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与中东的变革-全球通史

毋庸置疑，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中，近东社会的所有变化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起因于我们西方社会的影响以及西方技术和思想的侵入。——H.A.R.吉布 

西方对中东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它对俄罗斯的影响，而中东各民族的反应也是多种多样。诚然，受到影响并做出反应的有不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但也存在着一个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在19世纪期间包括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但它仍然是一个各民族、各宗教以及各种相互冲突的集团的集合体。我们在第18章中曾经提到，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在宗教集团而非种族集团的基础上组成的神权国家。由于这些集团——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腊正教社区、罗马天主教社区和犹太人社区——能在各自教会的领导下享有充分的自治，因此若干世纪以来各穆斯林民族(如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和各基督教民族(例如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一直生活在半自治和自给自足的社区里，比邻而居。尽管有个别非穆斯林人确实在民族服装、生活习惯、居住区和税收上遭到不公平待遇，但是各社区只要承认苏丹的权力、向帝国国库纳税，就能够拥有自己的教会、语言、学校和地方政府。 

这一松散的帝国组织的意义在于，西方的思想和压力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环境，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此，在分析这种影响的性质时也就必须考虑到各地区环境和反应的显著差异。鉴此，我们现在将不从整体上去考察奥斯曼帝国，而是依次考察它的三个主要地区——基督教人口占优势的巴尔干半岛、土耳其穆斯林居统治地位的小亚细亚和阿拉伯穆斯林居住的小亚细亚以南各行省。 

一、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巴尔干各民族被土耳其统治了四个多世纪。人们通常都认为这几个世纪是暴政继续肆虐的世纪，被压迫的基督教徒渴望自由，急切地等待反抗的机会。但是这种看法与实际的事态发展却不相符，因为巴尔干各民族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少数土耳其人，他们生活在密集的群体之中，并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如果他们渴望反抗的话，这本可以给土耳其人带来更大的麻烦。然而，在前几个世纪中土耳其人在统治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臣民时并不比统治亚洲的穆斯林臣民时更麻烦。 

究其原因，与从前统治过巴尔干各国的拜占廷皇帝、法兰克贵族、威尼斯贵族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君主相比，土耳其征服者显得更能干而仁慈。奥斯曼的行政管理严格而公正，税负很轻，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欧洲基督教徒都无法相比的自由。然而在18、19世纪期间，这种形势却发生了剧变。在这段时间里，奥斯曼权力和实力的衰落导致了腐败和敲诈勒索的盛行，而后者又转过来驱使此时正身受压迫、心怀怨恨的巴尔干基督教徒拿起武器来进行自卫。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巴尔干各民族正在受到来自西方的种种影响并为这些影响所唤醒。

巴尔干各民族比奥斯曼帝国内的其他任何民族都更早并更深刻地受到了西方的影响。由于他们多半都是基督教徒，所以比起土耳其穆斯林和阿拉伯人来他们也就更易于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响。由于巴尔干各国在领土上邻近欧洲，使得人、商品和思想都比较容易越过多瑙河、亚得里亚海、地中海和黑海汇聚到巴尔干半岛，因此随着18、19世纪商业、工业和中产阶级的发展，西欧对进口粮食的需要不断增长，从而也就促进了巴尔干半岛农业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新的殖民地产品棉花和玉米的栽培。而这些商品的出口反过来也有助于巴尔干当地商人和水手阶层的成长。同时贸易的扩大也促进了手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和产量不断提高。半岛各地，通常是封闭的山区，出现了重要的制造中心——那里的工匠们从业时受到土耳其人的干涉最少。最后，商业和工业的兴起还促进了沿亚得里亚海海岸和爱琴海诸岛间的航运业的发展。新兴的巴尔干商船队出口诸如棉花、玉米、染料、酒、油和水果之类的产品，并主要运回殖民地产品和制成品——香料、糖、毛织品、玻璃、手表、枪炮和火药。 

