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西方文明的革命

中世纪后期西方最值得夸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诗，也不是经院哲学，而是综合文明的建立。这一文明并非建立在辛勤劳作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因素之上，这一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小林恩·怀特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然而它们还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引入注目。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正是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1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的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在于：他选择出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而这一选择十分正确。然而这三大发明在中国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相反它们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政权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在中国只能被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巩固了皇帝的统治，而没有促成正在出现的民族资产阶段在这个国家的诞生；指南针除了被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像西方人那样被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这一重大差别的根基在于新的西力’义明的独特性：它具有多元性，且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新文明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而且正如培根所预见的那样，当整个世界都笼罩在革命的新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时世界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一、西方的多样性

“为了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人们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祈祷上帝的人；第二类是经商、种田的人；第三类是为了防护前两类人、使之免受不公和伤害而产生的骑士。”2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所作的这一分析，简单而又准确地描绘了中世纪西方社会的阶层划分：教士、劳动者和骑士。尽管这三个阶层在欧亚大陆各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四方，由于罗马帝国崩溃后再未能重新建立起帝国组织，因此这三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是很独特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个阶层究竟如何运作将根据它们所体现的三种制度予以考虑。这三种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会。 

封建制度是一种政体，在这一政体中拥有地产的人同时拥有政权。因此封建主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就取代了国家权力。封建制在西方出现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德意志君主已夺取罗马帝国的权力，但缺乏资金支付官僚机构、法院和军队的给养。这时惟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就是将地产作为他们从事公共服务的报酬，但接受地产的封臣们却倾向于将地产当作私人领地来管理。查理曼十分强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们宣誓效忠，但在其软弱的继承者的统治期间权力转到了封臣们手中；封臣们的地产即采邑实际上已变为私人财产。这些强有力的封建领主再把他们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给那些依靠他们而不是依靠国王的追随者。封建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封建契约规定了彼此间的某些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领主应既提供封地，又提供保护；而封臣则应根据当地习惯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约40天。

在查理曼帝国崩溃后形成的各封建王国里，这一封建化过程迅速得到推广。由于大封建主采邑所具有的正当、合法权益名义上来自皇权，所以即使封建主们无意尊重国王的统治权，他们也会非常谨慎地选择国王。但是1000年之后当西欧随着外来侵略的终止而安顿下来时，各王国的最高统治者渐渐能够维护他们的封建权力，并开始建立强大的君主国。在随后几个世纪中国王与贵族间的斗争构成了西方政治历史的实质。 

正如封建制度是随着大规模政治组织的崩溃而出现一样，采邑制度则是随着大规模的经济组织的崩溃而出现。采邑是靠农奴经营的自给自足的农庄，农奴不能随便离开，并以其劳动养活教会或世俗的封建主集团。采邑的大小各不相同，其居民少则二十人，多则数百人。农奴与奴隶不同，他既有义务，又有公认的权利。他受到保护，拥有一块土地，以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并享受许多宗教假日和收获节日，以获得辛勤劳动后的暂时休息。作为回报，他必需耕种属于封建主的那些田地，为封建主做家务及其他农田杂活，并将自己所有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封建主。 

由于远距离贸易、集中手工业生产、帝国货币等的消失，采邑必须为自身提供几乎它所需要的一切。尽管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或可能正是由于这种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特点，采邑的技术水平同罗马帝国时期的技术水平相比一点也不逊色。随着帝国经济的崩溃，奢侈品生产、灌溉工程、沟渠和公路系统也遭受损失。但是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的村庄并不需要帝国组织。它们以稳步增长的效率，在当地村与村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采邑保存并改进了磨坊和铁匠工场，因为铁可以在地方上生产，所以这时使用的铁比以前更多。于是，中世纪西方的农业技术(如本章第3节所述)超过了希腊一罗马时代的水平取得了更大进展，并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于罗马天主教会，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即恰恰是因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教皇才变得更为强大。他无需像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德里亚和安蒂奥克的主教们反对拜占廷皇帝的命令那样同皇帝的统治作斗争。当某个皇帝试图控制西方教会时，教皇基拉西乌斯(492—496年在位)送给他一封信，在这封著名的信中他断言“是主教，而不是世俗统治者，应对教会的行政负责。”此外拜占廷皇帝一心防备着穆斯林和其他敌人的进攻，这也为教皇在西方加强自身的地位提供了时机。教皇通过两种方式来加强其自身的地位：一种是与崛起的法兰克人结成联盟，这最终导致800年时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另一种是教皇派出传教团，去改变北欧地区异教徒的宗教信仰。他们成功地组织了承认教皇权威的新教会——如597年成立的英格兰教会，7世纪创立的伦巴第和弗里西亚教会，8世纪创建的德意志教会等。 

当时西方新的多元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如下：独立于而非听命于皇帝的教会；取代了帝国朝廷的封建君主和封建主；取代了罗马时期奴隶种植园、各自开垦荒地的自给自足的采邑；产生于城市、发展顺利从而对贵族、高级教士、甚至君主有所冲击的新兴商人阶层。这一社会，这一全欧亚大陆独一无二的社会在1000年后的500年中是如何发展和调节，以及最终怎样培育起对外扩张的力量与动力的，将在以后几节中子以解析。 

二、地理背景 

地理因素是促使欧洲在中世纪超越其他地区的重要原因。这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欧洲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欧洲因地处欧亚大陆西端而使它在公元1000年后免遭侵略。只要看一看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上发生的事件——13世纪蒙古人肆意侵占俄罗斯、15和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半岛、柏柏尔人屡次进攻北非等，就会明白西欧地处偏远位置的优势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免遭蛮族入侵的蹂躏，西欧同更易遭受侵略的东方地区相比无疑享有极大的优势。 

