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五年计划与大萧条

1931年这一年因为一个显著特征而不同于“战后”前几年，也不同于“战前”几年。这一年，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认真思考并坦率议论着西方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失灵的可能性。——阿诺德.J.汤因比 

20世纪20年代快结束时，欧洲似乎正在安定下来，进入一个和平、安全和相对繁荣的时期。然而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却被突然到来的大萧条给彻底破坏了，大萧条产生的经济混乱和大规模失业逐渐损害了前几年已经取得的和解的基础。各国政府在日益增长的贫困和不满情绪的压力下频繁更替。而这种国内政治上的不稳定反过来又直接地、电足灾难性地影响了国际形势。有些政府把对外冒险作为缓解国内紧张局势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则因自己国内的紧迫问题而无视这种侵略行径。因而大萧条也就成为了两次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的分界线：1929年以前的几年是充满希望的几年，欧洲逐步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各种争端；而1929年以后的几年则充满了忧虑和失望，危机接连不断，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萧条的影响和意义还因为苏联几个五年计划的成功而变得更加突显。在西方经济确实是乱成一团的同时，苏联则正在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实验。虽然五年计划伴有严格的压制和民众的穷困，但它的确使苏联从一个农业国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这一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当时种种经济困难正使西方陷于困境。 

因此五年计划和大萧条在两次大战之间也就显得特别突出，它们互相推动，都产生了至今仍可感觉到的影响。 

一、五年计划 

战时共产主义 

布尔什维克一成为俄罗斯的主人，就面临着创建他们已经广泛宣传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挑战。但是他们很快也就发现，对迎接这一挑战他们毫无准备——没有任何历史模式可供遵循。列宁本人就承认：“我们在夺取政权后便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作出判断。”1 

但是起初却几乎连实验的机会都没有，因为生存斗争压倒了一切。盛行于1917年至1921年间的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为了提供前线所需的物资和人力，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对土地、银行、对外贸易和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另一个特征是强行征用供养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余农产品。起初的计划是向农民提供工业制成品作为补偿，但事实证明这不可能实现，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在为前线生产。 

内战的结束意味着“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权宜之计已经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于是它立即被摒弃了。农民们拿起了武器，反对无偿的征用。同时由于1914年至1921年间接连不断的战争，国家经济也已陷于瘫痪状态：工业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10％，粮食产量从1916年的7400万吨下降到1919年的3000万吨。而最大的灾难则是1920年和1921年的全国性旱灾，它造成了俄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无数的人死于饥饿，还有无数的人只是由于美国救济署提供的救济品才活了下来。 

新经济政策 

务实的列宁认识到让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于1921年采取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局部地恢复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农业和贸易方面。农民们被准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农产品。私人可以经营小商店和小工厂。农民和新商人都能雇佣劳力，并能保留他们在经营中获得的利润。不过，列宁仍然设法使国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权，控制了他所称的“制高点”(银行业、对外贸易、重工业和运输业)。对列宁而言，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结束，而只是一次暂时的退却，“后退一步为的是前进两步”。 

新经济政策成功地解决了战时遗留的危机。到1926年时，苏联的工农业产量已经达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是由于此时人口也已增加了800万，因此还未达到战前人均产值的标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面临着“前进的两步”怎么走的问题。在1925年逝世前不久，列宁已经决定了要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他认为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佳道路。列宁逝世后，尼古拉·布哈林是新经济政策最杰出的倡导者。布哈林的个性温和而热情，他对体育、科学、艺术和政治都有浓厚兴趣。他相信新经济政策中的市场关系能够“成长”为社会主义。他支持这一路线，因为它几乎不需要强制，而且符合他最钟爱的“我们的经济是为消费者存在的，而不是消费者为经济存在”的原则。2

不过尽管布哈林是列宁最喜爱和最受人们欢迎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的观点却没有在党内占上风，因为他不是“官僚结构的建筑师”3斯大林的对手。斯大林清楚地看到共产党是这个国家中惟一真正的力量，遂利用党总书记的身份变成了党和国家的主人。在经过犹豫之后，他决定放弃新经济政策，支持工业和农业都由莫斯科的计划支配的集权经济。这不仅意味着政府将要像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一样继续管理工厂，而且还要通过农业集体化来控制农业。 

