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明终结与蛮族入侵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总而言之，蛮族入侵给那些盛极之后就停滞不前而且似乎注定要消亡的古典文明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现今世界上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其废墟上重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罗伯特·洛佩斯 

古典时期伟大的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文明，在欧亚大陆核心区占据统治地位。然而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族却最终践踏了这四大文明，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些帝国貌似坚固的外衣下潜伏着必将导致其衰微和最终崩溃的祸根：技术停滞不前，生产力受阻。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得古典文明在3—6世纪中面对蛮族猛烈的冲击时无能为力。 

游牧民族的入侵在不同的地区所造成的影响各不相同。中国北部和印度北部虽遭蹂躏，但仍保持了它们各自独特的文明；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因与游牧民族相距遥远而幸免于难；拜占廷和波斯帝国势力强大，足以击退侵略者；而西方却长期屡遭日耳曼人、匈奴人、穆斯林、马札尔人和维京人的侵略，因而其古典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的程度也就比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地区远为严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破坏正是导致西方在近代走在世界前列的基本原因。因为在旧文明的废墟上能够产生出一种崭新的文明，一种更能适应变化中的世界的需求的文明。本章将叙述古典文明的意义及其衰落，阐明西方开始走向世界统治地位的情况和原因。 

一、古典文明的衰落 

如上所述，各个古典文明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其生产技术水平的相对停滞不前，而这种技术水平的停滞状态则又导致社会生产率长久地保持在较低水平。约翰·梅纳特·凯恩斯是这样描述这一停滞状态的： 

史前至近代初期，没有出现很多重要发明这一情况引人注目。近代史、开始时，全世界拥有的几乎每一项重大成就，都已为历史发端期的人们所知晓……史前一定有某个时期……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一样，技术进步，发明众多。但在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盛况却又不复存在了。1 

凯恩斯的这一论断非常有道理。事实上，在文明出现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技术就已经明显成熟。正是在这一时代，人们发明了带轮子的车、帆船和犁，发现了冶金化学工艺，计算出了准确的阳历，学会了怎样使用畜力和利用风力。但在发生过城市革命后，这一急速的发展进程随即受阻。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中只有三大发明具有重大意义，能与早期的发明相媲美，它们是：铁器、字母和铸币。耐人寻味的是，这三大发明都不是起源于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起源于束缚较少的边缘地区，即：高加索山脉的边沿地区和爱琴海沿岸的商业城市。 

除这三大发明外，古典时期的进步都以更早期的发现为基础，只不过是进一步提高原有技术或扩大其应用范围而已。尽管这些不大的改进能够产生极大的效益，但它们在许多情况下仍被人们所忽略。例如：上古时期用于套牛的挽具，当时被用来套马，这样马在拉重物时就容易因挽具压迫而窒息，结果至少浪费了马匹三分之二的力气。直到中世纪，一种合理、实用的挽具才被发明出来。在此之前，马匹仅被用于运载较轻的货物，而沉重的货物则靠人来拖运。在描绘建造金字塔和寺庙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万的人搬运石头的场面便可证明这一点。再如公元前1世纪在小亚细亚和中国出现了水磨，这一发明对每天要花大量时间从事碾米劳动的妇女和奴隶来说，可能是一个可以大量节省劳力的装置。可是直到4世纪罗马才建起水磨，而且即便如此水磨在当时仍较为罕见。 

发人深思的是，唯有战争提供的动力才能稍稍抵消一些当时普遍存在的技术上的萧条状态。希腊人发明了精巧的带有棘轮装置的石弩，靠滑车驱动的轮式攻城车，以及所谓的“希腊火”，即公元8世纪发明的一种能有效地烧毁敌船和攻城器械的汽油燃烧剂。但这些发明显然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解决古典时代各文明的基本经济问题。 

既然新发明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各古典文明也就只有靠开垦荒地，或靠征服和剥削来增加财富。但未开垦的土地毕竟有限；富饶辽阔的地中海盆地由于日益严重的大面积土壤侵蚀已不再是主要的产粮地，而这则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同样，帝国也不可能无限扩大，因为各文明之间有些严格的界限凭借他们的军事技术水平是无法突破的。于是，当军事和官僚机构急速发展，给生产力造成过大压力时，必然会出现报酬递减的情况。如上文所述，当时就已开始形成恶性循环，尤其是在汉王朝和罗马帝国衰亡之际，这种情况更是有史为证。捐税提高，贫困增加，激起了城乡暴动，从而招致蛮族入侵。最终，不是内部起义成功，就是外来侵略得逞，或两者兼备，从而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性质。一位历史学家分析了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最后着重强调了该帝国的技术落后。他说： 

