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全球影响

两种趋势的结合可以解释为何我们今天身处的世界如此混乱。从新闻标题或电视屏幕上就可以看到，北京、开罗和新德里在国际事务中与巴黎、伦敦和华盛顿一样地位显赫。无论何处，曾经沉默的大众正在占领历史舞台，大声喊出他们的要求，而这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像的。在亚洲人看来，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国际社会内的一场内战。——K.M.潘尼卡(印度外交官、历史学家) 

1914年秋，正当欧洲国家纷纷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评论道：“整个欧洲的灯光都在熄灭。”他的评论的确很有道理，而且比他当时所能预见的还要正确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注定要使格雷伯爵所熟悉的整个欧洲变成废墟。它毁灭了已经存在数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和奥斯曼等王朝，代之而起的是格雷伯爵这样的贵族政治论者所模模糊糊意识到的新领袖、新制度及新的意识形态。1918年的欧洲不同于1914年的欧洲，就像1815年的欧洲不同于1789年的欧洲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标志着曾在19世纪十分反常地全面支配世界的欧洲时代的结束。到大战结束时，欧洲对整个世界的控制已经明显削弱，而且在各地都受到挑战。虽然这些挑战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被设法成功地阻止了，但是这一平静期却只持续了20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一削弱过程并使欧洲各地的帝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不论从欧洲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引人注目。本章的目的就是分析这一重大事件的根源、过程及其世界性影响。 

一、战争的根源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包括了一项明确指出这场战争是“由德国及其同盟国的侵略”引起的条款。这一“战争罪行”的条款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还被协约国用来证明它们向战败的同盟国提出支付赔款的要求是有道理的。结果它激起了一场热烈、持久的争论——围绕这场争论有数以千计的文章和著作发表——还导致了一批批文件的出版，总计达6万多份。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这场论战才子息下来，出现了较少关心“战争罪行”而更多关注引起战争的历史条件和力量的较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如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已能分清曾在数十年里一直起作用的背景原因和在1914年6月28日弗兰兹·斐迪南大公被刺后的紧张的数星期中才开始起作用的直接原因。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有五个：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和不可逆转的军事时间表。 

经济上的竞争 

首先考虑到经济上竞争，欧洲大多数强国都卷入了关税战和对海外市场的争夺。例如：1888—1889年意大利和法国之间、1879—1894年俄国和德国之间、1906—1910年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均爆发了关税战。由于19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化的速度异常迅速，英国和德国之间展开了最为激烈的经济竞争。187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1.8％，德国仅占13.2％；但到1914年时英国工业产量所占的比例却已经下降到14％，而德国则略有上升，为14.3％，稍大于英国所占的比例。

德国工业总产量的激增意味着英国在海外市场上遇到了激烈的竞争。要确切说明这一经济竞争的政治影响是不可能的，不过它确实使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竞争还刺激了海军军备竞赛，从而又导致了国际局势的紧张。这两个国家都竭力叫嚣，必须建立起海军力量，以保护商船航线和商船运输。1897年，在海军上将冯，梯尔匹茨的主持下，德国开始实施新的造舰计划，这使英德关系变得更为紧张，但却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势力平衡。德皇建造强大海军和最强陆军的决心是促使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 

殖民地的争夺 

经济竞争和国内困难激起了对殖民地的争夺，欧洲列强竭力寻求新的殖民地以确保其剩余资本和剩余产品能够拥有海外市场。德国人由于直到1871年国家统一之后才参与殖民地争夺，所以他们特别积极，要求建立一个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相称的帝国。泛日耳曼同盟把目标对准了葡萄牙、荷兰和比利时这样一些小国的富裕的殖民地，并坚决认为德国也必须拥有“阳光下的地盘”。但是德国人发现，几乎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区他们都受到了辽阔的英国殖民地的阻挡；他们痛骂英国人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自私鬼。

然而，殖民地竞争决不只限于英国和德国。19世纪后期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卷入了这场对绝对统治权的争夺，因此它们在一个又一个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冲突：英国和德国在东非和西南非、英国和法国在暹罗和尼罗河流域、英国和俄国在波斯和阿富汗、德国和法国在摩洛哥和西非，都相继发生了冲突。在一战爆发前的30年间，这些围绕殖民地产生的争端制造了一种不断加剧的紧张气氛。 

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 

对殖民地的争夺转而又促成了互相冲突的联盟体系的形成，而这些联盟体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战争的到来。联盟体系始于1879年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与奥匈帝国缔结两国同盟条约之时。这是一个防御性的盟约，旨在保护德国免受法国人的攻击，因为法国人想收复其1871年失去的阿尔萨斯一洛林地区。这个条约还旨在保护奥匈帝国免受俄国人的攻击，因为俄国人在巴尔干半岛同奥匈帝国不断发生冲突。1882年两国同盟因意大利的加入而变成三国同盟，其目的还是防御：保护意大利免受法国的攻击，因为意、法两国在突尼斯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当时的三国同盟无论就其宗旨或盟约条款来说，都不是侵略性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都是容易满足的国家，它们主要感兴趣的是维护欧洲大陆的现状。 

