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欧洲政治革命

一旦“张扬的自由”这个抽象概念进入了个人和民族的头脑，就没有什么比它更难以控制的了。——G.W.F.黑格尔

第27章欧洲的政治革命 

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不仅建立在其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基础上，政治革命也构成其基础之一。政治革命的实质是，它终结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处于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比城邦更大的规模上显示出，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众已觉醒并行动起来，不仅参与了政治，而且将此视为自己固有的权利。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欧洲政治革命的一般情形，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因以及19世纪欧洲政治革命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世界性影响。

一、政治革命的格局 

同经济革命一样，政治革命也是分为几个阶段发展起来的。如前所述，经济革命始于英国，而后扩展到欧洲大陆和美国，最后则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政治革命也一样：17世纪的英国革命标志着其开端，随后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标志着其进一步发展，接着它在19世纪影响了整个欧洲，最后它则在20世纪席卷了整个世界。 

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并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这两次革命息息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经济革命决定着政治革命，因为它产生了一个有新利益、有使其利益合理化的新意识形态的新阶级。其实我们只要简要地追溯一下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般过程，就会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在中世纪初期西欧存在着三个界限分明的社会集团：组成军事贵族阶层的贵族、构成教会和知识显贵集团的教士和以自己的劳动供养以上两个阶级的农民。随着商业的发展，这种状况由于一个新成分即城市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开始改变。随着这一阶级在财富和人数上的增长，它对各封建阶层的特权和妨碍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许多限制变得日益不满。于是它就与民族君主政权结成了一个互惠的联盟：国王们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财政支援，以维护其对各封建阶层的权威，而资产阶级则从整个王国建立法律和秩序这一点中获益。这种联盟一直持续到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感到厌烦时为止——他们为了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赋税，摆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限制，转而起来反对国王。中产阶级的这些目标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重要因素，而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着古典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提供了合理解释的新的意识形态——的成功。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也许可被称为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打算借以获得它所指望得到的利益和权力的特殊纲领。 

但是信奉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转过来却又受到了来自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的挑战。随着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到来，居住在拥挤城市中的工人的阶级意识日益觉醒。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利益与雇主的利益并不相同，他们的境遇只有通过联合行动才能得到改善。因而工人们，或者更确切地说，领导工人的知识分子，发展起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它直接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挑战，不仅提倡政治改革，同时还要求进行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不久我们就将看到，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成为欧洲的一种主要力量，而在20世纪它则成为世界的主要力量。 

赋予欧洲政治革命动力的不仅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充满活力的信念，还有民族主义——一种影响到各个阶级并能动员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人们在传统上首先效忠的一向是地区或教会，而到近代初期效忠的对象则扩大到了新的民族君主身上。但是从英国革命开始，特别是在法国革命期间，越来越多的欧洲人都效忠于新的民族事业。民族教会、民族王朝、民族军队和民族教育制度相继兴起——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就把从前公爵领地的属民、封建农奴和城市市民改变成了涵盖一切的民族。新的民族主义在19世纪里从其发源地西欧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而到了20世纪它又成为促使全世界殖民地民族觉醒的推动力量。 

这三种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它们共同激励着欧洲各民族越来越多的阶层行动起来，并赋予这些阶层以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推动力和凝聚力。这样，政治革命就同科学革命和经济革命一道对欧洲统治世界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欧洲人开始向海外扩张时，他们遇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不怎么和谐的一些社会。民众的冷淡—一他们缺乏对自己政府的认同感——可以解释欧洲人为何能够轻松地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建立并维持他们的统治。印度也许是一个可以说明为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不和睦会造成社会虚弱的突出的例子。印度当时仍然是一个迥然相异的民族、宗教以及相冲突的地区集团的集合体，所以它很容易成为牺牲品。在一个半世纪里，这块拥有千百万人口、灿烂文明和古老历史传统的巨大的印度次大陆一直被为数很少的英国军人和官员不太费力地统治着。当1857年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爆发时，不仅英国军队，而且印度人也前去镇压。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惊讶地报道了这一事实：“我对在我周围战争潮流中的这一巨大支流越来越感到惊异。所有的男人、妇女和孩子都兴高采烈地涌向勒克瑙，去帮助欧洲人制服他们的兄弟。”1 

但是，欧洲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必然意味着欧洲政治思想的传播。正如整个世界都曾感受过史蒂芬孙的机车、富尔顿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机枪的影响一样，它也感受到了《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的影响。那些已经成为我们当代标志的世界性动乱都是这些激动人心的文件的直接结果。 

二、英国革命 

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这场大变动的根源是英国国会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后来演变成了一场公开的内战，国会在战争中获胜。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的都铎王朝普遍受到欢迎，尤其是受中产阶级和士绅们的欢迎。它将敌对的贵族家族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它通过建立国教英国圣公会切断了基督教会与罗马的联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分配了原本属于天主教会的大片土地和其他财产。它还建立了海军，实行了深得民心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但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很快就挥霍掉了这种信誉。他们企图把英国圣公会的教义和仪式强加给所有的人，从而引起了不信奉国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敌视。他们还企图摆脱国会进行统治，但却遇到了困难，因为国会控制着国家的财政大权。他们试图通过出售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和许多制造行业中的专卖权来绕过这一障碍。这给他们带来了不菲的收入，但也引起了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要求“所有自由臣民都有自由经营其行业的权利”。2 

当苏格兰人举行起义，反对查理将英国圣公会教义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时，危机降临了。为了获得镇压起义的资金，查理被迫召开国会。而这次于1640年召开的“长期国会”不但对查理对金钱的需求不予理会，还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要求，其中包括处决国王的首席顾问和彻底改组英国圣公会。查理拒绝服从要求，于是1642年战斗就在保皇的“骑士党”和清教徒的“圆颅党”之间爆发了。 

直到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时为止，英国几乎有半个世纪都处于骚乱之中。那几十年中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共同构成了英国革命。英国革命分成五个阶段：从1642至1645年的第一个阶段为内战阶段，保皇党人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组织的著名的新模范军击溃。在1645至1649年的第二个阶段中，获胜的清教徒分裂为温和派和激进派，类似的情形后来在1792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也有重演。最后克伦威尔领导的温和派战胜了约翰·利尔伯恩领导的激进派。当查理于1649年被处死时，克伦威尔当上了史称共和政体的英格兰共和国的元首。 

在从1649至1660年的第三个阶段里，克伦威尔和他的清教徒追随者们极其有效而虔诚地统治着英国。在这段时间里各种封建权利受到压制，宗教问题也得到了解决。1658年克伦威尔死后，继任共和政体护国主的是他的儿子理查。但是由于后者是个庸碌无能之辈，而且国民已对在清教徒治下的受限制的、刻板清苦的生活感到厌倦，因此斯图亚特王朝得以成功复辟。从1660至1688年，英国革命经历了它的第四个阶段，史称王政复辟时期。

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国王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没有取消、也无力取消共和国的种种改革，但是他们的确试图恢复其个人统治；加之他们追随法国王室，鼓励天主教，使得父子二人越来越不得人心。最后，詹姆斯二世随着1688年光荣革命的到来而被推翻。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革命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到来。新统治者是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1689年他接受了阐明国会至高无上这一基本原则的《权利法案》。这一法案规定：国王必须实行法治；除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提高税收或保持军队；若没有法律手续，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虽然这些规定并不意味着英国就此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事实上，直到19世纪后期普选制得到确立时这一目标才得以实现，但是它的确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国会的最高权力，并结束了半个世纪前就已开始的英国革命。 

