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我们未能将布尔什维主义扼杀在萌芽状态中，未能通过种种手段将当初已屈服了的俄国引入全面的民主制度之中——这一失败如今变成了我们的沉重负担。——温斯顿·丘吉尔，1949年4月1日 

在殖民地世界处于民族革命的痛苦中时，欧洲本身也正为社会革命所困扰。整个欧洲大陆的旧秩序都正受到质疑，这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创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影响。因此，1929年前十年的欧洲历史主要是一部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斗争的历史。在苏俄，共产主义在经历数年内战和外来干涉之后取得了胜利。在中欧，激进的革命力量遭到镇压，各种非共产主义政权——从德国的自由魏玛共和国到匈牙利的右派霍尔蒂政府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国家——已相继出现。相比之下西欧则未遭到如此剧烈的动荡，然而即使在西欧，其传统议会机构的权力也因经济困难、大规模失业和内阁不稳而大打折扣。不过到20世纪20年代末时，欧洲的秩序似乎正在恢复：经济在日趋繁荣，失业人口在减少，各种国际问题似乎也因“道威斯计划”、《洛迦诺公约)、《凯洛格一白里安公约)和苏联致力于五年计划而非世界革命而得到解决。在大萧条促成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国内危机和国际危机以前，欧洲正在恢复常态——或者看上去如此。 

一、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3月3日签订了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和约》(见第36章第4节)，希望能从战争状态转到建立社会新秩序这一不那么残酷的任务上来。但是他们却注定要再进行三年多的战争，以对付反革命势力和外来干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对革命的是有产阶级的成员——军官、政府官员、地主和商人——他们由于种种显而易见的原因而希望摆脱布尔什维克。不过，各种非布尔什维克左派的成员也同样热衷于反革命活动，其中社会革命党人人数最多。他们在需要进行社会革命这一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意见一致，但却憎恨布尔什维克垄断革命。他们视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7日发动的政变为十足的背叛，尤其是因为在1917年11月25日选出的立宪会议中，布尔什维克只占175席，而社会革命党人则占到370席，其他各党派代表也占159席。因此，非布尔什维克左派带头组织地下反对活动，而右派分子则领导军队进行从哥萨克地区开始的公开叛乱。

这些反布尔什维克集团得到了西方列强的鼓动和支援，后者这样做是出于各种原因——布尔什维克进行世界革命的刺耳的煽动是其中之一。而且布尔什维克将外国资产收归国有和拒付外债的做法自然也不见容于有势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于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就也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帮助干涉势力和反革命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边境地区——阿尔汉格尔—摩尔曼斯克北部地区、波罗的海沿海诸省、乌克兰、顿河地区、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在《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和约》签订后不久便成立了几个反革命政府。西方列强除了向这些政府慷慨提供资金和军用物资外，还在某些战线提供了军事顾问和小股分遣部队。起先布尔什维克连遭败绩，其原因很简单，旧的沙俄军队已经四分五裂，却又没有可以代替的军队。国防人民委员列昂·托洛茨基逐步建立起一支新的军队——红军。到1918年年底时，红军的人数约达50万。这支军队时常不得不在二十多条不同的战线上作战，因为全国各地都在发生叛乱，而且协约国军队也在沿海地区登陆(见地图32)。 

直到1921年，内战和外敌人侵一直都在一起蹂躏着俄国。但出入意料的是，最后却是红军取得了胜利。也许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在争取农民群众的支持方面通常做得更成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已经说服俄国农民赞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大多数农民对红军和白军都极其不满，他们宁愿自行其是。但是在不得不做出选择时他们常常决定支持红军，他们认为红军站在他们这一边，允许他们保留从地主那里夺得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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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和布尔什维克 

英国工党秘书C.R.布克斯顿于1920年6月访问了俄国。他所写的关于俄国农民态度的报告，解释了只占俄国总人口少数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取胜的原因。* 

接待我的主人名叫亚历山大·彼得维奇·埃米连诺夫。他属于俄国的“中农”，他们占全村人口的大多数。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属于“贫农”。人们告诉我，全村“富农”仅有四、五个…… 

十月革命前接待我的主人有八英亩田地，在该地区中居于平均水平。现在他拥有超过八十五英亩的田地。在以后的访问过程中，这个了不起的事实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出现。这的确很了不起，因为接待我的那位主人代表着一个类型，他代表的不只是成千上万人，而是数以百万计的人…… 

“你看那边，”埃米连诺夫指着村外无边无际、连绵起伏的大草原说，“所有这些以前都是地主的财产。”……

“谁拥有这些土地?”我问。 

“形形色色的地主。有一个是哥萨克，两个是萨马拉商人。还有一个德国人，名叫施密特，他从皇帝那里买到了这些土地。还有些土地归教会所有。有一处是察里津家族的玛丽亚·费德诺娃的地产。” 

“后来他们怎么样了?” 