但是从另一方的立场来看，三国同盟就完伞是另一回事。存法国和俄国看来，它是一个控制欧洲，使法、俄孤立并易受攻击的势不可挡的集团，加之法国和俄国在好几个地区的殖民地问题上都与英国有着严重分歧，结果1894年法俄同盟缔约成立，它的两个目的是反对三国同盟和抵制英国对殖民地的争夺。法俄同盟因1904年英法协约和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而成为三国协约。实质上，这两个协约在事实上都是殖民地协约。例如，英、法同意承认各自在尼罗河流域和摩洛哥的利益；英、俄也商定将波斯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见地图31)。 

这样，所有的强国这时都已加入两大敌对的联盟体系，该体系给国际关系带来了种种灾难性的结果。每当发生重大争端时，两大集团的成员即使对争端持怀疑态度，也不得不支持其各自直接参与争端的盟国。否则，它们就担心同盟的瓦解会使自己陷于孤立而遭受危险。因而每次争端往往都会扩大为重大的危机，而两大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则不论愿意与否都将被卷入其中。 

不可调和的民族主义情绪 

另一个背景原因是欧洲被统治的少数民族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阿尔萨斯一洛林地区很难对付，那里的法国人仍不服从德国的统治。但在中欧和东欧，它却是一场噩梦。由于对民族自决的要求日益增长，那里的多民族帝国正处于几乎被撕成碎片的危险之中。例如在哈布斯堡帝国，居统治地位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就受到了觉醒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塞尼亚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斯拉夫民族的对抗。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哈布斯堡官员做出了帝国要生存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的决定。这个决定对好战的塞尔维亚人尤其适用。他们正吵吵闹闹地要求与多瑙河对岸独立的塞尔维亚统一到一起。所以，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杀后，苛刻的条件便被送到了贝尔格莱德。不过，塞尔维亚的背后是俄国，而俄国的背后则是法国和英国。同样，奥匈帝国也有德国支持，理论上还有意大利支持。这样一来民族自决与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的结合也就使欧洲陷入大屠杀之中。 

不可逆转的军事时间表 

最后一个背景因素——不可逆转的军事时间表——使得萨拉热窝暗杀之后的事态向战争方向发展的趋势难以避免。19世纪后期由于科学和军事的结合，欧洲军事技术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飞跃。旧式武器得到改良，包括飞机和潜水艇在内的新式武器被引进。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德国的克虏伯公司、法国的施奈德一克卢索公司等私人军火公司煽动起军备竞赛：他们卖武器给一个国家，引起邻国恐慌并刺激邻国也来购买他们的产品。主要强国的军事领导人纷纷通过大量购买最新式武器的方式来谋求安全。然后他们协调巨大的武器库和铁路网，准备详细的动员计划，以便在敌人组成联盟时能将数量庞大的军需物资和应征入伍的士兵运往战争前线。 

一旦战争动员计划A或B或C或不管什么的按钮被启动，人员和物资就可以按计划像钟摆一样动起来，而且是以一种大规模的方式进行。这时候不可能再撤销命令，因为人员和物资的流动将会停滞，国家的国防将处在混乱的、无保护的状态。因此，不管是皇帝还是首相都无法逆转大的动员。这种“军事时间表的紧急性”成为那些在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暗杀事件之后寻求和平解决的人们面临的最大障碍。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在8月4日战争真正爆发前，当时的外交家还能有几个星期的时间谋求和平，然而今天连几个星期的时间都不可能有了。现在的军事运载技术已经可以在几分钟之内跨越一个大洲，而上千个拥有电脑决策程序的自动战斗系统更是使得核战争真正爆发时，人类几乎没有参与的时间。 

二、萨拉热窝 

1914年6月28日，弗兰兹·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新近吞并的波斯尼亚省首府萨拉热窝遇刺。刺客是波斯尼亚的一个塞尔维亚族青年学生，名叫加弗里洛·普林西普。普林西普行刺绝不是孤身一人，在他的背后是塞尔维亚秘密组织“不统一毋宁死”，即众所周知的“黑手党”。黑手党于1911年成立于贝尔格莱德，其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实现“民族理想——团结所有的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政府并不支持这一组织，它认为该组织的确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激进的、好战的组织，但这却并不妨碍黑手党组织成为一个进行有效的鼓动和恐怖活动的地下革命组织。