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英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中产阶级的革命。支持国会的商人和小贵族有两个主要目标——宗教信仰自由和人身及财产安全，但是清教徒们却并没有就此取得一致意见。他们表达了许多相互冲突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以宗教为例，当时有大量的新教派相继涌现，包括公理会、浸礼会和贵格会。而与之同时长老会教徒则正在力图将他们的教派建成全国性组织，以便让所有公民都人会。这些宗教分歧显然必须得到解决，否则国会的胜利就会毁于一旦，也许国家本身也会垮掉。正是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人们创立了宗教宽容这一基本的自由主义原则。这不仅是权宜之计，也是基于原则的。人们开始普遍同意，试图强迫人们接受某种信仰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也是无效的。诚然，英国圣公会仍然是国家支持的官方教派，其成员也在担任政府职务和其他方面受到优待，但是总的来讲当时已经确立起了这一原则：所有既不威胁公共秩序也不干涉其他人信仰的基督教徒均应被授予良心的自由。 

人身和财产权问题也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一问题甚至比宗教更明显地在清教徒中间划分出左右两派。随着新模范军的普通士兵开始感到他们的利益正受到长官和国会的忽视，分裂开始慢慢发生。平均地权派有力地表达了他们的呼声，“平均地权派”是对一个主要由城市下中层阶级和佃农发起的群众运动的蔑称。不过下议院在其为建立共和政体而通过的法规中确实也包括了平均地权派的基本原则：“在凡间，人民是所有公正的权力的起源，”下议院议员“由人民选出，代表人民，拥有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3 

如果国会真的是如此乐于接受人民主权的原则，那么导致国会与平均地权派相互对立的问题又是什么呢?答案可以在“人民”一词的定义中找到。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认为，应该参加下议院议员选举的“人民”是那些在王国中有着“真正或永久利益”的人——即财产所有者；而平均地权派则坚持认为，“任何出生在英国的男子，都应当……对议员(议会成员)的选举有发言权。”4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到底是实行立宪议会政体还是民主政体。许多赞成民主政体的人们之所以赞成，是因为他们打算利用自己的选票引起社会改革，而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则因害怕这类改革而坚决反对平均地权派。 

事实上，17世纪的英国进行着两种革命。第一种是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小贵族和资产阶级感兴趣的是赢得社会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种是下中层阶级和佃农的社会革命。下中层阶级和佃农具有小私有阶层的眼光，要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给穷人以富足的食品。但是17世纪英国的社会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正如后来18世纪法国的社会革命也失败了一样。在这两种隋况下，领导者都缺乏胜利所必需的人数优势、组织和成熟度。社会革命的时机直到19世纪后期才来临，那时工业革命已经培养出了大量有阶级觉悟的城市无产阶级，发展起了一种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而且反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 

三、启蒙运动 

紧随着17世纪英国发生的大震荡，欧洲的政治革命也进入丁它的第二个阶段，即在1789年法国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出现的所谓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一词源自以下事实：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基本上将过去看作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有在他们这个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走进光明。因而，启蒙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出现了“进步”这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观念。由于启蒙运动，人们开始普遍相信人类的状况会稳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况都将比前一代更好。 

那么这种不断进步是如何得以保持的呢?答案非常简单却又令人信服：通过利用人类的理性力量。对理性的信任是启蒙运动的另一个基本特点。实际上，进步和理性是两个关键的概念。而这些概念的倡导者则都是那些被通称为哲人的一批表达力很强的人。这些哲人既不是正式的哲学家，也不是任何特定领域的学识渊博或系统的思想家，而多半是文人或做普及工作的人——更像是记者，而不是哲学家。这些哲人通常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他们通过写剧本、小说、随笔和历史作品来普及他们的思想，说明变革的必要性。 

这些哲人受被牛顿证实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他们相信不仅存在着控制物质世界的自然法则，也存在着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理性被用来检验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虽然这对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严峻考验，但是对于已经过了其全盛时期且又摇摇欲坠的法国旧制度来说，这尤其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这些哲人使得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都遭受到了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但更重要的则是他们发展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原则，并打算通过这些原则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其中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领域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 

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主义——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自然地发展。这种对政府干涉的反对是对严格控制经济生活，即通常所称的重商主义的反应。重商主义在国家建设的早期阶段被认为是确保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但到18世纪时它却似乎已经变成多余甚至是有害的。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或译《国富论》(1776年)一书中对自由放任主义作了经典论述。他论证说自利是个人经济活动的动机，国家福祉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政治家更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

在宗教方面，他们的主要口号是“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狂热和不宽容。哲人们拒绝接受上帝控制宇宙并支配人类的命运这种传统的信仰，而去寻求一种由理性支配的自然宗教，其结果则是产生了种种从根本上违背宗教正统观念的东西。有些人就此成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否认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不过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另外一些人则成为不可知论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但多数人都是自然神论者，他们乐于接受上帝存在并创造了世界的主张，但也坚决认为上帝创世后允许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则运转而不加干涉。因此，自然神论者就能同时做两件相互冲突的事而双收其利。他们既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义，同时又拒绝接受某些带有超自然特色的内容，如圣灵感孕、耶稣复活、基督神性和《圣经》中的神启。这里值得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所有这些新的信条——无神论、不可知论和自然神论——反映了理性主义者对“天启”或“超自然”宗教的怀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自基督教在欧洲获胜以来，基督教传统首次出现了明确的断裂。

同样，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词语——“社会契约”。其实关于统治的契约论并不是一种新理论：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在其发表于1690年的《政府论)一书中就已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理论，他将统治看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达成的一种政治契约。但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则把它改变成一种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在他看来契约就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协议。卢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只将统治权看作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了把人民的合法权利归还给人民的革命是正当的。 

以上简短的介绍表明了启蒙运动对欧洲政治革命所产生的意义。“砸烂可耻的东西”、“自由放任”和“社会契约”这些口号颠覆了传统制度和习俗。此外，它们不仅对法国的现状，而且对整个欧洲甚至海外地区的现状，也构成了一个挑战。实际上哲人们并不把自己仅仅看作法国人或欧洲人，而是把自己看作人类的成员。他们试图从全球而非西方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并试图发现与牛顿发现的物质世界的定律相当的、普遍适用的法则。 

虽然哲人们并未发现支配整个人类的恒定法则，但是他们的著作却的确影响到了世界上许多地区爱好思考的人们。他们最大的直接成就就是说服欧洲的许多君主接受他们的至少某些学说。虽然这些君主仍然坚持他们以天赋之权进行统治的理论，但是他们却已经改变丁关于其统治目的的思想。虽然他们坚持认为政府权力依旧是君主们的天赋特权，但它此时也已被用于为人民谋利。因此，这些统治者被称为开明专制君主。 

在这些开明专制君主中最闻名的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布斯堡帝国的约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叶卡捷琳娜也许是其中口才最好的，她常常会说出启蒙运动的典型口号，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应为其人民服务”，“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很危险”等等。但是，叶卡捷琳娜和其同时代的君主们并未仅仅把改革停留在口头上。叶·卡捷琳娜大幅度地改善了自己国家的行政制度和教育制度；腓特烈为推进普鲁士农业做了大量工作；开明专制君主中最真诚最认真的当属约瑟夫二世，他在其统治期间由于试图根据新原则改造其帝国而殚精竭虑。不过，尽管这些统治者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却很有限，这是因为他们的继承者常常破坏他们的成果，而教士和贵族则毫不妥协地反对威胁其既得利益的种种改革。 

