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全球通史》

我们大可不必对中国人的成就念念不忘，以致竟承认其帝国体制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伏尔泰，1764年 

与当时的中东和南亚的穆斯林世界鼎足而立的是东亚的儒家世界。正如穆斯林世界被奥斯曼帝国、萨菲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所统治那样，儒家世界为中国所统治；其外围是朝鲜和El本。这两个世界在一个基本方面上颇为相似：它们都是以农业为基础、内向型的社会。它们的变化速度缓慢，且局限在从早期承袭下来的基本社会框架内。‘另一方面，儒家世界则因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与穆斯林世界相异。类似奥斯曼帝国境内各种巴尔干基督教团体的那种错综复杂的少数派集团、类似莫卧儿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派别斗争，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其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而是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一直延续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未曾中断的文明。 

一、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久远有其地理方面的原因：它与人类其他文明世界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Q地中海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连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相互影响；然而中国却不具备类似的地理条件。相反，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四面一直被山脉、沙漠以及辽阔的太平洋所隔断。这种隔绝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人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中国的文明更具连续性，也更为独特——中国与欧亚其他伟大文明之间有着较后者相互之间更为根本的差别。 

中国庞大无比的人口也有助于其文明的连续性。中国从一开始起就能供养数量可观的人口，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都很好。在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的降临使得农作物能够一年两熟；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迥然不同。而且中国水稻的亩产量比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亩产量都要高得多。因此公元2世纪的人口调查结果是，中国在汉朝时拥有人口5950万——比罗马帝国疆界拓展到顶峰时的人口还要多。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就已多达1亿，超过了整个欧洲的人口。’到19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的人口已经激增到4亿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从美洲引进了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类的粮食作物。 

如此巨大无比的人力资源，使得中国人能够延续自己的文明。他们曾先后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并统治过，也遭受过西方的一再打击和破坏，但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人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_国从未像欧洲遭到日耳曼人人侵时，或者像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构成中国内聚性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商朝时期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尽管各地区的中国人的方言差别很大，犹如意大利语之于西班牙语、瑞典语之于德语之间的不同，但他们都懂得这种书面语。原因在于，这种书面语是由表意的汉字组成的。这些汉字的发音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方式；但是任何汉字，不管其发音如何其含义却是同样的。这也就好比有一位意大利人、一位瑞典人和一位英国人，念数字8时发音各自不同，但8的含义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来说仍然是相同的。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实际上，在整个东亚它都起了这种作用，因为中国的文字书写方法已经全部或部分地为周边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 

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被推行了近2000年之久。他们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句儒家箴言表达了中国人的基本信条：较之于西方特有的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征召有才能之士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问题。这一制度在发展到其比较完备的时候是由一系列的考试组成的：首先是地区和县城的县试，然后是省城的乡试，最后是京城举行的会试。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时事等。不过，这些考试渐渐地开始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并最终形成一种制度，从而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而稳定的行政管理典范。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人的创造力，滋养了一味顺从的社会风气。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于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其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碍中国人对这种制度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但是促成中国文明内聚性的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及其在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它主要由孔子的教诲组成。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年)——的英文名字Confilcius是Kung-fu-tzu即“孔夫子”的拉丁语化的诃形，或称“孔圣人”。同中国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孔子主要关心的是在现世建立一个组织良好、人人幸福的社会。孔子的首要原则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还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正如个人应服从家庭那样，家庭则应服从皇帝。然而皇帝又应当做慈父的楷模——这只有遵循儒家伦理才能做到，法律制度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中国文明在重视道德价值方面是无与伦比的，而孔子则是这一伟大伦理传统的创立者。

对于解释约始于公元前1500年的中国文明的连续性而言，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必不可少的。中东的历史则明显不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传播了新兴的希腊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种族、语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变化。印度的情况也不例外：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它遭到雅利安人入侵，公元1000年后它又遭到穆斯林入侵；这些入侵都使印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则从未被这种颠覆性的剧变动摇过。尽管整个国家曾多次遭到入侵，并两度为外来王朝所统治，但这些入侵只是扰乱而并非改变中国。中国有史以来所经历的，仅仅是局限于传统框架的皇朝的兴替，而并非大规模的碎裂和新生。 