同样重要的一个地理因素是，欧洲拥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资源。北欧大部分地区是一个大干原，它始于比利牛斯山脉西端，向东、北方向延伸，且越往前延伸越宽，最终形成了从黑海到波罗的海连绵不断的大平原。由大西洋吹来的季风径直吹过这些横跨整个欧洲的平原进入俄罗斯。因此，地中海盆地北部地区气候较温和，长年多雨，加之土地肥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理想的条件；这里的河流终年不冻，水量充足，为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的手段；而锯齿形的海岸线则更是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优势，为内陆地区到达沿海口岸提供了较方便的通道。 

当然，这些自然资源一直存在，但是只有在技术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它们才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这种对适当技术的要求在各地和各时代都适用。例如，19世纪美国从明尼苏达州北部庞大的梅萨比岭铁矿区获得巨额利润，但印第安人在这个地区渔猎了几千年却没有利用这些矿石，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如今在中东、阿拉斯加州北部和各海底开发的贮量丰富的油田，同样证明了技术的必要。中世纪的西欧也是如此，先进技术首次使当地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结果，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从传统的地中海盆地向北转移。 

三、技术的进步 

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超过了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时期所取得的进步。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是西欧没有奴隶制，奴隶制往往会阻碍技术革新。另一个原因是，很多边远地区的环境和条件不好，这促进了节省劳动力的装置的发明。中世纪西方的采邑制度也有助于技术的发展。在这一制度下社会阶层的范围并非从“神圣的”皇帝到非人的奴隶，而是从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农奴到庄园主；庄园主为了对生产过程有一些真实的了解，必须与农奴保持充分的接触。这样一来体力劳动也就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并受到尊重，这是古老的奴隶制文明所不具备的。 

最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伦理也促进了西欧的技术发展。人道主义伦理本身是从反对古老帝国社会的暴行中发展起来的。修道院里的教士们坚持认为，体力劳动.是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者如他们所宣称的：“劳动就是祈祷。”这些教士作为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们最早将智能和汗水连在一起，由此推动了技术的进步。通过修建新的修道院他们将定居的前线推进到了北欧和东欧的森林，还引入了先进的农业方法。 

西方特有的技术成就包括原始农业方面的基本发明。首先是“三田”轮作制。这一技术从8世纪起逐渐被人们采用，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因为使用这一耕作制任何时候都只有三分之一的田地休耕，而过去使用“双田”制时则有一半田地闲置。其二是重型轮式犁的发明。这种犁装有锋利的铁头，翻土深度可达六至八英寸，甚至更深。犁头的后面是犁壁，该装置可以翻起被耕的草地。重型轮式犁与原始的爬犁完全不同，爬犁通常用于耕翻地中海盆地贫瘠的砂土；而重型轮式犁则使耕种欧洲中、北部地区那些肥沃但难以耕翻的洼地成为可能。。 

更有效地利用马的力量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古时候由于使用的挽具是套在牲畜的肚子和脖子上，牲畜拖拉重物时往往会被勒死，所以马很少被用于农业。然而到10世纪时人们发明了一种挽具，这种挽具套在马的肩上，于是马拖重物时也就不会被勒死，从而将马的拖力提高了四到五倍。马同过去使用的牛相比，速度更快、效率更高，从而成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动力。马蹄铁的发明也很重要，它使马驮重物以及耕地变得更为容易。 

最后必须数到十分重要的水车和风车。制造水车和风车的技术在希腊一罗马时期就已为人们所掌握，但由于当时拥有充足的奴隶劳动力，且缺乏终年不涸的河流，因此很少有人使用这些技术。而在欧洲北部地区因为不存在这两大障碍，磨坊和磨坊土很快就遍及几乎每个采邑。在地中海盆地，水车原是专用于碾米的工具，中世纪时发展成一般性的动力机械。于是，水力开始被用于铸锤和锻造风箱，用于大型锯机和车床，用于织布的浆洗机、造纸的纸浆机和碎矿的粉碎机。事实上，英格兰1086年编纂的《土地调查清册》中登记了5000家磨坊，也就是说每50户人家就有一家磨坊，其数量之多足以大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 

四、发展中的经济 

与技术进步相一致的是相应的经济发展。900至1300年西欧经济稳步发展，然后就出现了14世纪的经济大萧条。这次大萧条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其中包括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黑死病、英法“百年战争”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斗争。粮食歉收和饥荒在1315至1316年尤为严重。黑死病首次流行于1349年，夺去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城市居民的生命，以后又多次周期性地爆发。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此以后经济发展就呈现一种普遍上升的趋势。 

欧洲经济的发展在各个领域中都很显著。新的采矿法提高了中欧和北欧地区的盐、银、铅、锌、铜、锡和铁矿石的产量。同样，不列颠列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沿岸有丰富的木材和松脂，此时对这些物产的开采范围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欧洲北部地区渔业的产量，尤其是爱尔兰和挪威的鳕鱼、波罗的海的鲱鱼的捕捞量也大大增加。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农业的生产率也大为提高。农民首次开垦了村庄周围的荒地。一个令人惊诧却又千真万确的事实是：12世纪法国只有约二分之一、德国只有三分之一、英格兰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得到开发和耕种，其余的部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块耕地的周围是大片有待殖民者去开垦的荒地。欧洲农民络绎不绝地涌进这些无人居住的空地，砍伐森林，烧毁灌木丛，抽干沼泽地，准备开垦和耕种。 

