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印度文明的兴起

治学是一门关于惩罚的科学。——考底利耶

我认为，我的职责是为全世界谋福利。——阿育王 

当我们的研究从希腊和罗马转向印度时，我们便进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不过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只是因自然环境不同而呈现出韵在工种、饮食、住宿和服装等方面的差别，其差别要比这根本而广泛得多。在西方，根本不存在与印度的种姓、杀戒(非暴力主义)、转世轮回和因果报应(关于道德行为所招致的结果的规律)等基本观念和制度有哪怕些微类似的东西三而这些东西则又决不仅是印度思想中深奥而不实用的抽象概念；事实上，它们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基础，决定了所有印度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所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印度模式也就完全与众不同，而且持续时间也很久，以致印度文明至今仍具有将其与其他一切欧亚文明区分开来的明显特色。 

正如本书下一章中将要谈到的，这种独特性也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不过，考察中国这一特色要看到中国在地理和历史上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况。而印度在其早期阶段则似乎与其西面雅利安入侵者所定居的地区一伊朗高原、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的早期阶段基本相似。如前文(第3章第4节)所述，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入主印度的雅利安部落拥有与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等印欧人种同样的生理特征、同样的畜牧经济、同样的社会制度、同样的宗教神灵和同样的史诗。此外，印度雅利安人在印度次大陆上与外界隔绝的程度也远不及居住在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印度西北部的山脉并非不可逾越，所以军队、商人和朝拜圣地者几百年来一直翻山而过、穿梭往来。实际上，在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北部与中东和中亚之间的相互影响都超过了印度北部与半岛南部之间的相互影响。 

于是，自然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雅利安人能形成一个与他们西面的亲族如此根本不同的文明。现在可以得到的证据很少，尚不足以提供一个具体或明确的回答。但是一个最简单而又可能的解释就是，印度雅利安人印度化了。印度雅利安人与定居在不太开化地区的亚该亚人、多里安人或拉丁人不同，他们在印度河流域遇到了一个拥有庞大的都市中心和密集的居民的高度发达的文明(见地图9)。虽然印度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已被征服、受到鄙视，但是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文化又很先进，所以无法被灭绝、赶走或同化，因而其原先的文化也就无法消除。相反，当雅利安游牧者在印度河流域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则不得不与原先的居民近距离地生活。像这样的和平共处和互通婚姻在持续几个世纪之后，其必然结果只能是文化融合。这一文化融合的情形、性质和结果就是本章所要论述的主题。 

一、雅利安人的影响 

雅利安人在侵人印度河流域后集中居住在旁遮普地区的多雨地带，因为那里有大片的草地可供放牧。后来他们渐渐地开始拓展到森林茂密的恒河流域。他们的扩张最初很缓慢，因为手头可用的工具只有石斧、青铜斧和铜斧。但是随着雅利安人在约公元前800年时开始使用铁器，其扩张的步子也就随之大大加快。这时，雅利安人的主要活动也由畜牧业转向农业——而恒河流域的季风气候则也比较适宜于栽种水稻，在旁遮普，栽种水稻比种植小麦和大麦的产量要高很多。因此人口密度的中心也就从西北部转向东部，东部成为雅利安人最初建立的强大王国的所在地。 

从畜牧业转向农业，促进了建立新村庄所必需的各种行业，如木工业、冶金业、纺织业和制革业等的发展。随着以河流充当运输粮食的交通干线，农业的进步也促主井了贸易的发展n贸易刚开始时通常实行易货贸易，母牛为大笔交易冲的价值单位。值得注意的是，当铸币出现时，雅利安人最初使用的度量衡恰恰止是其入侵之前的印度文明所实行的度量衡。城市逐渐从原先的贸易重地或专营某些行业的村庄发展而来。 

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政治统一。原先，印度雅利安人像他们西方的亲族那样，由得到长老议会和部落大会认可的部落首领组织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恒河平原的部落让位于王国，旁遮普和喜马拉雅山山麓的部落让位于共和国。在这些早期国家中，恒河下游区的摩揭陀王国由于地处两条主要商路的交汇处，又控制着铁矿丰富的地区，因此它很快就强盛起来，并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摩揭陀凭借自身的有利条件，后来成为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形成时的基地。 