二、皇朝的更替 

这种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模式，可以用其中反复出现的某些特点来解释。每个新皇朝统治之初，通常都能有效地治理国家，开创一个比较和平、繁荣的时期。新皇朝激发了思想和文化生活，并通过派兵征讨游牧民和扩展疆域保护了国家。但渐渐地，皇朝由于个别统治者的腐化堕落和贵族集团与宫廷宦官之间的争斗而逐渐衰弱。这种腐化堕落和倾轧争斗暗暗削弱了中央权力，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腐败。腐败加之宫廷生活愈来愈奢侈，意味着最终要靠生产劳动供养整个帝国的农民的赋税负担更加繁重。此外，对外战争耗资巨大，而皇帝又采取了对多数贵族、佛寺和庙宇免税的做法，于是赋税也就不断增加。随着政府越来越懈怠，发展农业所必需的灌溉系统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也被忽视掉了。 

这样一来，日益贫困的农民就不得不承受越来越重的税收负担。当遇到农作物歉收和饥荒时，反抗政府税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义也就爆发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局部的起义逐步扩大为大规模的暴动。大规模暴动、尤其是帝国军队本身此时已沦于勉强维持的境地，转而又招致游牧民入侵。内忧外患相结合，通常预示着新循环的开始——旧皇朝濒临灭亡，新皇朝日渐来临。 

中国第一个皇朝为兴起于黄河流域北部的商朝(公元前1523—前1028年)。其时中国人已经学会织造丝帛，发明了独特的文字系统，掌握了制作美观的陶器和青铜器的技术，并已开始根据文化上而非种族上的优越性明确区分“中国人”和“野蛮人”。 

继商朝之后是周朝(公元前1028一前221年)。它虽绵延数百年，但却始终未能建立一个稳固的中央政府。周朝的政治结构与中世纪的欧洲有些相似。周朝有许多封国，它们无视周名义上的最高领主地位，彼此征战不休。..不过，对这种动乱的政治局面的担忧也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反省。他们对人性和社会本质的思索，构成了中国文明伟大的哲学体系和文学经典。儒、道两派学说就是此时发展起来的。因此，与欧洲整个中世纪一样长久的周朝作为奠定中国文化基础的时代是十分突出的。 

周朝以后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尽管短暂，却以一个组织严密的帝国结构取代了周朝的分封制；这种帝国结构一直持续到1911年最后一个皇朝被推翻。它由一个大权独揽的皇帝、一个官僚机构、军用驿路和北方的长城组成；所有这些使中国得以维持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 

继秦之后的汉朝(公元前206一公元220年)，以向四方扩展中国疆域——西至中亚、北抵东北(或“满洲”、)、南达印度支那——而著名。汉帝国在幅员、人口、财富和文化成就方面，起码堪与当时的罗马帝国相媲美。汉以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混乱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先后崛起。它们虽然有了某些改变和进步，但仍代表着传统文明的延续。 

宋以后的元朝(1279—1368年)是独特的，因为它是蒙古人而非中国人的皇朝。实际上，这些蒙古人当时已经侵占了欧亚大部分地区，中国仅是一个东起太平洋、西至黑海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较之他们千百万的中国臣民，这些蒙古统治者在人数上少得可怜，而且得不到中国贵族和农民的拥护。他们以征服者身份进行统治，对中国的制度或者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没作什么让步。因此，一旦其军事力量衰落，其政权就为起来造反的农民和心怀不满的士大夫所推翻。 

中国在驱逐了蒙古人后，又受到另外两个皇朝即中国人的明朝(1368—1644年)和满族人的清朝(1644—1911年)的统治。满人跟蒙古人一样都是外族人，但却成功地统治了中国，因为他们在维持行政控制时给了中国士大夫以显赫地位和参政机会。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 