农民不仅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荒种地，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逐渐移居广阔无垠、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止如美国发起过向太平洋沿岸迁徙的西进运动一样，欧洲这时则开始了向俄罗斯边境的东进运动。例如，到1350年西里西亚地区共有新殖民地1500个，由15万到20万殖民者经营。日耳曼殖民者渡过易北河挤走了东欧的斯拉夫民族和波罗的海各民族，其他殖民者进入了穆斯林西班牙，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则挺进了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塞尔特人聚居区。

人口的增长以及农业、矿业、渔业和林业产量的提高也都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虽然10世纪时欧洲各地就已有商人存在，但他们经营的商品绝大多数都仅限于奢侈品。到14世纪时，商业已从日常生活的边缘性活动发展成为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当时用于交换的货物有：英格兰的原羊毛，用英国羊毛制成的佛兰德毛织品，德意志的铁和木材，斯拉夫地区的毛皮，西班牙的皮革和钢，以及东方的奢侈品等。尽管当时从事商业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中世纪后期西欧商业的巨大发展却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城市作为地区贸易和地方行政中心开始慢慢形成。意大利在这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它拥有威尼斯、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这样的商业中心。在这些商业中心的居民与内地的联系被伦巴第侵略者切断后，商人们就开始出海谋生。后来，在西欧内地商路沿途和波罗的海沿岸相继出现了一些城市。另外沿内地商路发展起来的大集市对商品流通也很重要，其中尤以香槟地区的那些集市最为著名，香槟离佛兰德、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距离相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单就人口和贸易量而言，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于这些城市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它们的地位显得十分独特。可以说，恰恰因为它们是刚刚形成且处于政治上分裂的欧洲而不是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中，所以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而这种精神正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的。 

由于自治市的自由民拥有权力和财政资源，他们通常可以从国王那里获得皇家特许状。特许状准许他们组成单独的小社团，享有自治体的权利，可以用自治市的印章签订协议，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以及附属地区。皇家特许状还准许商人和工匠组织行会，或自愿同盟会，用以自卫和互助，其中包括规定产品标准、销售价格和工作时间。因而城市也就逐渐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这一点在下面这个事例中得到充分反映：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并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称：“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某些地区一批批城市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些联盟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及经济实体。例如，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结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1350年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等波罗的海沿岸的90个城市组成了汉萨同盟，打击海盗，并迫使外国承认它们的商业特权，它们也凭此实际上垄断了北欧的贸易。 

城市权力的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和权力，这在欧亚大陆上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之外商人根本没有机会上升到权威的地位。例如，在中国，政府的职位由学者占据；在日本，武士享有权力；在马来亚地区和印度的拉吉普特邦，地方贵族管理政府，但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占据要津。只有在欧洲商人才能获得稳步增长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力量，他们正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以及荷兰的州长。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的利益以及后来的海外冒险事业。 

五、新君主国的崛起 

到10世纪时西欧已经遍布封建小国，这些小国一点一点地蚕食掉行将灭亡的查理曼帝国的土地和权力。在随后几个世纪里，西欧社会的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领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发生冲突。诸城邦有时则结成像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那样强大的联合阵线。然而，与这些组织的特殊利益相对立的是，当时还存在着一股为实现统一的罗马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势力，他们希望这个世界能在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的继承者“罗马”皇帝的领导下实现统一。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交织在一起，使得不同层次上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同盟和联盟。 

整体来看，查理曼死后西欧政治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9至11世纪，教皇和皇帝总体说来是合作的。教皇帮助皇帝反对德意志世俗贵族，作为回报皇帝支持教皇反对与罗马教皇权威相对立的拜占廷教会势力。1073年教皇格列高里七世任职，罗马教皇的权力开始达到顶峰。教皇和皇帝为了争夺日耳曼主教的任免权而发生冲突，结果格列高里七世获胜，从而削弱了帝国的行政权和皇权。到13世纪教皇英诺森三世实际上已经卷入了欧洲各国的事务之中，国王和皇帝由他任命或废黜。他宣称：“世界上的一切都逃脱不了教皇的关注和控制。”在此后两个多世纪里，罗马教皇通常被认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在传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手中时突然戏剧性地结束了。卜尼法斯八世曾颁布《教皇训令》(1302年)，坚定地阐明教皇权力至上的学说：“我们要声明，要陈述，要解释，要正式宣告，服从罗马教皇的统治是众生获得救赎所完全必需的前提。”但是，前几个世纪中所能接受的东西，这时却不再能让人心悦诚服。各国君主及其议员们重视各自国家的繁荣远甚于尊重教皇的愿望。卜尼法斯八世遭到法壬使者的威胁和虐待，不l久便抑郁而亡_O 1305年法国大主教当选为教皇，被称为克雷芒五世n他未去罗马就任，而是以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为教皇驻地。此后70年间阿维尼翁教皇成了法王的爪牙，失去了其前辈在天主教世界中的至尊地位。 

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贡献管理才干，成为国王的内侍、监工、账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作为回报，新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他们还为保护商人利益而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各的关税、法律、度量衡和货币。随着这些障碍的消除和国家法令的实施，民族君主国出现了。到15世纪，民族君主国的范围已初步涵盖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牙的版图。 

这些强大而新兴的政治实体在调动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早期的探险者虽然绝大多数都是意大利航海冒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却都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的家乡、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绝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和法国朝廷也紧随其后热情地支持卡伯特、韦拉扎诺及其他许多航海冒险家； 