“他们几平都跑光了，”他用不以为然的口吻回答说，“有些现在还在萨马拉。但我想，他们大多数都逃出了俄国。”…… 

“那农民们现在怎么想他们呢?”我问埃米连诺夫。 

“革命是一件一好事情。每个人都赞成革命。人们不喜欢共产党，但是他们都喜欢革命。” 

“为什么人们不喜欢共产党呢?” 

“因为共产党老是担心我们。他们是城里人，不了解这个国家。有权有势的委员们不断下来。我们不知道如何应付他们。新的法令也在不断地颁布。人们都给搞糊涂了。你刚搞懂了一个，另一个不同的法又来了。” 

“村里大多数人属于哪个党派?” 

“什么党也不是。他们是无党派人士。” 

根据我的判断，农民们的普遍态度是他们在土地问题上感激布尔什维克政府赞同“人人平等”的原则；他们经常谈论“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们的理想社会。但是他们又强烈地抱怨生活：汝需品的缺乏，抱怨强制性捐献，担心社会长久以来存在的秩序的缺失；而他们的抱怨则又经常不被政府理解。他们认为政府是造成所有这些罪恶的根源，而农民则总是处在一个比城里人低下的位置。 

但是，即便是有所有这些抱怨，如果要他们在高尔察克与苏维埃政府之间作一个选择的话，农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农民赞成革命，而现在苏维埃政府又是革命的代表。他们也抱怨它，咒骂它，但是当有机会推翻它时，他们又说“不”。 

*C.R.Buxton，In a RussianVillage(Labour Publishing CO.1922)，pp.14—15，19，21，26—27，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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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长期的内战和外来干涉对有关各方都是一场灾难。它蹂躏了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岸的俄罗斯农村，使得大批俄罗斯人民死于横祸、饥饿和疾病。同样严重的是，新成立的苏联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也恶化了。苏联领导人怀有的“被资本主义包围”这种马克思主义式的恐惧感进一步加深，而西方政治家则对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的宣言又过于认真。这种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是如此深刻而又持久，以至于它毒化了随后10年的国际关系，并大大地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二、共产主义在中欧的失败 

德国魏玛共和国 

当苏俄内战正酣时，欧洲面临的关键问题则是共产主义是否会向西方传播。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同志认为，如果共产主义不能向西方传播，他们的事业就注定要失败。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他们不能想像革命会在一个国家、尤其是在以农业为主的俄罗斯生存并扎根，因此他们密切而满怀希望地注视着中欧、尤其是德国的事态发展，因为德国显然是一个关键国家。如果德国变成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它的工业实力和俄罗斯的自然资源结合起来就会战无不胜，从而革命的前途也就会有所保障。 

最初看上去，布尔什维克的这些希望似乎有可能实现。在海军发生兵变和革命从波罗的海各港口传人内地以后，与俄罗斯的苏维埃相类似的工人士兵委员会出现在包括柏林在内的各大城市。当时的革命运动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共产主义似乎很有可能吞没欧洲大陆——至少也会抵达莱茵河。然而，事情的最终结果却并没有产生一个苏维埃德国，而是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的魏玛共和国。 

有几个当时未被注意到的因素可以解释这一重大结果：一个因素是战前德国的繁荣，它使工人阶级比较知足而无心革命。诚然，1914年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最强大的政党，但它却很保守，它专心致力于社会改革而非革命。同样重要的是德国农民的富裕，因此布尔什维克的“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口号虽然在俄罗斯非常有效，但对德国的影响却很小。而且在德国革命时期战争已经结束，这又与俄罗斯的情况截然不同。对和平的要求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多地帮助了布尔什维克，但在德国却毫无意义。此外，尽管德国军队被打败，但它没有像1917年的俄国军队那样士气低落，进行叛乱。在德国，当最后摊牌时，革命的反对者能够号召起可靠的军队支持他们。 