苏联计划经济 

1928年斯大林实施了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成员由政府任命，他们在莫斯科的笼统计划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草拟出每个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与现在由计算机制订的计划相比非常原始，但也有三大卷1600页之多。

在农业方面，五年计划要求实施农业集体化。但是这一要求遭到了很多农民特别是富农的反对，因为他们必须以与几乎一无所有的贫农相同的条件加入农庄。因而有时在有些地区富农们会烧毁集体农庄的房屋，毒死耕牛，散布谣言吓走其他农民。对此苏联政府则通过将成千上万户富农赶出村庄，把他们关进监狱和西伯利亚劳动营来进行报复。最后，虽然有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政府还是取得了最终胜利。到1938年时，几乎所有农民的土地都被合并到242400个集体农庄和4000个国营农场中去了。

虽然苏联成功地消灭了几乎所有的私人农场，但集体化农业的产量却一直都非常令人失望。苏联农场要比美国农场能够多出50％的土地和10倍的人力，但其产量却仅相当于美国农场的四分之三。造成这一悬殊差别的一个原因在于苏联的气候更不利于农业生产。另一个原因是苏联政府对发展工业更感兴趣，因而使农业处于挨饿的状态——苏联农场所能得到的机械和肥料只相当于美国农场的一半。但苏联农业的主要困难还是在于莫斯科的控制过于严密——苏联官员告诉农民们耕种什么，何时耕种，何时育苗，使用多少肥料，什么时候收割。而农民们则宁愿在自己的私人土地上劳作，在那里他们可以以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耕种，并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自由出售农产品来得到最高回报，而不是政府为集体农庄上的农产品制定的低价格。因此，私人土地虽然只占总耕地面积的3％到5％，却生产了苏联农产品的25％到30％。 

与大多数农场是作为农业合作社经营的不同，斯大林计划经济下的大多数工厂主要归政府所有并由政府经营。除了为工业提供必需的资本外，政府还为获得最大产量而软硬兼施。一方面，工人和经理都必须完成定额，完不成者就被罚款或开除。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超额完成定额，就会得到奖金。虽然当时也可以成立工会并予以承认，但工人们却未获得罢工的基本权利。苏联工业迅速增长，因为政府提取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用于再投资；相比之下，美国则只提取了苏联的二分之一。在计划经济中政府能够随意分配投资资本。因此苏联工业总产品中大约有70％是资本货物，30％是消费品；而美国的这一比例则大致相反。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这一惊人的激增不仅是因为苏联生产率的提高，还由于大萧条所造成的西方生产率的下降。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其中除了工业产量外还包括落后的农业产量)在1928年至1952年这25年中增加了三倍半，这一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同一时期其他任何国家。从斯大林主要关心的世界实力平衡的角度来看，苏联的全部工业产量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从1921年的1.5％增长到了1939年的10％和1966年的20％。 

不过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苏联经济的发展是在漠视苏联公民的愿望，使他们受损的情况下取得的，苏联公民被迫忍受现在的贫困——消费品匮乏而又昂贵却又质量低劣——为将来而努力工作。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46％—48％，但要按人均计算的话，其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美国的五分之二，因为其劳动力比美国要多四分之一。 

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对苏联人民而言，五年计划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它们使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强大起来，得以在二战中打败希特勒。五年计划也把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现代社会：其识字率从1897的为28.4％上升到1926年的56.6％、1939年的87.4％和1959年的98.5％。在医疗卫生方面，在1913年到1961年间，外科医生的数量从23200人增加到425700人，预期寿命从32岁上升到69岁，婴儿死亡率从每千人273降到32。同样，在社会服务方面，五年计划则为苏联公民提供了免费的医疗保护、老年补助金、疾病和残疾人津贴、产假、带薪休假以及子女补助。 