四、美国革命 

我们不应夸大开明专制君主实践启蒙运动的种种学说所取得的实效，因为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启蒙运动才深刻地影响到欧洲的大众。但是在1789年以前在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上就已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提供了将新学说付诸行动的一个实验性的典范。 

我们先前已经提到过(第25章，第3节)，这十三个殖民地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们在政治上难以驾驭，它们的民选议会总是与从伦敦派来的总督及其官员不和。我们还提到过，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决定性地打败法国，并通过1763年的《巴黎和约》获得了北起北冰洋、西至密西西比河的法国殖民地。英国人和北美人民对他们所取得的巨大的共同胜利感到非常自豪。但是这一胜利在解决了旧问题的同时又引发了新问题，其中之一是，由于法国进攻的危险已被消除，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精神正在不断增强。另一个新问题是，英国政府在获得了巨大的新殖民地以后，决定强化其对帝国的控制。这种强化在早期阶段也许是可行的，但在消除了法国的威胁之后，殖民地居民确信他们能够照料自己并有充足的权利这样做。因而，美国革命基本上也就是起因于英国的帝国权力和北美的殖民地自治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要求。 

在北美殖民者当中，并非所有人，甚至也不是大部分人，都赞成诉诸暴力。事实上，人们分裂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保守主义者仅仅希望恢复1763年以前普遍存在于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松散关系，但激进主义者则要求改变与英帝国的关系，使殖民地从此能够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务。后者还要求殖民地内部发生有利于平民百姓的政治权力转移。在这一点上保守主义者遭到激烈反对，因为他们不想引人民主政体，而是希望能够像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保持上层阶级的领导。最后由于无能的英国官员屡犯大错，激进主义者得以大行其道。 

革命的步骤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详述。首先是1763年英国发布公告，禁止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移民。这原本是为了在能够制订出明晰的土地政策以前维持和平的一项临时措施，但是那些希望成为移居者和投机商的入则以为自己将因为英国少数毛皮商的利益而被永远排除在外。接下来英国政府施行了一系列财政措施，公布了“糖税法”、“驻兵法”、“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其目的是为了将英国的一部分繁重税赋转嫁到北美殖民者身上。在英国人看来，尤其是考虑到近来为击败法国人耗资巨大，将来为保护北美的边疆估计还需花费更多，这些税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殖民地居民则由于都受到了这些税收的影响而一致反对，他们召开了一次全美会议，组织抵制英货，直到这些措施被取消为止。然而这时的英国政府却又采取了另外一系列欠考虑的措施，以至于引起了一场导致革命的新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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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潘恩论美国革命 

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1791年)是对美国革命的雄辩赞美。它也是对早期埃德蒙·伯克对法国革命所作负面反省的回应。潘恩是那个寄希望于更多革命会“开启人类新纪元”的时代的典型。 

阿基米德对机械力量的描述也可以被运用到理性和自由身上：“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 

美国革命展现了理论上的机械力量。旧世界的政府是如此根深蒂固，独裁和旧习是如此牢固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以至于在亚洲、非洲和欧洲都没有改革人们政治条件的开端——自由在全球都遭到禁锢，而理性则被视为叛逆，人们受到恐惧的奴役，害怕去思考。 

但是所有真理要求的、需要的就是现身的自由，这是真理不可抗拒的本性。太阳不需要铭刻就能自别于黑暗，美国政府一旦将自己展现给世界就震惊了独裁主义，人们开始蔑视修修补补。 

但是如果不是伴随着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美国的独立也只会被认为是从英国的简单分离，因而是无足轻重的…… 

如果人类有幸能够拥有普遍的和平、文明和商业，那么如果不对政府制度进行革命这一切就不可能到来。所有的君主政府都是好战的。战争是他们的交易，劫掠和财富是他们的目标。当这些政府继续存在时，和平连一天也不能存活。所有君主政府的历史除了令人作呕的人类惨状和偶尔的间歇期之外还有什么?厌倦了战争和人类的屠杀，他们坐下来休息，称之为和平。这绝对不是上帝为人类创造的和平…… 

早期世界上发生的革命没有任何让全人类感兴趣的东西——它们改变的只是人物和措施，而不是原则——因而它们只是事物发展的平常的起起伏伏而已。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应该被误称为“反革命”，因为它恢复了在早期曾被征服和独裁所剥夺的权利。既然人间万物的潮流有消有长，方向各不相同，这里的道理也是一样。建立在道德理论、普遍和平制度和不可废弃的人类固有权利基础上的政府现在正从西方向东方扩展，这里的动力比利剑的政府从东方向西方的扩展还要强大。现在对它的进步感兴趣的已经不再只是个人，而是整个民族。它预示了一个人类种族的新纪元。 

Thomas Paine，Rights of Man(London，1972)，p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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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串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东印度公司对茶叶的垄断、波士顿倾茶事件、旨在惩罚波士顿港口破坏行为的“强制法令”(不可容忍法令)——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与此同时，英国国会还于1774年通过了《魁北克法案》，为被征服的法裔加拿大人制定了一个政府制度，并划定了魁北克的边界，包括俄亥俄河以北的全部领土，即现在的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可以说，《魁北克法案)中积极方面的东西很多，但是美利坚殖民者却将其谴责为又一道为了信仰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而阻挡他们向西扩张的不可容忍的法令。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义一次组织抵制英货。第二年，当英国军队从波士顿前往康科德去夺取那里的非法军火库时，战斗开始了。正是在这次战斗中，有人在来克星顿草坪打响了“声闻全世界的枪声”。结果则是英国军队被围困在波士顿。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它开始指挥一场真正的战争，着手招募一支美国军队。 

大陆会议仍然不愿和它的母国做最后的决裂，但是随着战斗的蔓延要求独立的情绪不断高涨。1776年1月潘恩出版了一本富有鼓动性的小册子《常识》。《常识》在殖民地各地广为传阅，它大大有助于大会在1776年7月4日做出接受《独立宣言》的决定。一旦军事行动全面展开后，法国对革命者的援助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法国在战争进行的前两年中并没有正式卷入，它只是把军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殖民地。在关键性的1777年萨拉托加战役中，美国人所用武器的90％都来源于法国。第二年，法国与起义者订立同盟，向英国宣战。荷兰和西班牙加入法国一方，而欧洲其他列强则组成武装中立联盟，以保护它们的贸易不受英国海军的攻击。法国海军和一支拥有6000人的法国远征军的援助，对乔治·华盛顿所率领军队的胜利，以及最后英国于1781年在约克敦的投降，都起了重要作用。1783年在巴黎签订的和约正式承认了美利坚共和国的独立，其边疆一直向西伸展到密西西比河。

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美国革命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新的、不同类型的国家。由于《独立宣言》已经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因而美国人民就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通过了旨在使这一宣言不仅在纸面上而且在实践中得到实现的种种法律。他们没收并拆分了亲英分子的大地产，赋予所有成年男子以选举权(但是不包括妇女)。许多州政府都通过了禁止输入奴隶的法律。国家教会被废除，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国家法律。十三个州都接受了以《独立宣言》的原则为基础的宪法，这一宪法保证公民的天赋权利。 

