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全球影响

我们正处于人们迄今所知最大的技术革命之中，这一革命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远比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变革或早期的工业革命更深刻，当然也更迅速……——C.P.斯诺，1966年 

当代的一些重大问题，是所有社会的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1985年，为了不顾一切地追求安全，大约有10000亿美元被投资于军备6但是，钱花得越多就越不安全。两个超级大国已经积聚了最大规模的武器储备，可是美国人和苏联人同小小的瑞士或斯里兰卡的人民一样不安全。同样，失业和贫穷通常是与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相关的两大灾难，但是今天，不仅仅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西欧和北美的干百万人也在深受其苦。生态环境的恶化通常归因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短视政策，这些国家准许人们伐光国内的热带森林，让沙漠占据可耕地，然而发达国家同样存在这一问题：美国中西部的表土就像沙尘暴时代一样继续遭受侵蚀；加利福尼亚肥沃的中央谷地的一部分正在变成含盐的沙漠；在美国东北部、加拿大东部和欧洲北部，酸雨正在使森林变成褐色，使湖泊变成毫无生气的蓝色，更不用说伦敦、巴黎和科隆的一些著名纪念碑遭到侵蚀了。 

那么这些给全球各地带来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起作用的力量有很多，但最基本的力量则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第26章里我们已经着重提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对欧洲地区和非欧洲地区的决定性影响，今天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更要深刻得多，迅速得多，而且遍及方方面面。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先来考察这场新的工业革命的起源和性质，然后分析其对世界各地区和人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 

一、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源和性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多项技术突破，这几项重大技术突破的意义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值得将它们归类为第二次工业革命。 

实例：核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发了诸如蒸汽动力、电和汽油发动机之类的新能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墨西哥沙漠里的一声爆炸标志着人类掌握了核能。随着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核能首先被用于军事目的。今天，核能已被用于许多其他目的，如核动力船、生物医学研究、医学诊断和治疗以及核动力工厂。 

实例：取代劳动力的机器。第一次工业革命制造了节省劳力的机器，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正在制造取代劳动力的机器。，这些新机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国在二战期间使用的高射炮台，这些炮台里装满了计算机——电子存储器和指示机器如何对储存的资料进行加工的程序的结合体。因为有了微型半导体即芯片，计算机的体积也就可以比过去更小，运算也更快。它们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支柱，被用于电站、写字楼、超市的收银台、纺织厂、电话交换机和工厂的生产线。计算机是机器人的“大脑”，今天这些机器人可以从事焊接、油漆、搬运物资等工作，明天它们还可被用来做家务。 

实例：航天科学。当德国人用他们的V一2火箭轰炸伦敦时，他们是在使用几年后带领人类走向航天时代的武器。1957年10月4日俄国人把人造卫星1号发射到环绕地球的轨道上，这是人类第一次冲破重力的束缚，自由自在地探测宇宙空间。当时还没有人能够准确预见这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宇宙空间为制造商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如失重、无边无际的真空以及超高温和超低温，从而也就产生了很多计划，有的是为了建造自动化太空制药厂，以生产各种疫苗和纯组织培养液，有的是为了建造自动化太空工厂，以生产电路中使用的近乎完美的晶体，有的是为了建造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通过微波将能量传送到地球。更为前卫的是美国物理学家杰拉德·K.奥尼尔和前苏联天体物理学家I.S.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预测，他们预测人类将在宇宙空问建造巨大的平台或岛屿，在其上生活的人最终也许将会比在地球上住的人都还要多。 

实例：基因工程。1953年科学家们发现了DNA(脱氧核糖核酸)这种携带所有生物遗传密码物质的化学结构。自从学会通过DNA阅读基因信息以来，科学家们还学会了通过切断和拼接基因，通过让动物和人的基因在细菌体内繁殖，甚至通过在试管里制造全新的人造基因，来编写他们自己的基因信息。因此科学家现在已经可以阅读并修改基因密码，并创造出新的基因密码来。其实人类从大约10000年前开始驯化动植物起就一直在对基因施加影响，但是现在这种影响已经变得直接而迅速。科学家现在不是在动植物中经过许多代后作出选择，而是在一个个单独的基因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处置。这种基因工程为新的农业革命创造了种种可能性。在医学领域，基因工程已经创造出胰岛素、生长激素以及包括一种防止牛患上严重传染病口蹄疫的疫苗在内的若干新疫苗。

实例：信息革命。这场革命包括两部分：积累信息和传播信息。今天积累知识的速度是空前的和爆炸性的——仅世界各地每24小时公布的科学信息的数量就足以填满7套24卷一套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同样空前的和爆炸性的是用计算机储存和检索信息的速度，以及以光速——特别是通过卫星——向全世界传递信息的速度。任何国家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机或计算机得到这些信息。

实例：新农业革命。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来的是农业革命，它以圈地、经过改良的种子、科学饲养以及新农业机械为特征(第27章第4节)。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来的也是一场农业革命(“绿色革命”)，不过这场农业革命则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农产品需求大增、农产品价格急遽上升而引起的。主要粮食作物的各种新的杂交品种连同灌溉、肥料和农药一起大大增加了作物产量。20世纪90年代，由于基因工程的发展，继第一次“绿色革命”之后发生了第二次“绿色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科学家将取自不同生物的基因材料加以混合、配对。正如这一技术已经带来人胰岛素和干扰素等有用物质一样，它如今也正被应用于农业，以制造出能在含盐的或干燥的土壤中生长的植物；这类植物能够自行制造氮肥，不易感染由病毒、细菌、真菌和蠕虫引起的疾病，产量更大，营养价值也更高。这也就是为什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比人口增长速度快的一个原因。 

