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科学和工业革命：全球通史

所谓的科学革命……使得自基督教兴起以来的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与之相比，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都仅仅具有插曲式的意义，仅仅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中发生的内部更替……科学革命作为整个现代世界和现代思想的起源如此赫然地显现，以至于我们通常对欧洲历史时期的划分已经成为一种时代错误，成为一种障碍。——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英国的制造业体系及其催生人口密集城镇的惊人速度都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曼彻斯特保护人 1832年11月17日 

人类物质文化的变化在过去的200年中比在此前5000年中发生的变化都还要巨大。18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古代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相比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人们使用同样的材料建造房屋，同样的牲畜运人运物，同样的帆和桨驱动船只，同样的纺织材料缝制衣服，同样的蜡烛和火炬照明。但是今天，金属和塑料制品补充了石材和木材；铁路、汽车和飞机取代了牛马和骡子；蒸汽、柴油、核动力船只取代了风力和人力；多种合成纤维与传统的棉布、羊毛和亚麻竞争；电力取代了蜡烛，成为只需轻轻按动开关就源源不断的能源。 

这些伟大的变革都源自科学和工业革命——这两大革命是西方文明对人类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回顾历史，似乎科学革命比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意义更大。农业革命使人类进入文明，但是在前进了这一大步之后农业就未再作出其进一步的贡献。相反科学则借助于它的研究方法不断地稳步前进——科学本身包含了无限进步的可能。我们只要想想几个世纪以来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和它现今日益加速发展的现实，那么即使我们还不能全面领会科学惊人的可能性和意义，至少也总可以做到赞赏它。此外，科学是属于全体人类的。由于科学乃是基于客观的研究方法，科学立场已为人们所普遍赞同。科学是非西方民族所普遍尊重和追求的西方文明成果之一。事实上，也正是凭借着科学及与其相关的技术，才使得19世纪的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今天原先的从属民族正在力求通过探明西方对人类作出伟大而独特贡献的秘密来矫正其在现实世界中的不平衡的状态。 

显而易见，科学和工业革命对研究世界历史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本章就将探索这些革命从近代初期的早期阶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发展过程。 

一、科学革命的根源 

虽然科学的根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中国、古典时代的希腊和中世纪的穆斯林世界，但科学革命却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其原因似乎在于，科学仅在西方才成为一般社会的组成部分。这也就是说，只有在西方，哲学一科学家才实现了其与匠人的联合并与之互相促进。而也正是这种科学与社会的结合、科学家与匠人的结合，大大促进了科学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荣。 

在各个人类社会中，匠人们都发展了狩猎、捕鱼、务农以及加工木材、石头、金属、禾本科植物、纤维、块根植物和兽皮等方面的某些技术。他们通过观察和试验逐步改进自己的技术，有时可以达到诸如爱斯基摩人那样很高的水平。不过前近代社会所取得进步的程度都受到了明显的制约，其原冈在于匠人仅仅对制作罐子、建造房屋或制造小船本身感兴趣，而并不关心其背后根本的化学原理或机械原理。他们不去探究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总之，匠人关心的是实用的技术上的知识，而不是其背后的科学原因，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的确，哲学家和匠人在某些时期也曾一起合作，创造出了复杂的历法、导航设备和古代的日常仪式。然而，直到近代以前其发展趋势始终是朝着分离——思想家与劳动者相分离的方向进行。而西方的伟大成就就是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掌握实际知识与了解背后原因的结合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推进了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成为了今日的支配力量。 

那么为什么这一划时代的发展会出现在西方?原因之一是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取得了大量的人文主义学术成就。学者们不仅可以学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可以学习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后者曾促进了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而更重要的则是它对生物科学的推动。医学院的学生们研究了希波克拉底和加伦的全部著作，博物学家们则研究了亚里士多德、迪奥斯科里特斯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但是若无匠人与学者之间鸿沟缩小这一有利的西欧社会氛围，人类的这些知识成果本身不可能会引起科学革命。在文艺复兴期间，匠人并不像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代那样受到鄙视。人们尊重纺纱、织布、制陶术、玻璃制造、特别是日益重要的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实用工艺。这些行业在古典时代由奴隶经营，在文艺复兴时期则都由自由人经营。而且这些自由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也并不像中世纪的匠人那样与统治集团相差悬殊。文艺复兴时期工匠地位的提高加强了工匠与学者之间的联系，而双方也都作出了他们各自的重要贡献。工匠拥有古老的技术，并在其上添加了中世纪期间的新发明。同样，学者则通过研究得出了关于被重新发现的古代风物以及中世纪科学的种种事实、推测及传统做法。这两种方法的融合是很缓慢的，但最终它们的结合却产生了一种爆炸性的效果。 

与工匠和学者的结合密切相关的是劳动与思想的结合。在古代，存在着一种反对将创造性的学习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的强烈偏见。这种大概是起因于古代的体力劳动与奴隶制度相关联的偏见甚至在奴隶制度已经几乎消失以后，仍然存留于中世纪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在“自由”艺术和“奴隶”艺术之间，即在仅靠脑力完成的工作和靠动手改变物质形态的工作之间划了一条界线。例如，诗人、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属于前者，而雕刻家、釉工和铁器工人则属于后者。这种两分法的有害影响在医学领域里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内科医生的工作没有改变物质形态，因而被认为是“自由的”；而按照同一标准，外科医生的工作则被看作“奴隶的”。实验由此受到轻视，活体解剖和被认为是非法的和令人厌恶的。 

威廉·哈维(1578—1657)之所以能够作出心脏和血液运动的伟大发现，是因为他坚决反对对体力劳动的这种蔑视。数十年间他一直在进行各种艰苦的实验。他切开从大动物到小昆虫多种生物的动静脉，谨慎、耐心地观察和记录其血液和心脏的运动。他还利用新的放大镜来观察马蜂、大黄蜂和苍蝇。这一程序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合情合理、显而易见的，但在哈维的时代却不可想象。在哈维生活的时代就能使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的科学方法，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 

地理大发现和海外开发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新的植物、动物、恒星甚至新的人和新的人类社会相继被发现，所有这些都向传统的观念和假想提出了挑战n与之相似，商业和工业的成长导致了技术上的进步，而技术进步反过米既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又受到了科学前进的刺激。远洋贸易引发了对造船和航海业的巨大需求。一批新的、有才智的、受过数学训练的工匠制造了罗盘、地图和仪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相继开办了航海学校，天文学也由于其明显的实用价值而得到认真的研究。就像采矿工业的需求引起了传动和水泵技术的进步——这是重新开始关心机械原理和液压原理的开端——冶金业则是化学取得显著进步的主要原因。日渐扩大的采矿作业使得新矿石甚至新金属如铋、锌和钴被发现。而要找到和提高分离、处理这些新矿石和新金属的技术就必须通过痛苦的实验。但是，包括氧化和还原、蒸馏和混合在内的化学的一般原理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的。最后，这些领域里的新知识通过大学和印刷品得以促进和流传。其中印刷品在提高识字率和传播新思想方面的作用尤其重要。