六、文艺复兴的酝酿 

中世纪西方文化和知识的发展，同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一样意义重大，且富有革新精神。从罗马陷落到约1000年前后的几个世纪，因为完全缺乏文化创造力，构成了西方文化史上的“黑暗时代”。在当时那种极度贫穷、危机四伏、与世隔绝的状况下，也是不可能产生文学、艺术和学术杰作的。虽然修道院的教士们的确设法保存了部分古典文化，但他们自然侧重于保存与其宗教信仰相二致的部分，而忽视了那些更为世俗的东西。结果也就形成了“基督教的”即“教会的”文化，这种文化是教会的一个补充，完全依附于教会。

11世纪主教们为了教育其辖区内的教士创办了教会学校。一个世纪以后以教会学校为基础的早期大学逐渐形成。这些大学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团体，这是它们明显与众不同的特征。此外，它们也不像教会学校那样只有一个文科，而是又另外开设了教会法规、民事法律、医学和神学系。文科的全部课程包括三个低级学科(拉丁文法、逻辑和修辞)和四个高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12世纪在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出现了第一批大学。在随后一个世纪中，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萨拉曼也创办了一些大学。14世纪在中欧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维也纳又建立了一些大学。这些大学最初都是培养教士的机构——这一培养重点是当时背景下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因为当时教士垄断了文化职业和行政职位。 

随着大致从1350年至1600年间文艺复兴酝酿时期的到来，这种教育和学术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文艺复兴首先在意大利开始，因而它反映出当时意大利社会的基本情况和价值观念。意大利当时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城市社会，建立了蓬勃发展的工业，并在西欧和富庶的拜占廷以及伊斯兰教帝国之间进行贸易。较大的商人家族主宰着政治、贸易和手工业，并控制着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和比萨等繁华城市。正是这些商人家族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和作家的资助者。尽管这些资助者中也包括像米兰的斯福尔扎这样的公爵家族和尼古拉斯五世、庇护二世、尤利乌斯二世和利奥九世等二些教皇，但商业家族的需要、兴趣和品位却更多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化复兴。因而文艺复兴的世俗主义和人道主义也就更关注现世而非来世，更注重异教的经典而非基督教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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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的天才 

绝顶聪明的里昂纳多·达·芬奇是文艺复兴中的一位卓越人物。他使其所处的年代变得生机勃勃，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如此多的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是因为他乐于施展他的才华。三十岁时，他给米兰公爵写了以下这封信，后者被他的才华所折服并雇用，他。* 

1.我为建桥制定了计划。桥要建得轻巧、稳固，以便于运输，这样就可以追逐敌人，并屡次打败他们；而有些桥则要设计得非常坚固，无法被烈火和进攻所破坏，同时还要便于我们撤退和部署兵力。我也制定了焚毁和破坏敌人桥梁的计划。 

2.当一个地方被包围，我知道如何切断引自壕沟的水源；我还懂得如何建造大量的桥，如何制造盾牌、云梯和其他与军事相关的器具。…… 

4.我还打算制造大炮。这些大炮应该便于运输，能够投掷冰雹般的小石子，它们落地产生的烟尘能给敌人造成极大的恐惧、迷惑和损失。 

5.为到达某一个固定地点，尽管有必要在壕沟或水下行进，但我还有办法通过洞穴和蜿蜒的秘道悄无声息地到达那里。

6.我还能制造安全而不受攻击的装甲车。这些装甲车可以进入敌人密集的阵列里，尽管他们装备了大炮也无济于事。手持武器的人的力量还远不能攻破它。步兵可以安全地跟在后边而不受攻击。…… 

9.如果战斗发生在海上，我打算建造许多既适合于进攻又适合于防守的发动机，以及能够抵抗最猛烈炮火和烟尘的船只。 

10.在和平时期，我相信在建筑上、在公私用房的建造上，以及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引水工程上，我一样可以像其他人那样令您完全满意。…… 

如果有谁认为上述事物不可能实现或不实用，我很乐意在您的公园里或阁下喜欢的任何地点进行试验。再次对阁下表示最真诚的敬意。 

*J.P.和I.A.Richter主编，TheLitreary Works of LeonardodO Vinc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pp.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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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提倡的现世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学术研究和教育中均有体现。所谓的文艺复兴文学之父，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1304m1374)强调古典文学作为自我修养的手段和社会行动的指导所具有的价值。与此类似，文艺复兴时期成立的新寄宿学校并不是培训牧师而是培养商人的子弟。学校开设的课程注重古籍研究和体育训练，对课程的设计围绕着教育学生快乐而健康地生活，成为一名负责任的公民。 

文艺复兴的精神在艺术中得到了最深刻的体现。自从教会不再是艺术家的惟一资助者后，艺术家们便被鼓励着转向圣经这一传统主题以外的其他主题。虽然宗教主题仍然频繁出现，但是在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和提香等大师的作品中，其创作重点已越来越转向揭示深层灵魂的奥秘，和试图以醒目的色彩和形式来使人赏心悦目。 

文艺复兴并不只局限于意大利，16世纪这股革新风潮传播到了北欧。有两个因素对这种传播发挥了作用，即意大利的外交官和将领，他们被北部的君主国和印刷行会所雇用，这加速了书籍和思想的流通。由于北欧地区比欧洲的南部和东部地区文化水平高，因此印刷业在北欧尤其具有影响力。大量印刷读物的涌人煽动起人们对政治和宗教事务的极大热情，从而对改革和随后的宗教和王朝战争起了极大的作用。 

那么归根到底，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的意义何在呢?显然，对于人类可做到的事情的关注，比起先前的中世纪世界观来说，更有助于海外扩张的进行。在西欧出现了文艺复兴的思想酝酿，而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则没有出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二者在大规模引入方面的根本差异。 