但是苏联人民也忍受了五年计划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最具破坏性的就是布尔什维克与农民联盟的结束。这一联盟是在1917年革命时建立起来的，但是其后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野蛮压迫却无法让人轻易忘掉。此后农民就将集体农庄视为外来的、强加给他们的东西而消极怠工，以至于他们在自己自留地上的高生产率与在集体农庄上的低生产率形成了鲜明对照。而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反过来又影响了苏联工业的表现：由于农业没有生产出足以支持工业经济的产品，于是工厂工人也被迫为一系列的五年计划付出代价。当苏联政府每年拿出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作再投资时，这也就意味着低工资和消费品短缺。一个苏联工人的反应很典型：“他们假装给我们工资，于是我们也假装我们在工作。” 

五年计划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但其影响对西方世界和不发达国家来说则有所不同。西方人在刚开始时很是怀疑苏联创造新社会的计划，很多人都认为它一定会失败。而随着一系列五年计划的展开，怀疑逐渐变成了真正的兴趣。但是那些有足够兴趣访问苏联的西方人通常却又对苏联的印象都不好，如果还不能称为幻灭的话。他们对苏联人的衣衫褴褛、食物单调、住房糟糕和消费品匮乏感到震惊。反映在一党制政治结构中的个人自由缺乏、工会受束缚、教育受管制和所有传播媒介受严格控制同样使他们感到震惊。尽管苏联取得了五年计划的成就，但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苏联社会却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社会主义乐园。不过在另一方面，大部分西方人也都同意，没有五年计划造成的工业增长，苏联就不可能在二战中对打败希特勒做出那么大的贡献。 

欠发达世界中前殖民地各民族的反应则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苏联是一个在30年内成功地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世界第二大工业军事强国的国家。使这一惊人变化成为可能的种种制度和技术对这些民族来说非常重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既是一个欧洲大国，也是一个亚洲大国。它的边界从朝鲜起，经过蒙古、新疆、阿富汗、伊朗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在漫长边界的另一边很少有能与苏联中亚诸共和国所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匹敌的成就，包括灌溉工程、纺织工厂、机器工厂、健康设施和教育体系等。这些共和国的识字率由1914年的约20％上升到1940年的75％、1960年的90％以上。 

但在二战结束以后，苏联实验的多面影响却完全转变成了负面的影响。我们将在第44章第3节中看到，近几十年来苏联的计划经济慢慢地落在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后面，而其个人权利和自由在此期间则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保护，因而也就导致了其自身在90年代的解体和消失，并被独联体所取代。 

二、大萧条 

经济崩溃的根源 

在1929年初，美国看起来似乎日趋繁荣。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在1921年时平均仅为67(1923年到1925年为100)，但到1928年7月时就已上升到110，而到1929年6月时则已上升到126。不过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还是美国股票市场的行情：在1929年夏季的三个月中，西屋公司的股票从151上升到286，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从268上升到391，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上升到258。实业家、学院派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都表示对未来充满信心。财政部长安德鲁·W.梅隆也于1929年9月向公众保证：“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这一繁荣的高潮将继续下去。”4 

然而事实却证明这种自信是毫无道理的——1929年秋股票市场的价格跌到了最低点，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随之而来，而且萧条的强烈程度和延续时间之久都是空前的。造成这一意想不到结局的原因之一似乎是严重的国际经济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大债权国时发展起来的。英国在大战以前就已是债权国，但它将来自海外投资和贷款的收入用来支付长期的入超。相反，美国则通常都是贸易顺差，而且由于国内政治原因保持高水平关税，这种贸易顺差还存被逐步拉大n此外，20世纪20年代，因不少国家支付战争债务，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储备量在1913至1924年间从19.24亿美元增加到44.99亿美元，即世界黄金总供应量的一半。 

有好几年，这种不平衡都因美国对国外的大规模贷款和投资而被抵消：1925年至1928年间美国平均每年对外投资总额达11亿美元。当然这种情况最终还是加强了不平衡，因而它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当必须偿还债务时，债务国不得不减少从美国进口商品，这时美国的某些经济部门，尤其是农业就会因此而受损。此外有些国家感到必须拖欠债务，这则动摇了美国的某些金融公司。 