在普通的时代里这种秩序和持久或许可被看作幸事。但是现在却是在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稳定成了噩梦，而非幸事。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也是相对静止的、落后的。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观念，尽管当时在西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与中国人的观念却仍是背道而驰的。明朝时中国人停止了其壮观的海外远征(见第21章第五节)，就充分说明了中国与欧洲对世界的态度的根本差别。三、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直到欧洲继哥伦布和葡萄牙航海者远航探险之后、进行海外扩张时，中国与西方才开始了持续的交往。1514年葡萄牙商人与广州通商，1557年他们又在澳门设立了永久的商业根据地；这时中国才开始直接感受到生气勃勃的新兴欧洲的影-口向。这些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织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黄金；同时作为回报则向中国推销东印度群岛的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干皮，帝汶岛的檀香，爪哇岛的药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姜。这里面没有一样是欧洲货，原因很简单，它们在中国没有市场。这些葡萄牙人充当着纯粹是亚洲内部贸易的运货人和中间人。 

17世纪早期，荷兰人和英国人终于前来向葡萄牙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地位进行挑战。他们均未得到中国官方关于通商的许可，因此在此后数十年中荷兰人和英国人一直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劫掠葡萄牙人的商船，并进行非法贸易。18世纪中叶中国人向所有国家开放贸易，不过地点仅限于广州和澳门。英国人不久便获得了这二贸易的最大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商业和工业优势日渐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在印度设有其他国家都无可比拟的活动根据地。 (www.xing528.com)

当时，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也正在试图展开同中国的贸易。中国人以同样方式做出反应：严密地控制和管制贸易。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和《恰克图条约》(1727年)规定，俄国人可以在两国边界的三个地点经商，每隔三年方可派遣商队前往北京。中国人允许他们在北京建立一所教堂，留一名牧师和三名副牧师，不过教团在中国京城的人数必须限制在300人。在这些条件下，双方进行了少量的易货贸易——俄国用毛皮、皮革制品、纺织品、牛、马和玻璃制品交换中国的丝绸、茶、漆器和瓷器。

早期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仅限于耶稣会会士努力传布天主教方面。耶稣会这几个世纪传教活动的最终结果已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比起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中国人依然极度自信和自给。他们将西方商人限制在少数海港和边境贸易点；处理国际事务时，基本上仅承认纳贡关系；他们只是对耶稣会关于科学和神学的学说表示过一时的兴趣，但这些教导最终还是为他们所抛弃和遗忘。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对即将面临的风暴如此缺乏了解。 

四、日本吸收中国文明 

在16世纪欧洲人首次出现在东亚时，日本与中国相比显然是一个边缘国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是原始的；实际上他们已经发展起子一个复杂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欧洲人刚刚到来时，日本人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有许多人皈依基督教——可随后，他们就同中国人一样开始反抗这些“无礼的蛮人”，并在事实上断绝了与后者的一切联系。但是，日本人最终认识到锁国政策并不可行，遂开始研究西方的方式，并加以改变以适应自己的需要。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日、本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从而迅速地超过了长久以来一直是他们良师益友的中国人。 

就日本历史而言，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尤其明显。在这方面l，日本列岛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类似。不过，前者比后者更加孤悬海外：分隔日本列岛和大陆的水域宽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仅宽21一英里。所以日本人到近代败于美国之前，仅在13世纪遭受过一次外来人侵的严重威胁。因此就日本离大陆的距离来说，近到日本人可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受益，然而又远到他们能够随意地对外界事物进行选择和抵制。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移民来的蒙古人种，不过其种族成分中也包含原先居住在日本岛北部的多毛的高加索人种的虾夷人，可能也包含来自南洋群岛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早期的日本社会由许多部族构成，各部族均由一位世袭的祭司酋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部族征服其他部族，、建立起一个松散的政治和宗教霸权。其首领成为皇帝，其部族之神太阳神被奉为民族之神。 

公元6世纪中国文明大规模地传人日本，破坏了这种部族组织。自朝鲜传人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它在日本起到了同基督教在欧洲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中间所起的同样的作用。由大陆渡海而来的学生、教师、匠人和僧侣，不仅随身带来了新的宗教，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要求变革的动力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始于645年，它试图仿照中国唐朝把日本改造成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模式，日本全国划分成若干国和郡，绷IJ由国司和郡司治理；国司和郡司皆由天皇及其国家议会任命。 