这一经济复兴的意义在于，它产生了一个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员组成的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别敏感并充满好感的中产阶级。这些人原本就对奥斯曼的统治不满，因为奥斯曼此时已渐趋腐败无能，加之到国外旅行并经常侨居国外的商人和海员总喜欢把自己亲眼目睹的安全和开明状态同国内的悲惨状况作对比，无疑他们会得出结论：他们自己以及巴尔干同胞的前途就取决于尽早摆脱土耳其的统治。

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商人、俄罗斯南部的保加利亚商人以及散布在欧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腊商人都对其同胞心智上的觉醒作出了贡献。他们用母语出版书籍和报纸，在自己的家乡和村庄创办学校和图书馆，并为本民族的年轻人提供去外国读大学的资金。所有这一切不仅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可以接受教育，而且意味着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这一教育深深地受到当时西欧启蒙运动的影响。 

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西方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变得更加直接具有政治性和煽动性。政治上觉醒的人对巴黎的起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拿破仑推翻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景象印象极深。以当时一个希腊革命者的话为证就是：“总的来说，法国革命唤醒了所有人的理性……近东的所有基督徒都向上帝祈祷说，法国应该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他们相信他们将得到自由……然而当拿破仑没有行动时，他们便开始采取解放自己的措施。”1 

巴尔干各民族的觉醒速度迥然相异。最先觉醒的是希腊人，因为他们具有某些有利条件：与西方交往频繁，古典和拜占廷的光荣传统提升了其民族自尊心，希腊正教体现和保护了其民族觉悟。继希腊人之后是塞尔维亚人，他们除孓在匈牙利南部一些大塞尔维亚新定居点有积极影响之外，还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从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这些有利条件也可以看出巴尔干其他民族复兴速度较慢的原因：保加利亚人与西方没有直接的联系，并且定居在奥斯曼首都的近畿和土耳其在色雷斯和东马其顿坚固的新定居点附近；巴尔干半岛上特有的严重社会分化使得罗马尼亚人深受其害，这种社会分化产生了有教养的上层社会和毫无生气的农民阶层；而阿尔巴尼亚人则因为其原始的部落制和被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这三种宗教所分裂而处于最糟的境地。 

这些因素也说明了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在巴尔干半岛上不是出现一个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共同革命而是发生一系列单独起义的原因。希腊人在经过1821至1829年持久的独立战争之后，从土耳其人那里赢得完全的独立。塞尔维亚人更是早在1804年时就举行了起义，但却直到1815年才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得自治地位。塞尔维亚公国直到1878年才获得完全的独立，成为塞尔维亚王国。其后是罗马尼亚人，他们于1859年赢得自治，1878年赢得独立。保加利亚人则更迟些，他们1878年获得自治，1908年获得独立。巴尔干的这三个民族——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于1912年结成联军，把土耳其人完全逐出半岛。他们在战场上是成功的，尽管胜利者之间发生了内战，土耳其人还是不得不于1913年交出他们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剩余领土——他们仅保留了从君士坦丁堡到阿德里安堡的海峡周围的一块飞地。 

这样奥斯曼帝国的边界就自1683年起从维也纳城墙开始后退，1815年退缩到多瑙河，1878年缩小到巴尔干半岛中部，1913年则缩小到君士坦丁堡近郊。随着帝国的衰落，巴尔干各独立国家——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1912年独立的阿尔巴尼亚起而代之。西方通过提供革命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通过促进准备在这一意识形态基础上采取行动的中产阶级的发展，从而在促进巴尔干各民族的复兴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二、土耳其人 

西方对土耳其人的影响要比它对巴尔干基督教徒的影响小得多，也晚得多。有很多因素可以说明这一差别，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许就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而且缺乏自己的中产阶级。 

如果说巴尔干各民族的基督教信仰构成了其与西方的一种联系，那么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就是一种障碍，而且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障碍，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对抗和冲突的历史很漫长。另外土耳其人还因为他们从、未发展起自己的中产阶级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对商业不感兴趣，或者说术尊重商业，因此奥斯曼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的农民一般都麻木不仁，其穆斯林教会组织中的教师和法官总是激烈地反对西方，而其帝国官僚机构中的官员则通常仅仅对保住自己的官职和升迁感兴趣。考虑到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商人在其各自国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土耳其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因而虽然在土耳其人中间也有难得出现的改革提倡者，但他们却发现自己没有任何追随者。也就是说，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与1825年俄罗斯十二月党人所处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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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病夫” 