上述这些成就给了科学家，或称哲学家以信心，使他们坚信自己是新时代的先驱。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颁发特许状，成立了“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皇家学会的成员们已经意识到在技师与科学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好处，因而他们就开始协调全国各专业的成果，以搜集有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各种资料。 

“所有地区都在热心地忙于这项工作：我们发现每天交给［学会］的诸多极好的奇物珍品不仅出自博学的、专门的哲学家之手，而且来源于技工的工场、商人的航海旅程、农民的耕地以及绅士的种种运动、养鱼塘、狩猎场和花园……”1 

最初，科学从矿山和工场那里汲取的东西要比后者从它那里得到的多得多。在早期阶段科学并不是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对科学的利用也就是少量、零星的——甚至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也是如此。但是到19世纪末形势发生了变化，科学不再处于从属地位：它已开始改造旧工业，甚至创造了全新的工业。 

二、科学革命的历程 

近代科学最主要的进步首先发生在与地理学和航海术有着密切联系的天文学领域.这是可以预见的。进步发牛在16世纪和17世纪，这方面的伟人包括哥白尼(1473—1543)、伽利略(1564—1642)和牛顿(1642—1727)。哥白尼采纳某些古代哲学家认为太阳而非地球才是宇宙中心的观点，而后证明了这种观点为天体运动提供了一种比传统的托勒密体系更简单的解释。伽利略使用最新发明的望远镜观察宁宙的实况，从而为哥白尼的理论提供了实验支持。他在报告中说：“借助望远镜，任何人都可或多或少地观察到……银河系只不过是一团聚集在一起的无数的星体。如果把望远镜直接对准银河系的任何部分，眼前就会出现一大群星体……” 

早期科学最杰出的人物是牛顿，一位可与欧几里德和爱因斯坦相媲美的伟人。除了在光学、流体动力学和数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之外，他还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宇宙中物质的每个粒子都对其他每个粒子有引力；引力与两个粒子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它们的质量乘积成正比。”2 

这是揭开天空面纱的一个轰动一时的、革命性的解释。牛顿已经发现了一个能够通过数学被证明的基本宇宙定律；这一定律既可适用于整个宇宙，也可适用于最微观的物体。事实上，自然界就仿如一个巨大的机械装置，按照可以通过观察、实验和计算来确定的某些自然法则在进行运转。人类的各门知识都可以分解为少数简单而统一的有理性的人能够发现的定律。随后人们就开始把牛顿的物理学分析方法应用于包括思想和知识在内的所有领域，而不仅仅是物理领域。 

18世纪晚期正在进行中的工业革命影响了科学革命，并转而受到科学革命的影响。蒸汽机的发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蒸汽机提供了急需的动力来开动机器、火车头——当然最初它是被用来从矿井里排水。詹姆斯·瓦特综合运用技术创新和科学知识，将蒸汽机的机械效率提高到一个相当的水平。1769年瓦特采用了一个始终保持低温的单独冷凝器，此后不久他又使用曲轴将蒸汽机的往复运动变为旋转运动。如果不是蒸汽机提供了相对无限的动力，工业革命很有可能会在仅仅增加了纺织品生产的速度后便逐渐消失，就像它在中国发生的那样——中国在几个世纪之前就曾取得过类似的技术进步。 

19世纪前半叶进步最多的一门科学是化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化学与纺织业密切相关，而纺织业则在此数十年间经历了极其迅速的发展。“化学界的牛顿”是安东尼.拉瓦锡(1743—1794)，他发现的能量守恒定律堪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相媲美：在化学反应中，尽管物质的形态可能发生变化，但质量却保持不变，物质的数量在反应前后是相同的，并可通过重量检验。19世纪拉瓦锡的后继者们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发现：贾斯特斯·冯·李比希发现了化学肥料；W·H·珀金发现了合成染料；路易.巴斯特发现了疾病的细菌理论，这促使人们采取卫生预防措施，从而使得控制为害已久的灾祸——伤寒、白喉、霍乱、鼠疫和疟疾成为可能。

了解更多关于牛顿：经典物理学之父：牛顿

就像牛顿因为发现了支配宇宙中物体的定律而主导了17世纪的科学一样，达尔文则因为发现了支配人类本身进化的规律而主导了19世纪的科学。他的进化论认为，现在各种不同形式的动植物种类不是作为单独的、特殊的创造行为的结果而固定不变的，它们是不同的、可变的，是有共同的原始起源的自然结果。达尔文认为变异借以发生的主要方式是“自然选择”，他将这一过程阐释如下： 

“因为对每一个物种来说，它所产生的个体都要比可能生存下来的多得多，各生物间也因之而不断地进行生存斗争，因而任何生物如果能以任何方式发生纵然微小但却是有利于自己的变异，它就将在复杂且时常变化的生活条件下获得较好的生存机会，这样它也才能被自然选择。由于强大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的变种都趋向于将变异了的新类型繁殖下去。”3

也许很难设想自然界中所有的变种都是一个不规则的、缓慢的变化过程的产物，就像“自然选择”所提供的那样。不过统计学的计算结果却表明，即使一次突变仅仅导致1％的较好的生存机会，这一变化也会保留下来，并在经过100世代之后达到该物种的一半个体都发生了这种突变的程度。换言之，即使101个发生过突变的个体活下来后有100个失去了突变，突变仍会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短时间内传遍该物种。达尔文的学说虽然在其后的研究基础上得到了详细修改，但其要点已为现在所有的科学家所接受。但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宗教界，则存在着激烈的反对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达尔文否定了神造世界说。正如以往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废除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一样，达尔文主义似乎将人从地球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赶了下来。

尽管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团的敌视，达尔文主义仍然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对适者生存和生存竞争的强调极妙地与时代倾向相吻合。这一时期在政治上正是俾斯麦以“铁血”统一德国的时期。各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达尔文主义给他们提供了支持和合法性。他们认为与自然界一样，政治活动中的最强者是得胜者，好战的程度决定了谁将在国际“生存竞争”中获胜。而在经济生活中，这是一个自由放任经营和粗俗个人主义盛行的时期。上、中层阶级生活舒适、心满意足，强烈反对国家为促进更大的社会平等而作任何干预。在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期19世纪后期，达尔文主义被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有人争辩说，殖民地是列强的繁荣和生存所必需的；还有人则争辩说，按照现实成就判断，各土著民族弱小、低劣，需要优越强大的欧洲人的保护和指导。 

被应用到社会舞台上的达尔文的学说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本人从未想到他的研究结果会被应用到这个方面，更不用说有这种意图了。然而，事实却仍然是它们被利用了，而且仅仅是因为它们似乎为当时开始支配欧洲的物质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支持。简而言之，达尔文主义韭常合宜地与吉卜林的下述名言相吻合： 