不应忘记，罗马帝国在技术上比中世纪欧洲更为落后。农业上，它通常采用一种耕种和，休闲交替的休耕制，潜在的最肥沃的土地很少得到利用。这时，马轭还没有发明，人们只得用牛耕地推车；水磨虽已出现，但数量很少，主要还是用手推磨，靠牲畜和人力碾磨谷物。然而，技术如此落后的农业，却要支撑起一个比中世纪任何国家都要庞大得多的野心勃勃的上层建筑。没有一个中世纪国家像罗马帝国那样，既要供养专业常备军和官僚阶层，又要负担土地贵族和教会的开支。2

历史清楚地表明，只有发展技术为帝国大厦提供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但当时的技术发展实际上已经濒于停滞，其根本原因是各地的统’治集团只知道剥削已有的财富，而不知道去开发新的生产力，创造更多的新财富。从建造金字塔、寺庙、天主教堂和宫殿所消耗的大批人力、物力上可以看出，统治者从农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但是技术革命除了需要有力的社会组织和高压统治外，还需要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而所有的农业文明都未能得到这一重要的东西，这就使得它们只能长期停留在农业阶段。 

奴隶制的普遍存在也是造成技术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因此那时的发明家制造某些新装置，通常不是为了节省劳力，而是为了娱乐，或为了办好宗教仪式。公元1世纪，希罗用他掌握的有关蒸汽动力的知识制造出一种能够打开圣堂大门的装置，而同样是在这个世纪，罗马皇帝韦斯巴芗则禁止使用一种廉价的可竖起石柱的机械，并解释说：“让百姓们有活干，能够得到一些食物吧!”尽管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上却正是这种观点使得古典时期帝国的城市变成了乡村的寄生虫，而不是社会的产业中心。 

另外，奴隶制对劳动持否定态度也阻止了技术的发展。劳动既然是奴隶的事情，自由民便引以为耻。即使在奴隶制不很盛行的文明地区，这种轻视劳动的观念依然普遍存在。在中国，人们热衷于蓄长指甲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古典文明的社会阶层等级分明，自然导致上层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劳动者，而奴隶制则只不过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描述的那样：“在治理得最好的城邦中一…·市民们既不从事手工业，也不经商，因为这种生活缺乏高贵的色彩，与美好的名声格格不入。”公元65年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他写给卢齐利乌斯的一封信中对体力劳动表示了同样的轻蔑，他认为体力劳动者应当“俯首帖耳，毕恭毕敬”。他在信中写道： 

众所周知，有些东西仅仅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如玻璃窗的使用，它能让充足的阳光透过透明的玻璃照进房间；浴池的底部及嵌在墙上的管道，能发出热量，保证池内水温恒定……还有速记术，它能记下最快的演讲，演讲的人讲到哪儿，记录的人就能记到哪儿。但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最卑贱的奴隶发明的。哲学则处于更高的地位，它并不是为了训练人的手，而是要做人精神的导师……是的，我说，它绝不是一个仅仅为生产日常必需品而制造工具的工匠。3

正是这种哲学家与工匠相分离的观念阻止了欧亚大陆各古典文明的技术发展。而也正是哲学家那有条理的思维与工匠所拥有的实践经验和传统知识这两者的相互影响，才使得西方在近代完成了伟大的科技和工业革命，从而为人类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是由于明显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等级观念，这种相互影响在各古典文明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高雅的知识分子对此没有兴趣，而下层工匠贝IJ缺乏动力。

这种技术上的停滞状态解释了近代以前几千年中，欧亚大陆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原因。各帝国兴亡的情势基本相同，没有-一个帝国能够突破这种定势，从而达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所以古典文明由此形成的反复循环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工业社会也就迥然不同。W.W.罗斯托在以下这段话中描写了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启划时代和开拓性“起飞”以前的农业文明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一技术上的种种限制设定了农业文明无法超越的最高限度。这些文明并不缺乏发明、革新和某些方面达到较高的生产率，但它们对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确缺乏系统的理解。而对自然环境的系统理解则能使发明成为具有规律的发展趋势，而不只是对过去遗留的特别成就的继承…… 

由于生产率方面存在这一最高限度，因此在古典社会中仅食物生产就占去了四分之三以上的社会总劳动，而人们的收入除去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消费外，绝大部分都被用于非生产性或低生产性开支，如：建造宗教或其他性质的纪念碑、从事战争以及维持那些地租支配者的奢侈生活。至于穷苦百姓，或为了土地你争我夺，或把偶尔剩余的一点收入挥霍在铺张的婚礼或葬礼上。当时的社会准则与人们容易想到且能领悟的有限的见识相适应，社会结构则趋于等级化……4 