公元前4世纪成立的难陀王朝是最早为建立国家而系统地开发摩揭陀资源的印度王朝。他们开凿沟渠，修建灌溉工程，创立有效的征税管理制度。难陀王们现被称为印度最早帝国的创造者。事实上，他们虽然为帝国奠定了基础，但却并没有实际建成印度文明的第一个帝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孔雀的青年冒险家，他于公元前321年夺取难陀王位，进而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帝国。 

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同时进行的是社会结构方面的重大变革。最初，印度雅利安人跟其他雅利安人一样，分成武士贵族、祭司和平民三大等级。他们没有与社会等级相关的种种限制，如职业世袭制、等级内通婚制、宴请同伴时的禁忌等等。但到公元前500年时，种姓等级制度却已经连同它的所有基本特点开始发挥作用。虽然关于种姓等级制度起源的理论不一，但学术界也都普遍同意，肤色是促进等级划分的一个基本因素。其实，梵文中的种姓——“瓦尔纳”一词，意即“肤色”。

雅利安移民非常清楚自己和印度土著人在肤色上的差别，并将土著称为达塞人，即奴隶。由于雅利安人有着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所以他们极力避免≥受其鄙视的臣民混合，并为此专门发展起划分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前三个种姓是由雅利安人自己享有的职业等级，它们由祭司(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则留给达塞人。达塞人不准参加宗教仪式，也不能拥有征服者所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种族上的划分已经不能再适应社会现实。某些雅利安部落常常与达塞部落结成联盟，进行对其他雅利安部落的战争。而且，雅利安移民还同采纳雅利安语言和习俗的土著混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达塞人的祭司也开始成为婆罗门，他们的首领亦成为刹帝利。由于这一原因，今天印度南部黑皮肤的婆罗门同样具有贵族气派，而印度北部某些地区的白皮肤、灰眼睛的贱民也不再因为他们的白皮肤而可以提高地位。为了适应这些现实，商人和某些地主被归人吠舍，而农民和一般劳动者则成为首陀罗。 

这样在这四大种姓划分内部现在就已成长起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种姓，不过它们都有四个基本特征：其一，具有独特的职业，所以银行家和商人常属于吠舍种姓。其二，世袭的原则，这体现在对婚姻复杂的规定和限制中。其三，种姓制对食物、水、接触和礼仪的纯洁还有更进一步的种种限制。其四，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准则，用以规定各种义务和责任，如赡养家庭，举行为结婚、出生和去世定下的仪式等等。

被排除在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是贱民，即不可接触的人，现在他们约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他们注定只能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或是玷污了某些仪式，或是要夺去人或动物的生命。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渔民、屠夫、刽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皮革匠和清道夫，而从事这些职业的结果就是遭致社会隔离。贱民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村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只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寺院和水井。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玷污各种正规种姓的成员，换而言之，他们不得与正式种姓的成员发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不能被这些人看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直到最近几十年，每当贱民们走出自己的住处或村庄时，他们仍旧必须敲打一对拍板以警告他人他们正在走近。 

而且贱民们今天还进一步遭受到心理上的摧残，这种摧残同身体上的伤残一样会使人残废和退化。.按照因果报应的学说，一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贱民们就是因他们前世犯下了罪孽所以今生才必须受苦。这样一来改善来世的地位也就成了贱民们惟一的希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能恭敬地履行现世中的责任和义务。 

由于受到社会法令和宗教法令的共同作用，种姓制度至今仍在起作用。而且，种姓制度里也有关于相互帮助的种种规定，这使得一个人只要遵守规定便能获得安全，所以种姓制度现在仍是印度社会钢铁般牢固的构架。虽然它现在已受到改革者的攻击，并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急迫需要而遭到破坏，但它实际上仍在印度四分之三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发挥着作用。 