有力量者应该有所获， 

能有所获者应该保持所获。 

三、科学革命的意义 

在19世纪结束时科学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19世纪初期科学仍处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边缘，但到19世纪末它不但为此前建立的老工业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还开始创造出全新的工业。它不但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还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方式。此外，由科学革命引发的这种变化还以无数方式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整个世界。科学使欧洲在技术上建立世界霸权成为可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霸权的性质和作用。科学也为19世纪的西方在智力方面的优势提供了基础。欧洲的艺术、宗教或哲学之所以未对非‘曲方民族产生巨大影响，是因为非西方民族已经在这些领域作出了类似的贡献。但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就不存在这种平等了。只有西方掌握了自然界的种种秘密，并为推动人类的物质进步而利用了它们。这是一个不容否认且有说服力的事实。此后非西方人不再轻视欧洲人，也不再将欧洲人看做碰巧在帆船和火器方面拥有某种优势的野蛮人，他们勉强承认了欧洲科学革命的意义。今天，从前的殖民地人民的主要目标就是亲自经历这场独特的革命。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将科学革命的世界意义总结如下： 

“……证明了生命力如此强大，并在其活动中发挥了多方面作用，从最初起它就自觉地担任了一个指挥的角色。可以说，它已经开始控制了其他因素——正如中世纪基督教在渗透到生活和思想的各个角落后开始支配其他事物一样。因此，当人们谈及最近几代人中被传入日本等东方国家的西方文明时，我们不是指希腊一罗马哲学和人文主义思想，也不是指日本的基督教化，而是指在17世纪后年叶开始改变西方面貌的科学、思维模式和文明的所有工具。”4 

四、工业革命的根源 

“工业革命”这种用词经常受到质疑，因为它描述的不是一个迅速的、一夜之间的变化，而是一个18世纪之前就早已开始并由于各种实际的目的而一直持续到现在的“革命”。显然如果革命的含义是指一个突然开始和结束的惊人变化，那这并不是一场革命。 

然而事实却是，在18世纪80年代生产力的确有了一个惊人的进步，正如现在的经济学家所称的，生产力有了“一个进入自驱动发展阶段的起飞”。更明确地说就是，当时产生了一个机械化工厂体系，它以迅速降低的成本生产出大量商品，以致它不再依赖现有的需要，而是创造出新的需要。这种现在看来很普通但在以往却无先例的现象的一个例子就是汽车制造业。不是上世纪初就存在对汽车的需求从而创造了今天巨大的汽车制造业，而是制造廉价的T型“福特”牌汽车的能力刺激了现代大众对汽车的大量需求。 

考察工业革命时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和时间有关。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后期，而不是此前100年或1000年前?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海外大扩张之后欧洲惊人的经济发展——这一发展是如此显著，以至于它现在通常被称为“商业革命”。 

商业革命的首要特点是世界贸易商品方面的变化。16世纪以前最重要的商品是由东方运往西方的香料和朝相反方向运送的金银。但是在这之后新的海外产品开始逐渐成为欧洲的主要消费品，其商业价值也在不断增长。这些产品包括新的饮料(可可、茶和咖啡)、新的染料(靛蓝、胭脂红和巴西苏水)、新的香料(多香果和香子兰)和新的食物(珍珠鸡、吐绶鸡以及其供应量已大大增长的纽芬兰的鳕鱼)。商业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贸易量显著增长。1715至1787年间法国从海外地区输入的进口商品增加了10倍，而其出口商品则增加了7至8倍。英国贸易也取得了几乎同样惊人的增长——在1698至1775年这一时期中其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了4倍或5倍。不过在欧洲不断增长的贸易总量中，殖民地贸易所占的份额则愈来愈大。例如，1698年英国约有15％的海运贸易是与其殖民地之间进行的，但到1775年这一数字就已上升到33％。此外由于殖民地商品的再出口，法、英两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也大大增长。

商业革命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首先，它为欧洲的工业、尤其是为制造纺织品、火器、金属器具、船舶以及包括制材、绳索、帆、锚、滑轮和航海仪器在内的船舶附件的工业提供了许多巨大的、不断扩展的市场。而为了满足这些新市场的需要，工业就必须改善其组织和技术。商业革命也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它在建造工厂和制造机器方面所必需的大量资本。资本以利润的形式从世界各地源源流人欧洲——从西伯利亚和北美的毛皮贸易，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非洲的奴隶贸易，一些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非洲公司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公司如莫斯科公司、哈得孙湾公司以及南北美洲的种种陆上殖民地公司的利润中。调杏结果表明，18世纪从印度和西印度蔗糖殖民地所榨取的利润与1800年在英国工业上的投资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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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铁路上的一段旅程 

世界上最初的两条铁路分别于1825年和1830年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开放，女演员弗朗丝(范妮)·金伯尔幼年时曾在第二条铁路最初开放时搭乘过，以下是她刘此事的描述。 

我父亲认识几位对这二一事业(利物浦一曼彻斯特铁路)最感兴趣的绅士，当史蒂芬孙提议进行15英里间道的试运行时，他们以极大的善意邀请我父亲带着我参加，并且允许我坐在史蒂芬孙身旁，我认为这真是自己毕生最大的荣耀之一……他是一个颇严肃的人，棱角分明，面色低沉…… 

有人向我们介绍了将要带着我们在铁轨上奔跑的小小发动机……这个总是让我想去轻拍它的鼻息咻咻的小东西，现在被套在了我们的马车上，史蒂芬孙先生将我放在发动机的凳子上，和他坐在一处。我们以约10英里的时速开始了旅程。因为这匹蒸汽马对高低起伏的山路不是很适应，铁路要保持一定的水平高度，因此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沉到了地底下，有时候又像悬在半空中。几乎从一开始起我们的铁路就穿过了坚硬的山石，两边都是高达60英尺的石头，就像是两面墙壁。因此你很难想像这样的旅行有多么奇异：你看不到任何前进的原因，除了这个神奇的发动机以及它飞奔的白色气息和充满节奏的不变的步速……我们只走15英里，这个距离已经足够展示发动机的速度了……走完了这段多石的窄路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已经高出河岸10或12英尺了，然后我们到了一片辽阔的沼泽地，没有人能够走下去不沉没的，然而我们的铁路却载着我们在上面飞奔…… 

我们现在已经走了15英里了，火车在将要横跨一个又宽又深的峡谷时停了下来。史蒂芬孙把我放下来，带着我走到谷底。为了保持铁路的水平高度，史蒂芬孙建造了一个壮观的9拱高架桥，中间的一拱高70英尺。通过它我们看到了整个美丽的山谷……然后我们回到了其他人那里，给发动机供了水，因为发动机不能掉头，车厢被挂在后面。现在我们以它的最高速度——每小时30英里——出发，比鸟的飞翔速度还要快(因为他们曾经用猎鸟做过试验)。你难以想像切开空气向前跑的感觉是怎样的——它的动作也是无比圆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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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丰厚的商业企业，与同时发生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一起，解释了工业革命在18世纪晚期达到了“起飞”阶段的原因。但是这也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会首先在英国发轫?这是因为英国享有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即它早已在基础性的采煤工业和炼铁工业中占据领先地位。由于英国的林业资源正被耗尽，它很早就开始用煤作燃料，利用煤末冶铁。到1789年法国革命时英国大约每年生产1000万吨煤，而法国则仅能生产70万吨煤。而且英国还率先发展起高炉，这种高炉能够大批量产铁，迥然不同于旧时的熔铁炉。1780年英国的铁产量还仅是法国的1／3，到1840年它的产量就已变为法国的3倍多。这一切都意味着英国正在朝生产大众消费品方面前进，这些商品需求量大而且稳定。而法国则更偏重于专门生产需求量有限且不稳定的奢侈品。