在中国，儒家思想继续主导着社会。它尊老鄙少，厚古薄今，注重既成权力，忽略革新发明，因而它成为在各方面保持现状的最佳工具。这种和谐而正统的气氛阻碍了思想的继续发展，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在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上取得了最初的辉煌成就但却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这些早期发明此后并未形成一个以科学原理为基础的体系。

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情况基本相同。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学院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而不重视天文学、数学和医学。这些学院的毕业生对西方的现实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去了解。穆斯林突厥人不相信基督教异教徒能够教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但也有个别有远见的人在不时地警告思想铁幕的危险，认为它正在将奥斯曼帝国与其周边的基督教世界分离开来。生活于17世纪上半期的著名突厥目录学家、百科全书编纂者和历史学家卡蒂普·克利比就是这些大声疾呼的人中的一员。他出身贫寒，无法获得一个正式的高等学位。但古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因此而得以免受当时典型的奥斯曼教育，即潜心进行肤浅而教条的穆斯林神学研究。他自学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他能对西方知识持有思想上的开放性。 

在舍勒比众多的著述中，有一本篇幅短小的海军手册，这本手册是他在1656年土耳其舰队在海上遭遇一次惨败经历后有感而发而编写的。他在书中前言里强调了掌握地球学和地图测绘学的必要性。 

对掌管国家事务的人来说，地理科学知识是必须掌握的。他们可以不知道整个地球是什么样的，但是至少应该知道奥斯曼帝国和与其相邻国家的地图。这样他们就能够在率军征战时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取得进步，了解辞国的情况，同时使得边防前线的保卫变得容易。征求那些不懂地理科学的人的意见是得不到满意的效果的，即使他们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绝大多数这样的人都不能完整地绘制出本地区的草图。 

能充分并有力地证明学习这门科学必要性的证据是那些不信真主的人，他们学习并应用这些知识发现了新大陆并占据了整个印度市场。3 

舍勒比发现了欧洲的知识进步与海外扩张的联系。在他1657.年临死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中，舍勒比警告他的人民，如果不放弃教条主义，他们将很快地“用张得像牛眼一样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他的预见是先知先觉的。在他身后土耳其人仍然像其他非西方人一样固守着他们的宗教蒙昧主义，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基督教的异教徒通过运用他们的知识不仅最终成为新大陆的主人，而且成为古伊斯兰教帝国和儒教帝国的主人。 

七、西欧的扩张主义 (www.xing528.com)

4至10世纪之间，欧洲曾遭到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札尔人、维京人和穆斯林的侵略。但从10到14世纪这种局面却戏剧性地颠倒过来，欧洲开始全线进攻(见地图18)。各路十字军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荷兰击退了穆斯林，甚至占领了东正教拜占廷帝国。与此同时，在欧洲东北部德意志边境地区的封建土正在侵占易北河东岸地区。髓后德意志的扩张继续向奥得河东岸伸展，他们攻击异教徒普鲁士人，形成了由条顿骑士指挥的十字军东征。他们建立了许多要塞，并在要塞周围安置德意志移民，这些移民为进一步扩张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德意志商人随即占领沿海岸和河道的各战略要地，建立城市。因而到15世纪末，过去曾由斯拉夫和波罗的海各民族占据的广大地区，这时都变成了德意志各阶层—一封建主、主教、市民和农民——的领土。 

一段时期人们曾认为，这些十字军东征实际上对促进中世纪后期的各项富有建设性的进展，包括贸易、城市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这种说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十字军东征基本上是这些进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不是先有技术进步、商业复兴、人口增长和人们普遍的精力充沛，十字军东征是完全不可想像的。这些推动力继续向前发展，并在14世纪大萧条后开始加速，从而使得扩张主义的征战运动扩大到了海外领土。 

基督教及其传统的普救说、改变异教徒信仰的热情和十字军的好战精神，是西欧向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探险者及其支持者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13世纪马可·波罗的旅行使欧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国的存在，并渴望到达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他们还知道这些国家的人们并不是穆斯林，因而希望他们能与基督教徒通力合作。另外，中世纪还长期流传着有关祭司约翰的传说。传说中约翰是东方某一基督教国家的强有力的国王。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首领一直梦想与他建立联系，然后从东、西两面大举进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虽然没有找到祭司约翰，但却在非洲和美洲偶然发现了一些新的、陌生的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它们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之皈依的臣民。 

在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许多动机中，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是最强烈的世俗动机。瓦斯科，达·伽马向惊讶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到他们的国家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和同伴到美洲去，是“为了像所有男子汉都想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并发财致富。”4 

西方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造船、仪器、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上所取得的进步，也直接促进了其对外扩张。1200至1500年欧洲船舶吨位平均增加一到两倍。600吨到800吨的圆体帆船代替了150吨到200吨的长型单层甲板帆船。13世纪开始使用的船尾舵，迅速代替了陈旧的、低效率的边舵。14世纪葡萄牙人对阿拉伯三角帆船索具的改进同样重要，它使船只更适于迎风航行。船体结构和船帆索具方面的这些进步表明，这时的船只集中了北欧、地中海和中东船只各自的技术革新精华。其结果是船体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敏，同时耗费也更经济，因为它减少了100到200个划桨手及其食物和装备，从而大大增加了存放货物的空间。