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对它的发源地——欧洲大陆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也很深远。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情况也不例外。但是由于这场革命的强度比前一次要迅猛得多，因而它对世界各地的影响相应地也就更加全面，也更具破坏性。 

二、对发达的第一世界的影响 

战后的繁荣与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分别以前所未有的5.6％和7.3％的年增长率快速增长。这一长期繁荣是由若干因素引起的，其中包括补偿战时损失的需要，大战期间被忽视和抑制的对商品与劳务的巨大需求，电子学和喷气式飞机运输等领域的军事技术转为民用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和整个冷战年代中巨大的军事购买力。 

在这一繁荣时期，一些跨国公司充当了全球经济扩张的急先锋。凭借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某些革新，包括集装箱运输、卫星通讯和现金管理电脑系统，它们现在第一次获得了在全球进行经营所需的技术。这些革新使这一时期的中等跨国公司有可能在11个不同的国家生产22种产品。跨国公司现在不仅能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制成品，还能输出工厂；在第三世界国家，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通常跟跨国公司本国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差不多，有时甚至更低。因此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繁荣期里，跨国公司年平均增长率为10％，而非跨国公司则仅为4％。 

这一全球性的繁荣也逐渐使工人阶级有所获益，至少在工业化国家如此。实际工资大幅提升，为周末短途旅行、一年_度的假期旅游以及分期购买私人住宅、轿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提供了足够金钱。这使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他们制定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创造了必要的购买力，可以避免过去屡屡发生的繁荣一衰退的经济周期。然而事实却证明，他们的乐观同1929年经济大崩溃前夕经济学家的乐观一样都是毫无根据的。 

20世纪70年代中期，繁荣让位于“滞胀”——一种让人无计可施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结合。战时的损失已经得到弥补，战争期间被推迟的消费者需求也已得到满足，不断扩张的工业生产力因为造成了生产过剩而达到了它的极限。这种过剩的生产能力导致了剩余物资的出现，因为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人大都未从全球繁荣中受益，至少没有作为消费者受益。而且海外工厂支付的低工资也限制‘了当地的购买力。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表明，1950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是欠发达国家的10倍，到1965年时这一比率变为15：1；据世界银行预汁，到20世纪末这一比率将会达到30：1。

二战后繁荣的一个基本的结构性弱点是，这一繁荣依靠一体化的全球生产，但却缺乏全球消费作为支撑。而且这一不平衡还因第三世界国家出口的原材料价格不成比例地下降和它们所负担的沉重外债而变得更加严重。到1986年时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已经接近10000亿美元，支付债务利息占去了其出口收入的四分之一到半。为了支付债务利息，第三世界各国政府都减少了它们的社会支出和进15。但是由于工业国三分之一的出口目的地是第三世界，所以第三世界进口额的减少立即导致了第一世界失业人数的增加。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15个成员国中，其失业率在1973年平均为3.4％，在1979年平均为5％，在1983年平均为8.3％，1995年则平均为11.3％。失业率的上升转而又引起对保护性关税的需求——这使人们不由又回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导致大萧条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 

这些经济问题驱散了二战后的自信心和愉快。那些认为繁荣衰退循环已被他们最终赶走的经济学家现在开始变得有些困惑不安。在国际高级研究联合会的一次会议期间(1983年6月)，来自15个国家的学者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都差强人意。“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正常秩序被打乱了的星球上，这个星球以一些与当代现实无关的经济概念为基础……我们想对那些基本信条提出异议，看看是否能修正或调整它们。”’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1996年报告中提到，全世界有30％的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充分，这也充分说明了修正或调整的必要。 

社会影响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上的一些挫折给经济学家们带来了许多困惑，但是它们对许多已经开始习惯于较富裕生活的入来说则更具破坏性。20世纪70年代期间，联邦政府鼓励美国农民增加他们对海外市场的产品出El，以抵消不断上升的贸易逆差。农民们热情地响应政府号召，从而使得美国的农业出口额从1971年的80亿美元猛增到1981年的438亿美元。但是接下来由于华盛顿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禁止对苏联出口，由于美元定价过高——相当于是在1984年向所有的美国出口商品征收了32％1~附加税，由于财政上受束缚的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减少了各种进口物，其国外市场又突然缩小，在1981年至1983年间，美国农业出口物的物价水平下降了21％，出15量则下降了20％。

此时的美国农民一下子发现自己处于经济拮据的状态中——这尤其是因为许多人为了买更多的土地和设备，以响应政府发出的生产更多产品的呼吁，以高利率进行了大量借款。破产的农民流离失所，家庭农场的数目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其顶峰时期的680万下降到1980年的280万，进而又下降到1994年的190万。美国人口调查局发现，在1985年，农场家庭的收人仅为非农场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三，在生活在农场的人当中，贫困率为24％，而非农场居民的贫困率则为15％。由此产生的情绪与社会的混乱反应在自杀率中：1984年衣阿华州各农业的自杀率比全国平均自杀率要高出一倍。 

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混乱在都市社区也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虽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失业率远远低于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但许多城市工人仍然认为自己现在更贫困。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失业被想当然地认为通常是周期性的，因此它一定会随着由不景气到繁荣的过渡而告终。但在今天，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人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再去做这种推测。理由之一是，随着生产由人工昂贵的国家迁移到人工低廉的国家，西方工人不再能要求和得到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高工资。另一个理由是，自动装置和机器人的普及正在取代工厂里的“蓝领工人”和办公室里的“白领工人”。整个西方世界的失业人数已经从1970年1月的1000万上升到1983年1月的3100万。的确，虽然工厂工作正在减少，但服务性工作(银行收纳员、供应快餐的工作人员、旅馆接待员、娱乐与健康的服务员)却也正在迅速增加——只是服务性行业的工资要大大低于制造业的工资。 