美国国内经济的不平衡与国际经济的不平衡一样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工资落后于不断上升的生产率。从1920年到1929年，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上升了2％，而其生产率却猛增了55％。与此同时，农民的实际收入也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租税和生活费用的日益上升而正在减少。1910年每个农场工人的收入还不到非农场工人收入的40％，而到1930年时这一比例已经低于30％。农村的贫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农业人口要占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美国银行业的弱点是造成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最后一个因素。当时许多银行都是独立经营的，不过其中有些银行则缺乏足够的财力来战胜即将到来的金融风暴。因而当一家银行倒闭时，恐慌便扩散开来，储户纷纷赶到其他银行去提取存款，从而也就引发了一个破坏整个金融结构的连锁反应。

世界范围的大萧条 

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始于1929年9月。一个月内股票的价值就下降了40％，而且除了少数几次股价短暂的回升外，这种下降一直持续了三年。在此期间，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262下降到22，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从73下降到8。到：1933年时，此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而商品贸易则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大萧条不仅是强烈的，而且具有独特的世界性影响。美国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们在国外的短期贷款。毫无疑问，这产生了种种影响。1931年9月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两年后美国和几乎所有大国也都这样做了。工业和商业的崩溃与金融世界的崩溃极为相似：不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从1929年的100下降到1930年的86.5、1931年的74.8和1932年的63.8，共下降了36.2％。而在前几次危机中，最大也不过下降了7％。国际贸易的衰退更为急剧，它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年的242亿美元。还应该指出的是，以往的国际贸易最大也就是在1907—1908年的危机中曾下降了7％。 (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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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富足生活中的贫困 

就其强度、波及范围和持续时间而言，美国的大萧条都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国会委员会于1932年2月所做的下列证词，描述了大萧条对美国的影响。* 

正如我(俄克拉荷马州议员奥斯卡·阿美林格)已经指出的，在最近三个月中，我访问了这个富裕和美丽的国家的大约20个州。以下是我听到和看到的一些事情：在华盛顿州我被告知，整个夏季和冬季，森林大火都在这个地区肆虐，而引起这场大火的原因则是失业的森林工人和破产的农民想借此挣几个灭火补贴。在我离开西雅图的最后一个晚上，我看到几个妇人在当地大超市的弃货堆中找寻食物。许多蒙大拿市民告诉我，几千蒲耳式的小麦都被弃在麦田中无人收割，因为小麦的价格是如此的低，以至于卖小麦所得的钱还不足以支付收割小麦的成本。在俄勒冈州，我看到几千蒲耳式的苹果烂在果园里。只有绝对没有半点瑕疵的苹果才能卖得出去，装有200个苹果的一篓苹果只能卖到40到50美分。而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却因为父母的贫穷而在整个冬天都吃不到一个苹果。 

当我在俄勒冈时，波特兰市的市民悲伤地讲述了一个事实：数以千计的羊羔都被牧羊人杀了，因为他们把羊卖给市场所得的钱还付不了运费。尽管俄勒冈的牧羊人不得不将羊肉喂了鹰鹫，但我在纽约和芝加哥等城市却看到人们在垃圾筒中寻找肉类。我把这件事讲给芝加哥餐馆中的一个人听时，他告诉了我他养羊的经验。他说他在今年秋天杀了3000只羊，将它们都抛到大峡谷中去了，因为把一头羊运到市场要花1.10美元的运费，但在市场里_一头羊还卖不到1美元。他还说他已经养不起这些羊了，而他又不能让羊挨饿，所以他干脆就将它们都杀了抛进山谷。 

西部和西南部的路上挤满了饥饿的搭便车者。每一条铁路线的两侧都能见到无家可归者燃起的营地篝火。我看到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坚硬的路面上行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这次麦子和棉花大跌价中变得一无所有的佃农。在阿肯色州的克拉斯维尔和拉舍尔维尔之间的公路上，我让一个家庭搭了一段便车。那家妇女怀抱着二个用破衣包裹着的小鸡。当我问她从哪儿买了这只鸡时。她一开始告诉我她在路上捡到了这只死鸡，接着她又强作欢颜地补充道：“那些人许诺我们锅里会有鸡的，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这一只了……” 