虽然美国革命带来的这些变化并没有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所带来的那样广泛和深刻一—这些后来的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促成了较美国革命多得多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然而这一革命在当时却具有深远的影响。欧洲人普遍认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美洲的建立，意味着启蒙运动思想是切实可行的——一个民族有可能建立一个国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可行的政体。于是美国也就成了自由和机会的一个象征，并作为一块没有历史负担和枷锁的新大陆而备受羡慕。 

五、法国革命 

革命的根源 

较之英国革命或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显得格外突出。它比那些较早的大变动所引起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更多，影响的地域也更广。法国革命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且标志着以往蛰伏着的民众的充分觉醒。虽然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够引人注目，但对各阶层人们均有号召九酌民族主义也已出现。的确，以往长期居于舞台两侧的“人民”此时则开始大踏步地走到舞台前方，并一直留在那里。 

那么为什么这一巨变会发生在法国呢?其根本原因就是：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故乡直到拿破仑上台之后才由一个开明专制君主进行统治。因此，法国是一个极其低效且不公正，以致其统治机构摇摇欲坠陷于停顿状态的国家。而也正是这种停顿状态，才使得野心勃勃、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有机会成功地夺得政权。 

就其组织而言，法国的旧政权是贵族政权。所有的法国人在法律上都属于某一“等级”，即社会阶层，这种成员资格决定了他们的法定权利和特权。第一等级由教士组成，教士在2450万的总人口中共有10万左右。第二等级由贵族组成，其总数约为40万。第三等级包括所有其他人——21330多万农民、约400万城市商人和工匠。前两个等级仅占总人口的2％，但却拥有约占全国35％的土地，并享有政府保护下的大部分益处。除了攫取了这些不相称的利益，他们还几乎被免除了全部税赋——实际上他们认为纳税是有失身份的。 

如此一来，税负也就落到了第三等级，尤其是农民身上。后者占人口的80％以上，但却仅拥有30％的土地。而且农民还必须向教会交纳农产品什一税，向贵族交纳各种封建税，向国家交纳田赋、所得税、人头税和其他各种税。由于1720至1789年间总的物价水平上涨了65％，而农产品的价格(农民的收入来源)却又远远滞后，这一税收负担也就变得特别繁重。 

除了农民，城市中的工匠也心怀不满，因为他们的工资在上述数十年间仅上涨了22％。相比之下，资产阶级则并未感到纳税方面的困难，因为他们比工匠和农民更能保护自己。而且大部分商人都还从物价上涨和法国贸易从1713至1789年间增长5倍中获得了不小的利益。然而资产阶级对旧政权却也极不满意：他们怨恨他们受到了贵族的冷落，被王室看作二等臣民，不能在官僚机构、教会和军队中担任高级职位。简而言之，资产阶级想要获得与他们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 

贵族革命 

当大变动开始时，法国旧政权的性质就是如此。法国革命同自古以来的其他革命一样，一开始还是比较温和的，但却逐渐地变得越来越激进。实际上，它早在1789年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之前，就已在1787年作为贵族革命开始了。然后它经过资产阶级阶段和群众性阶段而向左转，直到发生使拿破仑执掌政权的回潮为止。 

贵族开始革命是因为他们希望恢复其在16和17世纪被王室夺走的政治权力。当时国王的特派员已经取代了贵族总督，国王的官吏则已控制了全国各级统治权。君主的权力之大可以从自1614年起他们已不必费心召开三级会议即国家议会看出。因此当路易十六由于支持北美革命耗资巨大而发生财政困难时贵族就试图利用这一机会来恢复权力，这一点也就很可以理解。

1787年，当路易试图不顾地产所有者的社会地位而对所有地产都统一征税日才，贵族和教士把问题摆到了桌面上。特权阶层指责这种新税非法，宣称唯有集会于三级会议的全体国民才能决定如此重大的改革。由于资金严重匮乏，国王最终让步，允诺在1789年春天召开三级会议。贵族以为他们能够控制这一会议从而重新获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是事实却证明他们的盘算是完全错误的。三级会议的召开并’未导致贵族的胜利，而是掀起了一个巨大的革命浪潮。这一浪潮将扫除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确立的制度和统治阶级。 

资产阶级革命 

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并不代表法国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划分的三个等级。第三等级从一开始起就是最有活力也是最起决定性作用的等级。第三等级共有代表600名，而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则各为300名。而实际上第三等级的代表则超过了另外两个等级代表的总和，因为不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放的贵族(如曾为美国的革命事业奋斗过的拉法夷特侯爵)，也都站到了第三等级一边。中产阶级的代表也有一些改变现状的想法——他们知道自己要改变法国的旧制度，并从哲人们的著作中至少大体上学会了应该如何去实现这种变革。他们还拥有政府迫切需要的现金，并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有力武器去争取他们希望得到的各种权益。 

通过迫使国王路易把三级会议改变成国民议会，平民们赢得了他们的第一次胜利。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因为只要决议是在等级的基础上作出的，第三等级就会永远处于三分之一的少数地位。但是一旦三个等级的代表联合组成国民议会，平民(包括他们在另外两个阵营中的盟友)就会占据多数。国王路易是一个相当愚蠢而且思想贫乏的人，他最初在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当平民径自宣布自己的会议为国民议会时路易投降了，他于6月23日下令三个等级合并。 

但是国王的让步却并不代表其内心的转变，他继续重视所谓的“王后党”——玛丽·安东内特的反动顾问们的劝告。国王的真正意图在他于7月11日解除雅克·内克的职务时表露出来，因为该大臣被认为是最赞成改革的。与之同时，几个忠实的王军团则被秘密地调至凡尔赛。国王准备用武力解散议会的谣言迅速传播开来，而且看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国王：国王有刺刀，而平民则只有口舌和决心。但是就在这一紧要关头，国民议会中的平民却因巴黎平民的起义而得救。民众进行了决定性的干预，发动了第三阶段即群众性阶段的革命。

民众革命 

此时拯救法国革命的民众并非街头贱民，而是由店主和作坊老板组成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传播消息，组织示威游行，而他们不识字的雇工和职员们则追随其领导。下层民众在内克被免职后爆发的革命中涌上街头，要求更廉价的面包，并抬着身披丧服的内克的半身雕塑像进行游行。7月14日，他们攻破并拆毁了巴黎一座用作监狱的王室古堡——巴士底狱。这一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因为巴士底狱此时已很少使用。不过，巴士底狱在平民的心目中却是压迫的象征，此时这一象征被摧毁了。这也是为什么在法国“巴士底日”就如同“独立纪念日”在美国那样现在仍在被庆祝的原因所在。 

巴士底狱的陷落标志着民众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参与挽救了资产阶级，此后后者不得不在关键时刻依靠街头下层民众提供“一次革命”。这样的时刻在随后的岁月里还曾有过许多次，如资产阶级在为争得权力而进行反对国王、反对特权阶层、最后则是反对整个欧洲旧秩序的斗争时均是如此。 (www.xing528.com)

民众革命不仅发生在巴黎，也发生在农村。农民在其长久苦难的刺激下，在攻破巴士底狱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的激励下，纷纷拿起了武器。在许多农村，他们拆除篱笆，夺取土地，烧毁庄园主的住宅。面临这种革命形势，国民议会中的贵族和教士只得屈服于现实，和平民一起投票赞成废除封建制度。在1789年那些著名的“八月的日子”里，通过了废除一切封建税、免税特权、教会征收什一税的权利以及贵族担任公职的专有权的法规。在国民议会所规定的许多其他重要措施中，较突出的是没收教会土地、改革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通过《人权宣言》。 