二、改革与反改革 

以法、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为基本原则的种姓制度也是印度宗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雅利安人最初所信奉的典型的部落神都是自然力量的化身，如因陀罗是雷和战争之神，阿耆尼为火神，苏摩是神圣的令人陶醉的苏摩液之神。.这些自然之神对游牧民来说是很适合的，然而当雅利安人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就不得不转而信奉新的神，从而也就出现了印度教的“三大神”一造物主梵天、仁慈的保护神毗湿奴、强大的毁灭之神湿婆。这些新神，尤其是湿婆，与在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遗址中发现的文物惊人地类似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那时的雅利安人自然会沿用当地古代农业文明在数千年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适应农耕文化的一些宗教思想和习俗。 

与这些新神相伴而来的是权力愈来愈集中到祭司阶级即婆罗门的手中。这一变革可能也同样来自雅利安人之前的古印度文明宗教传统。婆罗门在某些地区与印度土著宗教领导人发生交往，学会了土著人的巫术和习俗；，那时留下的一些遗迹也显示了祭司集团统治一切的高度集权的气象。不管在遥远过去的历史原型是什么，婆罗门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精通的《吠陀经》即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在举行宗教仪式和祭典时由婆罗门大声朗诵。它们通过世代口口相传而留存下来，由于它们在人们的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所以被逐词逐音地熟记。作为这_宝贵遗产的保管人和传播者，婆罗门能够以高于世俗首长刹帝利的印度社会领导人的身份，提出并实施自己的主张和要求。 

婆罗门由于他们的职责所具有的神圣性质而享有很多特权和豁免权。婆罗门向赠送他们礼物的人保证，他将在今生和来世获得相应的报答。对赠送“土地这种礼物”婆罗门评价最高，称其“解除了赠送者的一切罪孽”，而它自己则也由此得到了大量的地产，包括整座的村庄。除此之外，婆罗门还可免交各种捐税，因为人们认为婆罗门以自己的虔诚行为清偿了这种债务。而且由于婆罗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不能被判处死刑或任何类型的肉刑。最后，有关法、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的教义实际上也为婆罗门控制人们的心灵提供了无法抗拒的手段。因为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他过去所作所为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人对来生的希望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忠实地履行所规定的种姓义务而不管这义务是多么麻烦或多么屈辱，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再有什么个人做决断的机会了。 

婆罗门的种种无理要求和强征勒索，是导致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印度进行宗教改革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则是上文提到过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造成了一个富裕的商人等级，即吠舍种姓，吠舍种姓对在它之上的两个种姓享有种种特权极为怨恨。再一个因素就是，婆罗门与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因为非雅利安人虽然可以被吸收为印度教信徒，但他们对祭司处于支配地位也非常不满。现在一般认为，佛陀所属的尼泊尔山区的释迦部落就属于蒙古种族，而不是雅利安人所属的印欧人。这三个因素结合到一起，也就促成了那两个世纪里印度宗教界和知识界的动乱。人们开始要求自由——自由是一种比僵化的宗教仪式和死板的教义更富有意义且令人满意的东西。 

动乱的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苦行主义的风气。在最有活动能力、富有才智的人中间，有一部分人开始与社会疏远，沉浸于纯粹的内心反省。他们发明了各种训练(如瑜伽修习)人心无旁骛、最后进入出神或入迷状态的修行方法。那种专注的状态，神秘主义者称之为“启蒙”，无神论者称之为“自我催眠”。而通过内心的反省和沉思又引发了许多改革运动，此中最重要的就是佛教。这个新的宗教排除了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的位置，它要求所有的经文都能被全体信徒所理解，而不仅仅是由处于上层的少数祭司垄断。佛教还废止了巫术、献祭和晦涩难解的经文。 

随后不但在印度，而且在欧亚大陆中部、东亚和东南亚，佛教都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但从公元600年起佛教就渐趋衰落，最后它仅存在于少数几个地方，并处于没落状态。这一伟大的宗教运动从其诞生地反常地消失的一个原因是，它未能为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危机做好准备，未能为出生、结婚、去世和世俗生活中其他一些关键性的转变提供种种仪式。相比之下，婆罗门则准备好了自己的种种礼仪。这一优势确保了他们尽管遭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却仍能生存下来。此外，更重要的是，婆罗门自己也从事改革，他们在富于哲理性的经典《奥义书》中提出了他们设计的通向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婆罗门教导说，弥漫整个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婆罗门——一个具备一切知识和知觉的生命体。他是全宇宙的灵魂和无处不在的精神，而其他一切则都不过是一种幻觉。个人灵魂——“自我”，是上帝的一束火花。它通过轮回不断地变换状态，直到被重新吸收为婆罗门而获得解放。识别个人灵魂和宇宙灵魂是献身宗教的人通过修行、反省和退出感觉世界而试图达到的最终目标，因此印度教信徒中追求真理的人能够抛弃世界。虽然佛教作为一个发挥现实作用的宗教信仰已在印度消失，但由于其基本信条已为印度教的反改革运动所吸收，所以它至今仍在印度间接存在。