这些统计资料的人道主义含义已经在1985年的一份报告中被阐述得很清楚。这份报告是一个由22名成员组成、调查美国饥饿问题的特别工作组提交的，工作组的负责人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J.拉里·布朗。这个特别工作组除了在寻找“饥饿的面孔”的过程中采访那些挨饿的人本人外，还采访了州长、市长、教师和社会工作者。这些调查者断定，大约有2000万美国人民正在挨饿，其具体含义是，他们无力购买足够的食物并定期地完全耗尽食物。这些医生说：“在美国，饥饿是一场全国性的健康流行病。我们的判断是，美国的饥饿问题在最近10至15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普遍，更严重……我们相信，今天，饥饿和营养不良在全国各地都是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无论去哪个城市、哪个州，都会发现那里存在着广泛的饥饿。”2 

福特罕姆大学的社会学家在其于1993年10月发布的年度社会健康报告中揭示了美国的饥饿问题。报告通过分析人口调查局提供的社会问题报告来评估美国的社会福利。人口调查局的报告指出了美国面对的最主要的十六个社会问题，包括失业、青少年自杀、高辍学率和住房负担重等。报告指出，1973年的社会问题状况最好，当时的指标值是77.5，但调查当年的指标值却已经降到了38.8，这一降幅使调查者感到非常“震惊”。3 

三、对社会主义世界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对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对社会主义世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社会主义世界最终解体。我们注意到(第40章第1节)，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已经加速了苏联的经济发展，使它在1932年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国。接着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承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苏联经济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但是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获得了急剧上升的收益，苏联的经济复苏十分迅速。也正是这一成功促使赫鲁晓夫在1961年夸口说，苏联的工业产量到1980年将超过美国的工业产量。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苏联的发展速度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逐渐慢了下来，因此苏联的经济不是赶上和超过美国，而是进一步落后于美国。 

苏联经济减速的一个原因是，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供应不断减少，这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斯大林时期人力和自然资源都可以大量获得。另一个原因是经济规模日渐扩大，其内容日趋复杂，这使中央计划一切的做法变得日益困难也愈来愈无效。不过也许苏联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方面的——苏联的工人、技师和科学家不愿意只是执行来自上面的命令，而不在决策过程中起作用。当年斯大林主要是在同来自乡村未受教育的农民打交道，但在今天，苏联的劳动力中包括了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经理和专业人员；如果苏联要积极地参与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就需要开发这些人的创造力。但这件事却至今不能进行，因而其结果也就是灾难性的——正如洞察力极强的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所注意到的。1970年3月，萨哈罗夫和一个既是物理学家又是历史学家的同伴一起发出了一封《苏联科学家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党政领导人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对苏联的种种毛病所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值得引用： 

“为什么我们不仅未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而且正如人们所知，甚至不能在这场革命中跟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脚步呢?难道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像资本主义制度那样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同样的机会?难道资本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场经济竞争中获得胜利? 

当然不是。我们陷入困境的根源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恰恰相反，在于我们生活中与社会主义相抵触、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那些特点和情况。这一根源在于反民主的传统，在于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已经制定但却至今仍未被废除的一些公共行为的准则…… 

在社会政治范围内，阻碍我们经济发展的障碍物很多，凡是不能消除这些障碍物的措施都是注定无效的…… 

从我们的朋友外国那里，我们有时候听到有人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比作一辆巨大的卡车，这辆卡车的驾驶员用一只脚使劲往下踩加速器，同时用另一只脚踩刹车。更聪明地利用这一刹车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如果不采取一种导向民主化的做法，我们的国家还能指望什么呢?它只能期待自己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恢复到一个二流的地区大国的地位。”4 

从1964年到1982年，即勃列日涅夫长期统治期间，萨哈罗夫提出的“更聪明地利用这一刹车”的请求一直被弃之一旁。相反，人们仍在使劲往下踩刹车。对那些陆续有人提出的分散苏联经济——地方工厂和行政机关一些主动权的建议，苏联官僚都予以制止，甚至还将那些发出同样呼声的人们看作潜在的颠覆工具把他们关押起来，谁要接近他们都会受到严格的控制，并被记录下来。

使劲踩刹车所造成的影响正是萨哈罗夫所预言的那样。事实证明，严格管制和墨守成规与参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水火不容。今天全球经济的特点是：快速的技术革新、不断改变的消费者的爱好以及一体化世界市场中的激烈竞争。所有这一切均要求灵活、高效和适应性强——这些品质是苏联繁复的党和国家官僚机构所明显缺乏的。因此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从1950年至1970年间的5％至6％下降到1971年至1975年间的3.7％，进而又下降到1976年至1980年间的2.7％。结果苏联非但没有像赫鲁晓夫所预料的那样超过美国，反而被日本超过——日本成下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 

随着勃列日涅夫及其昙花一现的后继者(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去世，苏联领导人中建国的一代都已离开了历史舞台。1985年戈尔巴乔夫作为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人掌握了政权。这一代人已经认识到，在当前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里，只要一只脚踩刹车，另一只脚踩加速器，苏联这辆“卡车”就会被抛在时代后面。在1986年2月25日开幕的第二十七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批评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种种缺点，他所用的语言使人想起萨哈罗夫在1970年发出的警告，并证明这一警告是正确的： 

“我们的政府如一潭死水、只在原地踏步，我们的工作劲头在衰退，官僚主义逐步上升——这一切都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经济上的困境开始逐步形成……科学和教育、健康保护、文化和日常服务性事业的物质基础也随即落后了……遗憾的是，当时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经济机构中的任何变革都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离……这种于我们不利的局面要求进行变革，但是能在不改变任何事物的情况下改善局面吗?”5 