不幸的弗兰兹·斐迪南因为同意正式访问波斯尼亚首府而使这些塞尔维亚革命者有了可乘之机。在选定出访的6月28日这一天，当大公及其妻子在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早晨进行访问时，至少有六位刺客身带炸弹和左轮手枪等候在指定的路线上。就像命中注定的一样，当队伍在街道拐角处停下来时，普林西普正好站在那儿。他掏出左轮手枪，连开两枪，一枪射向弗兰兹·斐迪南，一枪射向波斯尼亚总督波西奥莱克将军。可是第二枪射偏，击中了大公夫人。医生还未来得及抢救，大公及其妻子就已死去。 

7月23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出了包含几个条件的最后通牒。塞尔维亚7月25日的答复几乎接受了所有条件，但却拒绝奥地利官员在塞尔维亚领土上参与调查该案。奥地利立刻断绝了同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并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俄国为了报复于7月30日实施全国总动员。第二天，德国向俄国发出了为期12个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总动员。由于没有得到答复，德国便于8月1日向俄国宣战，并于8月3日向俄国的同盟国法国宣战。就在同一天，德国入侵比利时，开始了实际的战争行动。英国在德国卷入后就开始干预，但由于其对法国的军事承诺是秘密的而没有公开进行干预。现在，德国入侵比利时则为英国参战提供了一个可以对公众进行解释的很好的借口。这样，欧洲各强国在萨拉热窝谋杀事件才过去5个星期时就已开始互相进攻。 

三、战争的欧洲阶段：1914—1917年 

1914年：西线的消耗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所有的民族都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一场短暂而胜利的战争。但是他们不久便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漫长而又残酷的折磨之中，在这场战争中损失的财富和伤亡的人数是前所未有的。之所以会出现血腥的僵持局面是因为从战争伊始，防御性武器就优于进攻性武器。传统的进攻方式是大批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冲锋，但是这在深壕沟、铁丝网、巧布的地雷和机枪掩体相结合的防御设施面前却完全无效。因而前四个月中西线的伤亡人数为：德国70万人，法国85万人，英国9万人。与各总参谋部的计划相反，此时西线的战斗变成了阵地战和消耗战。 

不过俄国战线和巴尔干战线上的情况则并非如此;那里由于彼此相隔甚远，又缺乏运输工具，必须采取运动战。为了减轻西线上法国人的压力，俄国人一开始就以惊人的速度和强有力_的攻势攻人东普鲁士。这一战略很奏效，因为德国人不得不从比利时调集了四个师去支援东线。德国人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已彻底击溃了进入东普鲁士的两支俄国军队，从而也就解决了问题。德军指挥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利用其优良的铁路网，集中兵力首先进攻俄国的一支军队，然后进攻另一支军队。到9月中旬，东普鲁士的入侵者已被清除。 

与此同时，奥地利人则在巴尔干战线上遭受着屈辱的挫折。在萨拉热窝差点让普林西普的子弹送了命的波西奥莱克将军急于捣毁“毒蛇的洞穴”。8月12日他率兵25万人渡过德里纳河，进入塞尔维亚。但是他遭到了35万塞尔维亚军队的抵抗；他们当中90％的人都是参加过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的老兵。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中，这些塞尔维亚人就迫使奥地利人在损失三分之一兵力的情况下退回到德里纳河以西。9月波西奥莱克再次发动进攻，并于12月2日占领了贝尔格莱德。但是，塞尔维亚人再次发动反攻，到这个月底时塞尔维亚指挥官得意洋洋地宣布：“在塞尔维亚的领土上一个自由的敌军士兵都没剩。”1 

1915年：东线上俄国的退却 

德军新任总司令埃里希·冯·法金汉的决定左右了1915年的一些战役。鉴于西线的僵持局面，法金汉把兵力集中到了东线，力图击败俄国人。5月1日德奥联军发动进攻，战绩卓著，至夏末联军已平均推进了200英里。俄国除军事上共伤亡250万人外，还丢失了15％的领土，损失了10％的铁路，失去了30％的工业，丧失了20％的平民人口。沙皇专制政权遭到了再也无法复原的打击。 

当时西线的消耗战仍在继续。法国的霞飞将军坚信，密集的炮火轰炸加上大部队的正面攻击必将带来胜利。但是接二连三的进攻却并未使战线发生变化，结果只是人员伤亡惨重。 

1914年11月2日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导致了著名的达达尼尔战役。由于土耳其入盟后达达尼尔海峡便对协约国自动关闭，致使大量急需物资难以用船运到俄国。因此1915年3月18日，一支由14艘英国战舰和4艘法国战舰组成的分舰队炮声隆隆地驶进了达达尼尔海峡。但水雷和岸防火力使协约国遭受巨大损失而被迫撤退。接着，协约国又试图从陆路攻取达达尼尔海峡。但协约国在加里波利海滩登陆后，面对毁灭性的机枪火力，只拿下了几个浅滩立足点。土耳其人牢牢地把守住了海滩上的高地，最后协约国不得不面对事实，并于1916年1月永久撤退。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失败以及俄国战线上的惨败，促使保加利亚于1915年10月14日加人同盟国。这一介入意味着塞尔维亚人的灭亡。10月6日，德国、奥地利和保加利亚三国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从三面进攻塞尔维亚。到该年年底时，整个国家已全被占领。 