三、孔雀帝国 

现在让我们将关注点从宗教运动转向政治发展，政治领域中一个突出的事件就是印度出现了第一个帝国——孔雀帝国。如本章前文所述，当雅利安人移居恒河流域时，也就把政治活动重心转移到该地区，特别是转移到该地区的摩揭陀王国。当时，印度半岛西北地区正自行其是，凭借其同波斯文明的密切联系而与印度其他地区相分离。实际上，约公元前518年时，波斯帝国的大流士皇帝就已越过兴都库什山脉，将旁遮普西部收编为波斯帝国的第二十个省。两个世纪以后，也就是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从西北部入侵印度。但他在印度仅呆了两年，而且在他离开后不久，旁遮普的希腊殖民政权就完全消失了。不过，尽管亚历山大待在印度的时间不长，但是他发动的战争确实对印度后来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其中一个影响就是使从印度西北部经阿富汗和伊朗最后抵达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诸港的东西方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亚历山大在整个中东建立的希腊殖民地无疑也为这一贸易作出了巨大贡献。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化国家一直致力于促进这一贸易达200年之久。 

但对印度历史来说，最重要的影响还要数亚历山大在废除了印度西北部的几个王国和共和国造成当地的政治真空地带方面所起的作用。旃陀罗笈多·孔雀迅速填补了这一真空，建立了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帝国。亚历山大撤离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22年，旃陀罗笈多正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将领，他夺取了摩揭陀国难陀王朝的王位，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在以后几年里，他稳步地朝西北方向扩大自己的统治，直到他的帝国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印度河流域，并包括了这两条大河的三角洲地区。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他的国土。因而就连后来塞琉古作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而当上中东的国王，并试图重新获得亚历山大的印度地区时，旃陀罗笈多都毫不费力地击退了他。

旃陀罗笈多的儿子征服了德干，而他的孙子，著名的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则征服了羯陵伽，即印度东部。因而在阿育王统治时期，孔雀帝国包括了除南端以外的整个印度半岛。 

孔雀帝国时期的印度国富民强，政治清明高效，就像极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一样。无数的驿道上，成群的商人、士兵和王室信使往来不绝。对东海岸羯陵伽的征服也促进了贸易发展，帝国设立了一个海事部专门负责维护航道和港口。首都华氏城被称为“花城”，因其公园、公共建筑物、9英里多长的河边绿地和吸引国内外学生的教育制度而闻名于世。 

所有这一切全靠“国王提取六分之一”的收成来供养，不过国王提取的收成实际上经常都会提高到四分之一，留给农民的仅够维持生存。帝国的法律是严厉的，维持秩序的手段也是无情的。军队号称有70万人，配备有9000头大象和10000辆战车。精干的密探无处不在，通过信使和信鸽将一连串的报告送交首都。严酷的刑罚常被用作惩罚和逼供的手段。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高效率的、严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它充分体现了考底利耶所说的名言：“政治学是一门关于惩罚的科学。” 

阿育王的统治表明，传统型的帝国统治已经发生了根本而独特的变化。他在用特别残忍的战争征服羯陵伽王国之后，内心也经历了一场急剧转化。他自己描写说看到十多万人被杀死后，他感到“深深的悲伤和悔恨”。从此以后，阿育王便开始致力于促进和实现佛陀的教义。他根据佛教教义颁布自己的敕令，告诫人们发扬佛陀的美德——俭朴、富于同情心、相互宽容和尊重各类生命。阿育王更关心的是人民而不是他的政府，所以他兴办了许多并不会给国家带来直接利益的公共事业——医院和国家公费医疗，驿道两旁的果园和休息场所，分配施舍物给各个教派，派佛教团体去外国传教。 (www.xing528.com)