戈尔巴乔夫一旦大权在握，就开始以彼得大帝式的风格修正其前任的政策。1987年6月他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坦率地说，他决心与过去一刀两断：“我们的社会正在迅速变化……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非常的复杂……我们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但是我确信，最大的错误就是害怕犯错。”6 

戈尔巴乔夫使用的词语“害怕犯错”与罗斯福总统的“除了恐惧之外无所畏惧”惊人地相似。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重组堪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相类比。两者都是对带来创伤的危机——胡佛的大萧条和勃列日涅夫的经济停滞——的反应。两者都是由民族精英的领导者自上而下指导进行的。罗斯福和戈尔巴乔夫都对推翻社会制度的革命不感兴趣，而对能保留和重新焕发这些制度活力的改革情有独钟。尽管其改革目的都是保守的，这两个领导人都既遭到了害怕不确定未来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了要求施行社会外科手术而不仅仅是一时急救的激进派的反对。因此罗斯福被右派批判为本阶级的背叛者，并遭到了诸如主张“分享我们的财富”计划的路易斯安那州长休伊·朗一样的左派激进主义者的批判。 

最终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战争开设了工厂，创造了工作机会，从而结束了大萧条的噩梦。但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不幸的是，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将他解救出困境。当然，这对于世界来说则可能是幸运的。因此戈尔巴乔夫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与比罗斯福所面对的还要艰巨的一系列困难直接斗争。这些问题包括组成苏联的16个加盟共和国中难以控制的少数民族——由于遭遇了至少与美国30年代大萧条一样严重的经济困难，他们的敌意增加了。戈尔巴乔夫的重组计划提高了人们对经济条件改善的期望。然而，与此相反，经济形势却每况愈下。因为效率低下的企业被迫减少薪水甚至裁员，致使失业率直线上升。而由此而来的社会动乱则加剧了种族骚乱和冲突，正如在美国和西欧也发生过的那样——当时少数移民被指责应该为失业和低工资负责。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些堆积如山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到1991年时他已经被叶利钦所取代。苏联自身也解体了，被一个称作独联体的松散政治联合体所取代。另一个人们不喜欢旧的共产主义秩序的证明是，列宁格勒的市民们决定恢复该城在沙皇时代的名字——圣彼得堡。

叶利钦的变革措施比戈尔巴乔夫愿意做的要更多——使苏联解体，叶利钦希望这些改变能让独联体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在农业方面，他取消了国有和集体农庄。在工业方面，他于1993年将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变为私有。但是另外一个预料之外的不受欢迎的改变却是——大批在经济危机中失业的受过高素质训练的科学家的向外移民。随着对境外移民限制的取消，1987年有39000人离开苏联，1991年为60万，1992年达到100万。在过去，大部分的移民都是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比如犹太人、伏尔加河日耳曼人和亚美尼亚人。现在有如此众多的顶尖科学家都移居国外，有人担心留下的将不足以培养下一代的科学家。

对很多俄国人来说，同样值得警惕的还有意识形态的真空。在过去，官方的斯大林意识形态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政府拥有所有生产手段的所有权，中央计划委员会为经济制定计划并监督经济的运行。最初，这种战略似乎运行得令人满意。但是到1990年为止，俄国人却不得不面对他们的国家似乎真的就要沦落为一个“二流的地区国家”的事实，正如萨哈罗夫在70年代曾经警告过的一样。因此尽管过去他们吹嘘过要“超过”美国，俄国人现在却正面对着灾难性的经济滑坡和令人尴尬的意识形态困境。 

当第二次工业革命以非常危险的速度展开的时候，全世界几百万人都必须修正社会制度以适应高科技时代的到来。这是一个艰巨和令人不安的任务，它要求在数不清的互相竞争的社会制度中仔细地区分好坏，这就将我们又带回到了一个自古以来一直困扰人类的关键问题(见第1章第1节)——在技术变化和社会变化之间存在的长期的时间差的问题。我们将这个问题定义为：在运用智慧扩大知识和如何利用扩大了的知识之间寻找平衡的问题。

幸运的是，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经历了很多野蛮主义的20世纪可能仍然会在令人目眩的创造与创新中结束。但在另一方面，如果20世纪没那么幸运，在不幸中结束的话，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非常严酷的。从北爱尔兰到卢旺达，从波斯尼亚到苏联解体后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独联体，到处蔓延的野蛮已经开始有了预兆。 

四、对不发达的第三世界的影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的历史便是由政治上的胜利与经济上的灾难共同构成的。在摧毁殖民地帝国并在帝国废墟上创立新的独立国家时，政治上的胜利达到高潮(见第43章)。但是，随之而来的经济上的彻底失败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下降时达到顶点。经济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影响。 

在农业方面，绿色革命的新种子和新技术提高了生产力。但是这却并没有给大·多数农民带来好处，因为他们缺乏购买杂交种子、肥料和灌溉设备所需要的资金。只有拥有中型或大型农场的农场主才可能参加绿色革命，但他们却往往不种粮食作物，而改种更为有利可图的出口作物。而且他们可能还会采用节省劳力的机器，这类机器能带来更多的利润，但却迫使已经就业不足的农民逃往城市贫民区。在那里，他们通常会发现自己同在乡下时一样是多余的人。这一模式在墨西哥很明显，那里效率最高的农场现在正在为美国市场生产储藏可以过冬的水果和蔬菜，而玉米和豆类这种主要产品却是从美国进口，而且许许多多背井离乡的农民正在越过边境去寻找工作。与此同时，首都墨西哥城的人口到1980年时已经增长到几乎失控的地步，达到1400万——预计在以后20年中它还会再增长1400万。 