最后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是德国社会主义者阵线的分裂。激进派支持革命和苏维埃德国，保守派则既反对革命也反对苏维埃。最后保守派占了上风，因而德国在1919年1月19日举行了国民议会而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新诞生的德国是民主的魏玛共和国，而不是一个苏维埃德国。 (www.xing528.com)

中欧的革命与倒退 

虽然魏玛共和国的建立确保了其余中欧国家不会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然而欧洲这一地区却在许多年里一直都在被骚乱和起义所困扰。在波罗的海和爱琴海之间，广大农民政治上的觉醒和活跃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无数的农民新兵因其战争经历而大大地开阔了视野：他们不仅看到了城市和农村生活之间的差别，而且看到了各国生活水平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也深深地影响了农民。按照长期以来的传统，这无疑引发了民族主义情绪和阶级意识的大地震。最后长年战争所造成的空前破坏和苦难则使革命形势变得更趋严峻，尤其是在那些已经遭受失败的国家里。 

这种革命骚动的具体表现因国家和当地情况不同而异。在这当中各国共产党并没有起到突出的作用，不过匈牙利是个例外。1919年，在库恩·贝拉的领导下，创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然而由于农民的敌意和罗马尼亚军队的入侵，它只存活了不足一年。1920年2月在罗马尼亚军队撤离时，以米克洛什·霍尔蒂海军上将为首的右翼政府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宣告成立。霍尔蒂在两次大战之间一直执政，在此期间匈牙利是中欧惟一一个几乎完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或类似改革的国家。 

在其他大多数中欧国家中，由农民政党替人民大众道出了不满。下列农民领袖曾在战后数年中就职：1919年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斯基在保加利亚就职；1925年斯蒂芬·拉迪奇在南斯拉夫就职；1926年文森特·维托斯在波兰就职；1928年尤利乌·马纽在罗马尼亚就职。然而由于奉行和平主义和厌恶暴力，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长期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很容易受到那些地位牢固的军人和官僚的伤害，那些人在其利益受到威胁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全力争夺政权。农民领袖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为政治机会所吸引的律师和城市知识分子越来越牢固地控制了农民政党。在这样的领导下，各农民政党通常都是代表富农的利益，与广大贫农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农民领袖一个接一个地被革职。1923年斯塔姆博利斯基被暗杀，鲍里斯国王建立了一个独裁政府。1928年拉迪奇被刺杀，第二年亚历山大国王建立了他的独裁政府。在波兰，维托斯政权只维持了几天就被约瑟夫·毕苏斯基将军除掉——后者对全国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935年他本人死去为止。1930年马纽被国王卡罗尔二世解除职务一一卡罗尔二世数次废立政府，10年后他被迫逃离罗马尼亚。

奥地利和希腊的政局也是大同小异。由于种种原因，农民政党从未在这两个国家生根。奥地利最后于1934年建立了由陶尔斐斯总理领导的独裁政府，而希腊则于1936年公然建立了由迈塔克萨斯将军领导的法西斯政权。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整个中欧就都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例外。这个国家之所以如此独特，是因为它拥有下述有利条件：识字率高、自哈布斯堡王朝继承的官僚训练有素、扬·马萨里克和爱华德·贝奈斯强有力的领导、能比其他以农业为主的中东欧国家提供更高生活水平和更大安全感的稳定的国民经济。 

三、意大利成为法西斯国家 

正当布尔什维主义、平均地权论和传统的议会制度为在中东欧夺取支配权而相互斗争之际，一个全新的主义——法西斯主义，它是欧洲战后数年中最突出的政治创新——正在意大利出现。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平均地权论是在20世纪初随着农民政党的出现而在政治上逐渐形成的，相形之下，法西斯主义则是在1922年10月随着墨索里尼向罗马的进军才突然而戏剧性地出现的 

意大利的战后状况为法西斯主义之流惊人的、反理性的暴力运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n~1919年时，意大利只享有过短短两代人的民族独立和统一。实际上，议会政体是个藏污纳垢之地，党内“大佬”们在其中操纵着各种短命的联合集团。这一脆弱的政治结构在战后数年中因为严重的经济混乱而被进一步削弱：数百万复员军人中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对外贸易和旅游业在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正在衰落，海外移民在过去几十年里发挥着保险阀和海外汇款来源的作用，此时却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限制性法规而逐渐停止。种种经济压力引起了民众的不安，而巴黎和会藐视意大利要求的做法则使这种不安更趋严重。由此导致的失望和自尊心受损使局势变得一触即发。 