阿育王并没有使佛教成为国教，也没有迫害其他教派。相反，他对各教各派都予以慷慨的捐助。这不是宗教上的变革，而是处事态度的改变。他最强调的是宽容和非暴力主义，不仅因为这两者是合乎道德需要的东西，而且因为它们会促进他那庞大且复杂的帝国的和谐。这种态度在阿育王统治期间被证明是很成功的，因为他在民众的欢呼声中统治了长达41年。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他的王朝就被推翻了，他的帝国也遭到了毁灭。

其实上述历变已经成为印度古代历史的一个模式。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印度则恰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间以长期的分裂。这并不是说印度就没有统一。印度有统一，但这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印度文化强调的是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忠于国家，这从种姓等级制度的地位高于任何政治制度这一点可以证实。因此可以说，印度文明在一个范围里增进了统一的文化的同时又在另一个范围里破坏了政治统一。 

四、侵略者、商人和传教士 

随着公元前2世纪初孔雀帝国溃灭而至的是长达500年的混乱和黑暗统治。不过在此期间可以看到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是印度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日趋增长，它对印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就是涌来了不计其数的入侵者。最初是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人，其后是帕提亚人，再后来是西徐亚人，最后到来的是贵霜人——而这还仅仅是数了那些最重要的。这些人建立的帝国都是兼跨印度、中亚或中东，它们都促进了沿着由印度北部向西到中东、向北到中亚和中国的商路而进行的有利可图的贸易。同时这也是一个使罗马商人来到印度南部和西部、使印度商人来到东南亚的跨国贸易欣欣向荣的时期。就像希腊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经商和殖民一样，印度人则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经商和殖民。 

在文化领域，印度佛教传播者也在这几个世纪里将他们的教义传播到了周围所有的国家。以乞讨为生的祭司们可以泰然地周游于彼此敌对或秩序混乱的各民族之间，因为他们太穷了，不值得抢劫，而且他们周身又被一种超自然的献身气氛所环绕。抢劫或伤害这种人的动机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惟一的回报只是有可能遭到天谴。因此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也就被传播到了周围所有的国家，并在传播过程中使一切文化获得共同发展。不过文化的交流决不只是单向的：来自北方的一批批入侵者也随身带来了希腊、波斯和中亚的种种文化。公元1世纪时，一个新的宗教——基督教——由海路传人印度。据传说，圣多马于公元52年前后抵达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他在那里建立了许多教堂。然后他从那里经陆路旅行到东海岸，不过他的布道在东海岸遭到了强烈反对，他自己也于68年在马德拉斯附近被人杀害。但是他在马拉巴尔地区的工作却结下了丰硕成果，那里有相当多的基督教团体一直存在到今天。 

五、笈多古典时代 

公元4世纪时伟大的笈多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前几个世纪中的入侵者都被印度文明同化、各路文化潮流融会贯通、结下丰硕成果的时代。这个印度文明的古典时代，可与西方的早期帝国或奥古斯都时代相媲美。笈多帝国同孔雀帝国一样，以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为根据地。这一国家在孔雀帝国崩溃后设法维持了自己的独立，然后乘贵霜帝国溃灭之际再一次将其势力扩张到由贵霜帝国崩溃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地区。 

笈多时代开始于约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登基之时，笈多帝国在他孙子旃陀罗笈多二世(375—415年在位)的统治下臻于极致。旃陀罗笈多二世极力扩张，直到将他的帝国从印度河拓展到孟加拉湾、从北部山区扩展到纳巴达河流域为止。笈多帝国是一个北印度帝国，并未统一整个半岛。实际上，当时的南印度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因为温迪亚山脉仍是将半岛隔为两半的有效屏障。南方各民族操的是德拉维语，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卡纳拉语，与北方人所操的印度雅利安语不同。但在另一方面，南方又接受了印度教、佛教及其社会习俗，并将梵语作为其经文和教育用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文明，它不管各民族截然不同的种族和语言背景，也不管南方数国独立并存的局面，牢固地将形形色色的民族结合在一起。