二、蛮族的入侵 

3—6世纪是欧亚大陆普遍遭受蛮族入侵的时期，此时的入侵不亚于公元前20世纪因生产技术上青铜和铁制武器的使用而引发的入侵。正如公元前20世纪的入侵完成了从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过渡一样，3—6世纪的入侵则结束了古典文明，宣告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见地图11)。

游牧民族的迁移方向一般都是自东向西，因为欧亚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得大草原西部水源较充足、土地更肥沃，从而吸引着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见第4章第4节)。主要的入侵路线都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这也就是为何如此众多的游牧民族在抵达今匈牙利后不再四处迁移的原因——他们以匈牙利为根据地，袭扰周围各欧洲国家。 

游牧民族同周围文明中心的互相影响日益增进，是导致蛮族入侵的基本原因。在许多文明中心游牧民族都被当作奴隶或雇佣军使用，这一点常常是帝国京都内的军事政变，或蛮族雇佣军的部落同胞入侵的起因。导致蛮族入侵的另一因素是游牧民族逐渐定居于邻近的帝国边境地区。游牧生活向农业生活的转变通常会使人口增加，经济、军事力量增长；当帝国的弱点为人侵者提供了获胜希望时，这种新增长的经济、军事力量就会被使用。此外蛮族入侵还常常是一个冲击力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的最终结果。攻不破中国长城，以及蒙古族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联盟的形成，往往使得游牧民族不断向西入侵、挺进，在经过了一系列冲击波式的向西入侵之后，最终形成了渡过奥克苏斯河、多瑙河或莱茵河的大规模蛮族入侵。 

由于侵略范围遍及欧亚大陆，所以遭受蛮族入侵的民族非常多。中国汉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萨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猛攻；突厥人和蒙古人通常又被称为匈奴人。罗马帝国因为地处这条人侵线路的西端而时常遭受沿线各民族及周围蛮族的进攻，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波罗的一斯拉夫人、维京人以及突厥人和蒙古人。 

蛮族入侵所造成的后果就像入侵者的成分一样不同。在中国，公元222年汉王朝最终被突厥一蒙古人侵者打败并分裂成三个王国：长江以北的魏国、南部的吴国以及西部的蜀国。在三国相争几十年后，魏国击败了它的对手于265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晋朝。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316年一批新游牧民族入侵者占领中国北半部，晋工室南迁，逃到南京，从此它只能统治着长江流域及汉族人居住的南部地区。中国则由此而出现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通过这些事实就不难理解，中国史学家为何将这几个世纪称为“乱世”。 

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与中国情况相似的西罗马帝国则在政治、文化和种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过中国北方却没有发生这种变化，这主要是因为住在这里的中国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蛮族侵略者。当时的北方乃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此它可以吸收和消融涌入的游牧民族，而不必经受激进的变革。其实，在这几个动乱的世纪里，为了逃避蛮族的劫掠，许多中国人都由北方移居南方。所以不但北方仍维持了中国的特性，而且南方也已被中国化了。这样一来北方出现的部分野蛮化的倾向就被中国文化的向南扩张所抵消，而从南到北的中国化特性也被极大地加深了。因而当隋朝于589年重新统一全国时，中国就又恢复了其正常的历史进程，即同汉代一样独特的中国式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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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蛮人 

在3—6世纪之间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被野蛮的入侵者所践踏。在以下节选的文章中，中国史学家班固描述了征服汉帝国的匈奴游牧民族。* 

匈奴人居住在北方，以游牧为生。他们饲养多种动物，其中以马、牛和羊居多，骆驼和驴等其他动物则相对较少。他们经常迁徙，去寻找水和牧草；因此他们不耕种庄稼，不定居建房，也不建造城市。但在不同的部落之间却要对土地进行划分。 

匈奴人没有文字语言，因此所有的协定或承诺均由口头作出。小孩子们学习骑马、射鸟和打松鼠。当他们长到稍大一些的时候，就要开始射狐狸和兔子。匈奴人以肉而非谷物作为主要食物。所有四肢健全的男子都是技艺精湛的射手和他们各自部落骑兵的成员。 

在正常情况下，当谋生相对容易时，匈奴人就通过饲养牲育过活，并通过捕猎来扩大牲畜群。当生活较为艰难时，所有的男子就会被教授打仗的本领，积极准备发动战争。可以说，匈奴人天性如此。当敌人距离较远时，他们使用弓和箭，如果和敌人相距咫尺，则改用刀和矛。当他们自信稳操胜券时就会发动进攻，但如果他们认为战况对自己极其不利就会逃走，而并不以此为耻。他们总是唯利是图，且不懂得讲究诚信和礼节…… 

从国王到普通民众，所有的匈奴人都以动物肉类为食，以动物毛A为衣，并将A毛织成毯子。年轻强壮的人具有享受最好食物的优先权，而老人们则只能吃一些残羹剩饭。他们仰慕年轻和力量，对老弱病残则嗤之以鼻。当父亲去世后，儿子将娶其继母为妻。同样道理，如果哥哥死了，弟弟则可以娶其嫂子进门。