各大洲都在迅猛地进行都市化。因此到2000年时估计第三世界将有40个拥有500万或更多人口的大都会，而像这样的大都会在第一世界中也只有12个。1990年全球最大的大都会按照降序排列，分别是伦敦、纽约、巴黎、柏林、芝加哥、维也纳、东京、圣彼得堡、费城和曼彻斯特。到2000年时预计这一名单就应该是：墨西哥城、圣保罗、东京、纽约、上海、北京、里约热内卢、孟买、加尔各答和雅加达。有关这一全球都市化的重要一点是，至今没有出现随之而来的工业化。因此新到这些城市的人不得不去做那种收入仅敷支出的工作，那种工作可以使他们免予挨饿，但对国民经济却没起什么好的作用。他们靠做沿街叫卖货物、擦鞋、替人跑腿、推小车和蹬人力车这样的工作来糊口度日。 

五、对全球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分别给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社会产生了特有的影响，也对所有这些世界的人们产生了一些同样的一般性的深刻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技术变革都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打猎一采集到农业的转变迫使人们从动荡的游牧生活转向稳定的村庄生活。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同样意义深远。正在进行中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由于其前所未有的新技术的威力，影响更为广泛，也更具分裂性。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种全球影响中的四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对生态、种族关系、性别关系和战争的影响。 (www.xing528.com)

对生态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如此的强有力，以至于它不仅给地球上的居民留下了印记，也给地球这个星球本身留下了印记。因为地球是人类的家园，所以这种影响是生态上的。其实在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里人们都在对环境施加影响，这仅仅因为人是人，有人的需要，掌握了人的技术——尽管这些技术只是石头工具和火。但是今天他们的影响则更为巨大，因为人类的技术爆炸和人口爆炸结合在了一起。 

过去和现在生态环境的对比在西芒人的生活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西芒人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游牧民族，大约有2000人到3000人。他们看起来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不理会对环境的影响：他们把河水当作澡盆、洗衣房、厕所、钓鱼场，也当作饮用水的来源。同样地，他们随便地在耕种过程中放火烧林，在用火清除了的空地上播种，然后恢复游牧生活，收集动物们在没有保护的地方的残留物。 

西芒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每天平均消费不足5000千卡(其中的40％来自于人力，60％来自燃烧的柴火)，而美国公民每天的消费量则是25万千卡。所以西芒人的生活很有节制，几乎对他们的河流和周围的森林没有造成什么影响。而这种行为在我们的世界中就将带来灾难性后果，因为机器在不停地扩张，而居民的人数也从几千膨胀为几十亿。7 

由于机器和居民都在以加速度增长，所以生态环境也在恶化。农业和工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养活更多的人成为可能，而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公共健康措施则又降低了死亡率，因此世界人口快速地增长。尽管人类花了几百万年才在1830年达到第一个10亿，但此后只过了100年就又增长了10亿，而增长到第3个、第4个和第5个10亿则只分别花了30年、15年和11年。 

这些新近充斥地球的几十亿人一旦用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生产的机器装备起来，也就不可避免地给我们的家园带来了更大的而且似乎是还要无限增加下去的压力，这些压力比起我们祖先带来的要大得多。即便是在人口相对稀少、资源禀赋优越的美国，这种压力的痕迹也仍是随处可见：为从内不拉斯加到得克萨斯潘汉多之间的大草原地带灌溉的奥格拉拉大蓄水层枯竭了；加利福尼亚的牧场和长岛的马铃薯耕地被用来开发房地产；西北部残存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全国99％的有毒垃圾堆未被清理，仍在污染全国的水源。 

生态困境并不仅限于美国，它已经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传播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中国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现在是第二大工业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但是由于中国向前猛冲的工业化进程几乎是由其国内巨大的煤炭储备推动的，而煤炭的燃烧释放碳，是最不清洁的燃料，因此中国现在在污染物排放榜上高居第二名——到2025年它也许会升至第一位。中国消费者(有超过10亿)无疑会与其他任何地方的消费者一样努力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会想要更多家庭轿车、冰箱、家庭采暖设备、消费品，而所有这些都需要生产和开采更多的能源。一些环境主义者已经开始质疑这些“一无所有的人”不断升级的消费期望。但是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指出，是西欧人发动了工业革命，引发了随之而来的生态问题，他们不能指责“一无所有的人”，不能认为他们应该做“永远一无所有的人”。8

对种族关系的影响 

有史以来，技术就一直以决定人口增长和人口迁移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种族关系。例如，当我们最古老的祖先在非洲热带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技术，能够生火，制作衣服，搭建房屋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从非洲的基地扩展到整个欧洲和亚洲，并最终到达美洲和澳洲。同样，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农业和工业上的进步则使欧洲人口从1650年的1亿剧增至1914年的4.63亿。这也使得大批欧洲人在18和19世纪移居到西伯利亚和美洲的人烟稀少之地成为可能。今天，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同样的移民潮也在出现，尽管是反向的——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由于食物产量增加和健康科技进步(大众免疫、DDT、口腔再水化疗法)使得欠发达国家的死亡率急剧下降，而其出生率仍保持很高的水平，因此在1950年和1970年间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分别是1.1％和2.2％。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率是发达世界的两倍，这种新的模式将很难改变，因为第三世界的人口主要是年轻人。这对未来的意义在表44.1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它表明世界总人口正在以持续加速度的方式增长，它也表明了欠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的人口增长是如何发生的。