笈多帝国似乎曾经拥有过引人注目的繁荣，而且这一繁荣还由于旃陀罗笈多二世实行货币改革、采用标准的金币和银币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无论是半岛的内部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其贸易量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笈多统治之际的安全状况也有了提高，这在对外贸易贷款的利息率降低这一点上可以反映出来：孔雀时期的贷款利率为240％，而到笈多时期则已降为20％。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工业门类是纺织业。纺织品包括丝绸、平纹细布、印花布、亚麻布、毛织物和棉布。这些东西由于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得到大量生产。其他重要的行业则有冶金业、制陶业、雕刻业和珠宝加工业。 

从中国佛教朝圣者的报告来判断，笈多帝国的统治比孔雀帝国要温和。东晋僧人法显曾在其逗留印度的401—410年间周游了各所寺院，印度礼仪周到的服务和普遍繁荣的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虽然笈多王朝信奉印度教，但并不歧视佛教徒。而且乡村也是一派安宁、繁荣的景象，不像在孔雀帝国统治时，受到警察和密探的骚扰。此外法显还注意到： 

“(印度)人口众多，人民很幸福；他们无需登记自己的家庭成员，也不用侍候任何地方行政官或留心他们订下的规章制度；只有耕种王室土地的人需交纳(一部分)收成。如果他们想迁居，则去；如果他们想定居，则留。国王的统治不依靠砍头或(其他)酷刑。罪犯只是被处以罚金，罚金的多少视罪行的轻重程度而定。即使遇上一名企图进行万恶的叛乱活动的人，也只是将其右手砍去。国王的警卫人员和随从都有薪水.…一市场上没有肉店和卖酒的商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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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僧人眼中的印度 

中国来印度朝圣的佛教徒留下了关于古典时代印度的极为宝贵的描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玄奘，他在公元629年至645年间访问了印度的各个地区，并留下了下列生动的记述。* 

城镇和村庄都有几座城门，城墙又宽又高，城内街道和小巷曲曲折折，道路蜿蜒逶迤。交通要道都是土路，店铺设在道路两旁，上面挂着合适的标志。屠夫、渔夫、舞女、刽子手和清道夫不能住在城里。这些人在屋外行走时只能走路的左边。他们的屋子都建在郊区，被矮墙围起来。这里的.泥土柔软而泥泞，城镇的墙大多是用砖和瓷砖建造的。城墙上的塔楼是木头和竹子的；房子都有阳台和嘹望台，这些建筑也是用木头建造的，上面抹了一层石灰和胶泥，屋顶盖着瓦片。各种各样的建筑都和中国建筑的样式类似，盖屋顶的材料有茅草、瓦片、树枝和木板。屋里的墙上抹着大量的石灰和泥浆，还掺杂着用来起粘合作用的牛粪。不同的季节里印度人抛洒不同的花朵，这似乎是他们与众不同的习俗……， 

印度人对个人卫生十分在意，在这方面任何时’候都来不得半点马虎。他们在饭前要洗手，他们从不吃上一顿剩下的东西，他们不相互夹菜。木制和石制的器皿在用完后必须销毁；金、银、铜、铁制的器皿在每顿用完之后都要清洗和擦亮。饭后他们用柳条漱口刷牙，并要洗手。 

不洗浴完毕的话，他们不会彼此接触。每次如厕之后他们都要洗干净身体并喷上香水。 

最常见的食物是牛奶、黄油、奶昔、绵糖、冰糖、蓖麻子榨的油和各种玉米作的当.主食的蛋糕。他们一般吃新鲜的鱼肉、羊肉、羚羊肉和鹿肉，但有时也腌着吃。他们严禁吃牛向、驴肉、象肉、马肉、猪肉、狗肉、狐狸肉、狼肉、狮子肉、猴肉和所有带毛的动物的向…… 

家庭用品并不缺乏。尽管他们有煎锅和炒锅，但他们却不知道用来煮饭的蒸锅。他们有许多于泥制成的器皿，他们很少用红铜器皿：他们吃饭时只用一个器皿，所有的饭菜都放在一个盆里，他们用手抓着吃。他们没有汤匙，也没有茶杯，当然也不用筷子。 