筹划这些改革是为了强化天皇的权威，而且是在与前部族结构比较后才付诸实践的。但实际上，日本人改变和调整了他们从中国借来的一切东西。’他们通过允许贵族保有大地产限制了天皇的权力，他们借用了汉字，但发展起了自己的文字系统。他们借来了儒家学说，但修改了其道德标准、调整了其政治原则，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同时他们还保留了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他们以唐都长安为榜样，在奈良和京都先后建立了新的京城，但无论寺院、楼阁、神龛或庭园，都确实无误地具有日本特征。 

五、德川幕府 

645年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体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不过，到12世纪它已为日本种种封建制所破坏和取代。原因之一是，国司们过于喜爱京都的优美，往往将自己的权力、职责委托给地方部属。另一原因是，强大的地方豪族和佛教团体总是渴求着土地，并常以暴力夺取。这使得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从而也就意味着自耕农的税负增加。于是，自耕农们或者逃亡到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驱走那里的虾夷人，或者将自身连同土地寄托给庄园主。这使他们可以免除赋税，得到保护，但付出的代价则是沦为农奴。这一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仅占全部耕地的10％甚或10％以下，地方政权已由新兴的农村贵族接管。 

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农村贵族还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凡20至60岁之间的男性国民都必须服兵役。但是应征士兵得自备武器和给养，而且其固定赋税也不予减免。到739年时这一规定已经难以实行，于是被废弃。政府军职成为通常由颓靡的宫廷贵族担任的虚职。结果，对虾夷人的战争完全靠农村贵族指挥。他们成为骑马武士，并逐渐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直至完全超越帝国军队。这时，一种封建关系就在农村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即“侍”(字面含义是“服务的人”)之间发展起来。这种关系以一种理想化的道德规范即“武士道”为基础。侍享有一些特殊的法定权利和礼仪上的权利，作为回报他们必须绝对服从主人。  

到了12世纪，日本已经被一些相互竞争的封建领主集团所控制。最后一个封建领主脱颖而出，从天皇那里取得了征夷大将军称号，并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此后日本就处于幕府将军统治之下，而天皇则继续在京都过着隐居式的生活。这些家族中最重要的是1603年由德川家康建立的德川幕府，其对全国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868年王政复古和明治维新开始。德川家康及其直系继承人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使其家族统治永续的政策。德川政权的物质基础在于幕府直辖领地。它占全国可耕地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分布在全国各战略要地的大庄园组成；这些大庄园构成了防范有异心的大名(即地方地主家族)的控制点。幕府高级职务均由德川家族成员或其家臣担任。天皇从幕府得到的财政收入能维持其本人及一小群宫廷贵族的日常用度，但天皇既不履行政治职能也没有政治权力。 

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任何可能破坏其统治的变化而努力使严格、世袭的等级结构永存。居于这一等级结构之首的，是占人口百分之六的贵族。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农民；为第二等级——它包括无地的佃农以及拥有从一又四分之一至85英亩不等土地的地主。不管其地位如何，这些农民生产了稻米，归根到底供养了贵族。实际上，贵族也是用稻米来衡量其收入的。 

德川幕府确认的最后两个等级，依次为手工业者和商人。德川幕府时，长期的和平与安定使得城市居民的人口和财富大大增加。德川幕府通过提倡儒家朱熹学派来为其政权奠立思想基础。因为儒家强调在任何社会组织里都应遵守孝顺长者、忠于上级的美德。在理想的日本家庭中，父权是绝对的、无可置疑的；这一点甚至比在中国都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达。对德川幕府来说，尤具吸引力的是，儒家还强调了政治合法性的伦理基础和一切保守的品德。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日本的家庭制度，尤其是武士制度，由于服从于幕府将军或大名的利益而与社会紧密地融为一体。在日本，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和谐远远超出中国，从而为其民族团结和民族活动提供了民众基础，进而又为其19世纪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便利。 