另一个条件则是英国拥有更多可被用作工业革命资金的流动资本。源源流人’英国的商业利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英国的宫廷和军费支出较法国更低，因此英国征税较少，政府的财政状况也较好。此外，银行业在英国也发展得更早、更有效，它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了共同基金。 

此外企业家人才大量集中在英国也值得注意。从事制铁业的达比全家、制造瓷器的库克沃西、经营棉纺织厂和参与政治活动的布赖特父子以及投身于科学的道耳顿和爱丁顿等非国教徒人都做出了他们各自的卓越贡献，部分地解释了英国管理人才辈出的状况。打破常规和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使得在非国教徒中产生了很大一批实验家和发明家，而节俭则使他们可以把利润再投资于实业，而不是在奢侈的生活中挥霍掉。非国教徒在英国的影响由于来自大陆的同教人士的流入而增大。例如，随着1685年南特敕令的撤销，法国流失了相当多的经管管理人才——尤其是在纺织工业中——他们都流人了英国。 

再一点就是英国在劳动力供应方面也占有优势。由于行会瓦解较早，又对传统的条块农田进行圈占，英国获得了充裕的流动劳动力。行会及其多方面限制的消失使得采用分散的家庭作坊制度和建立机械化工厂变得更为容易。而始于16世纪的圈地运动则持续了3个世纪，它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达到最高潮。自耕农不得不时常出卖劳动力，因为对公地和荒地的圈占使他们失去了其放牧的土地，并且也得不到燃料。早期的圈地是由羊毛价格上涨促成的，因此土地多半被用于放牧。其后，为迅速扩展的城市生产粮食变得更为重要，因此人们又开始在被圈占的土地上用最新的、有效的方法耕种粮食。这些方法包括用轮作制代替浪费土地的休闲制、选育良种和科学改良牛的品种以及研制某些农业机械如马拉耕耘机和自动播种机。 

在1714年至1820年间共有超过600万英亩的英国土地被圈占。这一事实意味着严重的迁居问题，它给底层人们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贫穷的农民失去了部分甚至全部土地，被迫租种土地或打散工，否则他们就不得不去城里找工作。英国自耕农被大批大批地逐出家园这一现象使得关心社会的个别人极为恐惧，他们站出来直言不讳地反对。虽然圈占土地的过程令人不安和不快，但就工业革命而言，它却实现了两个必不可少的功能——为工厂提供了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了粮食。因此，圈地可以被看作是19世纪英国工业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的确，别的欧洲国家也发生过圈地运动，但其程度却要轻得多。例如在法国，法国大革命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土地，以至于加深了他们对故乡的依恋，使得他们不愿意收拾行李背井离乡。 

五、工业革命的进程 

只有强有力的需求才会刺激人们去创造各种发明。作为种种新发明基础的许多原理其实早在工业革命前数世纪就已为人们所知，但就是由于缺乏刺激才未被应。用于工业。蒸汽动力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之一。蒸汽动力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就已为人们所知，但却仅仅被应用于开关庙宇的大门。不过在英国，为了从矿井里抽水和转动新机械的机轮，急需有一种新的动力。这种需要引发了一系列发明和改进，直到最后研制出可以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蒸汽机。 

棉纺织业的发展清晰地展现了这种“需要引起发明”的模式。一个领域的发明产生了不平衡，往往就会刺激其他领域的发明来纠正这种不平衡。例如，棉纺织工业之所以最先实现机械化是因为英国公众已经越来越喜爱最初从印度进口的棉织品。事实上，当时对棉织品的使用已经非常广泛，因此强大的旧毛纺行业在1700年设法通过了一个禁止进口棉布或棉织品的法律。但该法律却并未禁止制造棉布，这就为本土工业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而有生意头脑的中间人也是很快就利用了这一机会。当时的问题在于如何充分地使纺纱和织布提速，以满足巨大的、受保护的国内市场的需要。当时设了很多奖项来奖励能够增加产量的发明，到1830年为止一系列的此类发明已经使纺织业完全机械化了。

 其中较杰出的发明有：约翰·凯于1733年发明的能提高纺织速度的“飞梭”；理查德，阿克赖特于1769年发明的水力纺纱机，它能在滚柱间抽出又细又结实的线；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于1770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使用这种机器一个人能够同时纺8根纱线，后来发展为16根纱线，最后则多达100多根；塞缪尔·克朗普顿发明的走锭纺纱机(1779年)也是十分出色的。走锭纺纱机也被称为“缪尔”(骡子)纺纱机，.因为它综合了水力纺纱机和珍妮纺纱机的优点。这些新纺纱机生产的纱线很快就远远超出织布工的处理能力。有位名叫埃德蒙，卡特赖特的牧师试图矫正这种不平衡状态，他在1785年取得了一种最初由马驱动、1789年以后由蒸汽驱动的动力织机的专利权。这一新发明制作简陋，在商业上也无利可图，但是在经过20年的改进之后其最严重的缺点得到了克服。到了19世纪20年代，在棉纺织工业中这种动力织机已经基本上取代了织布工人。

正如纺纱方面的发明引起了织布方面相应的发明一样，某一行业中的发明也激发了其他行业中相应的发明，以便使其他行业也能维持下去。新的棉纺机产生了对新动力的需要，这种动力应该比传统的水车和马匹所能提供的动力更强劲、更可靠。詹姆斯·瓦特在这方面做出了反应，他对约1702年前后由_托马斯·纽科门制成的原始蒸汽机作了多项改进。到1800年时已有500台左右的瓦特蒸汽机被付诸使用，其中有38％被用于抽水，剩下的则被用于为纺织厂、炼铁炉、面粉厂和其他工业提供旋转式动力。 

蒸汽机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夸大也不过分。它提供了治理和利用热能、为机械提供动力的手段，人类也由此而结束了其长期以来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的依赖，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新能源。不久人类还将开发储藏在地下的其他矿物燃料，即石油和天然气。这样也就出现了一种大多数能源都被现代工业化国家利用的趋势。例如1975年西欧和北美洲每人可得到的能量分别为亚洲的11.5倍和29倍。在一个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直接取决于所能支配的能源的世界上，这些数字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实际上，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手段或力量为基础，不如说是以蒸汽机为基础。 

新的棉纺机和蒸汽机要求增加铁、钢和煤的供应量。这一点通过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一系列革新得到了满足——亚伯拉罕·达比在熔化铁矿石中用焦硫代替了煤；亨利·科特发明了在去除熔融生铁中杂质的“搅炼”法；以及瓦特蒸汽机在矿井排水方面的应用。这种种事态发展产生的结果是，到1800年时英国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上其他地区合在一起生产的都还要多。英国的煤产量从177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200万吨，进而又上升到1861年的5700万吨。同样，英国的铁产量也从1770年的5万吨增长到1800年的13万吨，进而则增长到1861年的380万吨。铁在产量和价格上都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因而人类不仅进入了蒸汽时代，也进入了钢铁时代。 