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被认为是“欧洲的病夫”。那么为什么说它病了?英国商人牙口外交官查理·艾略特爵土的记述给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他描述了自己曾想让卡拉奇的总督对发展项目感兴趣和对方拒绝反应的过程。 

我猜想我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寻找特许权的人，或是中间代理商。我的职业的本质就是让东方人买那些他们不想要的东西一从火柴到铁路。我贿赂他们，让他们买我的东西；他们贿赂我们，让我们开比实际数额更多的票据(这些票据是由奥斯曼政府支付的)。于是我们双方就都能赚钱…… 

“如果你能开发“［我对他说］，“贵帝国的商业和物质资源，基督徒和土耳其人将拥有共同的利益。基督徒将会想支持你们的帝国，因为这也是他们繁荣的来源。” (www.xing528.com)

“我们土耳其人，”总督回答说，“不知道如何赚钱；我们只知道如何得到钱。你想引入的制度使基督徒能够从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榨取金钱并据为已有。谁将从这些铁路、港口和码头的特许中获益?法国人，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但是决不会有一个穆斯林。你还记得我帮你修筑的从多罗格莱德(Durograd)到摩洛伯利斯(Moropolis)的铁路吗?法国人乘坐它旅行，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卖票，最后金钱都流向了犹大人那里。但是土耳其人能从铁路中得到什么?土耳其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 

我应该说，“就像通过特许安排流到您口袋里的钱一样多。”但是我忍住没有这样公开反驳，而是让总督继续说下去。“这个国家是一道汤，”他说，“每个人除了喝它一口之外别无他图。我们以传统的方式用大勺子喝汤，你们在汤碗底上钻些小洞，用管子往外吸。然后你们提议说，用勺子喝汤应该被废除，因为已经过时了。因为你们知道我们没有钻，不明白用管子喝汤的伎俩。” 

“但是您亲身体验了奥斯曼帝国能从商业事业中得到的好处。” 

“哦，我是吮过管子，”总督说，“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用勺子。” 

Charles Eliot Turey in Europe，2nded.(Edward.Arnold，1908)，pp.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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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整个19世纪中奥斯曼帝国却同俄罗斯一样以许多直接和间接的方式被西方所渗透、影响和控制，其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也是最有效的就是军事途径。土耳其人同俄罗斯人一样，发现要自保就必须采用欧洲的军事技术。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为了阻止俄罗斯对中东的扩张，积极鼓励土耳其人搞军事现代化。被派到国外去上外国军事学院的许多年轻人中，有一部分人除了吸收西方的军事技术外，还吸收了西方的思想意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当奥斯曼旧政权于1908年被最后推翻时，发动政变的既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个军方小团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宗教领域西方也对穆斯林中东产生了影响。传教士在整个帝国传道和建立学校。到1875年时仅美国传教士就开办了240所学校，有学生8000人。学生中大多是亚美尼亚人，其余的是基督徒，因为穆斯林禁止改宗。但是在分散于整个帝国的外国大学里，却可发现相当多的土耳其学生。 

与文化影响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渗透。1869年，在经过10年由法国外交官斐迪南·德·雷赛布发起成立并管理的一个欧洲财团的建设之后，苏伊士运河终于开通。该运河使得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要商路上。当时，奥斯曼政府正欠了欧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银行家一大笔债务。他们于1854年借了第一笔贷款，到1875年时其债务总数已达2亿英镑。他们每年约需1200万英镑来支付年金、利息和偿债基金，这一数目已经达到帝国岁人的一半以上。外国势力除去控制了土耳其的财政以外，还控制了其金融系统、铁路系统、灌溉工程、采矿企业和市政事业。 