六、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德川幕府维持现状的政策一度因西欧人的闯人而受到威胁。16世纪中期葡萄牙商人最早来到日本，他们发现经营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可牟取厚利。由于倭寇的骚扰抢劫，明朝皇帝禁止与日本的一切贸易往来。于是葡萄牙人便迅速乘隙而人，用中国的黄金和丝绸交换日本的白银和铜，生意大为兴隆。葡萄牙商人还将贸易活动与传教活动结合起来。方济各·沙勿略和耶稣会其他神父于1549年抵达日本，经许可到民众中间传道说教。他们取得了非比寻常的成功，原因显然在于他们的福音会的改宗方法满足了当时惨遭蹂躏的农民的情感需要。 

到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时，荷兰商人与少数英国商人已经和葡萄牙人并肩活跃于日本。这些欧洲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使日本人获得了新的行动自由。他们此时已经能对传教士采取行动而无须担心贸易损失。而且他们也的确想限制传教士，因为他们恐惧传教士的成功会破坏日本的传统社会。于是1614年德川家康颁布命令：所有传教士都必须离境，他们的信徒(这时已达30万)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一命令被得到了无情的执行。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德川幕府还强迫天主教徒隶属某一佛寺；许多教徒因拒绝而被处死。传教士也遭到杀害。，但是由于很难区分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日本人又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1624年下令驱逐所有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以往最目中无人，看起来最富有侵略性。1637年又强迫所有葡萄牙人离境，仅留下了荷兰人，因为荷兰人从未对传布天主教表示过兴趣。此后，只有荷兰人成为得到通商许可的唯一的欧洲人，而且限于长崎港的弟子麻小岛上，并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一孤立主义政策到1636年还被进一步扩大到日本臣民中：禁止日本人出国，违者处死刑。这样，日本就开始了其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时期。 

这一排斥所有外来影响、保持国内现状一成不变的政策，是为了使德川幕府的统治永存。实际上，这一政策也是富有成效的。日本再度统一，并像法国大革命以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那样，受到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彻底、有效的政治控制。但是为了这种安全和稳定，日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没有经历西欧在这一时期中所经历的种种使自己焕发生机的历史变革运动；在日本，封建制度仍在继续，没有宗教改革运动或反宗教改革，也没有海外扩张。日本人和中国人_.样，为两个世纪的令人宽慰的闭关自守付出了沉重代价：制度和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了。这一点在19世纪中叶欧洲人强行闯入与世隔绝的东亚世界时变得非常明显；而且，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快地感受到了这种明显。 

推荐读物

全美历史教师协会服务中心提供了相关的书目：J.W.Hall所著的JapaneseHistory(1961年版)、C.0.Hucker所著的Some Approaches to China’s Past(1973年版)、以及J.K.Fairbank著的New Viewsof China’s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1968年版)。有关东亚文化的材料有：W.T.deBary等著的Source of Chi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60年版)和R.Tsunoda等所著的Sources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8年版)。 

对整个东亚进行研究的一本权威性著作是E.O.Reischauer和J.K.Fairbank合看的East Asia：Tradition and Civilization(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8年版)。标准的中国通史是W.Rodzinski所著的The WalledKingdom：A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Free出版社，1984年版)和C.O.Hucker所著的China’s ImperialPast：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Stand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5年版)。另外，值得一看的是M.Elvin所著的The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dfnrd Universily出版社，1973年版)，该书分析了为何中世纪中国人的科技本领没有促成一场工业革命。有关日本历史的著作有E.O.Reischauer所著的Japan：The Story of a Nation(Knopf出版社，1970年版)，以及G.B.Sansom所著的Japan，A ShonCultural History(Prentice Hall出版社，1644年版)和他著的另一权威性著作，三卷本的A History of Japan(Stand 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8—1964年版)。 

最后，有关东亚与西方的最初接触的历史，可参见D.F.Lach的多卷本著作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5年版)、W.Franke所著的China andthe West(Blachwell出版社，1967年版)，G.F.Hudson所著的Europe and China：A Stud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Earliest Times to 1800(Beacon出版社，1961年版)、C.R.Boxer所著的Fidalgosin the Far East，1550—1770(Martinus Nijhoff出版社，1948年版)、C.R.Boxer另著的一本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1549—1650(Universityof Califomia出版社，1951年版)，以及J.D.Spence所著的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Viking出版社，1984年版)。最后这本书通过Ricci的经历，绝妙地对比了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