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又要求改进运输工具，以便运送大量的煤和矿石。这掀起了运河开凿热潮，使英国到1830年时拥有了2500英里长的运河。可以与运河时代相提并论的是伟大的筑路时代。1750年以后一批筑路工程师——约翰·梅特卡夫、托马斯·特尔福德和约翰·麦克亚当——发明了修筑硬化路面的技术，使其能够全年承受交通。这样，乘坐四轮大马车行进的速度也就从每小时4英里增至6英里、8英里甚至10英里。 

1830年以后公路和水路又遇到了来自铁路的挑战。这方面的主要人物是采矿工程师乔治·史蒂芬孙，1830年他的机车“火箭号”以平均14英里的时速行驶了31英里，将一列火车从利物浦驶到曼彻斯特。短短数年内铁路就因为它能够以比公路或运河更快的速度和更低廉的成本运送旅客和货物而支配了长途运输。到1838年英国已经拥有500英里铁路，1850年这一数字增至6600英里，而到1870年英国则已拥有15500英里铁路。 

蒸汽机还被应用于水上运输，富尔顿是这方面的先驱。1807年，他的“克莱蒙脱号”汽船在哈得孙河下水。1833年“皇家威廉号”汽船从新斯科舍航行到英国。5年后“天狼星号”和“大西方号”汽船分别以16天半和13天半的时间朝相反方向越过大西洋，其航行时间仅为当时速度最快的帆船所需时间的一半左右。1840年塞缪尔·古纳德建立了一条横越大西洋的定期航线，它可以提前宣布轮船到达和出发的日期。

工业革命不但在交通运输方面，还在通讯联络方面引起了一场革命。以往人们只有用运货马车、驿使或船才能传递音信，但在18世纪中叶人们发明了电报。1866年人们铺设了一道横越大西洋的电缆，从而建立起了东半球与美洲之间的即时通讯联络。 

工业革命并未随着铁路或跨大西洋汽船、电报通信的出现而结束，今天这一进程仍在继续。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几个阶段是清晰可见的：第一阶段持续到19世纪中叶，包括棉纺织工业、采矿业、冶金业的机械化和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在工业和运输业中的运用。第二个阶段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有两个特点：科学在工业上更直接的应用和大生产技术的发展。尽管科学在其发展伊始对工业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它却逐渐成为所有大工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学影响工业最惊人的例子之一就是煤衍生物；煤除了提供焦炭和照明用宝贵的煤气外，还能产生一种液体即煤焦油，化学家在这种物质中发现了真正的宝贝——种种衍生物，其中包括数百种染料和大量的其他副产品如阿司匹林、冬青油、糖精、消毒剂、轻泻剂、香水、摄影用的化学制品、烈性炸药及香橙花精等。

正如19世纪的德国在将科学应用到工业方面领先世界一样，美国则在大生产技术的发展方面居于领先。大生产有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方法是制造标准的、可以互换的零件，然后以最少量的手工劳动将这些零件装配成完整的单位。这方面的经典例子是亨利·福特发明的环形传送带，零件在传送带上传送，工人将其装配成模型——工人变成了机器上的齿轮。第二种生产方法是借助于先进的机械设备来处理大量原料，其最好的例子见于钢铁工业。这种方法生产率巨大，这从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以下这番无可非议的大话中可以看出来： 

“从苏必利尔湖开采两磅铁石，运到相距900英里的匹兹堡；开采一磅半煤制成焦炭并运到匹兹堡；开采牛磅石灰，运至匹兹堡；在弗吉尼亚开采少量锰矿，运至匹兹堡——这四磅原料制成一磅钢，对这磅钢，消费者只需支付一美分。”5 (www.xing528.com)

六、工业革命对欧洲的影响 

工业革命的传播 

在19世纪中工业革命逐渐从英国传播到欧洲大陆。传播的方式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自然资源的供应和不受行会限制或封建义务妨碍的自由流动的劳动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利时是第一个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到1870年时大多数比利时人都已是城市居民，他们直接依靠工业或贸易过活。继比利时之后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是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与此同时，非欧洲国家也正在进行工业化——起初是美国，随后是英国自治领和日本。后来者可以享受到更新和更有效的工厂的好处，英国则因之而丧失了其最初“世界工厂”的地位。 

表26.1列举的各强国是按照工业生产方面的次序排列的，它表明了世界工业均势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平衡始终在持续地发生着变化。1995年世界经济增长了3。5％，但是大多数增长都是在欧洲之外实现的：美国和欧洲的增长率在2.6％和3.0％之间，而亚洲则达到了8.7％。1995年亚洲各国的增长率为，中国10.2％.韩国9—7％，越南9％，印尼7.5%。6 

人口的增长 

工业革命对欧洲产生的另一影响是人口的进一步增长。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人口增长早已开始。尽管19世纪有数百万欧洲人移居海外，但是1914年欧洲大陆的人口却仍然膨胀到它在1750年的3倍以上。人口爆炸的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其次是医学上的。此前大部分人口死于传染病，而传染病的传播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水平。随着19世纪马铃薯种植的增加，人们的营养水平得到提高，对疾病的自然抵抗力也相应增强，死亡率自然也就随之下降。对俄国以西的大部分欧洲地呕的人们来说，饥荒已经成为过去的回忆。即使有时会发生农作物歉收，新的运输工具也保证了来自外界的充足供应。同时工业革命还改进了下水道系统，饮用水也更加安全，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死亡率。因此死亡率统计显示，在主要的化学药品发明前30年，因主要传染病致死的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 

新医药科学的应用，例如接种疫苗、对传染病人进行隔离等措施使得西北欧的死亡率进一步下降：从1800年至少30‰降低到1914年的15％左右。因而欧洲的人U也就从1750年的14000万迅速上升到1800年的18800万、1850年的26600万、1900年的40100万和1914年的46300万。欧洲的这一增长率比起世界其他地区要高得多，以至于它改变了世界的人口对比(见表26.2)。

 城市化 

工业革命还引起了世界各地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浪潮。以往城市的规模取决于其周围地区所能生产的粮食数量，因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都分布于大河地区和冲击平原，如尼罗河流域、肥沃的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随着工监革命的展开和工厂制度的建立，大量人口涌入新的工业中心。由于能够从世界各地获得粮食，这些新增城市人口也就得以生存下来。与此同时，技术和医学上所取得的重大进步也能够消除以前曾大批害死城市居民的瘟疫，甚至使城市生活变得更可忍受、更令人满意。这些进步中较重要的包括：充分供应洁净水、改善集中排水系统和垃圾处理系统、保证充足粮食供应以及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因而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到1930年时城市人口已达41500万，占人类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化，因为在城市居住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到1914年时在像英国、比利时、德国和美国等许多西方国家里，其绝大多数人口都已生活在城市里。 