意大利决定加入协约国使协约国的力量得到加强，从而弥补了巴尔干半岛上的这些失败。尽管意大利人表面上曾是同盟国的盟友，但战争一开始他们就决定保持中立。绝大多数意大利人都赞成这一方针，尤其是因为奥地利占据了亚得里亚海对岸“未收复的”领土。协约国这时慷慨地提出将这些领土以及战胜土耳其后的另外一些领土分给意大利。这一诱饵很有效，4月29日意大利签署了《伦敦条约》，同意在一个月内加入战争，作为对协议国在领土方面许诺的回报。 

1916年：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到1916年时同盟国已经在军事上占尽了优势。可是尽管它们已经控制了从汉堡到波斯湾的欧洲大陆，它们却仍不能把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强加于协约国。为了达成这样一个协议，1916年2月德国人发动了对法国要塞凡尔登的全面进攻。作为反击，英国人则向索姆河西北地区发动了一次强大的攻势。但是事实却再次证明：防守比进攻更有优势。在1916年所进行的这两次战役中，德军共死伤85万人，英法死伤95万，但是仟何一方都无法向前推进超过7英里。 

与此同时俄国军队则在勃鲁西洛夫将军的领导下，于1916年在东线展开了一次成功的攻势。德国人在凡尔登战役中的失败和勃鲁西洛夫的进攻所获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功促使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27日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同盟国这时决定教训一下罗马尼亚，以警告其他企图效仿罗马尼亚做法的中立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和土耳其军队全速前进，以压倒优势的兵力袭击了罗马尼亚。到这一年年底，罗马尼亚人已经丢失了其三分之二的国土，包括他们的首都。 

在罗马尼亚卷入战争后，希腊成为巴尔干半岛上惟一的中立国。1917年6月27日希腊终于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从而为协约国1918年进攻马其顿、迫使保加利亚退出战争铺平了道路。 

1917年：流血和失败主义 

与此同时，可怕的流血战仍在西线继续，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1916年德国人曾在凡尔登采取攻势，而现在，1917年，协约国却处于领先地位。这时谨慎的霞飞将军已经被大胆的尼韦勒将军所接替。尼韦勒以极大的热情鼓吹一种新型的闪电战，说这种闪电战能以极少的伤亡赢得胜利。尽管法国和英国的许多军事将领对此都持反对意见，但尼韦勒的进攻型战略还是被接受了。 

当时，德国人也已用领导东线部队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取代了法金汉。在经历了前一年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中的毁灭性打击之后，他们决定在西线继续采取守势，而在海上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他们希望由此迫使英国因饥饿而投降，使法国孤立在欧洲大陆上。德国人十分清楚，潜艇战将有可能带来美国参战的危险，但他们孤注一掷，认为英国将在美国的援助起作用之前被打败。 

我们不久就将看到，这一冒险差点儿获胜，尽管它最终带来了灾难。不过陆上的防御战略却使德国人获益匪浅。为了巩固和加强各条战线，兴登堡将其部队撤回到一个新的设防阵地“齐格菲防线”，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兴登堡防线”。这条防线更直、更短、筑有更多的防御工事。这一撤退彻底打破了韦尼勒的进攻计划，但他仍坚持实行这些计划。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按照预定计划跃出壕沟发动进攻，却遭到了自大战以来最残忍的一次还击。兴登堡的防御战略对德国人非常有用，他们使协约国蒙受了40万人的伤亡，而自己则只伤亡25万人。 

到这时，欧洲各民族已经进人了历史上最具毁灭性和最残酷的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人们尽管做出了种种牺牲，遭受了种种灾难，但却还是看不到战争的尽头，以至于在战壕中以及两大阵营的平民百姓当中都出现了厌战和失败主义情绪。其中一个最惊人的表现是：1917年7月19日德国国会以218票对126票通过了(和平决议》。在奥匈帝国，1917年11月21日受人尊敬的、年迈的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去世，新继位的年轻皇帝查理开始谋求议和。同样在英国，前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写了一封公开信，预言若不采取某种方法结束冲突，西方文明就将崩溃。 