造船方面的这些进步总是同航海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与指南针、星盘和新地图的日益有效的使用齐头并进的。新地图是根据精确的罗盘方位和海岸线及港口的详情绘制而成。与此同时，欧洲人在海军装备方面正占据着决定性的、明显的领先地位。过去的海战是指占领敌船并在甲板上展开的肉搏战。16世纪前20年，佛兰德和德意志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这种大炮能射出弹丸，摧毁300码内的船只。海战因此发生了变化，由占领敌船的肉搏战变成了舷炮齐射的炮战。从此欧洲人占领并控制了世界各大洋达4个世纪之久，直到1905年日本人在对马海峡全歼俄罗斯人，取得了东方人划时代的胜利。 

伴随着造船业、航海业和海军装备的发展而来的是商业经营方面的技术革新。意大利复式簿记法的发明方便了随时确定商业上的财务情况。另外货币日渐广泛的使用和普遍为人接受的标准硬币_的铸造，也便利了商业经营。银行的发展、商业证券的出现，以及中世纪基督教逐渐放弃对贷款和收取利息的谴责和排斥，也有利于商业经营。最后，欧洲人开始对外扩张后，合股公司的兴起更是极大地加强和促进了商业经营。这些合股公司以其有限责任为投资提供了媒介，使得欧洲大批资本用于海外冒险事业。东方商人因其自身及其合股人的资力有限，没有一个能竞争得过东印度公司和东地中海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现存的哈得逊湾公司等大型合股公司。 

最后，上述几种因素的结合使得欧洲具有催人奋进的、独特的活力。这一活力究竟如何独特，从欧亚大陆对15世纪穆斯林世界扩张的各种反应中就可以看出来。如第十一章第五节所述，当时的伊斯兰教呈扇形从中东向四面八方扩展。突厥人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占领了巴尔干半岛，随后渡过多瑙河进军匈牙利，兵临维也纳城下。同样，在东方，富有魅力的巴布尔率领突厥人正从阿富汗向南推进，开始建立伟大的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直到19世纪英国人人侵为止。另外，在非洲，伊斯兰教正从东部和北部沿岸的基地向内地稳步传播。最后，穆斯林商人控制了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即从红海和波斯湾穿过印度洋绕过东南亚到达中国海的航线。’ 

由于伊斯兰教军人、商人、传教士所取得的这些进步，伊斯兰教世界变成了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区。它占领了欧亚大陆的战略中心，而且它愈扩张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和西端的欧洲人就愈孤立。中国人和欧洲人对这一包围的截然不同的反应，对从当时到现在的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u 

如前所述，尽管郑和的远征确切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他们却自愿地撤回了。蒙古统治结束后，明朝的中国人更是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绝。中国的商人阶层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无力向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皇帝敕令发出挑战。因而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从而自愿放弃了其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 

欧洲人的反应则恰恰相反。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无止境地扩大了他们的地理视界和商业野心，因此蒙古帝国的突然崩溃给了他们以沉重打击，让他们留下了对该帝国的深深怀念。同样，十字军失去地中海东部前哨基地，伊儿汗国在波斯实行伊斯兰教统治，突厥人征服巴尔干各国，所有这些都使欧洲人无法到达黑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因此，他们实际上是被困在了欧亚大陆的西端。诚然，由于意大利商人在’地中海东部各港口继续同阿拉伯商人发生贸易往来，并将货物转船运往西方，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仍很繁荣。这使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作为经纪人获利甚厚，他们为此感到非常满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就并非如此幸运，因此他们迫切希望找到某种方法到达东方，分享财富。

他们的追求注定要成功，因为他们具有专门技术、经济实力和活跃的思想，并面临着其他君主国的激烈竞争。欧洲没有一个国王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相反，各民族君主国还就此展开了狂热的竞争。另外欧洲确实需要并强烈要求外国产品的进入，对此商人们完全有能力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即使哥伦布当时没有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没有绕好望角航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其他人也会做到这些。总之，西方社会已达到起飞点，即将起飞，而它一旦起飞就必将扫清海路，势不可挡地向全球扩张。

八、西方文明中的女性 

考虑到当前全世界不同社会中人们对女性地位的争议，有必要探讨一下中世纪欧洲新文明的出现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在旧石器时代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两性之间的关系比此后任何时候都要平等。随着农业和文明的先后出现，妇女逐步丧失了其平等地位，变得顺从而且依赖。不平等的程度因地区而异(如在希腊的不同城邦中就各不相同)，也依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如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不平等的程度也存在差异)。但在早期文明中妇女的确是“第二性别”。她们的工作局限在不太重要的家务上，即“主内”，而男性则.“主外”，可以自由从事外面被认为是重要而有创造性的工作。

在中世纪的几千年中这种局面持续存在。在此期间，一种革命的新文明逐渐在西方出现。但新文明中的某些修正应当引起注意，它们对当今女性的地位仍有一定意义。 

在西方新文明中女性的地位主要由两种制度决定——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在理论上讲，教会主张两性之间的平等，这类似于它主张的种族平等和阶级平等。“因为你们是上帝的孩子，应对基督表示虔诚。”圣保罗写道，“世界上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腊人；没有约束，也没有自由；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因为在基督的眼中，你们全都一样。”5然而，在实践中教会在性别问题上的态度却极度含混不清。它将女人视为夏娃，即亚当的妻子，因此是诱惑男人的人，是拯救之路上的巨大障碍。但教会也将妇女看作“有福的”玛丽亚，她是圣母，是贞洁的女王，是上帝和人类之间的调节者。因此中世纪的妇女发现她们自身的地位上下摇摆不定。在教会内部，妇女不能被授予牧师的神职，也没有布道的权利。 