可汗(统治者)清早要朝拜东升的旭日，傍晚则要对月亮顶礼膜拜。在座位的排序上，在所有的座位中左边面北的位置最为尊贵。死者被埋入棺中，并陪葬金、银和衣物。但是墓地上并不以树作为区分的标志，吊唁者也不穿丧服。一旦可汗驾崩，大约100名宠臣和爱妾将被处死，好让他们的灵魂跟随可汗。 

在一场军事战斗中，匈奴人仔细跟踪月亮大小的变化。当月亮大而亮时他们就会发起进攻，而当月亮小而阴暗时他们就撤退。如果匈奴士兵杀死一个敌人，就会被奖赏一杯酒，以及他从被杀者那里获得的所有物质资料。如果他俘获了一个男人或女人，那么俘虏就成为他的奴隶。所以，在战场上，所有的匈奴士兵都为各自的物质利益而浴血奋战。他们像秃鹰一样汇聚在一起，一旦遇到挫败，他们又像流云一样迅速分散开去。他们最得意的战略是先把敌人引入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地方，然后包围敌人。战斗之后，将战死士兵的尸体带回来的战士将继承死者所有的遗产。

*From Dun J.Li，The Essenceof Chinese Civilization(D.Van Nostrand，1967)，PP.211—213·By permissonof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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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遭受侵略的时间要比中国晚得多：中国陷于“乱世”之际笈多王朝正处于其鼎盛时期。然而到了公元5世纪，东支匈奴人，即所谓的“白匈奴”，就已渡过奥克苏斯河向南推进到印度；西支匈奴人则越过俄罗斯平原挺进欧洲。在匈奴人的猛烈进攻下，笈多王朝于6世纪前半叶崩溃。至于后半个世纪的情况，目前人们只知道阶段性的入侵仍在继续，对其他具体情况则知之甚少。另外，大规模迁入印度的移民的人数已经多到了足以组成新的文化和社会集团。这些移民中最突出的是拉杰鲁特人，它是一个勇敢坚强的民族，印度西北部的拉杰布达纳区即以其名称命名。拉杰普特人属于军事贵族，他们在入侵后即逐渐被吸收成为印度刹帝利种姓，即武士贵族。他们也以信仰印度教为荣，并曾一度统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实际上，直到19世纪，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他们仍是印度一个杰出的民族。 

拉杰普特人的经历意义重大，有助于说明印度尽管经受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动乱和侵略，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侵略者被当地盛行的种姓制度所同化，更确切地说，足入侵者适应了印度的文明，而不是相反。因此同中国一样，印度在经历了动乱时期之后又在历史进程中重新出现，而她在古典时期后形成的文明虽有轻微变动，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三、居住在西方的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在西方 

然而欧洲的情形却与印度恰恰相反，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不是轻微的变动。这一地区的人侵者以日耳曼人为数最多，他们占领了中欧和东欧，即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从莱茵河到俄罗斯平原的广大地区。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组成，其中较重要的有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第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些部落一般都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使用极为相近的语言，彼此之间都能沟通。但值得罗马人庆幸的是，这些部落的统一意识非常薄弱。他们像攻击罗马人一样相互之间你争我斗，从而使得罗马帝国还能幸存那么长的时间。 

这些日耳曼民族韵制度和风俗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日耳曼文化就成为西方新兴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将日耳曼人描写成畜牧民族，记载，他们以牲口的数量来估计财富。实际上，偷牛经常引发日耳曼人的内部纷争。日耳曼人的社会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最上层为世袭贵族，通常是大地主；处于中间阶层的大多数日耳曼人是自由民，一般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没有土地的人则只好当佃农，替贵族劳动；最底层是既非自由民又非奴隶的阶层，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但不能被土地所有者进行人身买卖。这种奴役形式同罗马帝国的隶农制相似，是中世纪盛行于西欧的农奴制的雏形。 

日耳曼部落的主要权力集中于自由民大会。如果有“王”的话，“王”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每次战役指挥作战的军事首领也依此法产生。塔西佗指出，日耳曼人通常根据继承权来选举“王”，但在选举军事首领时则依据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和能力。日耳曼人的主要武器是一种又长又直的宽尖双刃剑，多用于劈砍，而不是刺杀。青年人经过正式的成人仪式便可获得佩剑的权力，中世纪欧洲流行的由扈从晋升为骑士的仪式就起源于这种仪式。每位杰出的武士首领都有一批年轻的随员，即一支扈从队，他们战时拱卫在首领身旁，效忠他，服从他；首领则向他们提供武器、给养及一份战利品。这种制度推动了后来封建制的形成，因为封建制正是建立在骑士对封建领主忠诚的基础上的。 