农民因为工人的贫困而变得贫困；同时，工人也因为农民的贫困而生活困苦。这两类人都没有钱去购买对方的产品，因此我们也就同时在同一个国家中遇到了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现象。 

*Un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Hearingsbefore a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Labor，House ofRepresentaives，72nd Congress，1st Session(GOvernment：Printing Office，1932)，pp.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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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政治影响 

这些经济上的大变动也引起了相应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大规模失业，这个问题已经达到了悲惨的程度。1933年3月美国的失业人口据保守的估计为1400多万，相当于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在英国，失业人数将近300万，其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与美国大致相同。德国的情况最糟，工会成员中有五分之二以上的人完全失业，另外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则只能打零工。 

如此大规模的失业大大降低了各国的生活水平。即便是在富裕的美国，也广泛地存在着苦难和贫穷，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当时受托负责救济的是一些资金不足的私人机构和地方机构。在德国，由于失业率更高，挫折感和紧张情绪也就变得更加尖锐。而这也最终使得希特勒的成功有了可能，因为如此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必然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位奥地利海关小官员的儿子，早年他曾去过维也纳，渴望成为一名画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他靠从事各种最卑贱的工作来糊口，在那里过了5年悲惨的生活。1914年希特勒从维也纳漂泊到慕尼黑并在那里参加了一个巴伐利亚政治团体。战争结束后希特勒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丰义工人党这一战斗组织，不久便成为该党的领袖，即元首。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民族主义利反犹太人的煽动性演说之后，他和陆军元帅鲁登道大一起参加了1923年在慕尼黑发起的一场暴动。这场暴动被警察很轻易地就给镇.压了，希特勒被关押了9个月。当时他35岁，他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部夸张的长篇回忆录。他在书中发泄了他对民主政体、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的仇恨。 

从狱中获释后，希特勒继续从事宣传煽动工作，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他的纳粹党仅获得14个席位和908000张选票；而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的席位和票数则更少——12席和81万张选票，即总票数的2.6％。转折点发生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上，当时纳粹党获得了107席和6407000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8.3％。希特勒是通过许诺解决失业问题、砸碎《凡尔赛和约)的枷锁以及污蔑犹太人为从事剥削的资本家和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而赢得支持的。其实希特勒在过去几年里就一直在为这一政纲奔走游说，但反响却很小。是大萧条为他赢得了狂热的听众，他成为了越来越多的人所爱戴的元首，因为他为他们的不幸找到了替罪羊，为个人和国家愿望的实现提供了行动纲领。此后希特勒的政治资本更是不断曾加。在1932年7月举行的选举中，纳粹党的选票猛增到13799000张，他们的席位也猛增到230席。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内阁总理，开始像墨索里尼一样用宣传和恐怖来统治德国。

大萧条使希特勒的成功具备了一定的可能，但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将这种可能性转化成现实的是以下几个原因的混合：希特勒个人的煽动天才、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他的反对者的短视——他们削弱了他但却没能团结起来反对他。1934年8月2日兴登堡的恰好去世使得希特勒能够把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合为一体，由他一人掌握。9月纳粹党代表大会在纽伦堡召开，希特勒宣布：“德国今后一千年的生活方式已被清楚地确定。” 

国际影响 

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在将1932年的国际形势与洛迦诺时代的国际形势进行了一番比较之后说道： 

“由于某种原因，由于某种难以确切指出的东西，世界近两年正在倒退。各国相互之间不是更加接近，不是在增进友谊，不是在向稳定的和平迈进，而是采取了一种危及世界和平的猜疑、恐惧和危险的态度。”5

 张伯伦所不能确定的“某种东西”就是大萧条及其各种国际和国内影响。洛迦诺时代的各种国际协定，尤其是关于赔款和战债的国际协定，已经无法实行。被不断衰退的经济和日益严重的失业推到崩溃边缘的各国政府已不能履行几年前所作的承诺这一点不久就变得显而易见。 