第三世界迅速增长的人口发现很难养活自己，因为正如上文所述，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已陷入停顿。因此这些为生活所迫的人们一旦有机会就会离开贫困的祖国，接受在发达世界里任何性质的工作。由于在二战后的黄金岁月里很多工作都是开放的，因此大约有1500万到2000万工人移居到西北欧——德国、英国、法国和北欧国家。其巾很多移民都来自南欧围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和土耳其。其他移民则来自其他各洲，主要是北非、巴基斯坦、印度和西印度群岛。

欧洲人最初还是比较欢迎这些移民的，他们称其为“来宾工人”，9认为他们过几年后就会带着积蓄衣锦还乡。但是这些新移民的举动却并没有如他们所愿。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在移居国扎下了根，自然也就不愿再漂泊下去。而他们出生在新国家的孩子也自认为自己是德国人、法国人或瑞典人，而不是土耳其人、巴基斯坦人或西印度群岛人。但无论如何，当战后经济的黄金时代结束、失业成为欧洲人面临的严重问题时，以往的“来宾工：人”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受欢迎。相反，他们现在被人憎恨，有时甚至受到失业人员的攻击。一些国家的政府试图通过向那些愿意回家的移民提供津贴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困境，但却极少有人接受津贴。 

欧洲人渐渐地也是不情愿地被迫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们面对的不是——个外来少数民族的暂时性问题，他们必须接受一个新的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大陆。现在，这些一直洁身自好的欧洲人，看到在他们的城市中出现新建的清真寺的尖塔，听到每天都从这些清真寺里传出大声的祈祷声，接受全天候以外语播出的电视和广播频道，应付穆斯林孩子在公立学校被教唱“向上的基督士兵”这首歌时的抗议，这些都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体验。 

美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不和谐：1995年美国的人口调查研究揭示，美国8.7％的人口(2260万人口)都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出生。在加利福尼亚，25％的人口是在外地出生的，纽约是16％。事实上，这个问题的专家总结说，如果目前多种族混合的速度持续下去，大部分美国人的脸孔将在几代人的时间中从白色变为棕色，美国混合种族家庭出生的孩子的数目将会从1970年的50万上升到1990年的200万。 

这种程度的种族改变在美国也产生了与在其他地方一样的影响。一份1994年路易斯·哈里斯的美国人口调查显示，有色种族认为他们比白人的机会更少，但是有色种族内部也几乎同样憎恨彼此，尽管他们在反对白人的时候是一个集体。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是，“我们拥有的多样性和少数民族团体越多，就必须克服越多的偏见和歧视。”10 

想来的确是有些让人不寒而栗，因为大规模的移民正在全世界制造少数民族团体以及随之而来的偏见和冲突。但最终结果也不一定就是全球恐惧，正如老虎·伍兹的生涯所昭示的一样：他是一个高尔夫大师赛的冠军，他的血管里流的是泰国、美国黑人、高加索美国人和印度美国人的混血。 

对于性别关系的影响 

在整个历史中，性别关系如同种族关系一样，也受到了技术发展的深刻影响。在采集食物的年代，女人们作为食物采集者至少为家庭提供了与男人同等的食物，因而她们能够享有同等的地位。随着农业革命的出现女人们放弃了流浪生活和村社生活，她们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在家中抚养孩子和从事家务劳动，从而也就再不能为家庭的食物需求作出同等的贡献。不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则为妇女生活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工厂和有薪工作成为抚养孩子和家务劳动之外的又一选择(参阅第26章，第6节)。 

而后建立的公共学校也使妇女们受益匪浅。在那里，她们可以接受与男子们相同的教育。到20世纪初期，妇女已经赢得了选举的权利。1900年时妇女参加全国选举的权利仅在一国实现，而到1950年时，她们已经可以在69个国家参与选举；1975年则是129个国家。今天，除了一些阿拉伯国家(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外，妇女的选举权已经遍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 

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妇女的影响同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深刻。医学技术的发展使避孕药成为可能，而这则为妇女们提供了控制其生育功能的手段。从此以后她们不再因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设想而受到限制，并摆脱了“自然意志”对于男女社会角色的定义。对于母亲的角色，妇女们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计划生育使妇女们可以在生养子女以后重操旧业或是干脆另谋新职。然而世界上却只有50％的妇女使用避孕药，而就在这50％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法正确使用这种器具。此中原因多种多样：政府和教会的反对，丈夫的阻止——他们希望以此证明自己的雄性魅力或是为了传宗接代继承家业而想要生个儿子。 

今天妇女地位变化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教育大门对妇女们敞开。全球女性文盲正在迅速减少，其速度不亚于男性文盲者的降低速度。1960年时只有59％的世界妇女不是文盲，而到1985年这一数字就已上升到68％。然而妇女们仍然面临着在教育内容和质量方面的差别待遇问题：从最早期的学校教育开始，女孩子们就被引导学习那些在厨房和起居室里更为实用的技能和知识，而较少接触那些与大干世界相关的主题；人们鼓励女孩子学习艺术、文学、家政和缝纫，却让男孩子们学习工程、数学、物理学以及机械(参见地图38)。 

而教育内容上的差别又是导致男女实际收入差别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妇女角色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全球有大批妇女都加入到了劳动者的行列。1890年时美国还只有18.9％的成，午妇女参加工作，但到1940年时这一比例就已上升到25.8％，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则已上升到35％，到1984年更是上升到54％。 