塔西佗一方面把日耳曼人描写成贪婪的食客、粗暴的酒鬼和玩命的赌棍，另一方面却又盛赞他们拥有高尚的道德标准，并将这些标准奉为罗马人的道德典范。他还盛赞了日耳曼人的慷慨大度，殷勤好客。严冬时节，日耳曼人喜欢成群结队地走门串户，挨家逐户地逗留，直到吃光主人家所有的食物为止。这使人联想到在中世纪的欧洲，作为封建权益的一部分，国王或贵族经常应邀连续许多天参加为他和他的随从举行的宴会。 (www.xing528.com)

日耳曼部落中妇女们的地位要远比罗马帝国的妇女们高得多。塔西佗注意到，日耳曼妇女继承并控制着财产，而且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她们都享有与丈夫平等的地位：“自古以来，都是妇女们为早已胆怯和退却的(日耳曼)军队重整旗鼓。”塔西佗还观察到，日耳曼妇女在部落事务的管理中表现积极：“人们甚至还相信女性具有某种预知未来的神力，从不轻视她们(妇女)的意见，也不会对她们提出的答案不屑一顾。”5由此看来，日耳曼妇女的地位要比同时期罗马的妇女以及中世纪欧洲的妇女们优越得多。同时期的罗马妇女被限制在家务劳动中，而中世纪的基督教规则要求妇女们要虔诚和顺从。

其实早在公元前1世纪这些日耳曼人就已开始进逼罗马帝国的边境，不过当时的罗马军团十分强大，保卫边境绰绰有余。但是随着帝国的衰微，罗马军团也受到削弱，罗马人对边境的控制也日渐松弛。因此罗马人只得采取外交手腕，挑唆一个日耳曼人部落反对另一个部落。事出无奈，’罗马人也不得不让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驻扎在罗马境内，以此作为策动他们反对境外其他日耳曼人部落的报酬。罗马人能控制他们的日耳曼盟友多久，这种政策就能维持多久。而到4世纪当他们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时，进攻的闸门便被冲开了。 

这次进攻是由欧洲人前所未闻的、令人畏惧的新侵略者——匈奴人发起的，他们那可怕的外貌及组织周密的恐怖政策使得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闻风丧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把他们描写成是“几乎粘在马上”的人，说他们“体态奇形怪状，相貌奇丑兀比，不由使人认为他们是双足野兽……” 

稍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屠戮殆尽……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没有房屋，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像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地方，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地方，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地方。6 

很明显，是其他游牧民族迫使匈奴人离开他们的发源地——中亚牧场，向西迁移，并于372年渡过伏尔加河。他们在俄罗斯平原上迅速地击败了居住在欧洲最东边的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接着又逼使邻近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败入罗马帝国境内寻求避难。西哥特人在亚拉里克的率领下进军意大利并于410年洗劫了罗马城，这一事件当时轰动了整个帝国，但不久之后这种洗劫就再度发生。 

最后西哥特人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安营扎寨，建立了罗马帝国境内的第一个日耳曼王国。匈奴人仿效西哥特人也在匈牙利平原建起王国，并以此为基地袭击罗马帝国东、西部各省。452年他们在令人畏惧的首领阿提拉的率领下突然出现在未设防的罗马城门前，据说是由于罗马教皇利奥一世说服了这位匈奴首领才使罗马城幸免于难。不论怎样，阿提拉的确没有攻城而是掉头北上。一年后的一个早晨人们发现他死于动脉破裂，身边还躺着一天前刚和他结婚的日耳曼公主。阿提拉的帝国在他死后便随即崩溃，匈奴人就此从欧洲历史中消失。

然而匈奴人的大肆破坏却打断了罗马帝国对西部各省的控制，实际上此时的日耳曼部落已经可以随意越过边境移居帝国境内。汪达尔人渡过莱茵河，经由高卢和西班牙，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王国。他们从新建的王国出发转而由海上发动进攻，455年一支汪达尔人远征队洗劫了罗马城。与此同时，勃艮第人占领了罗讷河流域；法兰克人则正在高卢北部扩张，并从此深深扎根该地；407年，当最后一批罗马士兵撤离英格兰时，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迅速地侵占了该地。当地的凯尔特族居民逃进苏格兰和威尔土山区，盎格鲁一撤克逊人从此成为英格兰的主要民族。正是在这些相继崛起的日耳曼王国的控制下，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476年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鲁斯被日耳曼人首领奥多亚塞废黜，这一事件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终结。 

此后欧洲的事态发展就是人所共知的了：西罗马帝国同中国汉王朝和印度笈多王朝一样最终屈服于蛮族。而且6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崩溃给西方造成的后果，似乎也与中国的情况相同。589年隋朝最终统一了中国，而大约与此同时法兰克国王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则似乎也在重新统一欧洲。