这份宣言阐明了关于自由、财产和安全的基本原则——“就人们的权利而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国家实质上是所有主权的来源……法律是公众的意志的表达……咱由存在于做任何不损害别人的事情的权力中……”但是宣言的最后一条则表明，资产阶级并没有失去其对革命方向的控制：“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了在有明显的公共需要、法律上得到确定和先前规定韵损失赔偿是公正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应当被剥夺这种权利。”这份宣言是革命的基本要旨。宣言被印成许许多多的传单、小册子、书籍并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使得“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传播到整个欧洲，最后则传播到整个世界。 

国王路易决不愿意接受8月4日的彻底改革或宣言的革命原则，但是巴黎的下层民众却再次战胜了王室的反对。10月初以妇女为主体的饥饿民众袭击了巴黎的面包铺，然后向凡尔赛的王宫进军。在这些民众的压力下，路易同意将宫廷迁到巴黎。王室成员住进了杜伊勒里宫(巴黎的一座宫殿)，在那里他们成为事实上的囚徒，而国民议会则设在附近的一所骑兵学校里。正是10月里那些充满骚动的日子才使得8月法令得以批准，而且它们也使得巴黎民众的影响大增——王室和国民议会现在都已开始受到民众行动的左右。 

战争和恐怖 

虽然巴黎的国王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他的权力，但是许多教士和贵族却仍然决心恢复他们刚刚失去的财产和特权。其中有些人逃亡国外，试图借助国外力量来进行一场反对法国革命政权的战争。他们的努力是成功的。而与此同时国民议会中的激进派即吉伦特派也赞成战争，因为他们相信可以由此在法国建立一个共和国，革命学说也可以由此传播到整个欧洲。战争于1792年4月爆发，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反对法国一边。最初装备很差的法国人被击溃，但是无数的志愿者在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浪潮中成群结队地涌到了法国的旗帜下。与之同时，巴黎民众也加入了反对不得人心的路易及其受人憎恨的奥地利籍王后玛丽·安东内特的行动中。在民众的压力下，国民议会于8月10日暂时停止了国王的职权，号召人们参加国民公会的选举。

1792年9月21日，经过男子普遍选举产生的国民公会正式召开，它在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即保卫祖国、反对奥地利一普鲁士侵略者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事实证明，革命干劲和民众支持结合起来无可匹敌，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被赶出了边境。1793年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加。入了反对法国的联盟，革命者的反应是进行了著名的全民总动员，人民起来保卫祖国。14支军队在行伍出身的青年将领们的指挥下奔赴战场，他们在“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的鼓舞下势如破竹。到1795年时敌人的联盟已被粉碎。 

其时国民公会日益左倾，这不仅是因为它是经过普选产生的，还因为努力备战引发了它的革命热情。1793年6月吉伦特派被更激进的雅各宾派所取代，此时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机关是公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和激昂的爱国精神任免将军，鼓舞群众参加英勇行动，实施对外政策，对无数问题立法，并通过残酷的恐怖统治来镇压反抗。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叛国罪或者仅仅因为爱国精神不够就受到指控，并被送到“国家剃刀”——即断头台之下。 

但是恐怖统治却逐渐失去了控制，以至于革命开始“吞灭它自己的儿女”。在不断的权力斗争中，继路易和安东内特之后一个接一个革命领袖被送上了断头台。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样扰乱人心的是不断增长的革命的社会激进主义。短裤汉(字义上指没有上流社会的短裤的人们)正在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更加平均主义的国家。他们相当于英国革命的平均地权派，而且他们要求更公平地分配土地，实行政府控制物价和工资，实现一种社会安全制度。由于这类措施完全超出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计划，因此法国资产阶级同英国资产阶级一样开始努力阻挡革命向左转。在英国，结果是平均地权派被击败，克伦威尔进行统治。在法国，短裤汉派先是于1795年受到一个5人督政府的控制，后又于1799年受到拿破仑·波拿巴的控制。 

拿破仑 

拿破仑作为一个在意大利取得辉煌成就的将军而赢得声望，他利用这种声望推翻了督政府。他先于1799至1804年作为第一执政，后又在1804至1814年间作为皇帝统治了法国。对我们的论题来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法国的15年统治有两个特点：巩固了革命成果的国内改革和在邻国激起了民族主义反应并最终导致他的垮台的军事战役。 

就国内政策而论，拿破仑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开明专制君主。他感兴趣的是技术效率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虽然他对国家实行独裁统治，但统治效率很高。他把法律编集成法典，使行政机关置于中央集权制下，组织国民教育体系，建立法兰西银行，并就法国的教会和国家间的关系与教皇达成协议。拿破仑这些实在的成就使他受到普遍的欢迎。虽然也存在着渴望复辟旧制度或是认为拿破仑背叛了革命的政敌，但是大多数人则都因为他结束了骚乱和建立起了一个可信任的、强有力的政府而向他欢呼。 

但是，这种爱戴却被拿破仑自己所不断进行的战争给毁掉了。作为一个军事天才，拿破仑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并于1810年达到他的事业的巅峰。他使法国的疆界越过莱茵河伸展到吕贝克，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伸展到罗马。而欧洲的其余地区则由法国的附属卫星国或盟国组成，只有英国仍保持独立并对它怀有极大的敌意。 

拿破仑在所有被他征服的地区都贯彻了法国革命的一些基本原则。他废除封建制度和农奴制，承认所有公民平等，实施其著名的《法典》。这些改革意味着进步，或至少意味着维新。虽然各地的既得利益集团坐立不安，反对这些变革，但变革却仍在许多地方获得了普遍支持。虽然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分子也都赞成这些变革，但事实仍然是它是一种外来统治，如有必要即可凭武力强加。拿破仑的非法国臣民终于渐渐对征用、赋税、征兵、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谣言感到厌倦，虽然法国统治通常意味着行政管理质量的提高，但是人们对行政管理的法国式性质的印象比对其质量印象更深刻的时候来临了。 

其实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已经成为民族主义者，而且他们的民族主义也已经发展成为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运动。意大利的动乱、西班牙的武装抵抗和德国日益增强的民族团结均源于此。但是对拿破仑来说，最致命的还是他于1812年侵入俄国时所遇到的各阶层人士的激烈抵抗。这种抵抗正像冰天雪地一样，灾难性地毁灭了拿破仑的大军。从俄国冰冻的平原上开始，拿破仑的事业就一落干丈，并最终不可避免地在厄尔巴岛上结束了。这样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也就对其创始人发生了反作用：拿破仑所“冒犯”的人民先是因“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而觉醒并充满热情，然后又在其导师背叛自己的原则时转而反对其导师。 

从1814年9月到1815年6月召开的维也纳会议重新绘制了拿破仑垮台之后的欧洲地图，指导这一会议的原则有三个——正统主义、遏制和补偿。根据正统主义原则，法国、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诸国的君主均恢复王位。根据遏制原则，与法国接壤的国家都要尽量强大。荷兰得到比利时，奥地利得到伦巴第和威尼斯，普鲁士除了得到萨克森的部分地区外，还得到了莱茵河沿岸的一些地区。得胜的同盟国以各种领土补偿自己——挪威被划归瑞典，马耳他、锡兰和好望角被划归英国，芬兰、比萨拉比亚和波兰的大部分地区被划归俄国，达尔马提亚和加利西亚(以及伦巴第和威尼斯)则被划归奥地利。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和后来的局势有关的是德国和意大利仍然四分五裂：德国是一个由39个州组成的松散的德意志邦联，而意大利则是一个包括9个州的“地理名词”，这9个州因为奥地利在伦巴第和威尼斯的统帅地位而由奥地利统治。 