财富的增长 

工业革命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史无前例地提高了生产率。这方面大不列颠首先受到影响，其资本从1750年的5亿英镑增长到1800年的15亿英镑、1833年的25亿英镑1865年的60亿英镑。在19世纪后半期，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影响了整个世界。新西兰的羊毛、加拿大的小麦、缅甸的稻米、马来西亚的橡胶、孟加拉的黄麻以及西欧和美国东部蒸蒸日上的工厂——所有这些资源都被编人了生气勃勃、不断扩张的全球经济之网。表26.3中的数字表明了19世纪后半期工业生产在欧洲和全世界发展的速度。

近年来，权威们在工业革命期间所产生的财富分配问题上有许多不同看法。一部分人相信，所有阶级都在不同程度上获益；其他人则坚持认为，少数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多数人却在遭受无情的剥削，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无疑，在工业化的早期存在着大量的剥削和社会分裂。佃农被逐出家园，织布工和其他手工业者由于竞争不过新的机制商品而被淘汰。这些人与其他遭遇相似的人们一样都面临着同样严峻的考验：不得不迁居到城市、寻找工作、适应不熟悉的环境及陌生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他们没有土地、房屋、工具和资本，完全依靠雇主。总之，他们成为纯粹的雇佣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 

但是在找到工作后，工人们却发现工作时间很长，一天工作16小时稀松平常。当工人们最后争取到分两班轮换的12小时工作制时，他们将这一改变看作一件幸事。如果仅仅是工作时间超长也可以忍受，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其实与实行家庭包工制时在家里工作的时间相仿，但是在习惯工厂的纪律和适应机器生产的单调乏味方面工人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们随着工厂的汽笛声上下班，必须跟上机器的运转，并始终处于在场监工的严格监督下。工作是单调乏味的——拉控制杆、刷去污物、接上断线，雇主们自然会把他们的工资看作是一笔应尽可能降低的丌支。因此许多雇主，尤其是纺织工业的雇主们往往更喜欢雇佣妇女和童工，因为他们愿意接受较低的上资，而且更驯顺。对妇女和童上劳动的剥削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以全十议会的许多委员会在进行调查时都发现了种种令人震惊的情形。 

不过，工业革命对工人阶级的影响问题还有它的另外一面。首先，议会的一些委员会仅仅调查了如采矿和纺织之类的行业，而那些行业的情况则是最糟的。证人们向委员会所提供的令人震惊的证言的确是以事实为根据，但是那些事实并不存在于整个英国工业。而且对于19世纪初叶工人们的处境，必须从当时而不是从现在的标准来看待。实际上，这些工人原来生活的村庄在许多方面同城市一样肮脏：稻草褥子里老鼠和虱子成群出没，风啸叫着吹过薄薄的茅草屋顶和斑驳的灰泥墙。乡下散工的报酬非常低，因而他们不断涌人新的工业城市。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也渡海到新工厂做工。此外，英国人口在工业革命早期剧增——这一事实与普遍的、未得到缓和的、造成衰弱的苦难情景是不相符的。实际上，这些早期工厂的多数工人的实际收入完全可能比其祖辈更高。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工业革命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所产生的影响，但到19世纪后半期我们完全确信，工人的生活水平是大大提高了。生产率的大幅增长和巨大的海外投资所带来的利润一起，逐渐使得西欧的下层阶级也获得了实惠。在“饥饿的四十年代”中失业造成了大量的苦难，但是在这之后西欧的工人就开始享有普遍的繁荣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表26.4中的数字表明，在1850—1913年间英国和法国的实际工资几乎增加了1倍。

新消费主义 

处于英国社会顶端的少数人和底层大众的收入同时增长，使得消费社会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成为可能。消费的欲望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就像莎士比亚在《无事生非》中提到的一样：“fashion wears out more apparel than theman.”(流行的衣服永远比人们能穿破的衣服要多。)因此18世纪的英国所独有的不是消费欲望，而是大众消费的能力。在此前的人类社会中大众的收入太微薄，其将近3／4的收入都被用来购买食物，余钱还得购买其他必需品，因此他们根本就没有余力去买一时兴起想买的东西或是时尚物品。这既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的时尚并不像现在这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的和服、印度的腰布、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宽松裤、拉美的披风都是几个世纪以来一成不变。 

18世纪的英国是打破这个常规的第一个国家。这要归功于伴随其圈地运动后农业革命的实行、海外事业利润的大量涌人、工业革命导致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而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随着国民收入增长的一部分流向大众，一个比以往仅有顶层少数精英有购买力时的市场大得多的国内市场也就发展起来了。 

商人们迅速改进其经营手段来迎合利润丰厚的国内市场。其实早在18世纪他们就已在运用一系列今天被认为是现代的销售技巧，包括市场调查、信用支票计划、手写账单、目录、报纸和杂志广告、不满意退款承诺等。这种大众商业的先驱之一是陶工乔萨·韦奇伍德，他坦诚地说：“时尚比美德更重要。”因而他制订了销售战略，使他的陶瓷成为全世界最知名、最受欢迎的陶瓷，尽管它往往既不是最好，也不是最便宜。 

一个研究新消费主义的学生总结说：“新消费主义使整个阶级开始购买它们从前从未有机会购买的东西。社会模仿效应使本来只买‘体面用品’的人开始购买‘奢侈用品’，使本来只买‘必需用品’的人开始买‘体面用品’……事实上，时尚及其利用者提升了人们的‘金钱体面’。”7大众消费主义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而在20世纪它已成为全球社会的特点。

女性的新角色 

工业革命不仅导致了新消费主义，而且赋予了女性新的角色。这场革命对女性的影响极为深远，正如几百万年前农业革命对她们所产生的影响一样。一般来说，其主要影响就是迫使女性走出家庭，进入新的工薪经济。 

前工业化时代的家庭经济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妻子、丈夫、甚至孩子们都在一起工作。这看起来似乎意味着愉悦、健康的家庭生活，但是事实却远非如此。女性从事大量诸如纺线、织布、搭织布机等单调、重复的劳动。这些工作往往都是为其丈夫或父亲的工作做辅助准备的，因此她们常常需要长时间跟男性一起工作。而除此之外，她们还得做她们繁重的份内工作——做家务和照顾孩子。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主要的工作场所从家庭转移到工厂和车间，女工作为工薪一族也成了金钱经济的一部分。这一变化对女性来说也有一些优势，比如因为工业家投入工厂和机器的资金更多而使得工厂极少停产，这就意味着工作更稳定。除了以年为单位雇佣的工人的年薪增长得更多以外，女工的工资也比其在家庭里收散活的收入要高得多。例如在1914年的曼彻斯特棉纺织厂，女工的周薪比起她们在家里绣手帕要高一倍。

但是新工厂里的工作也有一些男工和女工都不喜欢的负面因素。上面已经提到，这些因素包括工作时间过长，工作环境不健康，规章制度和惩罚措施太多。女性对这些剥削和不利格外脆弱，因为她们往往更温顺，不喜欢组织工会——工会的男性领导人也不鼓励、有时甚至还阻挠女性加入工会——而且女性一般也没有参加工会活动所需要的金钱和时间，因此在19世纪末女工的平均工资还不到男工的一半。 