打算利用这一局面的是贝尼托·墨索里尼，一个具有社会主义观点的铁匠的儿子。在1911年的的黎波里战争中，他以其煽动性的演说而引起众人瞩目。在演说中，他把意大利国旗称作“只配插在粪堆上的破布”。第二年他成为官方的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的编辑。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仍是一位革命者和和平主义者，但到第二个月他便在此时正迫切希望意大利成为其盟国的法国政府所提供的资金的刺激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也由之而得以创办自己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并通过它开展了一场猛烈的主张进行干涉的宣传。 

1915年9月墨索里尼应征参战，他在战壕里战斗了几个星期，直至因受伤奉命退伍。此后他便偃旗息鼓，默默无闻，直到他于1919年建立起第一个“战斗队”，组织了法西斯党为止。统一和权力成为墨索里尼反对当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政治局势和社会冲突的口号。最初他只是得到了一小撮失意学生和复员军人的支持，但在20年代他却迅速崛起。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社会党人的消极情绪造成一种真空状态，而墨索里尼则立刻填补了这种真空状态。同样重要的是，墨索里尼这时从实业家、地主和有产阶级的其他成员那里得到了巨大支持。这些人被随处可见的夺取工厂和土地的景象吓坏了，希望依靠法西斯暴力小组作为对付可怕的社会革命的堡垒。政府和富人阶层不但容忍这种暴力恐怖运动，甚至还秘密地予以支持和援助。

1922年秋墨索里尼通过明确保证尊重君主政体和教会利益赢得了国王和教会的支持，从而也作好了政变的准备。由于正规军和警察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将保持中立，墨索里尼信心十足地着手动员他的黑衫党党员进行一次已被广泛宣传的“向罗马的进军”。黑衫党党员只须象征性地向罗马行进，而墨索里尼则虎头蛇尾地于10月27日乘坐一辆卧车抵达罗马。 

虽然墨索里尼是通过技术上合法的方式当上了首相，但他无意尊重宪法程序这一点不久就暴露无遗。最后的较量随着1924年4月6日的选举而到来。法西斯党通过任意使用暴力手段，获得了65％的选票，赢得了375席，而在这之前他们则仅拥有35席。两个月后，由于杰出的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泰奥蒂被暗杀，墨索里尼开始面临重大危机。人们普遍怀疑马泰奥蒂是墨索里尼本人下令杀害的，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但是由于反对派的优柔寡断和国王的坚决支持，墨索里尼得以幸存下来。到1926年秋时，墨索里尼认为自己已经强大到足以采取攻势。他解散了原先的政党，加强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这时的意大利已经成为一党制国家，而议会则变成了通过法西斯议案的橡皮图章。 

新的法西斯政权逐渐形成于它的某些独特的特点。一个特点是实行组合国政体；在这种制度下，议员不是作为地区性选区的代表，而是作为行业和职业的代表当选。从理论上来讲，它似乎通过将劳资双方一起置于国家善意保护下的方式消除了阶级冲突。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另一个特点是精心设计的市政工程规划c制订这种规划是为了提供就业机会，树立使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以颂扬法西斯主义。过去的纪念碑得到了修复，许多城市被装饰以高大的新建筑物、工人住宅和运动场。使旅游者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准时运行”的火车和四通八达的新公路或高速公路。 

四、西欧的民主问题 

西欧不存在俄国内战和中欧左、右派之间剧烈冲突等类似的种种动乱。民主制度在西方更加根深蒂固，因此其主要的社会结构也就更加健全，并享有民众更多的支持。此外西方列强已经成为战争中的胜利者，而不是失败者，这一事实进一步促进了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认为西欧在战后数年中没有遇到困难。实际上它也有许多问题，尤其严重的自然是经济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有着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西欧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法国的经历可以说明这一点。 

英国的主要问题无疑是其长期而严重的失业问题。虽然战争刚刚结束后也曾有过一时的繁荣，当时工厂加班加点地生产，以满足被长期抑制的消费需求，但从1920年起经济萧条就开始出现，到1921年3月时已有200多万人失业。整个20年代中失业一直在继续，而在30年代形势则变得更糟。因此，英国的不景气实际上是从1920年而不是从1929年就已开始，而且几乎是毫无间断地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数百万家庭都要靠国家救济即通常所说的“失业救济金”来维持生活。整整一代人都在没有就业机会的环境中成长。这种情况使人们在心理上如同在经济上一样不健全。最后失业者也都变得情绪低落，依赖失业救济，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