四、战争的全球阶段：1917年的俄国革命 

事实证明1917年是关键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这两个事件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从最初为欧洲问题而开战、实质上是欧洲的战争转变成全球范围的战争。诚然，日本在1914年8月21日就已参加了这场战争，但它只是私自占据了太平洋上几个分散的德国殖民地。而现在，美国的介入则意味着一个非欧洲大国将迅速决定战争结果。 

美国参战和俄国革命使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立即具有了世界性影响。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和列宁的革命口号就其影响而言是普遍的和具有破坏性的，它们与诸如阿尔萨斯一洛林地区或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各从属民族国家之类的欧洲局部问题大不相同。因此可以说，正是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欧洲阶段转变到全球阶段。 (www.xing528.com)

三月革命

1917年俄国爆发了两次革命：第一次在3月，第二次在11月；前者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后者则推翻了临时政府，确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一次革命是一个使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意外事件。3月8日彼得格勒爆发了罢工和暴动，原因是运输工具不充足，致使食品和燃料极度匮乏。当局命令军队前去维持秩序，但士兵们却发生哗变，同示威者亲近起米。始终对杜马疑虑重重的沙皇怀疑它与此事有牵连，遂于3月11日下令解散杜马。而杜马领导人则拒不服从这一命令。沙皇发现他不可能再强迫杜马服从自己——这种无力表现在各个方面，从而暗含着革命自身的到来。当沙皇尼古拉于3月15日让位给他的兄弟米哈伊尔而米哈伊尔又于第二天放弃了王位时，俄国实际上已经不再拥有一个合法和真实的政府。 

为了避免街上的激进分子接管政权，某种新机构必须立刻建立。3月12日临时政府成立，由它来管理国家，直到能通过选举产生立宪会议。新政府由自由党人格奥尔基·李沃夫公爵领导，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保尔·米留可夫教授任外交部长，惟一入阁的社会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中间派内阁，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革。实际上，它的确宣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宣布大赦政治犯和宗教犯，承认所有公民法律上一律平等，不遭受社会、宗教或种族方面的歧视。它还通过了劳动法规，其中包括八小时工作日。尽管临时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了这些成绩，但它却从未扎根于这个国家。它拼命奋斗了八个月，却未能提供一个适当的行政管理。最后，这一新政府并不是被人推翻了，而是像沙皇专制政权在3月时那样孤立无助地崩溃了。

 两次革命之间 

1917年3月至11月是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为权力而斗争的时期。在这场斗争中临时政府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拒绝考虑绝大多数俄国人所需要的两样东西——和平和土地。李沃夫公爵及其部长们坚持认为，重新分配土地这样的重大改革必须等到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并有权决定这一基本问题的立宪会议召开时才能进行。同样，政府也不愿结束战争，因为俄国对它的盟友负有某些不可推卸的义务。这些论点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上却是自杀性的。临时政府采取权宜手段，恳求人们忍耐，而苏维埃则要求立刻实现和平，立即分配土地，以此争取民众。

苏维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革命，当时工人们选举产生了工人代表会议即苏维埃，以协调他们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尽管苏维埃当时遭到了镇压，但它们作为鼓动和直接行动的机构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它们恰恰具有临时政府明显缺乏的品质——同人民大众有着密切的关系。 

苏维埃随着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危机而再次出现是很自然的。由于起源和成分的缘故，苏维埃一点也不像临时政府那样过于拘谨，非要等到选举之后才进行和平谈判和土地分配。它们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心声，从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苏维埃不仅出现于城市中，而且很快也出现于乡村和军队里。这样一来，苏维埃运动也就迅速地遍及全国，并在实际上发展成为一种不断地向彼得格勒(先前叫圣彼得堡，很快又以列宁格勒出名)政权进行挑战的基层政府。乡村苏维埃在组织人们夺取贵族的财产；城市苏维埃在支持人们不断地上街示威游行和举行暴动；而士兵苏维埃则在逐渐地夺取军官的权力，并达到了控制所有武器以及所有命令都须经士兵苏维埃部署后才生效的程度。 

起初被选人苏维埃的代表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其领导人从瑞士返回之前仍处于较次要的地位。4月16日，列宁返回俄国并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了立即实现和平、将土地分给农民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从即将发生的事情来看，列宁的这些要求似乎是合乎自然、合乎逻辑的。但实际上这些要求在苏维埃内部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甚至在一些布尔什维克中，都引起了许多异议，尤其引起争论的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要求。这在当时看上去似乎是十分荒谬和不负责任的。然而时间却证明他是正确的，因为战争持续得越久，公众的不满情绪就越大，他的要求也就越得人心。那些在4月份似乎还是稀奇古怪的口号，半年之后听起来就完全合理了。到1917年年底时，许多人都在准备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战斗，以便摆脱临时政府，因为临时政府阻碍人们获得他们极为向往的和平和土地。 