大部分女工在婚后和产后就都放弃了她们在工厂里的工作。但是由于丈夫的收入通常不够整个家庭的开销，她们也会尽可能地在家里做一些散活。这些临时性的工作包括收留寄宿生、缝纫、做假花、洗衣、照顾职业女性的孩子等。 

在19世纪末，由于西欧婴儿道德观的急剧衰落，中产阶级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相应地，婴儿的出生率也下降了，而妻子们则也可以卸下长期怀孕的包袱。此外可以减轻家务动负担的省力的新式家电也出现了。综合上述这些因素，理论上家庭主妇的责任和工作量都应该大大减轻，可实际结果却远非如此。省力的家用设备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减轻家庭主妇的负担，因为廉价的佣人越来越少。现在母亲们发现，用洗衣机和电熨斗反而比过去用洗衣女工更累。 

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对中产阶级女性的主要期待不再是做家务，而是做母亲。书刊杂志和社会舆论都在宣传这样一种观念：母亲应该关心全家人的身心健康。专家们为成功的现代母亲介绍新的“科学的”技巧。同时人们也期待着母亲们能够保留传统美德和女性特点。无怪乎许多中产阶级女性会对此感到焦虑和不满。一些人开始质疑婚姻要求她们服从丈夫和孩子的基本假设，结果也就出现了要求无论在家庭内外女性都应该享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得到更多机会的女权主义运动。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女性则没有时间、金钱和精力去为中产阶级妇女在家务与母亲角色之间挣扎的事情而烦恼。现实表明，她们没法渴望成为一个完美的妻子、母亲和管家。她们不得不更多地去处理眼前的日常危机——失业，遭遗弃，疾病，长年的经济窘迫。对这些压力过大的工人阶级女性来说——她们占了女性的大多数——生活最后简化成了一场确保家庭能够应付日常开销的无穷无尽的斗争。 

七、工业革命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 

早期帝国的欧化 

在1763年以前欧洲诸强国仅在亚洲和非洲拥有少数立足点，它们主要占据的是南北美洲，而在那之后列强则在政治上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非洲。不过在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它们做的比这要多得多：欧洲人利用当地人口较稀少的情况成百万地进行移民并填补了那些相对空旷的地区。 

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工业革命是造成欧化的主要原因。我们已经知道生产率的提高和医学的进步引起了19世纪欧洲人口的急剧增加，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通过海外迁移找到了一条出路。铁路和汽船有效地将大批人口运过海洋和大陆，而种种迫害则进一步促进了迁移，此外诸如爱尔兰的土豆饥荒这样的自然灾害也是迁移的原因之一。这种种因素合在一起导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每过去10年，人口迁移的洪流便有一次巨大的增长。在19世纪20年代中总共才有14.5万人离开欧洲，19世纪50年代中达到了大约260万人，而到了1900至1910年间移民人数则高达900万，这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有近100万移民(见地图29)。

在1885年之前大部分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此后多数移民则来自南欧和东欧。一般而言，英国移民前往英帝国的.自治领和美国；意大利人前往美国和拉丁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前往拉丁美洲；德国人前往美国，其中小部分又前往阿根廷和巴西。从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这种规模极其巨大的人口迁移的意义在于：除去大部分人涌入俄国的亚洲部分和一小部分人慢慢流入南非外，迁移的目标完全是针对美洲和大洋洲的。其结果是，西伯利亚、美洲和除南非以外的英国自治领在种族方面几乎完全欧化。虽然南美洲的印第安居民设法活了下来，但幸存下来的却终究只是少数。 

海外领地种族上的欧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欧化。这一讲程将在第35章中讲行描述。新帝国主义征服新帝国 

工业革命不仅是美洲和澳大利亚欧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欧洲庞大的殖民地系统在亚非地区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1870年以后出现的建立帝国的巨大浪潮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它使全球大部分地区都沦为了少数欧洲强国的附属物。从攫取那些可以成为数量日益增长的制成品的市场的殖民地的不断增长的欲望中，可以看出新帝国主义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很快19世纪开始工业化的几个欧洲国家和海外国家就在互相争夺市场，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其各自的关税，以抵制别国的产品。不久就有入主张，每个工业化国家都应当拥有能够为其制造商提供“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市场”的殖民地。

工业革命还产生了剩余资本，后者又使得各强国去寻找殖民地来作为其投资场所。资本在国内积累得愈多，利润降得愈低，对国外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的需要也就愈迫切。实际上，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对外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例如到1914年英国已在国外投资了40亿英镑，等于其国民财富总数的四分之一。到1914年时欧洲已经成为了世界的银行家。在19世纪上半叶这些海外投资的大部分目的地是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在白人的世界，但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海外投资就已多半是在亚洲和非洲的那些非白人的、相对不稳定的国家。此时提供资本的成千上万个私人小储蓄者和一些大的金融组织自然会为其资本的安全而担忧。他们渴望在其投资所在的地区出现“文明的”行政管理，而且这种管理最好是由他们各自的政府来进行。因此，投入剩余资本的需要就也刺激了新帝国主义的发展。 

工业革命还引发了对机器用原料的需求。由于这些原料——黄麻、橡胶、石油和各种金属——大都来自世界上那些“未开化”地区，所以在多数情况下大量生产这些物品就需要有大量的资本支出。而这种投资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则通常都会导致强加的政治控制。

不过新帝国主义的起源并不完全是经济性的，它也并不仅仅与工业革命相关而是还有其他种种因素在起作用。因素之一是，列强希望得到像在马耳他和新加坡那样的海军战略基地以加强国家安全。另一因素是，列强需要获得另外的人力来源，正如法国人在北非所做的那样。因素之三是传教士的影响，他们在19世纪中特别活跃。这些传教士有时受到土著的虐待，甚至被杀。虽然传教士本身为了自己的事业起见，也许乐于容忍这样的危险，以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舆论却时常会要求国家进行反击。因此各国政府都知道，可以利用这类事件作为军事干涉的借口。最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学说的流行，自然会导致种族优势的观念和白人自“责任”统治世界上诸“劣等的”有色民族的观念。杰出的帝国创立者塞两尔·罗得斯在这一问题上是十分坦率的，他说：“我坚持认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种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定居的地方愈多，对人类就愈有利。如果有上帝的话，我想他希望我做的就是在英国人的非洲地图上尽可能多地绘上红色。”8 

这些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一心理上的因素综合起来，最后导致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攫取，这种土地攫取甚至可以让成吉思汗的征服都为之失色。在1871至1900年的30年间，英帝国的土地增加了425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了6600万，法国土地增加350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2600万，俄国在亚洲增加了50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650万人口，德国则增加了5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l 300万人口。甚至小小的比利时也设法获得了9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850万居民。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到1914年时原本作为世界一小部分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俄罗斯直接或间接地统治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区和人口。这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形势。在20世纪后半叶，大部分的全球冲突都是对欧洲统治的反应。新帝国主义的影响 

那么为何”世纪后期的欧洲大扩张应该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呢?帝国主义毕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如果将帝国主义定义为是“一个国家、民族或种族对其他类似的集团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或经济的统治或控制”，那么，帝国主义就会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9无疑，罗马人是实行帝国主义的，因为他们征服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和近东，并统治那些地区达数世纪之久。而且在罗马人之前和之后，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别的帝国为各种民族所征服。 