这些状况必然会产生政治上的影响，而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自由党的衰落。当时工人们因为希望摆脱困境而越来越转向支持工党。因此，经济危机使得英国政治趋于两极分化：有产阶级一般拥护保守党，工人阶级支持工党，中产阶级则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每一个党都有其各自医治国家弊病的灵丹妙药：保守党提倡保护贸易制；日益衰落的自由党提倡自由贸易；工党提倡资本课税和重工业国有化。而最终结果则是保守党斯坦利和工党麦克唐纳交替组阁，但却没有一个内阁能够大幅改善国家的命运。 

法国在战后数年中也为经济困难所困扰，不过它的境况在某些方面比起大多数邻邦都要好些。法国有一个结构平衡的经济，因此它不像以农业或工业为主的国家那样脆弱。战争的和平解决使法国收回了拥有煤矿的萨尔盆地和拥有纺织工业及丰富的钾碱、铁矿资源的阿尔萨斯一洛林地区，从而强有力地支持了法国的经济。与英国只有两三个政党的情况大不相同，法国拥有五六个政党，因此一届内阁的生命力取决于它能否为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将这些政党组成一个足够大的联盟。这一点也说明了为什么法国内阁与英国内阁比较起来更换得更频繁。从左派到右派，其主要政党依次是主要代表城乡劳动者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为中下层阶级所支持的中间派的激进社会党，以及通常带有强烈的天主教色彩代表大企业和大财团的右派各党，如共和民主联盟和民主联盟。 

在战后5年中，法国由主要建立在右派诸党基础上的“民族集团”内阁进行统治。这一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是雷蒙·普恩加来，他决心要求德国人赔偿重建家园所需的费用。他的政策最终导致’了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这是一次代价昂贵却又几乎一无所获的行动。到1924年初时，一法郎的价值已从战前的19.3美分贬值到3美分多一点。1926年7月普恩加来组织了一个除社会党和共产党外其他所有政党参加的“全国联合会”内阁，他采取了保守但却严厉的措施，以紧缩开支，增加收入。到1926年年底时，法郎的币值达到一法郎值4美分，并稳定在这个水平上。由于这只是战前法郎价值的五分之一，政府免去了自己五分之四的国债。法郎的贬值吸引了许多旅游者，尤其是美国人，同时还促进了法国商品的出口。普恩加来的成功使他连任了三年总理，创下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最高纪录。 

五、欧洲的稳定与和解 

在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中，欧洲的外交由法国及其中东欧的盟国支配。由于奥匈帝国的消失，德国和俄罗斯的屈服，法国此时成为欧洲大陆上的头号强国。因为德国和俄罗斯显然迟早都会设法重申自己的主张，所以法国外交的目标就是为国家安全建立一个可靠而持久的基础。 

从理论上来讲，国际联盟《盟约》第十条已经提供了普遍的安全。这一条款要求各成员国“尊重并维护国联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有的政治独立，反对外来侵略。”但困难在于国联缺乏实施这一条款所必需的力量，国联本身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法国因其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就遭到了德国的两次侵略而不愿将其安全交付给没有权威的国联，它转向那些在支持和平解决、反对修订条约方面与它有着共同利益的欧洲小国。法国于1920年9月、1921年和1924年分别与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协商建立了正式的军事联盟。 

这一联盟体系基本上是反德的，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孤立德国来保护法国及其盟国。不过，大约在1925年前后，法德两国的关系有了改善，这一方面是因为“道威斯计划”的实施暂时获得成功，一方面则是因为两国外交部长即法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德国的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持相互和解的态度。他们断定各自国家的安全可以通过直接谈判和达成协议来加强。他们的政策受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的鼓励。张伯伦还说服意大利人接受了这一观点。结果产牛了于1925年10月签订的包括一系列协定的《洛迦诺公约》。 

这些协定规定，德国可以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作为回报，德国同意不通过武力来谋求修订条约，同意和平解决同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一切争端。德国保留了通过和平手段设法更改其东部边界的权利，但承认其.西部边界的永久性。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答应任何时候都尊重它们相互间的边界，而英国和意大利则为这一条款提供了保证。