*见Si-Yu-Ki，Buddhist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trans.S.Beal(KeganPaul，1884)，I.pp.70—89.Reprintedby Paragon Reprint Corp.,New York(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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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学和文学方面，笈多时代是梵语获得成功的时代。梵语这种从前为婆罗门学者所使用的颇为陈旧的语言，现在又卷土重来，并被运用到政府和世俗文学中。在王拿的慷慨资助下，诗歌和散文欣欣向荣。其中最杰出的是被称为“印度的莎士比亚”的迦梨陀娑所写的著作，他将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改编成戏剧或抒情诗。他的七幕剧《沙恭达罗》自从在18世纪后期被译成英语后，一直受到普遍的赞赏，并被搬上外国舞台。将《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伟大的民族史诗编成定本，可能是笈多时代最大的文化成就。这两部史诗的早期改编本虽然在公元前的许多世，纪以前就有了，但现在已完全失佚。今天只能看到以笈多作家编定的样式出现的版本。不过这些编定本仍是印度文学的经典和印度传统的宝库：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成了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书中大量的故事为世世代代作家所采用，书中的哲学诗《薄伽梵歌》成为印度教最重要的圣典。 

在科学方面，笈多时代的成就也很杰出。与希腊人的交往使双方的思想发生了有益的交流。公元476年生于华氏城的阿耶波多是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断定地球是一个球体，绕着地轴自转；月食是地球的阴影落在月亮上所引起的；二个太阳年的长度为365.3586805天——这一计算的误差极小。 

无疑，印度人对科学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0”的理论和作为演算基点的十进制。这一基点可以采用任何数位；印度人选取10大概是因为他们靠十个手指来计数。有了十进制，需要的单数仅为0，1，2，…9。而古代希腊人则不同，对他们来说，888中的每一个8都是不同的。对罗马人来说，888要表示成DCCCLXXXVIII。若应用这些进位制来进行乘、除法运算显然是很困难的。这些简单的印度数字被阿拉伯商人和学者传到西方，并被称为“阿拉伯数字”。然而尽管具有明显的优点，这些数字却长期受到藐视并被认为是异教徒的东西，因为它们太易伪造了，短短的一划就可以把0变成6或者9。直到15世纪后期印度造的阿拉伯数字才在西方流行，从而也打开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科学的大门。现在回顾起来，印度的这一贡献是很突出的，它可与轮子、杠杆或字母表等发明相比肩。 

推荐读物 

关于印度文明最有用的原始材料汇编是W.T.deBary等所编的Sourcesof Indian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8年版)，以及A.T.Embree主编的The HinduTradition：Readingsin Oriental Thought(Vintage出版社，1972年版)。另一本价值不可估量的参考著作是J.E.Schwartzberg主编的A HistoryAtlas of South Asia(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78年版)。 

一本写得很好的关于印度的通史是S.Wolperr所著的A NewHistory of Ind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7年版)。也可参考下列四本著作：P.Spear所著的India：A ModernHistory(University of Michigan出版社，1961年版)，R.Thapar所著的A Historyof India(Penguin出版社，1961年版)，D.D.Kosambi所著的AncientIndia：AHistory of Its Cuhure and Civilization(Pantheon出版社，1965年版)，以及H.Kulke和D.Rothermund合著的AHistory of India(Croom Helm出版社，1986年版)。 

关于印度社会学的解释参见D.G.Mandelbaum所著的Societyin India；Contiuuityand Change，两卷本，(University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0年版)和B.S.Cohen所著的India，TheSocial Anthropology of a Civilization(Prentice Hall出版社，1971年版)。在下列书中还可以找到许多有趣的材料：J.Auboyer所著的DailyLife in Ancient India from Approximately 200B.C.to A.D.700(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1961年版)，以及M.Edwardes所著的EverydayLife in Early India(Batsford出版社，1969年版)，此书对生活在公元前300年到公元700年间的印度人的生活进行了生动的分析。另可参阅K.W.Morgan所著的AsianReligion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nduism，Buddhism，Islam，Confucianism，and Taoism(Washington出版社，1964年版)。

注释

1.Fa—hien，ARecord of Buddhist Kingdoms，hans.J.Legge(ClarendOn，1886)，PP.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