六、民族主义 

那么我们已经研究过的三个伟大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一对世界史的意义是什么呢?一个于1821年率领其同胞反抗土耳其主人的不识字的希腊游击队首领对这一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他宣称： 

“依我看，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世人知道了世界的真相。以前世界各民族十分闭塞，人民曾认为国王是地球上的神，认为国王有理由说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做得很好。通过现在这一变化，要想统治人民也就变得更困难了。”5 

这位游击队首领以这种朴实的语言，不仅概括了法国革命的实质，也概括了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实质。我们已经看到过平均地权派、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民兵和短裤汉是如何使世人了解了世界真相。这种政治觉醒意味着一场深远的政治革命，它标志着有史以来积极的、有组织的群众首次开始投身于政治。这一革命在兴盛于19世纪的许多“主义”中表现出来。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考察其中的三个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从那时起它们对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它在中世纪尚未成形，当时所有的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而且罗马帝国的普世主义也继续存在于天主教会、拉丁语和神圣罗马帝国中，虽然神圣罗马帝国已经摇摇欲坠。因而在那些世纪里，无人知晓民众应该忠于国家这一点。相反，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 

有三件事逐渐改变了忠诚的尺度：首先是各种方言的兴起和这些方言在文学表达方面的运用，其次是若干国家教会脱离了天主教会，最后则是西欧的一些王朝建立并巩固了几个同质的、独立的大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这些进展都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虽然直到18世纪末以前人们还一直把国家与管辖国家的人混为一谈，例如路德认为“主教们和诸侯们”构成了“德国”，而路易十四则声称法兰西国家“完全属于国王本人”。 

直到18世纪西欧的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民族主义才呈现出其近代的形式。由于西欧的资产阶级是以国家的名义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的，因而国家也就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更确切地说，国家这时已经是由公民(19纪末以前仅指有财产的公民)组成的，“这些公民居住于共同地区，在其共同的政府里拥有发言权，并知道其共同(想像的或真实的)传统和其共同利益所在。”6 

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代形式在法国革命时代和拿破仑时期得到了最大的促进。革命的领袖们为了在欧洲旧政权的进攻中生存下来，不得不动员国民军队——由乐于并渴望为祖国而战的、有政治觉悟的公民组成的军队。法国革命还以其他几种方式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它要求所有的法国公民都说法语即“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来代替许多地区方言，并建立了公立小学网，教授法语并灌输对国家的热爱。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子和期刊的出版，这些读物由于写得浅显、通俗而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法国革命还创立了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之类的民族主义仪式和象征。所有这些进展合在一起使得民族主义得以压倒人们对宗教和地区的忠诚。

如前所述，对国家的这种认同感也从法国传到了邻国——它是通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然扩散而传到邻国的——这一扩散也是对法国侵略和统治的一种反应。民族主义因为工业革命而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因为工业革命凭借其新的大众传媒(便宜的报纸、书刊和小册子)有可能对公民进行有效的、无所不包的教导。这样民族主义也就成为了19世纪欧洲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后它又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在19世纪中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互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到19世纪后半期它却变得越来越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于俾斯麦用马基雅维利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称的“铁血”战争成功地统一了德国。 

由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领土解决方案使得一些民族的数百万人或者陷于分裂，或者遭受外族统治——德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挪威人以及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民族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在1815年以后民族主义立即强烈地表现出来。其必然结果就是，1815年以后在欧洲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民族反抗运动。希腊人于1821年成功地进行了起义，并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赢得了独立；l司样，比利时人于1830年也进行了反抗，并摆脱了荷兰的统治。意大利人在经历了其于1820年、1830年和1848年举行的三次无效的起义之后，在1859至1871年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而德国人则在普鲁士的领导下于1866年击败奥地利，于1870至1871年击败法国，然后建立起了他们的德意志帝国。 

到了1871年，民族主义的原则已经在西欧获胜。但在中欧和东欧，哈布斯堡帝国、沙皇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却仍是“各民族的监狱”。不过，这些监狱中的囚犯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因为民族主义运动已在他们周边取得成功。而这三个帝国的统治者也因为已经认识到民族主义将会给他们的多民族国家带来的后果而试图通过各种限制性措施，通过故意在一些从属民族中挑拨离间，来遏制民族主义。这些措施起先是成功的，但它显然不可能无限期地奏效。帝国大厦的最初缺口是由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巴尔干臣民打开的。到1878年时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黑山人已经先后赢得独立，1908年保加利亚人也赢得了独立。更为重要的是，1914年6月哈布斯堡王室的弗兰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的爱国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暗杀。这一重大事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中欧和东欧的所有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均遭到毁灭。结束这场大战的一些和平条约(将在第36章第6节中探讨)一般都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因此战后出现了几个新的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它们表明以往的一些从属民族这时已经能够独立存在。无论如何，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民族主义已在整个欧洲获胜。而在此后几十年问，就像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的那样，民族主义则又开始使欧洲海外殖民地诸从属民族的亿万人民觉醒并行动起来。 

七、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欧洲第二个影响世界的伟大思想，其主要特点是把个人从阶级、社团或政府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它的兴起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不过在中欧和东欧，由于中产阶级很软弱，自由主义为一些开明的贵族所催生。由于自由主义是以其古典形式在西欧发展起来的，因而就其理论和支持者来说它实质上仍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运动。 

在英国革命期间，自由主义学说首次被明确地提出来并被付诸实践。当时，这些学说的主耍内容足反对工窜任意干涉宗教自由、人身安全和则产安全。更准确地说，这些学说要求议会控制政府、政党独立存在、承认反对党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权利。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公民权受到财产条件的限制，占有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阶级和劳动者却都没有投票权。因此17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只是增进了中产阶级的利益。 

自由主义随着美国革命的进展而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和应用。在美国革命期间j美国人在限制奴隶制、扩展宗教自由、扩大公民权和确立立宪政体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1791年美国政府所采用的联邦宪法是以分权原则为基础，也就是让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互相制衡，目的在于制止暴政。《人权法案》保证了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因此美国宪法同英国的解决方案一样，通过限制选举权，通过规定对总统和参议员的间接选举和对不同时期政府各部门的选举，精心地保护了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防止激进的民众运动获得对整个政府的控制从而引起危险的变革。 

在自由主义信条方面，法国革命要比美国革命显得更进步。《人权宣言》是18世纪自由主义的经典鑫因为它以响亮的措辞宣布了个人自由权。但是，法国的自由主义主要也是一种资产阶级运动。《人权宣言》同法国革命者所采纳的所有宪法一样，强调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而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著名的拿破仑《法典)则明确禁止组织工会和罢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出现的自由主义都采取了立宪议会政体的制度形式，它关心平等的公民权利，但却并不关心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随着19世纪逐渐成为过去，自由主义同其他历史运动一样也在性质上起了明显的变化。在群众通过接受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参加工会组织而变得更加自信的同时，自由主义不可能再继续主要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也就转变成了一种更加民主的自由主义。投票箱前的平等补充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到19世纪末，成年男子的选举权已在西欧大部分国家得以确立。甚至备受推崇的自由放任主义也逐步得到了修正。以往政府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干预一向被看作对自然法则作用的干涉，是有害的、无效的，但就劳动者而论，这一理论与基本事实却并不相符。由于公民的自由权和选举权并不能使劳动者免受由失业、疾病、伤残和老年所引起的贫困和不安全，因而他们利用选举权和工会组织迫切要求实行社会改革。在这种压力下，一种新的、民主的自由主义发展起来，它承认国家对全体公民的福利所负的责任。于是西欧各国由德国带头纷纷采纳了种种社会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老年养老金，最低工资法，疾病、事故和失业保险，以及有关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法规。民主自由主义的这些改革是已成为我们当今时代标志的福利国家的前奏。 

