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巩固全球统一性

首先，我想向你们再次强调，东方诸民族新近被唤起的雄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重重困难和巨大的危险。这一冲突的最终结果将会怎样……是无法预言的。然而.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西方思想和西方观念已对东方各民族产生了富有生气的影响。这种影响已在那些与西方接触最密切的民族身上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罗纳谢勋爵，1909年 

1763至1914年间作为一个欧洲直接或间接成为全球主人的时期，在世界历史上居有突出地位。欧洲的霸权不仅在政治领域——以大殖民帝国的形式——表现得很明显，而且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但在另一方面，就在1914年前十年中也发生了一些对欧洲优势的严重挑战，其中最重大的一次就是日本打败俄国。此外当时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以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下骚动也值得注意。下面我们将首先考察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然后考察对这种优势的早期挑战。 

一、欧洲的政治优势 

虽然欧洲在1500年至1763年间就已经从默默无闻中崛起并控制了各大洋和西伯利亚及南北美洲人烟稀少的地区，但对亚洲和非洲来说，其影响在18世纪末时仍然微不足道。在非洲，仅在沿海地区有一些奴隶贸易站和在大陆南端有一个小小的布尔人居留地。同样，在印度，欧洲人也被限制在沿海少数几个贸易站，实际上他们还未开始影响辽阔的内地。在东亚，尽管西方人要求进一步交往，但还是被严格限制在广州和关岛。假如18世纪后期欧洲同非洲和亚洲的关系由于某种奇迹而突然中断的话，那么三个世纪以来的交往就几乎没有什么成就可言——几乎只有几座被破坏了的贸易站和教堂才会让人想起那些曾经越海而来的入侵者——而日常生活也就会与过去几千年一样以传统的方式继续下去。 

但到1914年时，形势却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欧洲的影响已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大大增强，世界上大片大片的地区——美国、拉丁美洲、西伯利亚和英国自治领——都已欧化。欧洲人成群结队地向这些地区移民，不同程度地取代了土著民族。虽然到1914年时美国和拉丁美洲确实已赢得政治上的独立，英国自治领也已实现自治，但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些自治领已被欧化，它们在种族结构、经济关系和文化制度等方面都与欧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广袤的土地，包括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外的整个非洲大陆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在内，全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在面积达16819000平方英里的亚洲地区，至少有9443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处于欧洲统治之下。其中6496000平方英里由俄罗斯统治，1998000平方英里归英国统治，587000平方英里被荷兰统治，248000平方英里由法国统治，114000平方英里归美国统治，193平方英里的小块领土被德国统治。与这些辽阔的殖民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这个1914年亚洲惟一真正独立的国家，仅有161000平方英里的殖民地。 

除此之外，世界上的其余部分则由那些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却已半殖民地化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既包括伊朗、阿富汗和尼泊尔之类的小国，也包括中国和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大国。所有这些国家都由欧洲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控制。而它们之所以能够保持名义上的独立，仅仅是因为欧洲列强对其瓜分方案不能达成一致。 

这样，到1914年时欧洲已经称霸全球。这是一个始于500年前葡萄牙船长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时期的漫长过程的非凡顶峰。现在，随着权力史无前例的集中，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已经一跃而成为世界的中心(见地图30)。 

二、欧洲的经济优势 

1914年时的欧洲霸权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欧洲实行的经济控制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欧洲已成为世界的银行家，它为建造横穿大陆的铁路、开凿沟通海洋的运河、开发矿山、建立种植园提供所需的资金。此外，欧洲还成为世界的工场。1870年欧洲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4.7％，而它惟一的对手美国则仅占23.3％。虽然美国到1913年时已向前发展达到了35.8％，但欧洲工厂的产量仍占世界总产量的47.7％。 

在欧洲资本和技术的大量输出之下，全球经济空前统一：到1914年时，除了在全球陆地上架设了庞大的电报和电话线路网外，还在洋底铺设了516000多公里的电缆。到1914年时，已有总吨位达5000万吨的3万多艘船只装载货物往返于世界各地。几条运河的开凿也便利了世界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苏伊士运河(1869年)和巴拿马运河(1914年)。前者将西欧到印度的航程缩短了4000英里，后者将纽约到旧金山的距离减少了近8000英里。而几条横穿大陆的铁路建成则打开了各大陆经济开发的大门：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于1869年和1885年铺设了第一条铁路，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于1905年建成，柏林到巴格达和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也于1914年基本铺设完工。