大萧条的另一个影响是使顽固的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到妨害国际关系的程度。各国都采取了诸如高关税、严格限制进口配额、结算协定、货币管制条例和双边贸易协定之类的措施以自卫。而这些措施则又必然会引起各国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为了扭转这一趋势，人们做了各种努力，但都没有成功。1933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就是一次使人惊恐的大失败。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逐渐成为公认的国家目标。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为裁军所作的种种尝试也逐渐停止，裁军让位于各种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计划。始于1932年8月的裁军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20个月，但它却与经济会议一样毫无成果。整个20世纪30年代，各国都在将越来越多的力量用于重整军备。这一趋势是无法阻挡的，因为军火制造不仅提供了虚构的安全，还提供了就业机会。例如，美国的失业人数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重整军备时才大大减少。同样，希特勒也是因为实行了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才迅速地解决于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失业问题。 

此时积聚起来的武器装备迟早会被使用，但使用它们还需要有某种理由，而“生存空间”便是一个最明显的理由。这是希特勒新创的术语，不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军事领导人也采用了类似的说法和论点。按照这一学说，失业和普遍存在的苦难是由缺乏生存空间引起的。少数几个幸运的国家夺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烟稀少的海外领土，使其他国家没有维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对此一个显而易见的出路就是扩张，必要时则可使用武力，以纠正过去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穷”国反对“富”国时所使用的论点。 

这个推论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大萧条除去破坏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外，还同样不偏不倚地破坏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不过，生存空间的思想起到了使“穷”国人民团结起来、支持各自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的作用。而且它还为那种公开宣称其目的是为穷人提供食物、为失业者提供工作的侵略提供了看似合理的正当理由。 

这就是引起张伯伦1932年所说的“猜疑”、“恐惧”和“倒退”的各种势力的结合。在随后几年中，这些势力完全破坏了已于20年代达成的和解，促成了一个又一个危机，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推荐读物 

R.Munting所著的The EconomicDevelopment Of the USSR(St.Martin’s Press，1982)是对五年计划来龙去脉的一个很好的简明总结。对新经济政策及计划进行再评价的著作有：S.Cohen所著的Rethinking the Soviet System.(Oxford UniVerslty，1985)；M.Lewin所著的The Makingof the Soviet System(Pantheon，1985)；C.Bettelheim所著的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2vols.(MonthlyReview Press，1976，1978)；S.Brucan.所著的The Post-Brezhnev Era：An Insider’s View (Praeger，1983)。分析新经济计划的全球性影响的著作有；E.H.Carr所著的The Soviet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Macmillan，1954)；C.K.Wilber所著的The SovietModel 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1970)；R.Pipes所著的Conmmunism：The VanishedSpectre(Oxford University，1994)。 

分析大萧条的著作有：J.K.Galbraith所著的The Oreat Crash，1929(Houghton Mifflin，1955)；G.Rees所著的The Great Slump：Capitalism in Crisis(Harper ＆ Row，1971)；C.P.Kindleberger所著的The Worldin Depression，1929—193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5)；J.A.Garrity所著的The GreatDe pressi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6)。关于希特勒的崛起，W.L.Shirer所著的The Rise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Simon ＆ Schuster，1960)充满了勇气；A.Bullock所著的Hitler：A Study inTyranny(Harper ＆ Row，1952)是一本很有分量的传记；J.Toland所著的Adolf Hitler(Doubleday，1976)。关于希特勒崛起的环境是有争议的，R.F.Hamilton所著的Who Voted for Hitler?(Princeton University，1982)、H.A.Turner，Jr.所著的German Big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OXford University，1985)、D.Abraham所著的The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Politi cal Economy and Crisis(Princeton University，1981)观点各不相同。

注释

1.Cited by S.and B.Webb，SovietCommunism：A New Civlizution，Vol.2(Gollanez，1937)，P.605.

2.Cited by S.F.Cohen，Rethinkingthe Soviet EXperience(Oxford University，1985)，p.77.

3.M.Lewin，Russian Peasants andSoviet Power(W.W.Norton，1968)，p.517.

4.H.E.Salisbury，New YorkTimes，September 29，1953.

5.Cited by J.K.Galbraith，The GreatCrash，1929(Houghton Mifflin，1955)，pp.2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