但是，“新帝国主义”一词还是颇有见地的，因为就其对殖民地和附属地的影响而言，19世纪后期的欧洲扩张完全是前所未有的。虽然罗马通过掠夺、收集以粮食为主要形式的贡物，简单、直接地剥削其殖民地，但是它的剥削却并未特别地影响其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和经济结构——其殖民地继续以与过去同样的方式生产几乎同样的粮食和手工艺品。将这种帝国主义与后来侵扰并改造整块整块大陆的那种帝国主义相比，就像将一把铲子与一台蒸汽挖掘机相比。传统的帝国主义也包含剥削，但却不包括根本性的经济社会变化：贡物仅仅归于某一统治集团而不归于另一统治集团。相形之下，新帝国主义则迫使被征服的国家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与其说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不如说是西欧的生气勃勃的工业主义对非洲和亚洲静止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政权的不可避免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欧洲的工业资本主义太复杂、太富于扩张性，因而不能说它与殖民地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进贡关系。 

最初，欧洲征服者肯定是毫不迟疑地掠夺和征收贡物。英国人在印度就曾这样做过，正如早先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所做的那样。但是经过最初的阶段之后，欧洲生气勃勃的经济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包围和改变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已知的那样，工业化的欧洲需要为它的剩余资本和制造品寻找原料产地和市场。因此，新帝国主义的历史作用就在于将工业革命推进到其逻辑上必然的结局——使工业国家即工业资本主义能以全球规模发挥作用。而这则导致了对世界人力物力资源的更为广泛、协调和有效的利用。无疑，当欧洲的资本和技术与不发达地区的原料和劳动力相结合、首次产生出一个完整的世界经济时，世界生产率肯定无法估量地提高了。事实上，世界工业生产在1860至1890年间增加了3倍，在1860至1913年问增加了7倍。而世界贸易的价值则从1851年的64100万英镑上升到1880年的302400万英镑、1900年的402500万英镑和1913年的784000万英镑。 

人们对于世界经济这块蛋糕增大所带来的好处的意见是一致的。争论集中在蛋糕该如何分配的问题上。殖民地诸民族已经感觉到，他们过去所得到的少于他们应得的份额。他们所得到的总量已明显增加，否则他们日渐增长的人口就无法供养。例如，有位英国经济学家指出，1949年在矿物丰富的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从事开矿的欧洲公司将他们的产品总共卖得3670万英镑。在这笔钱中，他们花费在北罗得西亚的仅为1250万英镑——这意味着有三分之二的资金被转移到了国外。而且在花费在北罗得西亚的1250万英镑中，还有410万英镑是支付给在那里生活、工作的欧洲人。在这3670万英镑中，只有200万英镑是给了在矿井里干活的非洲人。然而，这些工人平均一年可以得到41英镑，而殖民地每个成年非洲人的平均收入则是每年27英镑。 

有鉴于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诸殖民地民族对增长了的生产率或外国公司支付的工资，印象并不很深。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可怜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在与西方的生活水平相比较时。而且他们对于让自己担任苦力的角色也很不满，这一点甚至在有着工业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地区也是如此。 

显然，西方工人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反应与殖民地民族对新帝国主义的反应有一个相似之处：两者都对自己的命运不满，并都支持旨在引起根本变革的运动。但是这两者又有一个基本差别：诸殖民地民族并不反对本民族的雇主，而宁可反对外国统治者。因此，至少在最初阶段，它们的反对运动并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靠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学说——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支持的。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这些主义，正是它们构成了欧洲的政治革命。对世界历史来说，了解这一革命与了解工业革命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个世界不仅受西方的棉织品、铁路和银行的影响，还受到了西方的思想、口号和政治制度的影响。

推荐读物 

M.Boas所著的History ofScience(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1958)的第十三卷列出了关于科学革命的优秀参考书目。考察整个科学史的杰出乎装本著作有：W.C.Dampier所著的A Short History of Science(Harcourt Brace of Jovanovich，1957)；A.R.和M.B.Hall合著的A BriefHistory of Science(New American Library，1964)；F.S.Taylor所著的A ShortHistory of Science and Scientific Thought(W.W.Norton，1949)。W.C.DampierWhetham和M.Dampier所编的Cambridge Readings，is the Literature of Sc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1928)也是一本非常有益的书。 

E.E.Lampard所著的IndustrialRevolution：Interpretations and Perspectives(ServiceCenter for Teachers ofHistory，1957)第四卷是一本简洁分析有关工业革命的解释和文本的著作。全景式考察中最好的是D.S.Landes所著的The 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from 1750to the Present(Cambridge University，1969)。A.Thompson所著的TheDynamic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dward Arnold，1973)也富于启发性。关于工业革命从英国流传到其他地区的过程，请参见W.D Henderson所著的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 the Continent(Cass，1961)；关于工业革命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请参见E.J.Hobshawn所著的The Age of Revolution：Europe，1789—1848(Weidenfeld，1962)，E.P.Thompson所著的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Gollancz，1963)，T.McKeowan所著的The ModernRise of Population(Academic Press，1977)，N.McKendrick等人所编的 The Birth of aConsunmer Society：The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Indiana University，1982)；L.Brockway所著的Scienceand Colonial Expansiion(Academic Press，1979)；D.R.Headrick所著的TheToolsof Empire：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19th Century(OxfordUniversity，1981)；H.Magdoff所著的Imperialism from the Colonial Age to the Present(Monthly ReviewPress，978)。

R.Bridenthal和C.Koonz所编的BecomingVisible：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Houghton Mifflin，1977)第11到14章总结了工业革命对女性的影响。更详细论述这一点的著作有：L.A.Tilly和J.W.Scott所著的Women Work and Family(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8)；E.S.Riemer和J.C.Fout所编的EuropeanWomen：A DocumentaryHistory，1789—1945(Schocken，1980)；J.Rendall所著的The Origins of Modem Feminism：Women in Britain，France and theUnited States，1780—1860(Macmillan，1985)。

注释 

1.T.Sprat，The History of theRoyal Society of Lomdon，for Improving of General Knowledge(London，1734)，P.72. 

2.Siderius nuncius，trans.E.S.Carolos(1880).Citedby M.Nicolson，Sience and Imagination(Comell University，1956)，P.15. 

3.Charles Darwin，Origin ofSpecies，Vol.I(New York，1872)，P.3. 

4.H.Butterfield，The Originsof Modeml Science，1300—1800(Bell，1957)，P.179. 

5.Cited by L.Huberman，We，the People，rev.ed.(Harper&Row，1947)，p.218. 

6.L.R.Brown，Vital Sigms1996(W.W.Norton，1996)，p.74. 

7.Cited by N.McKendrick，The Birth ofGmsumer Society(Indiana University，1982)，p.98. 

8.Cited by Huberman，We，the People，P.263. 

9.Definition fmm W.L.Langer，Diplomacy ofImperialism 1890—1902，2nd ed.(Knopf，1935)，p.67. 

10.P.Deane，Colonial SocialAccounting(Cambridge University，1953)，P.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