舆论转变的最早迹象是5月17日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的被迫辞职。米留可夫极力主张俄国继续进行战争，这使他非常不得人心，结果被迫辞职。李沃夫和克伦斯基组成了新的临时政府，新临时政府一直执政到7月20日以前。从7月20日起，一直以有影响的掌权者形象出现的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以他自己为总理的新政府。到这时，国民的倾向已经完全转向左派，以致新部长们大多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u认为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围政界的激进分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u为了反对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克伦斯基这时正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合作。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 

克伦斯基声称，他的主要目的是“拯救革命，使其摆脱极端分子”。在努力防止人们对财产所进行的越来越严重的侵夺时，他警告说将来的立宪会议对7月25日以后进行的土地转让不会予以承认。他还试图通过对某些罪行再采用死刑的办法在军队中恢复严守纪律的风貌。这些措施自然使得克伦斯基极不受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激进分子的欢迎。此外随着舆论日趋转向左派，布尔什维克这时在苏维埃中也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到10月时，他们已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中占据多数。列宁这时断定，推翻克伦斯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起义日期定在11月7日。 

但是实际的革命却是高潮突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彼得格勒的重要地点——火车站、桥梁、银行和政府大厦。这里没有战斗，因为11月时的克伦斯基就如同3月时的尼古拉一样，几乎没有什么虔诚的支持者。不过布尔什维克轻易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得到了所有俄国人民、或至少说大多数俄国人民的支持。最终于11月25日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的党派构成就证明了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占370个席位；布尔什维克占175个席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40席；立宪民主党占17席；孟什维克占16席；各民族团体占86席。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虽然它在举行了一次会议之后就被这时已掌握军权的布尔什维克给驱散了，但是它的结构却揭示了各党派当时各拥有多少追随者。

新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满足人民和平的愿望。1918年3月3日它同德国签署了(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和约)，其严厉的条款要求俄国不仅放弃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而且放弃芬兰、乌克兰和高加索部分地区。这些割让包括6200万人口和125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俄国的一半工厂和三分之一的产粮区都分布在这一地区，而更具灾难性的是，这一地区蕴藏着俄国四分之三的铁和煤(见地图32)。 

这样俄国便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着手创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五、战争的全球阶段：美国的介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威尔逊总统立刻号召他的同胞严守中立。这一呼吁得到了普遍的赞成，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希望卷入这场战争。然而到了1917年时，威尔逊本人却在将这个国家引向战争。从中立走向干预的一个原因是备战运动——1916年6月3日威尔逊政府通过了《国防法》，这一法案标志着备战运动达到高潮。运动期间的军事宣传使美国人有了参战的心理准备。另一个因素则是美国因潘乔·维拉袭击新墨西哥州而武装干预墨西哥(1916年3月至1917年8月)。虽然这次干涉并没有带来什么，但是没有多少痛苦和牺牲的军事行动却让美国人体验到了乐趣。美国介入战争的另一个趋动因素是美国的金融和工业一直在向协约国赊卖军用物资，如果他们的主顾失败了，这些金融业和工业就也将被毁掉。而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导致美国人员和舰只的损失也加速了美国的参战。最后，1917年3月沙皇政权被推翻使美国有可能加入一个民主国家的联盟来反对中欧的专制国家。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促成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4月对德国宣战。威尔逊总统著名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具体而详细地陈述了战争的目的。这十四点中著名的几点是：反对秘密外交，订立“公开和约”，海上航行自由，消除国际贸易壁垒，削减军备，根据各殖民地民族的利益必须以对各殖民列强的要求予以同等重视的原则公正裁决殖民地问题，以及运用民族自决的原则处理中欧和东欧各从属少数民族的问题。 

美国的参战具有多大的决定性，在表36.1中所列举的有关交战国军需品生产量的统计数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美国的参战使协约国不仅在军需品方面，而且在人力方面占据了决定性的优势。在1918年3月这个月中，共计84889名美军到达西线，6月这个数字上升到306350人。这样协约国的指挥官就每月都可得到一支新的生力军。果然不出所料，1918年同盟国一个接一个地投降了。

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宣告结束——这场战争历时4年零3个月，涉及到30个主权国家，推翻了4个帝国，产生了7个新的国家，死亡人数为：战斗人员约850万，非战斗人员约1000万，直接经济损失达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1516亿美元。

六、和平解决 

和同盟国各国签订的和约有：1919年6月28日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1919年9月10日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1919年3月22日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1919年11月27日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以及1920年8月20日对土耳其的《塞夫尔条约》。这一全面和平解决对世界历史来说有三个重要意义：建立了国际联盟，将民族自决的原则应用于欧洲，以及未能将这一原则应用到欧洲以外地区。 