法兰克人起源于莱茵河下游，5世纪中移居高卢北部。在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中他们只充当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直到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当政时法兰克人才成为西方最强大的民族。墨洛温王朝最杰出的国王是克洛维(481—511年在位)，他联合法兰克各部落打败罗马人、拜占廷人和西哥特人，把从比利牛斯山脉经高卢到德意志的大片领土统一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大王国。克洛维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皈依了天主教，这不仅使他赢得了教皇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地高卢一罗马人的援助。一时问，墨洛温王朝似乎很有可能重建西罗马帝国，并通过增加莱茵河东岸法兰克人的领土扩大帝国的版图。

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同样具有恢复帝国的雄心。在西罗马帝国土崩瓦解的同时，东罗马帝国却因其强大的海军势力、丰富的财源以及首都的无险而安然无恙——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坐落在欧亚大陆间海峡的岬角上。蛮族的侵略虽然摧毁了罗马城，却攻不破君士坦丁堡。实际上，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突厥人攻克之前又在东罗马帝国的控制下生存了1000年。在这几个世纪中，东罗马帝国发展起了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由希腊、罗马、基督教及东方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为了强调这一独特性，东罗马帝国通常又被称为拜占廷帝国——之所以这样称呼它主要是由于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在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西部诸省成为各日耳曼王国后，拜占廷皇帝的宗主权自然只限于原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即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这种限制是查士丁尼大帝(527—565年在位)所不能接受的。查士丁尼在血统上是伊利里亚人，但在感情深处却是西方人。他用拉丁语说话、思维，并决心收复西方领土，恢复原来的罗马帝国。他的一位将领贝利萨留率领一小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一年内就占领了北非的汪达尔人王国。他还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了西班牙东南部；接着经过18年的艰苦奋战又征服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这样在20年间，几乎整个地中海都又变成了罗马的内湖。查士丁尼说，他希望“上帝将授予我们以罗马人因怠惰而丧失的那片帝国领土。” 

四、蛮族对西方的持续入侵 

但是事与愿违，西方并没有步中国之后尘完全同化入侵者，相反，一股新的侵略浪潮还粉碎了法兰克人和拜占廷人刚刚形成的脆弱的帝国结构，使西方再度陷人混乱和分裂之中。蒙古内部的动乱又一次迫使避难的游牧部落沿着入侵欧洲的路线向西行进。这些阿瓦尔人一开始还不为西方所知晓，他们像前匈奴人那样，以匈牙利平原为基地，向四面八方发起袭击占阿瓦尔人把日耳曼族的伦巴第人挤到了意大利(568年)；伦巴第人又把拜占廷人从亚平宁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驱逐出去，从而粉碎了查士丁尼恢复原罗马帝国的梦想。阿瓦尔人还迫使斯拉夫部落向南进入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则占据了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带。

8世纪中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并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从而重新点燃起西方恢复帝国统一的希望之火。克洛维的继承者们命运悲惨，他们被称为“庸王”，即“一事无成的国王”。然而，身居“大宰相”要职、意志坚强的宰相们却维持着王国的团结。其中以查理·马特最为杰出，“马特”意即“铁锤”，他从714年到741年一直在幕后执政。他的最大功绩是在图尔战役(732年)中打败了侵占北非和西班牙并已挺进到法兰西南部的穆斯林军队。 

马特的儿子矮子丕平不甘心充任“一事无成”的国王的宰相，他于751年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创建了所谓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以丕平之子查理曼的名字命名。查理曼是该王朝最著名的国王，他在其765年到814年的长期统治中不断征战，扩充疆域，他征服了德意志西北部的撒克逊人，打败了匈牙利的阿瓦尔人，吞并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王国，迫使穆斯林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地区。到8世纪末时其帝国已从北海扩展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大西洋扩展到斯拉夫人诸国，查理曼成为西方无可争辩的征服者。在800年的圣诞节那天，教皇利奥三世为他举行加冕称帝仪式以承认他的最高地位。据查理曼的秘书和传记作者叙述，加冕那天集会的民众大声高呼：“生命和胜利，永远属于伟大上帝的受冕者，罗马人温和的皇帝查理.奥古斯都!”