各大陆的经济一体化导致了全球生产率的一个惊人增长。在1860年至1913年间世界工业总产量至少增加了6倍，而在1851年至1913年间世界贸易额则增加了12倍。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欧洲在这一经济腾飞中得益最多。虽然得不到有关全球状况的统计数字，但据一位经济学家估计，1800年欧洲宗主国生活水平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区生活水平的比率是3：1，而到1914年时这一比率则增加到7：1。 

三、欧洲的文化优势 

传统的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急速地影响了殖民地农民的日常生活。货币在早先时期就已得到使用，但只是发挥了一个辅助作用——那时农户进行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需要。也可能已有少数农产品在当地市场上出售，但那也并不是为了赚钱。相反，其目的只是弄点钱纳税，或者买一些如盐和小件铁器之类的必需品。由于人们常常通过简单的易货交易来履行纳税义务，所以也就根本没有货币参与。但是随着欧洲人及其铁路和机制商品的出现，以及他们对粮食和工业原料贪得无厌的要求，一种新的市场经济开始被引进。不久，农民们就发现自己正在为国际市场，而不是为自己和邻居而生产。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仅日益受到此时已在新经济中富裕起来的商人和放债人的支配，而且日益受到变幻莫测的经济波动的支配。封闭、静止的自然经济向充满活力的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对提高生产力来说是有益的，但它最初的影响却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和令人不快的。 

欧洲的入侵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过此时思想上起变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中的少数上层阶级，而不是农民群众。上流社会的极少数人懂得西方语言，阅读西方报纸和书籍，熟悉欧洲的历史和现行政治。他们对接触西方文化的最初反应常常是热情、盲目地赞美西方的一切，但随之而来的反应则通常是敌视西方，并企图至少保持和扶植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以下印度一位杰出人十写于1925年的这段回忆，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对西方文化的矛盾心理： 

“我们的前人是英国教育最初的结果，是极端的亲英派。他们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缺点，而是被它的新颖和奇妙所迷惑。个人被赋予公民权、秘密审判权取代传统权威、海关关税的提高，所有这些都在一个东方民族未曾预料的情况下突然而到来，而原来这个东方民族则只知道遵循古老的法令和传统……英国的什么都是好的——甚至连喝白兰地酒也是一种美德，而不是英国的则都值得怀疑……积累到一定时候，反作用力突然出现了。崇拜西方的一切使我们现在处于混乱之中，这种混乱将使我们复兴我们古老的文明、久享盛名的生活方式和风俗……”1 

四、白人的责任 

由于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居于优势地位，欧洲人自然会这样认为：他们的卓越地位来源于其文明的优越性，而这则又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优越性。他们深信上帝创造的人是不同的，它将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导劳动，能指引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劣等种族。这样就有了“白人的责任”这一概念——用理想主义的责任论来掩盖当时的帝国主义的一种说教。19世纪末(1899年)拉迪亚德·吉卜林在其著名的短诗中恰如其分地写道： 

承担起白人的责任—— 

将你们培育的最好的东西传播开来—— 

让你们的子孙离家远去去 

满足你们的俘虏的需要……2 (www.xing528.com)

与1899年那位英国诗人在论及“白人的责任”时的信心十足相反，1992年一位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巴西尔·戴维森出版了一本叫做《黑人的负担》的书。他指的是英国人强加给殖民地人民的一些制度和惯例。事实证明它们不切实际，它们是黑人的“负担”，而不是白人的“责任”。 

与现代人的反省态度相反，在吉卜林的时代欧洲人几乎被认为是上天注定的统治者。他们在印度被恭敬地称为“大人”(sahib)，在中东被称为“先生”(effendi)，在非洲被称为“老爷”(bwana)，而在拉丁美洲则被称为“恩主”(patron)。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开始用短视的眼光、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自我中心主义观点去观察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也一样。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4年致国会的一份咨文中告诫拉丁美洲说：“……长期错误的行为，或者一种导致文明社会的整体联系日益松散的软弱无能行为，最终可能导致某一文明国家的干涉，在美洲如此，在其他地方也一样。”3同样，1904年美国的一位传教士、著名出版家的父亲亨利·W.卢斯也从中国报道说：那里的条件对他们的活动很有利，“我们可以一起为上帝、为中国、为耶鲁大学工作。”4但是最令人吃惊的还是塞西尔·罗德斯的极度自信和好战心理：他走在时代的前面，梦想征服其他星球。他说： 

“这个世界几乎已被瓜分完毕，剩余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殖民。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5 

他看起来似乎有些过于自信了，然而这种自信却是建立在坚实的技术优势的基础上的。西方技术继续以加速度发展，今天罗德斯商业上的继承者们甚至更加自信。花旗公司前总裁乔治·穆尔在1987年指出，在未来25年的时间内世界将由一小撮大金融机构统治，这些金融机构将在太空设立总部以逃脱政府的监管。尽管罗德斯苦于星球遥不可及，但他现在的继承者则认为这些星球不但是可及的，而且将会成为他们的私人发射台。 