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自由主义声称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通过立法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则认为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能够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此外，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如果专门建立一个其目的在于促进集体福利而不是促进个人利益、促进合作的社会态度和行为方式而不是促进竞争的社会态度和行为方式的社会，那么当代的弊病也就可以消除。简而言之，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和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而不是个人和自由放任主义。 

改革社会的种种计划绝不是我们当今时代所特有的。由于从文明兴起以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就一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各时代的预言者和改革者都提倡促进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种种计划。例如，在古典世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要求实现一种贵族式的共产主义、一种共产主义哲学家的专政。在中世纪时期，英国农民领袖约翰·保尔告诉其追随者说：“我的善良的人们，直到所有的物品为人们所共同拥有时，直到既没有农奴也没有绅士，我们人人平等时，英国的事情才能办好。”7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骚动和激情自然会激励人们提出更多促进公共福利的方案，但也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结果只是相对保守的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胜出。

19世纪初出现了一派新的朝气蓬勃的社会改革者——空想社会丰义者。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两个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和傅立叶(1772—1837)与英国企业家罗伯特·欧文(1771—1858)。尽管这些人提出的各种理论和方案各不相同，但它们却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特点，即他们都把其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设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明确的活动方式上，但是他们却从未认真地考虑过这些模范社会将如何取代现存社会这一问题。例如，圣西门曾试图谋求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叶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发出的请求支持的呼吁做出响应，结果却白白等候了12年。这些改革者肯定没有考虑过革命或阶级斗争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几乎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自己精心制作的蓝图如何才能被付诸实践。而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才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现代社会主义之父是马克思(1818—1883)，他几乎在每个方面都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有着根本性的不同。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用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去研究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和准确的作用，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制定模范社会的种种蓝图。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历史研究坚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唯一手段。马克思之所以会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他相信，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不能以自己的工资购买他们所生产的东西，最终将导致工厂倒闭、失业、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和最后的全面萧条。而且马克思还认为，这种萧条将变得日益频繁、日益严重，直到最后失业的无产阶级在绝望中被迫起来革命为止。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也就将由社会主义所取代，正如早先的封建主义已由资本主义所取代一样。而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则将不害怕萧条，因为随着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再有私人雇主、利润，从而也就不再有购买力的不足。

马克思不仅是一个理论家和作家，同时也是一个鼓动家和组织者。《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在1864年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通常所称的第一国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一团体接受丁马克思关于无产者为了以社会主义方式改革社会而夺取政权的纲领，并因其宣传工作和参加各种罢工而受到广泛关注。但它却于1873年分裂，这主要是因为其成员除了有社会主义者以外，还包括缺乏纪律性、经常不和的各种浪漫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1889年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当时已出现于各国的许多社会党都加入了该组织。第二国际发展迅速，到1914年时它已由27个国家的社会党组成，总共拥有1200万工人成员。就其学说和行动而言，第二国际比第一国际要温和得多。它基本上是一个修正主义组织，而不是一个革命组织。 

造成这一改变的原因在于，组成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本身正在背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转向所谓的修正主义。重心的转移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因素是，在西欧各国选举权正在逐渐扩大，这就意味着工人可以利用选票而不是利用子弹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另一个因素是，1850年以后欧洲的生活水平稳步上升，这往往使得工人们更乐于接受资本主义。德国修正主义领袖伯恩斯坦表达了这样一种新观点：社会主义者应该“为更好的未来少工作一些，为更好的现在多工作一些”。换句话说，这一新策略就是通过渐进主义的改革手段来获得直接利益，而不是通过革命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愿意跟着这种修正主义走。 

由于他们当中有些人仍忠于他们认为是马克思学说的东西，所以大部分社会党都分裂成了“正统”派和“修正主义”派。不过，相比之下修正主义者更能与时俱进，因而他们通常都会在其各自的政党里占据主导地位。确实，他们既能组织起强大的工会运动，又能在选举中赢得数百万张选票。事实上，到1914年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都已在其各自的国民议会中拥有比其他任何政党都更多的席位。 

但是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第二国际也为它的修正主义付出了代价：事实证明，其大多数成员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响应了其各自国家政府的主张，结果却是数百万工人战死在壕沟两侧。这样一来第二国际也就被扯了个粉碎，虽然战后它又得以复兴，但它却再也没能获得其从前的力量和声望。 

然而，社会主义也并没有随着第二国际的四分五裂而就此消失。实际上，也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社会主义者即通常所说的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并建立起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此外，布尔什维克还组织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向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进行挑战。由于欠发达国家的农民和工人没有享受到发达国家的工人享受的繁荣和自由，马克思主义在前殖民地赢得了很多信徒，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兵燹之后尤其如此。不过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也已经丧失了它的许多吸引力，因为事实证明在世界上不同地区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与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熠熠发光的理想大相径庭——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看到。 

九、政治革命中的女性 

女性在所有的政治革命中都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但其结果却各不相同。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女性没有坚持要求革命纲领正式接受并考虑她们的需求——相反她们还满足于做男性控制的政治运动中的附属物。在权力斗争中她们的支持当然是很受欢迎的，但在赢得胜利之后她们就被忽视掉，并被迫重新回到革命前的从属地位。这一模式在从17世纪的英国革命到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所有现代革命中都是很明显的。

法国大革命的各个阶段就清楚地显示出了这一模式的演进过程。在革命之前，法国女性和全欧洲的女性一样在婚前接受父亲的权威，在婚后则接受丈夫的权威。孔多塞侯爵是法国革命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开主张女性应该拥有与男子相同的财产权、投票权、工作权以及接受公共教育权的人中的一个。但是侯爵的思想有些太过超前。现实中更容易被接受的是卢梭的观点：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阐述进步的政治观点，但在小说《爱弥尔》(1761)中却建议女人“衣着俭朴.在家中辛勤劳作，永远不要到需要讲话的公众集会上去……难道世界上还有比看到被孩子们围着，指挥佣人干活，为丈夫谋得幸福生活，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的母亲更感人、更让人尊敬的一幕吗?” 