这一情景说明人们仍然抱有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但这也只能是梦想。查理曼死后不久，来自南方、东方和北方的新一波侵略浪潮就又淹没了整个欧洲。在南方，穆斯林海盗和冒险者征服了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袭击了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从而严重地破坏了海上贸易。在东方，来自中亚的另一支游牧部族马札尔人于895年到达匈牙利平原，他们仿效前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侵袭了邻近各国。 

北欧人，即维京人的侵略范围最广，他们是与陆上游牧民族相同的海上游牧民族。维京人制造了一种船来代替马匹，这种船吃水浅，速度快，灵活性强。挪威的维京人正是乘坐这种船向西航行到达冰岛、格陵兰岛和北美洲的。他们和从丹麦来的同胞一起袭击了不列颠群岛和欧洲西海岸，甚至还强行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劫掠了地中海南岸。由于瑞典东面临海，这里的维京人就渡过波罗的海到达俄罗斯一些河流，并溯流而上进入俄罗斯腹地，再沿着南流的河流下来，经人海口，进入里海和黑海。 

这样，整个欧洲就被这些大胆的侵略者们给团团围住。起初，在8世纪末和9世纪时他们只是一味掠夺，并摧毁了无数寺院和城镇。由于维京人乘坐那种吃水浅的船，能溯河而上，进入遥远的内地，因此很少有地区能够幸免于难。在当时的教堂里常可听到这样的祈祷：“啊，上帝，把我们从这些北方人的惩罚下拯救出来吧!”到10、11世纪时，维京人开始在海外地区定居下来，他们占领并统治了法兰西北部大半地区和不列颠群岛。但是无论他们定居何处，他们最终都被当时的基督教国家所吸纳。例如，法兰克国王为了进一步防止维京人的劫掠于911年承认他们的首领并授予他所谓的诺曼底公爵的称号，诺曼底一词源于定居那里的北欧人。第一任诺曼底公爵罗伦的后代之一就是征服者威廉，他于1066年成功地侵占了英格兰。 

与此同时，加洛林王朝在穆斯林、马札尔人和维京人的三面夹击下土崩瓦解，西欧再次成为屠宰场。10世纪是西欧最黑暗的时期。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似乎还从未经历过如此悲惨的现状，面临过如此凄凉的前景(见地图12)。 

五、西方历史的独特性 

纵观这些标志着古典时期向中世纪过渡的蛮族入侵活动，不难看出欧亚大陆各地区所受的影响迥然不同。由于地理上相隔遥远，侵略者鞭长莫及，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均未受到侵扰。拜占廷帝国因其擅长外交、财源丰富、海军强大而在几个世纪内成功地击退了一批又一批入侵者——日耳曼人、匈奴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波斯在萨珊王朝时期反对外来侵略也很成功，公元226年萨珊王朝取代帕提亚人王朝。萨萨尼亚人通过唤起波斯民族的自尊心，恢复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组织起穿戴沉重的铠甲的骑兵部队，统一了全国。因此波斯能够击退奥克苏斯河沿岸游牧民族的进攻浪潮；但其同拜占廷的战争则弄得双方两败俱伤，致使即将到来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掠夺变得易如反掌。

如前所述，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的遭遇都并不太好。两者均遭到蛮族的蹂躏，不过也都保存了其各自在古典时期形成的独特文明。因此一个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汉代的中国人，若在公元8世纪初复活过来，他一定会感到非常舒适、自在。他将.发觉当时的唐朝与过去的汉朝大同小异，两朝民族相同、语言相同、儒家学说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国行政管理相同等等。

与中印文明的连续性相比，西方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也就显得更为突出。如果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人于1000年、1500年或1800年在欧洲复活，他将会为居住在这一古老帝国许多地区的诸日耳曼民族及其崭新奇特的生活方式而大吃一惊。他将会发现有几种新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取代了拉丁语，上装和裤子代替了古罗马人的宽外袍，新兴的基督教接替了古罗马诸神崇拜。他还会发现罗马的帝国结构已经瓦解为一群新的民族国家，古老的谋生之道正在受到新的农业技术、新的贸易、新的行业的挑战；这种新贸易是在世界上一向无人知晓的地区开展的，而种种新行业则是使用一些无需传统的人力畜力驱动、可节省劳动力的奇特机器。 

显而易见，在这几大古典文明中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没，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代替。欧亚大陆上其他地区的文明，或是免遭侵略(如印度南方和中国南方)，或是击退了入侵者(如拜占廷和波斯)，或是遭受侵略但却幸存下来(如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唯独在西方，古典文明消散殆尽，无法复原，尽管在这几个世纪内也曾多次有人力图恢复它，但均无功而返。 

但也正是这一独特性才使西方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因此它的起因必须受到重视。正如本章第一节所述，技术停滞不前是各古典文明结构上的一个主要弱点。那么既然所有的古典文明都具有这一弱点，为什么只有西欧的古典文明会垮掉呢? 