成立国际联盟有两个目标，其首要目的就是维护和平。它的成员国应互相承担起共同防御侵略、仲裁或调查争端和在裁定后的三个月之内避免战争的义务。国联的第二个目的是关心国际范围的卫生、社会、经济和人道等问题。为了这个目的，国联建立了一些专门性的机构，如卫生组织、智力合作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以及许多临时的咨询委员会。总的说来，国联在履行其第二个职责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它在改善国际劳动条件、促进世界卫生、同毒品交易和奴隶贸易作斗争、克服经济危机等方面证明了它的存在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们也将看到，国联却未能在维持和平方面取得成功，而维持和平是它存在的理由，因而这一失败也就意味着整个组织的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解还具有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划分欧洲边界的特点。重新划分欧洲边界这一点在《十四点和平纲领》中已经明确提出，并通过各种和平条约正式得到落实，其最终结果是欧洲地图被大幅度修改。阿尔萨斯一洛林地区毫无疑问归还给了法国。俄国由于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独立国家的建立而失去了它在波罗的海沿海的大部分地区。独立的波兰在前俄国、德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割让的诸省领土上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在前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上。南斯拉夫也形成了，它由战前的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前哈布斯堡帝国的一些地区组成。罗马尼亚因从奥匈帝国、俄国和保加利亚获得领土而使其面积增加了一倍多。最后，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剩余的地区则出现了奥地利和匈牙利这两个小国家。 

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认为民族自决原则在划分新边界时一定受到了尊重。的确，关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日耳曼少数民族，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就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异议。不过即便是存在有这些偏差，新边界也远比旧边界更符合民族主义愿望。少数民族的数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大战前要少得多(见地图32)。 

尽管调停人通常会将民族自决的原则运用于欧洲，但他们却绝对不会在欧洲以外地区这样做。在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中就能清楚地觉察出这种差别对待：这一纲领明确地阐明了应该如何满足欧洲各种少数民族的愿望，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纲领》第五条宣称：在殖民地，“有关居民的利益必须同政府的合理要求同等予以重视；政府的权利范围应予确定。”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它提到的是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不用说，正是欧洲人自己在决定着这些“利益”是什么，因而其结果也就是变相形式的帝国统治，即所谓的托管制度。

《国联盟约》第22条把从同盟国手中获得的殖民地居民看作“在现代世界的紧张形势下还不能自己站立的民族。”因此这一条款规定：“这些民族的监护应该委托给那些先进民族，即因其资源、经历或地理位置而最能承担这一责任的民族……同时这一监护应由他们作为‘受托者’，代表国联来执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受托者”来“监护”的规定并没有扩太到获胜的协约国的殖民地，尽管这些殖民地的居民在许多方面都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或缺少发展。 

七、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 

粗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全球，呈现出的变化相当少。欧洲的边界虽因四大帝国的消失而不同，但就整个世界而言，欧洲的统治却也似乎并没有减弱。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仍然统治着其与1914年以前一样多的海外殖民地。实际上，它们的领地甚至更大，因为它们这时控制了以前曾在苏丹统治了的中东领土。因此，欧洲的全球霸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大战前要显得更完整。 

不过，在这一表面之下，形势却完全不同。实际上，从全球的观点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意义恰恰在于它开启了欧洲霸权的削弱进程——这一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宣告完成——这一削弱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衰落、政治危机和对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减弱。 

在1914年以前，欧洲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其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这些投资每年都能产生大量的利润。而在一战期间，英国失去了其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法国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德国则失去了其全部对外投资。这一趋势的完全改变可以从美国新的金融实力中看出来。1914年时，美国欠欧洲投资者的债务约为40亿美元，但到1919年时它却已成为一个借出款项达37亿美元之多的债权国，而到1930年时这个数字更是已上升到88亿美元。在工业上，与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显，因为欧洲的许多工业区都已遭到破坏，而美国的工厂却在战时极大需求的推动下，犹如雨后春笋般惊人地发展起来。到1929年时，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2％，这一产量大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这样，欧洲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也就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完全改变。欧洲已不再像19世纪时那样是世界的银行家和世界的工场，这两方面的领导权都已转到了大西洋彼岸。 

战争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使欧洲内部遭到摧残。1914年以前，欧洲就已是现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发源地，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全球每个角落，然而战争的浩劫却使欧洲人士气沮丧，逐渐失去了信心。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在受到怀疑和挑战。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在反对战前形势的工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不仅是不满，而且是忿怒和反抗的强烈意识，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广大欧洲人民的怀疑。” 

在这一革命的紧要关头，许多欧洲人都期待美国的威尔逊和苏俄的列宁这两位非欧洲人的指导。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引起了一场民主愿望和期望的骚动。当他于1918年12月踏上欧洲血染的土地时，广大民众以发狂的热情把他当作“人类的国王”、“救世主”、“和平王子”来欢迎。他们贪婪地聆听着他的有关和平和安全的远景规划。 