在当时，《洛迦诺公约》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张伯伦表达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他宣称公约标志着“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之间的真正分界线”。同样，白里安也发表了有关“洛迦诺精神”的动人演说。“洛迦诺精神”禁止战争，代之以“调解、仲裁与和平”。在这种乐观主义的余晖中，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按照白里安的建议，提出各国保证不把战争当作“推行国策的一种工具”。1928年8月27日《凯洛格一白里安公约》签订，从而使这一建议得以付诸实现。由于公约只拒绝战争而并未规定制裁措施，很快就有60多个国家在公约上签字。虽然公约只依靠世界舆论这种道义上的压力，但光是有如此多的国家签署公约这一事实便足以促成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 

同样充满希望的是同德国关系的改善。1926年，德国被允许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另外，关于赔款的支付问题，协约国也与德国达成了协议。从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始，德国与协约国就一战的赔偿问题进行了谈判。谈判以1930年的“杨格计划”结束，这一计划规定德国应支付的赔款总额为80亿美元，58年内分期付清。 

在20年代末期人们普遍有一种认为欧洲终于恢复到了正常状态的感觉：德国和它的宿敌似乎已经和解；德国人加入了国联；赔款问题似乎也终于得到了解决；60多个国家已摈弃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经济在日趋繁荣，失业率正相应下降。甚至来自苏联的消息也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个国家已于1928年开始实行一个新奇而宏伟的“五年计划”(见第39章第1节)。虽然西方大多数权威人士都认为这一计划不切实际，注定要失败，但它至少可使苏联人的注意力从国际冒险活动转移到国内经济发展中去。因此“洛迦诺精神”似乎是有意义和有内容的，人们相信欧洲此时已经能够安定下来，就像在19世纪时那样去享受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推荐读物 

关于俄国内战和协约国干涉的标准描述有：E.H.Carr所著的三卷本著作TheBolshevik.Revolution，1917—1923(Macmillan，1951—1953)；J.Bradlev所著的AlliedInterventionin Russia，1917—1920(Basic Books，1968)；G.F.Kennan所著的Russia and the West Under Lenin and Stalin (Little，Brown，1961)；D.Footman所著的Civil Warin Russia(Praeger，1962)。最近的关于俄国革命及其后的苏维埃政权的批评性研究是R.Pi，Pipes所著的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Knoof，1993)。 

研究1918年及其后德国国内的批评浪潮的著作有R.G.L.White所著的Van guard of Nazisms：The Free Corps Movement Post War Germany，1918—1923(HarvardUniversity，1923)；R.Coper所著的Failure of a Revolution：Germany in 1918—1919(CambridgeUniversity，1955)；W.T.Angress所著的Stillborn Revo lution：The Communist Bist Bid for Power in Germany，1921—1923(PrincetonUniver sity，1964)；C.B.Burdick和R.H.Lutz编辑的文件集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1918—1919(Praeger，1966)。 

近年来考察塑造中东欧力量的力作有：H.Seton-Watson所著的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ars，1918—194l(CambridgeUniversity，1946)；L.S.Stavrianos所著的The Balkans Since 1453(Holt，Rinehart ＆ Winston，1959)；W.E.Moore所著的EconomicDemography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Europe(League of Nations，1945)。 

关于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可称为标准之作的有：C.Seton-Watson所著的I taly from Liberation to Fascis 1870—1925(Methuen，1967)；I.Kirkpatrick所著的Mussolini：A Study inPower(Hawthome，1964)；E.Wiskemann所著的Fascism in ltaly：Its Development and lnfluence(Macmillan，1969)；M.Gallo所著的Mussolini’sItaly(Macmillan，1973)；D.M.Smith所著的Mussolini’s Roman Em pire(Viking，1976)；E.R.Tannenbaum所著的TheFascist Experience：Italian Society and Culture，1922—1945(BasicBooks，1972)。 

关于当时英国方方面面的情况，C.L.Mowat所著的Britain Between the Wars，1918—1940(Universityof Chicago，1955)概括性强，同时不失慎重；A.J.P.Taylor所著的English History 1914—1945(Oxford University，1965)描摹得十分生动。关于法国的情况，D.W.Brogan所著的France Under the Republic，1870—1939(Harper& Row，1940)细致人微；D.Thompson所著的Democracy in France(Ox ford University，1952)更加明晰。信息灵通的记者A.Werth也有这方面的著述，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France in Ferment(Jarrolds，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