然而教会却专门为中世纪的妇女设计了一个重要机构，即女修道院。它被描述成“针对特定阶层的机构”6，因为要做修女的人必须带来一份嫁妆——这一点虽然教规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实践中却约定俗成。尽管这份嫁妆不如丈夫们所期望的多，然而它却表明了女修道院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来自贵族家庭以及中世纪后期商人家族中有钱妇女的。几乎所有的中世纪妇女都要结婚，而且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有少量的妇女找不到丈夫，或许是因为非法出身或生理畸形，也可能是缺少嫁妆，或是甘愿一辈子做基督的新娘，而不是某个男人的新娘。 

对于这些个别情况，女修道院为这些妇女提供了婚姻生活之外的一种选择。此外，修道院里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比外面的生活优越。修女们通常能比他们世俗的兄弟姐妹受到更好的教育。如果一个修女出奇地有野心、有才干，那么她可以升到女修道院院长的职位上，担负管理大量地产和80名修女的责任。在这些修女中，有一些在侍奉圣父的幽静生活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少数人还作为伟大的圣徒被人怀念。另有一些人则在修道院中找回了自尊和对社会的尊重，以及免受男人权威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在女修道院中才能获得。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悲哀地将自己视作社会的弃儿：“我自身条件不好，配不上男人，所以被留给了上帝。”7 

对中世纪妇女影响最大的第二种制度是封建制度。在这种体制中地主将土地分给诸侯以换取他们的军事保护，因此封建制度创造了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封建地产和军事义务被传给单身的男继承人——只有在没有男继承人的情况下女人才能继承。中世纪的妇女一生中都在男人的监护之下—一首先是她的父亲，然后是她的丈夫。如果丈夫死了她就成为封建地主的被监护人，封建地主将她的地产所得揣进自己腰包，直至她再嫁为止。地主有权决定她应该嫁给谁，所以地主可以将她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或者反过来如果这名妇女不想嫁人，或想要自己选择配偶，那么地主可以从她那里强行获得一笔钱。这种状况司空见惯。而贵族妇女还要忍受闲极无聊和漫无目的生存的苦恼。打理家务、照看孩子的事情一般都会由管家和女佣来做。因此如果她们的丈夫没有去打仗或出席朝廷的会议，她们就会无所事事。本质上，这些贵族妇女悲惨生活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社会上政治经济联盟的形成充当工具，以及为她们所嫁入的家族生育继承人。 

在很大程度上，村镇中的劳动妇女则可以摆脱这种依赖和边缘的生活。因此，令人费解的是，中世纪妇女地位的高低“大致与其财富和社会地位成反比”。8农村女子中的绝大多数都会结婚，并在操作每一种农活时都与她们的丈夫不分上下。少数几个不结婚的女子通常都是出身于最贫穷的家庭，所以她们会离开自己的村庄，到城里去做女佣，或在邻近的村子中受雇做农活，以此来养活自己。以下这条中世纪时期的谚语反映了当时农村妇女日常生活的辛劳程度： 

天气不好会使丈夫们能有片刻的喘息之机，而家庭妇女的活儿却永远.也做不完。9 

与此类似，城镇中的妇女几乎活跃在各行各业中。这在13世纪时厄提尼·伯依路(EtiIenne Boileau)所著的《行会介绍》(Book of Trades)一书中表现得很明显，书中列举了巴黎所有行会的规章。.在名列其中的100个行会中，有86个行会有妇女存在。中世纪时，常在一些英语单词后加上“ess”或“ster”的后缀来描述由妇女从事的工作，这也表明了妇女的角色是何其重要。例如： 

Webster：女纺织工 

Brewster：女啤酒师 

Baxter：女面包师 

Laundress：女洗衣工 

Seamstress：女缝纫 

Spinster：女纺纱工 

Govemess：女教师 

中世纪妇女承担与男性同等的负担和责任，但却不能享受平等的权利。在农村里，家庭主妇总有做不完的活儿，但她们却被排除在决策机构之外。她们不能担任公证人、教区牧师、领地法庭书记的职务；村里地主的会议通常只由男人参加，妇女不能参加，但未婚或孀居的女地主除外；拥有土地的已婚妇女由其丈夫代表参加所有的村会。而在城镇中，妇女虽享有诸如参加行会、拥有财产以及从商的经济权利，但却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利。这样她们也就不能选举或被选人城镇的政府机构。 

在中世纪的欧洲，两性关系中的内在不平等性在当时常见的一些做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其一是丈夫殴打妻子，这在当时较为盛行。正如一句佛罗伦萨谚语所说：“一个好女人和一个坏女人同样需要棍棒的管教”。13世纪时法国有一条法律规定：“在很多情况下，如果男人打了妻子，男子可以免于惩罚。当一名妇女侮辱了她的丈夫，丈夫有权力殴打她，只要别把她打死或殴残就行。”加性别不平等还表现在传统上人们一直对通奸所持有的双重标准。国王、贵族和商人可以公开供养情妇并非·法生育孩子，但是偷情的妻子却要被羞辱并受到严厉惩罚，她们的情夫会被割去睾丸或杀掉。而且人们还想当然地认为上层社会的男子可以随意获得下层社会的妇女。12世纪时一本名为《高尚爱情的艺术》的书鼓励一名对一个农家女孩想入非非的勋爵“毫不犹豫地用强力去获得你想要的东西、去拥抱她。”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妇女应安心做一些“女人的琐事”，而男人则要忙于做一些“大事”，这种观念同样体现出当时两性间关系的不平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利奥·巴蒂斯塔·阿尔伯提(LeonBattis Alberti)在15世纪30年代写道，男人应该把对“小事的操心”留给他们的妻子，以使自己能不受牵绊做一些“有男子汉气概的、光荣的事业”。11 