五、对欧洲优势的最初挑战

1914年时欧洲的全球霸权看上去似乎是牢固而永恒的。但只要人们清醒地回顾一下便可轻易发觉，殖民地世界中潜伏着的复仇者正在慢慢觉醒，正在对西方统治权发起最早的攻击。 

纵观历史，每逢弱小的社会受到强大而好战的社会威胁时，就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反应：一种是断绝同入侵势力的一切联系，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中，在传统的信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另一种则是力图采纳外国社会的许多优点——这也是人们以平等的地位对付外国社会，从而有效地抵抗外国社会所必需的。第一种反应表现为退却和逃避，第二种反应则体现为调整和适应；前者的口号是“返回美好的从前”，后者的口号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19世纪期间，对西方入侵的这两种反应都有很多例子。逃避现实这种反应的典型例子是1857—1858年的印度兵变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详见第30章第3节和第31章第2节)。虽然印度兵变和义和团运动都是悲惨的流血事件，但它们却都未能构成对欧洲霸权的有力挑战，因为它们实质上都是消极的造反，只图用武力赶走令人憎恶的欧洲人，以恢复往昔的美好岁月。而西方的军事力量和经济事业的活力则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当各土著民族开始采纳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以便运用这些来反对西方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在亚洲，第一个成功地实行这种政策的民族是日本。他们先于1894—1895年打败了衰弱的中华帝国，接着又在1904—1905年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详见第31章第3节和第4节)。一个亚洲小王国战胜一个欧洲强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事件给整个殖民地世界带来了巨大希望和极大刺激。与日俄战争的结果同样影响深远的事件是俄国大革命，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日俄战争激起的(见第28章第4节)。沙皇独裁政府即将垮台的消息同来自满洲战场的报道一样，使得各地被压迫民族激动不已。一位当时正在波斯的英国人觉察到了各殖民地国家中一股已被唤起的感情和希望的潮流，他在1906年8月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认为东方必将发生一场变革。日本的胜利似乎已对整个东方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即使是在波斯这样的地方，也不是没有影响……此外，俄国革命也在这里产生了极为惊人的影响。俄国的事态已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人们似乎已开始被一种新的精神支配：他们厌恶统治者，并以俄国为例，开始认为有可能建立另一种更好的政府形式……看来东方正在从睡梦中觉醒。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排外运动，出现了实现“中国人的中国”理想的倾向。在波斯，由于邻近俄国，这种觉醒看来似乎是采取了民主改革运动的形式。在埃及和北非，觉醒突出地表现为狂热行为的显著增加和泛伊斯兰教运动的扩大。这些动乱的同时出现太惊人了，因而不能将其完全归因于巧合。谁知道呢?或许东方确实正从其长眠中觉醒，我们即将亲眼看到千百万惯于忍耐的人起来反对西方肆无忌惮的剥削。”6

事实证明这一分析很有先见之明。在此后几年中，亚洲各地，从西部的奥斯曼帝国到东部的中华帝国，爆发了一系列革命。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尽管1914年时欧洲的全球霸权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和长盛不衰的，但实际上它却正在许多地方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虽然在1914年以前欧洲列强尚能够镇压反抗，然而早期的反抗却也的确是一个开端，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民族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会横扫整个世界。 

推荐读物 

最重要的论述1914年前对欧洲全球霸权构成挑战的著作有：E.R.Wolf所著的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rper & Row，1969)；J.Romein所著的TheWatershed of Two Eras：Europe in 1900(Wesleyan University，1978)；L.S.Stavrianos所著的Global Rift:TheThird World Comes of Age(Williatn Morrow，1981)；R.Stony所著的Japan andthe Decline of the West in Asia(St.Martin’Press，1979)。

注释

1.S.Banerjea，cited in L.S.S.O’Malley，Modern India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1941)，p.766.

2.From“The White Man’S Burden，”in RudyardKipling’s Verse：Definive Edition(Doubleday).

3.Cited by R.Emerson，From Emprieto N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60)，p.403.

4.Cited by J.Israel，“‘For GOd，for Chinaand for Yale’一The Open Door in Action，”AmericanHistoricalReview(February，1970)，P.801.

5.W.T.Steaa，The Laste will andtestament of Cecil Joyn Rhodes(London，1902)，P.190.

6.E.G.Browne，The Persian Revolutionof 1905—1909(Cambridge University，1910)，PP.1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