这个承诺他会付出多大的辛苦——这个学生对书籍似乎有一种极强烈的饥饿感，他疯狂地“吞食”着每一类书籍，无论是神学、哲学书籍，还是科学、历史书籍，一律接纳，使得那个图书馆员常常为了给他借书而奔走不迭。这种不择亲疏的阅读方式，倒真的为巴尔扎克以后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而在这方面，他那过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又帮了他的大忙，他可以一目十行，而且心灵的理解与眼睛的操作密切配合，可以很快地从一个个单词中准确地抓住它们所表达的意思，而这种意思又马上变成场景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眼前。(www.xing528.com)

这种境界已足以使他痴迷了。人们当然很难再把他的注意力固定在某一单词的词尾变化或者什么语法规则上，所以即使在课堂上，他的思想也常常飞翔于书中所提供的幻想之中，而把老师眼下正在讲着的东西完全不放在心里。这时老师只要一看到他目光发直地呆望着教室的一角，就知道他的脑子又不在教室里了，于是老师把他叫起来回答问题，而他往往连老师说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很自然的结果是他又遭到了一次惩罚。为了忘却惩罚带来的痛苦，他又会重新沉迷于白日梦中，而这样又会引来新的灾难。这种没有尽头的循环往复，使他的神经濒于崩溃。

14岁那年，巴尔扎克终于离开了学校这所精神的监狱。这时，他才算有生以来第一次回到父母的家中。他的父母发现，这个孩子完全变了个样子，在以前，他们只是在偶而探省的时候才看一眼巴尔扎克，而现在当他们不得不更多地面对自己的儿子时，发现他不论外表还是内心都完全改变了。6年多的僧侣式的苦修生活，使这个原来胖乎乎的红脸蛋的孩子，竟变成了一个形容枯槁、非常紧张的儿童，他瞪着一双大大的充满惊恐的眼睛，像遭受了一场大灾难的人突然回到了家里，无论人们问他什么，他都好像是听不见，只是懵懵懂懂地坐在那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好长时间。

1814年，巴尔扎克家搬到巴黎，他又被送进一所寄宿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又重新遭受到他在旺多姆教会学校所受到的折磨，而父母对他的态度仍然一如既往。

在这里，他仍然不能使自己成为一名“好学生”，于是父母又把他转到另一所学校，然而，他的成绩仍不见佳，在一次只有35名学生参加的拉丁文考试中，他竟然名列第32名。取得这种成绩的学生，在人们的眼里还会有什么出息呢?母亲本来就怀疑他不堪造就，现在的情况恰好不幸地证实了她的预感，她写给巴尔扎克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简直找不出更有力量的话来对你形容你给我造成的这种忧虑，你真是太使我失望了。你不肯用功，漫无检束，对功课荒疏，你要得到惩罚的。”这样的谴责，对巴尔扎克来说已经是耳熟能详了。

不过，不管母亲有多少不祥的预感，也不管巴尔扎克的成绩如何低劣——以致屡屡遭到斥责和惩罚，他居然也终于凑凑合合地毕业了，而且在他17岁的时候，还以一名法学系学生的身份进入了大学。这不能不说大大出乎他的师长和父母的意料，他们暗自庆幸，也许这个蠢笨的孩子会从此开窍吧。而巴尔扎克似乎也松了口气，不管怎么样，现在自己是大学生了，可以有理由避开家庭的限制，可以以一种自主的意志去读书，并且可以名正言顺地把闲暇时间放在他所热爱的事业上。

巴尔扎克没想到的是，他高兴得还是太早了。别的不说，对于闲暇时间他的父母就有另外的看法。他们觉得，年轻人是不应该有闲暇的，他应该利用每一分钟去做更多的事情。具体地说，他白天在大学偶尔听听课，晚上再看看书就够了，至于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应该找个职业，为了自己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一分钟也不能浪费。于是，巴尔扎克秉承父母之命，一边在大学上学，一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书记员，整天埋头于什么遗嘱、产权、债务的纷争之中。两年以后，他又到另一家律师事务所当见习录事。这段生活，不仅使巴尔扎克熟悉了复杂繁琐的诉讼业务，而且使他透过律师事务所这个窗口，看到了千奇百怪的巴黎社会，看到了许多“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这对他日后的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到此为止，事情似乎正像巴尔扎克的父母所希望的那样发展。本来从他小时起，父母对他就是漠不关心的，不知为什么，等他长大了，不需要父母的关心可以自己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家里反倒开始“关心”他了!当然，这种关心对此时的巴尔扎克来说却是避之不及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巴尔扎克现在总算是走上了“正路”了——法学士学位考试已经通过，律师事务所的录事也已经当上，对于这样一个“平庸的孩子”来说，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结果吗?他的父母此时可以松口气了。

1819年4月，巴尔扎克从大学毕业了。平步青云、财运亨通的前景似乎已经在他面前展开。但是就在这时，他却突然宣布：他讨厌这一切，他要当作家!

这一声明在母亲耳里无疑是一声惊雷，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向老实而懒散的儿子竟会产生这样异想天开的念头。她的第一反应就是，这绝对不行，一旦她的亲属知道了这个消息——巴尔扎克太太的儿子将要成为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作家或是报纸的投稿人，对她来说将是一个深深的耻辱，让她怎么能抬起头来?于是，她用眼泪和斥责想使巴尔扎克明白，必须把这滑稽的念头打消，而且永远不许再提。相比之下父亲倒显得冷静得多，他一向对除了自己之外的事情不怎么在意，虽然此时正赶上他财源不畅，儿子放弃有收入的职业必然需要他来接济，这使他感到有些不快，但他也只不过抱怨两声，并不纠缠不休。

不过，巴尔扎克既然宣布了这一决定，说明他早就下定了决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且，他并不仅仅把这件事看成是一次职业的选择，而是把它看成是对父母之命的一次公开的反抗。他过够了没有自由的生活，现在他要自己做主了。

所以，不管是父亲的抱怨，还是母亲的哭闹，或是亲戚朋友的劝告和指责，都不能使巴尔扎克改变主意。他只有一句话：“我要当作家，而决不当律师。”尽管此时他并不知道在作家这条路上他能走多远，能干出什么样的事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争论，家庭的阻力终于未能打消巴尔扎克的选择，父母在反复商议后做出了这样一个妥协的决定：给巴尔扎克为期两年的试验期，在这两年中，给他提供生活所必需的费用；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巴尔扎克不能表现出足够的才能，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那他就必须抛弃这一莫名其妙的邪念，回到律师事务所去。

对于巴尔扎克的母亲来说，做出这样的让步是很令她沮丧的，但同时她也抱有一种强烈的信念——巴尔扎克很快就会重新回头的，根本用不了两年。因为她从来没有在巴尔扎克身上看到一个作家应有的才华，她一点也没想到，巴尔扎克正是从此走上了大作家之路。在很多年以后，当她已经成了鬓发如霜的老太婆的时候，一想起这件事还是感到那么不可思议。但是，这些却已经成了事实。

一个天才的成长，往往会超出任何人的想像——哪怕是他的亲生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