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农业革命之后两性关系所发生的关键性转变，当时在女性从事的无足轻重的“内务”和男性从事的重要“外务”之间出现了区分，女性由此而丧失了平等的地位。一旦这种区分被接受，它就在世界各地的文明中变得根深蒂固。但重要的是，这种区分不仅贯穿于相继出现的古代文明，而日.在西欧出现的新文明中也有所体现。在中世纪末期，不管技术如何进步、经济如何发展、政治如何改革，欧洲妇女的地位仍然深受过去习俗的影响。几个世纪的技术、经济和政治发展并未改变人们固有的性别歧视观念。过去战胜了今天，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今天，就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同样的情况仍旧依稀可辨。在以下1915年卡贝尔县(Cabell位于西弗吉尼亚)教育董事会在学校公报上颁布的“女教师行为准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在合同期限内不得结婚。 

2.不得同男人交往。 

3.除参加学校活动外，晚8点至早6点之间必须在家。 

4.不得在城中的冰淇淋店闲逛。 

5.除非得到董事会主席允许，否则不得出城旅行。 

6.除父亲和兄弟外，不得与其他任何男性共乘马车或汽车。 

7.不得抽烟。 

8.不得穿色彩鲜艳的衣物。 

9.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染发。 

10.至少穿两件衬裙o 

11.裙子不能短于脚踩以上两英寸处。

12.为保持教室清洁整齐，每天必须至少清扫地板两次；每周必须用热肥皂水擦洗地板一次；每天擦黑板至少一次；早7点生火，以使8点钟时教室能够保持温暖。12 

推荐读物 

关于中世纪早期蛮族入侵之后西欧的发展见第12章的参考书目。能从全球角度对中世纪欧洲作出重要而有启发意义研究的读物是：R.L.Reynolds所著的Europe Emerges：Transition Toward and Industrial World-Wide Society600—1750(Universityof Wisconsin出版社，1961年版)。关于中世纪西方历史优秀而有概括性的著作是R.S.Lopez所著的The Birth of Europe(Lippincott出版社，1966年版)。 

对封建制度的最好介绍是：J.R.Strayer所著的Feudalism(Van Nostrand出版社，1965年版)；和M.Bloch所著的Feudal Society，2vols.(Univemsity of Chieago出版社，1961年版)。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参见J.LeGoff所著的Your Moneyor Your Life：Economy and Religion in the Middle Ages(MIT出版社，1988年版)；R.H.Bautier所著的The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Europe(Harcourt出版社，1971年版)；R.S.Lopez所著的The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950—1350(PrenticeHall出版社，1971年版)；B.H.Slicher van Bath所著的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500—1850(Arnold出版社，1963年版)；L.White Jr.所著的Medieval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s(Clarendon出版社，1962年版)。关于君主国家的兴起，见B.Guenee所著的States andRulers in Later Medieval Europe(Blackwell出版社，1984年版)。对文艺复兴的优秀的概括性的介绍是：w.K.Ferguson所著的The Renaissance(Torchbook出版社，1940年版)和P.Kristeller所著的RenaissanccThought，2vols.(Torchbook出版社，1961—1965年版)，以及W.Pater所著的The Renaissance(Meridian出版社1961年版)。最后，为何是西方而非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在海外扩张中居于领先地位，在以下读物中进行了分析：J.R.Levenson主编的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ounter-Example of Asid，1300—1600(PrenticeHall出版社，1967年版)；D.L.Jensen主编的TheExpansion of.Europe(Heath出版社，1967年版)；ElL.Jones所著的The European Miracle：En.v.i，ronments 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Asia(Cam 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1年版)。关于为何欧洲领先于其他大陆一问题的最新著作是A，W.Crosby所著的The Measure of Reality：Quantification and Western Society，1250—1600(CambridgeUniversity出版社，1996年版)，其中强调了新技术和从精确计量的角度对宇宙形成的新思维的作用。 

关于中世纪妇女研究的先锋性著作是一项至今仍很有价值的调查，即E.Power所著的“The Position of Women，”C.G.Cramp和E.F.Jacob主编的The Legacy of the Middle Ages(Clarendon出版社，1926年版)，即401—434.近期重要的作品是:S.Shahar所著的The FourthEstate：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Methuen出版社，1983年版)；F。and J.Gies所著的Women inthe Middle Ages(Crowell出版社，1978年版)；S.M.Stuard所著的Women in Medieval Societ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出版社，1976年版)；和S.H.Gross和M.W.Binghatn所著的Women in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Glenhurst出版社，1983年版)。

注释 

1.Francis Bacon,Novum Organum，aphorism，p 129.

2.Cited by R.S Lopez,The Birth ofEurope(Lippincott，1967)，p.146.

3.Cited in manuscript by L.V.Thomas，Ottman，Awareness ofEurope，1629—1800.

4.Cited by J Q H.Parry，The Age ofReconnaissance(Weidenfeld $ Nicolson，1963)，p.19.

5.Galatians 3：2.8.

6.Eileen Power：“ThePosition of Women,”in C.G.Crump and E.F.Jacob,eds.，The Legacy of theMiddle Ages(Clarendon，1926)，P.413.

7.Eileen，Plower,Medienal EnglishNunneries,c.1275—1535(Cambridge University，1922)，p.31.

8.D F.and J.Gies，Women in.theMiddle Ages(Crowell，1978)，p.232.

9.S.H.Gross and M.w.Bingham，Women in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Glenhurst，1983)，p.84.

10.Ibid.,p.46.

11.Ibid.，p.228.

12.Republished in“DearAbby”Column by，Abigail VanBuren，Los Angeles Times，June 17，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