革命开始时，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向等级会议提出书面要求。她们要求确保女性的嫁妆不被丈夫肆意挥霍，确保不遭受丈夫虐待，要求国家为因贫困而卖身的女性提供工作，还要求建立为女性增加就业机会的公共教育制度。但是由于这些女性没有为此而对会议施加压力，因此1789年8月26日国民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也就没有提及女性的权利。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女性则更加强硬，因为巴黎没有面包，她们在挨饿。1789午10月她们游行到凡尔赛宫，将皇室带回巴黎，并称带回了“面包师、面包师的妻子和孩子”。

到了1790年时妇女们已经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要求获得选举权、参加集会的权利、担当法官的权利以及提出离婚的权利。这些要求在1791年女性领导人们发表的《女权宣言》中都有提及。1793年春天当国王以叛国罪被处死、法国遭到5支外国军队入侵时，女性表现得最为活跃。面临巨大压力的巴黎政府号召妇女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她们热情回应，在医院里卷绷带，为士兵们制作衬衫、长裤、帽子、袜子、手套。一些人甚至还自愿参加了革命军队的战斗。 

感激的共和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使离婚合法化，使婚姻成为一个公民契约，分给妻子一部分家庭财产，女孩和男孩一样必须接受5年义务教育。“共和国革命妇女”在其活动鼎盛时期，其成员穿着长裤，腰间别着枪支，头戴红帽，在街上游行。 

一年之后，外国入侵的危险刚一过去，女性革命者就开始遭到反对。当时有一个具体问题就是结束物价控制，减少面包配额。因而当投机者囤积起财富时，工人家庭也就受害最深。当绝望的男人和女人拿起武器时，公会召集常规军包围了起义街区。随后1793年的民主宪法被废弃了，刚刚得到的大多数妇女权利也一样——拿破仑通过在他的《法典》中重新恢复父亲和丈夫的绝对权威巩固厂这一点。 

出现反复的根本原因就是，女权事业在女性群众中缺乏支持。在革命期间，女性主要是对自己阶级的需要做出反应，而不是对自己的性别。她们上街游行更多地是为了社会改革和经济救济，而不是为了女性权利。但是当法国大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拒绝社会重组并重趋保守之后，女性作为女性所得到的成果也就像工人阶级得到的成果一样丢失了。除了孔多塞，革命的高层领导人都全力拥护卢梭的主张，认为女性应该呆在家里。他们承认并称赞女性在革命中所作出的贡献，但在革命结束之后那些政治领导人就又开始发表演说宣称将来女性发挥作用的场所是在家里，而不是在外面。 

不过大革命期间发展起来的女权主义的主题在革命后也并没有被忘记。在整个19世纪中欧洲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妇女重建了这一主题。女权主义运动的领袖出版了自己的书刊杂志，并建立了一个全国和国际性的妇女联合会网络。这些组织促进女性教育，反对国家管理的娼妓制度，支持孤儿和未婚母亲，反对酗酒，发起和平运动，称战争是男性政治的最终表达，但其进展却微乎其微，因而在19世纪晚期女性运动的积极分子得出结论：除非女性与男性在平等的基础上分享政治权力，否则她们就无法实现目标。从此争取女性选举权也就成了所有国家选举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一问题在20世纪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至于女性享有选举权的国家从1900年的1个增加到1910年的3个、1920年的15个一930.年的21个、1940年的30个、1950年的69个、1960年的92个、1970年的127个、1975年的129个。 

然而，选举权却并没有像事先预想的那样成为解决所有女性问题的万灵药，囚为在投票日投下一票并不会自动转移政治权力。没有多少女性被选举进人代议机构，在行政当局谋得职位的女性就更少了。事实上，国际妇女运动在赢得选举权之后活力大减。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后。那时出现的一些新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给女权运动注入了活力。这些新因素的起源和性质以及它们对全球女性的影响，将在最后一章中进行分析。 

推荐读物 

比较和解释英国、法国、俄国革命的著作有C.Brinton所著的The Anatomyof Revolution(Random House，1958)；R.W.Postgate所著的Revolutionfrom 1789to 1906(Harper＆ Row，1962)。 

关于英国革命，请参见P.Zagodrin所著的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EnglishRevoluti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4)；C.Hill所著的IntellectualOrigins of，English Revolution(Clarendon，1962)和The WorldTurned Upside Down：Radi call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Vihng，1972)。关于启蒙主义运动的著作，请参考R.B.Mowat所著的The Age of Reason(Houghton Mifflin，1934)，E.Cas sirer所著的 ThePhilosophy of.the Enlightenment(Princeton University，1951)；F.E.Manuel编著的TheEnlightenment(Prentice Hall，1965)。 

研究美国革命的著作有：P.Maier所著的From Resistence to Revolution(Rout ledge＆Kegan Paul，1973)；“NewAmerican Nation”(Harper & Row，1954)系列中包含的L.H.Gipson所著的The Coming of the Revolution，1763—1775和J.R.Alden所著的TheAmerican Revolution，1775—1783。关于美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请参考M.Kraus所著的 TheNorth Atlantic Civilization(D.Van Nostrand，1957)，G.D.Lillibridge编著的TheAmerican Image Past and Present(D.C，Heath，1968)。 

在论述法国革命的几千册著作中值得一提的有：J.M.Thompson第二次编辑的The French Revolution(Blackwell，1966)；J.H.Stewart编辑的读物ADocumentary Surve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Macmillan，1951)；R.R.Palmer所著的2卷本The Age of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A Political Hc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1760—1800(PrincetonUniversity，1959，1964)对1760年到1800年间西方世界的革命运动作了非常重要的分析。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有：O.Connelly所著的French Revolution-Napoleonic Era(Holt，Rinehart ＆ Winston，1979)。L.Hunt所著的Politics，Culture andClass the French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alifomia，1986)；G.Rude所著的 The Crowdin History：Popular Disturbances in France and England(Lawrence and Wishart，1981)。 

现在已有论述民族主义的多卷本著作面世，其中较综合的有：B.C.Sharer所著的Nationalism：Myth and Reality(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55)；K.R.Mino gue所著的Nationalism(BasicBooks，1967)。关于自由主义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杰出的综合性著作有：H.J.Laski所著的The Rise of Liberalism(Harper ＆ Row，1936)；J.R.Pennock所著的LiberalDemocracy：Its Merits and Prospects(Holt，Rinehart ＆ Winston，1950).J.Sigmann所著的1848：The Romanticand Democratic Revolutions in Europe(Harper ＆ Row，1973)；J.S.Schapiro所著的Liberalism：Its Meaningand History(D.VanNostrand，1958)。

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多且充满争议。最近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评价，由D.McLellan编著的Marx：The First Hundred Years(St.Martin’S Press，1983)；A.S.Lindemann所著的A Historyof European Socialism(Yale University，1983)；T.Bottomore编辑的参考书A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Harvard University，1983)；C.WrightMills编著的精装本读物：The Marxists(Dell，1982)。 

最后，关于总体考察女性角色的著作，请参考R.Bridenthal和C.Koonz所著的Becoming Visible：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Houghton Mifflin，1977)的相关章节；提供更详细细节的著作有：R.J.Evans所著的The Feminists：Women’S Eman cipation Movements in Europe，America andAustralia 1840—1920(Barnes ＆ No ble 71978)；P.Stock所著的BetterThan Rubies:A Hisrory of Women’s Education(Putnam’s，1978)；C.Banks所著的Faces ofFemlnism:A.Study of Feminism as Socail Movement(Oxford Universlty，1981)；J.Kelly所著的Women，History andTheory(University of Chicago，1985)。

注释

1.Gted by G.Wint，The Britishin Asia(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nons，1954)，P.18.

2.Sir Edwin Sandys，in a Speechin Parliament.Cited by J.L.Laski，The Rise of Liberalism(Harper ＆ Row，1936)，P.117.

3.P.Zagorm，“The EnglishRevolution，1640—1660，”journal of World History，II(1955)，p·903.

4.A.S.P.Woodhouse，Puritanismand Liberty(Dent，1938)，p.55.

5.T.Kolokotrones and E.M.Edmonds，Kolokotrones，Klepht andWarrior(London，1892)，PP.127—28.

6.B.C.Shafer，Nationalism：Myth andReality(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55)，P.105.

7.Cited by D.W.Morris，theChristian of Social Revolt(George Allen ＆ Unwin，1949)，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