对妇女而言，参与经济活动是一件有着多重效果的好事。它使得妇女们更加独立，同时也开阔了眼界并获得了了解自己潜能的新机会。越来越多的妇女参与到国家经济中来，也使国家的生产和财富得到了相应的增长。举例而言，在美国，夫妇同时工作使很多家庭都可以享有更大的居所、豪华轿车、定期休假，并可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但是另一方面，新的地位在给妇女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给她们带来了一些不利，其中之一就是家庭以外的职业使妇女们要同时承担家庭内外工作的双重压力。除了每天的工作外，美国妇女们平均每周还要花24.2小时在各种家务劳动之上，而男人们参与家务劳动的时间则只是每周12.6小时。在前苏联，这种差别就更大：妇女们每周做家务25—28小时，而男人们却只有4—6小时。在日本，即使妻子也是职业女性，男人们做家务的时间每天也不会超过半小时。 

除了这种经济上的从属关系以外，全世界的妇女们还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持续的暴力侵袭。以暴力对待妻子和其他妇女，这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中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以至于它早就被宽容地视为可接受的行为。如果有人因其政治观点而被杀害，人们普遍会谴责这种行为是违反人权。但是如果有人仅仅因为自己是女人而挨打甚至遇害，普遍的解释却是“文化传统”。而且这还并不只是非正常或不开化文明所特有的缺点。在美国，每十五秒钟就有一名妇女遭到毒打，而每五分钟则有一名妇女被强奸。 

在很多文化中，暴力对待妇女甚至从女孩子出生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期望子嗣的社会压力之大，使得印度和中国的妇女们采用羊膜穿刺术——一种用于检测出生缺陷的遗传检测法——测试她们婴儿的性别。如果测试表明婴儿是女孩，孩子往往会被流产。举例而言，在孟买一家诊所的8000例人工流产中，有7999个婴儿都是女孩。这项技术发展背后所隐藏的动机正好反映在这家诊所宣传性别测试的广告中，这则广告宣称花38元流产一个女孩总好过以后花3800元为她置嫁妆。同样，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引发了很多杀害女婴的事件，以至于1982年湖北省一个村子里一岁婴孩的男女比例竟然为503：100(平均比例为106：100)。 

杀害女婴的最终后果是全世界少了大约1亿的女性。这些女婴或被流产、或是刚一’出生就被杀死、或是死于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或是因生病却得不到救助而死去一女孩腹泻，就会被家庭成员视为讨厌的东西；而男孩患了腹泻，就是很严重的情况，需要医生诊治。一位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员承认，“男孩生病，父母会立刻送他去医院。而女孩生病，父母们则会自我安慰‘让我们等一等，看明天她会怎样。” 

在非洲和中东的部分地区，年轻的女孩们还承受着另一种形式的暴力—一割礼。这种手术将女孩子全部或部分的外生殖器切除，这种残害形式剥夺了受害者性行为时的感觉，而且在手术过程和以后生产的过程中受害者还将面临更大的生命危险。产生这种习俗的根源就是要降低年轻女性的性欲望，从而确保她们在结婚之前的处女之身。而各方要彻底废除女子割礼的努力之所以在当地受到阻碍，其原因就是外国组织和外国意识危及了“一项重要的非洲传统”。正如肯尼亚的女性杂志VIA中写道的那样：“没有任何‘非洲的’是不公正和暴力的，无论它是否虐待妻子、母亲、或贫民，无论它是否实行割礼。那些男人们，穿着三件套西装和锃亮皮鞋的男人们，他们可以将任何不公正强加于妇女身上，而只说一句‘这是非洲的’。” 

1997年12月埃及国家最高法庭宣布，针对妇女的割礼不是《可兰经》授权的一项伊斯兰宗教实践——直到此时埃及妇女们才真正赢得了胜利。埃及妇女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整个非洲的反残害运动——非洲每年有200万妇女遭受这一酷刑。 

对于战争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在战争领域表现得最为显著，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直接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意图。这些战争时期的发明有雷达(英国)、原子弹(美国)、弹道导弹(德国)和电子计算机(美国)。

与技术进步同样重要的是对军队、科学研究者和企业经营者的一体化。这足…个高度有效的联合体，可以形成所谓的“按需发明”。实战的经验刺激了将现有武器改造形成新型武器的需求，诸如(一战时期)坦克、毒气和潜水艇，都是为适应战争需求而发明的新武器。这种需求与科学研究者一军队一企业经营者的三部曲联系起来往往能够得到有效的满足，以至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二战以后这种科学研究者一军队一企业经营者复合体的秩序之所以得以建立起来，正是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受到了“军工综合体”的危险性的触动。这一综合体的范围在实施策略防御计划(SDI，或“星球大战”)时以及1983年国会开始授权拨款时都有所体现。到1987年在已经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有80所大学(以麻省理工学院为首，总金额涉及3.5亿美元)和460家企业(以Lockheed为首，总金额涉及10亿美元)参与其中。 

在这种情况下，按需发明的成就不断涌现，在二战后的整个冷战时期这一趋势从未减弱。虽然早在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爱因斯坦就曾警告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平衡的大灾难边缘”，但是军备竞赛却仍是愈演愈烈，每一项新的军事发明都带来一项防御和抵抗这一发明的军事技术。1945年美国发射A导弹，紧随其后苏联于1949年也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导弹；1952年美国发射H导弹，1953年苏联研究该项技术也取得了成功；1968年苏联研制成反弹道导弹，1972年美国也成功地实现了发射。这种军备竞赛的最终结果就是积累形成了一个全球50000颗核武器的大火药库。 

在各国科学家的联合之下，这种僵持状态背后隐藏着的危机渐渐浮出水面。1983年11月来自几个国家的科学家们指出，即使现存核武器只有一小部分被引爆，都势必将引发一个“核冬天”。剧烈的爆炸和大量的烟尘、油污及灰尘将会遮住太阳光线，将地球推进一个寒冷、黑暗的世界，而且这样的状态将会持续三个月到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全球环境的变化足以引起地球上一些主要动植物物种的灭绝。在这样的大灾难中，智者的逝去也是无法避免的。” 