虽然所有这些西方压力和控制所产生的影响难以精确估计，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已经逐渐地瓦解了一向坚如磐石的伊斯兰教结构。而真正的瓦解则是由在西方学习过的青年军官实现的——他们正是在那里认识到阿卜杜拉·哈米德苏丹反对一切改革的政策是过时而危险的。1908年7月他们向苏丹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苏丹不接受宪法他们就要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苏丹被迫接受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土耳其人试图强化他们的帝国使其走上现代化之路，但却未能取得什么成功。他们试着推行中央集权和土耳其化的政策，但是他们越是坚持这样做引起的反对也就越多。此时再想要阻止住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被统治民族不可抗拒的觉醒已经为时太晚。事情的结果就是镇压和反抗的恶性循环，这一循环使得奥斯曼帝国到1914年前一直陷于混乱之中。1914年土耳其人作出了加入同盟国的决定，这一决定预示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三、阿拉伯人 

西方对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可以说自1798年拿破仑率领侵略军在埃及登陆那一天起就已开始。拿破仑的真正目标是打击英国在东方的势力，但是在英国海军将领纳尔逊在亚历山大附近歼灭其舰队后，拿破仑就放弃他的目标回国了。不过拿破仑远征对埃及却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军事事件，它也是西方对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区的一次文化入侵。拿破仑除了将解释古代象形文字的科学家和制订连接地中海和红海计划的工程师带到埃及以外，还给埃及带来了第一台印刷机。

在出征埃及的短暂时间里，拿破仑还粉碎了埃及原有的统治阶级的权力——这也为天才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的当政铺平了道路。穆罕默德·阿里的历史意义在于，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西方技术的重要性并有效地利用西方技术来为自己的目标服务的中东统治者。他取得的成就有很多，而且都是革命性的。他兴建了埃及第一个现代灌溉系统；引进了棉花栽培，从此棉花迅速地成为国家最大的资源；重新开放了亚历山大港；鼓励对外贸易；派学生到国外学习；开办了各种学校，虽然他自己是文盲；建立了一所翻译学校，在1835至1848年间将大约2000本欧洲著作译成阿拉伯语。此外穆罕默德·阿里还聘请外国专家帮助他建立起中东第一支现代陆军和海军。他甚至勇敢地试图在埃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而且他的确在开罗和亚厉山大兴建了大批工厂。不过这些企业最后都由于国内的不足和欧洲列强反对埃及扩张和工业化而失败。 

不过这些成就还是一度使得埃及成为一个令人畏惧的强国。穆罕默德轻而易举地就侵占了阿拉伯半岛、苏丹、克里特岛和包括今天以色列、黎巴嫩及叙利亚在内的整个黎凡特海岸地区。他的目标是要在小亚细亚以南的奥斯曼地区创立一个阿拉伯帝国。但是一个能够控制前往印度路线的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是不符合英帝国的利益的，穆罕默德为外力所迫不得不交出除埃及之外的所有属地，不过在埃及他仍然是世袭的自主的统治者。大国的利益使得阿拉伯的统一和独立延迟了一个多世纪。 

推荐读物 

相关书目有：R.H.Davison所著的The Near and Middle East：An Introduction，to Historyand Bibliography (Service Centel for Teachers of History，1959)；B.Lewis和P.M.Holt所著的Historiansof the Middle East(Oxford University，1962)。 

巴尔干和近东地区的通史著作有：L.S.Stavrianos所著的The Balkans Since 1453(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58)；B.Jelavich所著的2卷History oftheBalkans(Cambridge University，1983)；B. Lewis所著的The Middle East：A.BriefHistory of the Last 2000Years(Scribner，1996)。论述西方对中东的文化影响的著作有：D.Lerner所著的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derning the MiddleEast(Free Press，1958)；B. Lewis所著的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University Of Indiana，1964)和MuslimDiscovery Of Europe(Norton，1982)。关于西方的经济影响，参见C.Issawi编著的The Economic History the Middle East，1800—1914(Universityof Chicago，1966)；J.R.Lampe和M.R. Jackson所著的Balkan Eco nomic History：1550—1950(IndianaUniversity, 1982)

注释 

1.Ch.PhotiOs，Apomnemoneumata perites Hellenikes Epatmstaseos［Memolrs on the Greek Revolu tlon］，Vol.I(Athens，1899)，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