与此同时，另一个拯救福音则正从东方传来。数百万死伤的人和冒着烟的城乡废墟使得广大民众易于接受进行革命和实现社会新秩序的号召。为了模仿布尔什维克革命，柏林、汉堡和布达佩斯都建立了苏维埃。伦敦、巴黎和罗马街头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威尔逊的密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不满的呼声每天都有。人民需要和平。布尔什维主义正越来越为各地的人们所接受。匈牙利刚刚屈服。我们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药库上，总有一天，一颗火星便能将它点燃。”3 

最终，欧洲的霸权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削弱，因为这次大战对海外殖民地也产生了影响。欧洲列强的一个集团同另一集团血拼的惨状不可弥补地损坏了白人主子的威信，他们也不再被认为几乎是天命注定的统治有色人种的人了。而数以百万计的殖民地居民作为士兵或劳工加入战争同样具有破坏性：印度几个师在西线和美索不达米亚作战，许多身着法军制服的非洲人在法国北部作战，大批的中国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后方的劳动营里服劳役。不用说，有过如此经历后返回家园的殖民地居民对欧洲领主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恭顺。 

革命思想还因与战争行为有关的宣传而在殖民地中得到传播。诚然，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所提到的只是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但在战时这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差别。“民族自决”这一革命术语不仅在欧洲，在殖民地世界也留下了印记。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亚洲的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激励，他们引用过伏尔泰、马志尼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话。但是现在他们的后裔却很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1919年7月25日孙中山博士为这一转变提供了证据，他宣布：“如果中国人民希望自由的话……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中的惟一的伙伴和兄弟就是苏俄工农红军。”4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殖民地世界的所有这些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深刻的政治结果。美国黑人领袖W.E.B.杜波伊斯是少数几个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的人中的一个，他于1918年写下了以下这一有关即将到来的世界的非凡预测： 

“这场战争既是一个结局，也是一个开端。世界上较蒙昧的人们决不再仅仅占据他们以前所占据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迟早将出现独立的中国、自治的印度、代议制的埃及、非洲人的而不仅仅是供他人进行商业剥削的非洲。从这场战争中还将出现一个不受侮辱、有权选举、有权工作和有权生存的美国黑人民族。”5 

推荐读物 

最近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源的著作有：G.F.Kennan所著的The Fateful Alliance:Franice，Russia and the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Pantheon，1984)；J.Joll所著的TheOrigins of the First War(Longman，1985)；G.Barra clough所著的From Agadir toArmageddon：Anatomy of aCrisis(Holmes and Meier，1981)，它强调从阿加迪尔到萨拉热窝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并暗示这种效应在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同样存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广泛的意义，请参考H.Holborn所著的The Political Collapse of Europe(Knopf，1951)；M.Ferro所著的The GreatWar 1914—1918(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J·Winter所著的Sites of Memory，Sites of Mourning：The Great War in European Culture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1995)。 

关于俄国革命最精细的研究是E.H.Carr所著的The Bolshevik Revolutin,1917—1923，3vol(MacMillan，1953)。也可参见H.Salisbury所作的阐释，BlackNight，White Snow：Russia’s Revolution，1905—1917(Doubleday，1978)。文献材料有J.Bunyan和H.H·Fisher所著的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18(standfordUniversity，1934);R.P.Browder和A.F.Kerensky所著的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1917，3vols.(StanfordUniversity，1961)。此外还有J.Bradley所著的Allied Intervention in Russia 1917—1920(Basic Books，1968)。P.Dukes所著的Octoberand the World：Perspectives 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St.Martin’s Press，1979)。 

关于(凡尔赛和约)，可以参考A.J.Mayer所著的权威之作Politics and Didlo macy of Peacemaking：Containment andCounterrevolution at Versailles 1918—1919(Knopf，1967)；N·G·Levin，Jr.所著的Woodrow，Wilson andWorld Politics：American’s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1968)揭示了美国发挥的作用；A.Walworth所著的Wilson andHis Peacemakers(W.W.Norton，1986)也具有参考价值。 

注释 

1.Cited by J.C.Adams，Adams，Flight inWinter(Princeton UniverSity，1942)，p.29.

2.Cited by R，S.Baker，Woodrow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Vo1.3(Doubleday，1922)，p.451.

3.C.Seymour cd.，The IntimatePapers of Colonel House，Vol.4(Houghton Mifflin，1928)，p.389.

4.Cited by K.M.Panikkar，Asia andWestern Dominance(Day，1953)，p.364.

5.Cited by R.Emerson and M.Kilson,“TheAmericail Dilemma in a Changing World：The Rise of AfricaandNegro America，”Daedalus，Vol.94(Fall 1965)，P.1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