这一令人震惊的论断促使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开始了一项研究。一些人质疑全球变冷是否严重到被形容为“冬天”的地步，并据此提出了“核秋天”的说法。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达成一致，认为核战争将毁灭保护人类免受太阳系紫外线辐射的臭氧层。他们同时警告说，核武器的直接摧毁以及核战争的辐射影响将会使上百万人口受到伤害，而在全世界50亿人口中还将有10亿到40亿死于全球粮食匮乏导致的饥荒。因此像印度这样大量国民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即使没有一颗原子弹在其国土内爆炸，也仍将遭受最严重的人口死亡。这就是曾经一度威胁着人类的可怕前景(1982年)，每年有6500亿美元用于发展军备，平均每分钟的花销就是100万。这种天文数字的花费所带来的并不是人们所刻意追求的安全，相反却是核秋天的寒冷——这还是最好的情况，最糟的就是核冬天。 

对人类自我毁灭讨论最多的还是那具有嘲讽意味的可能性，它就像认为一切人类想像的事物都可以通过人类的技术实现一样荒谬。然而这种谬误与我们对于人类进化的审视却正相吻合，它暗示我们正是以往各项技术进步和发明使人类的暴力行径从个人之间的仇怨发展升级成为大规模的战争。(参见第2章中“人类自然的本源”)早在人类还仅只是食物采集者角色的时候，人类没有任何战争动机，也缺乏大规模战争的手段。直到技术进步、人类的财富积累也达到了值得为之一战的地步，人类发动战争的手段和动机才算齐备起来。人类是伴随着农业和工业革命走到这步田地的，而也正是这场农业和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生产，同时也缔造出了一个与此前各个社会形态截然不同的富裕文明。对于敛财者而言，肥沃的耕地、殷实的谷仓以及集中了众多财富的城市中心都成了他们有价值的战利品。战争由此变得有利可图，并得以迅速蔓延——游牧民大举迁离沙漠草原，罗马独裁者利用战争发现和掠夺新的疆土，.征服者们以枪炮和十字架横扫几大洲，后来者又用炮舰和机械武器乃至近些年才出现的直升机、电子计算机来征服世界、建立帝国。 

我们这个年代巨大的不确定性在于：当农业和工业革命使战争变得有利可图，甚至成为必然的同时，我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却使战争无利可获并变得没有出路。这也正是为什么爱因斯坦警告说我们正面临着在新的“思维方式”和“无法平衡的大灾难”之间做抉择。我们人类并不是面临这一抉择的惟一种群。此前已有不胜枚举的'种群都曾面临过同样的威胁，只是由于这些种群遗传结构中的环境适应能力较差，难以适应像冰川年代突袭这样的环境骤变，所以它们最终大都灭绝了。但与这些种群有着根本不同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能够运用自己的大脑去创造我们的生存环境(运用各种技术，例如火的使用、制作服装以及建造掩体)来适应我们自身的需求。不过由于现在给我们带来巨大活力和强大技术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以一种超常的速度为我们创建一个不断需要快速适应能力的生存环境，因此目前的首要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再次合理地运用自己的头脑，这一次是要适应一个由我们自己的发明创造组成的新世界。面临这样的挑战，相较于其他已经消逝的种群，我们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并非是来自如冰川时期那样神秘而不可知的威胁。与以往那些种群不同，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适应一个超越我们控制能力和眼界的生存环境，而是如何使我们人类创造的生存环境更加适应我们的需求。 

最近核能科学家委员会的“世界末日之钟”倒计时的分针在午夜之前从三分钟调到了十四分钟，这使人们看到了一些希望，或许伯特兰·罗素说“Man will sooner diethan think”(人们将比预想的更快地消亡)是太过悲观了。但是回顾过去百年，不必要的死亡多达几百万人，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罗素所言的有效性。我们无法预知在21世纪这支倒计时钟的分针会朝哪个方向走，也无法预知它是否仍然只是作为一个标志而存在，更无法预知它是否会像那支在广岛被发掘出的时钟一样，时间流逝，而它的指针却永远安安静静，永远停留在8：15分之上。 

推荐读物 

正如人类过去所经历的过渡时期一样，这一次的过渡期也激发了很多关于人类前途命运的讨论。最新近最引人深思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是生物学家M.E.Clark所著的Adriadne’s Thread：The Search for New Modes of Thinking(St.Martin’sPress，1989)。作者对她著作的副标题做了十分尽责、有力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解释和指南。以下著作同样值得一提：A.Toffler所著的Preview and Premises(SouthEnd Press，1984)；L·S·Stavrianos所著的Lifelinesfrom Our Past(M.E.Sharpe，1992)；M.G.Raskin所著的TheCommon Good：lts Politics，Policies and Philosophy(Roueledge and Kegan PauL，1986)；F.M.Lappe所著的RediscoveringAmerica’s Values(Ballantlne Books，1989)；R.N.Bellah等编著的Habits ofthe Heart：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Harper ＆ ROW，1986)。联合国的HumanDevelopment Report 1993(Oxford UniverSy，1993)也特别富于启迪。

注释

1.New York Times，February 20，1985.

2.Ibid.，November 20andDecember 11，1984；March 3，1986；Los Angeles Times，January 10，1986.

3.New York Times，October 14，1996.

4.Ibid.,April.1970.

5.Ibid.，February 26，1986.

6.Los Angeles Times，June 27，1987.

7.UN World Econnornic Survey1985，P.31，Table 3／2.

8.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Spring 1989)，p.4.

9，Cited by L.Heise，“Crimes ofGender，”World—Watch，March—April 1989，p.19.

10.New York Times，March 3，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