其实只要把西欧的制度及经历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作一比较就能得出这样一些结论：首先，古典时期的西欧并不像其他地区(比如中国)那么富饶。在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夏季的几个月里，季风给东亚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则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由于这一原因，加上纬度较低的地区能够获得较多的太阳热，因此东亚具有较长较集中的耕作期，许多地方都是一年二熟。而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种植的小麦、黑麦和其他粮食作物，其亩产量也要高得多。据估计，单位面积里生产的稻米所含的卡路里，是小麦所含卡路里的5倍。因而中国的生产率也就大大高于西方，而这则又导致了中国的人口自农业出现至今也相应地比西方稠密。生产率及人口上的优势，转而又使中国能够更好地维持帝国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更有力地抗击蛮族侵略者——必要时还能同化他们。 

其次，西方缺乏可与中国相媲美的文字系统，也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这种文字系统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这一科举制度则使中国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强了稳定性。最后，罗马帝国边境上的敌人更难对付。由于地处入侵路线的最西端，欧洲几乎在各游牧民族的每次进攻中都是首当其冲。此外，罗马帝国邻近的日耳曼人要比中国西北边境上的游牧民族人数更多，而且与帝国相邻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比中国的蛮族近邻更为先进，从而其军事威胁也就更大，更长久。由于上述那些原因，这些侵略在西方拖延的时间，远远超过其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持续的时间。因此西欧也就出现一了古典时代独特的结局——帝国结构及其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这一结果的意义十分重大，以至于它被认为是世界厉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古典文明大规模的消亡为早应发生的技术革命扫清了道路。一位历史学家最近对罗马帝国的灭亡得出了如下结论： 

“总而言之，蛮族入侵给那些盛极之后就停滞不前而且似乎注定要消亡的古典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现今世界上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其废墟上重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7 

但是这里所说的“文化”其实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并无差异。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只是它们能够设法从这些蛮族入侵中幸存下来，获得重生。但是这种重生仅是旧生命的延续，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却能获得新生，从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开端。

回顾历史，西方文化的这一崭新开端的重要性便显得十分明显。在古代时期的几千年中中东曾经一直都是创始力的中心，许多主要发明也都由此传播出去。而到了古典时期，大部分发明创造则都出自欧洲、印度和中国，中东却远远地落在后面。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中东的古代文明在公元前2000年的侵略中得以幸存下来，而边缘地区的古代文明却被毁灭，从而为新的开端——新的古典文明的出现——扫清了道路。 

古典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也是如此。但这一次却是所有地区的古典文明都幸存下来，唯有西方例外，因而也就只有西方能够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并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即新的中世纪文明。到了近代，这种新的文明，就像早期农业文明必然战胜部落文化一样，远远胜过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停滞不前”的古典文明，从而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 

推荐读物 

以下作品中论及帝国的兴衰问题：S.W.Eisentadt主编的The Decline of Empires(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7年版)；和C.M.Cipolla主编的The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Methuen出版社，1979年版)。P.Brown所著的The Worldof Late Antiquity(Harcourt出版社，1971年版)，S.Magzarino所著的The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Faber and Faber出版社，1966年版)和F.W.Walbank所著的The AwfulRevolution(University of Liverpool出版社，1969年版)阐述了对于罗马衰落的不同观点。 

以下书中讨论了罗马帝国的入侵者：R.MacMullen所著的Enemies of the Roman Order(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7年版)；E.A.Thompson所著的A Historyof Attila and the Huns(Clarendon出版社，1948年版)；O.J.Maenchen-Helfen所著的The World of the Hun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3年版)；T.S.Bums所著的A Historyof the Ostrogoths(Indiana University出版社，1984年版)；G.Jones所著的A Historyof the Vikings(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8年版)。以下书中分析了入侵之后的发展：J.D.Randers—Pherson所著的Barbarians and Romans：The Birth and Struggle of Europe，A.D.400—700(Universityof Oklahoma出版社，1983年版)；W.C.Bark所著的Origins of the Medieval World(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8年版)强调了西方中世纪早期的创造性；R.S.Hoyt主编的Life and Thought in Early Middle Ages(University of Minnesota出版社，1967年版)将这一时期诠释为过渡和转变的时期。近期，M.Grant在Dawn of the Middle Ages(McGraw-Hill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中又提出了此观点。

注释

1.J.M.Keynes，Essays inPersuasion(Harcourt，1932)，PP.360—361.

2.A.H.M.JOnes，“The Decline andFall of the Rome Empire，”History，XL(October 1955)，p,220.

3.Gted by F.Klemm，A History ofWestern Technology(Allen ＆ Unwin，1959)，p.23.

4.W.W.Rostow，The Process ofEconomic Growth，2nd ed(Norton，1962)，PP.311—312.

5.Cited by S，H.Gross andM.W.Bingham，Women in 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Glenhurst，1983)，P. 11.

6.Cited by M.Hadas，A History ofRome(Doubleday，1956)，PP.204—205.

7.R.LOpez，The Birth ofEurope(M.Evans，1967)，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