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希腊—罗马文明的进程和性质

雅典教出来的学生又都成为其他民族的老师；雅典文化的辉煌已使“希腊人”一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是表示一种精神面貌。——伊索克拉底

在接下来论述希腊一罗马、印度和中国这三大古典文明的三章中本章的篇幅最长，因为本章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这两个虽然截然不同但却又相互联系的文明集中到了一起来进行论述。古典时代西方的历史发展与印度和中国全然不同。所有这三大文明起初都是从范围有限的中心发源地逐步扩展到涵盖所有周边地区：希腊文明是从希腊半岛扩展到地中海西部，印度文明是从印度河流域伸展到印度南部，中国文明是从黄河流域延伸到中国南部。正如第三章中所述，铁制工具的发明为农业扩大到森林茂密地区，并为商业和殖民地拓展到新的沿海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到了古典时代，这一共同模式却不复存在。印度和中国的新兴文明地区通常仍由其起初的文明核心地区主导支配，而西方则不同，罗马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不仅征服了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本土，还征服了中东的西部地区——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在这一征服过程中，罗马为西方历史开启了一个虽与过去有联系但仍属于西方文明的新阶段。希腊和罗马这对姊妹文明的进程和性质就是本章论述的主题。 

一、希腊文明的形成时期(公元前800年—前500年) 

随着公元前12世纪多里安人的大举入侵，希腊堕人“黑暗时代”(见第3章第5节)。这一时期的希腊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在政治上实行部落制和贵族政治，其活动范围则仅限于爱琴海区域。但到公元前6世纪末这一切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部落制让位于城邦制，其他社会等级联合起来向贵族阶层发起挑战，工商业开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希腊的殖民地也又开始逐渐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一带。所有这些发展构成了希腊世界形成时期的全面转变，并为它后来顺利地进入古典时代打下了基础(参见地图8)。 

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促成这些发展的基本原因。希腊地区的自然资源很贫乏，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而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能合理地加以开发和利用则是供养如中东、印度和中国所建立的帝国的必要前提。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连绵不绝的山脉，不仅限制了当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还把乡村隔成了互不相连的小块，结果造成希腊人没有天然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地理政治中心。而入侵者在侵入之后就会在彼此隔离的村庄里安居下来。这些村庄通常坐落在易于防卫的高地附近，因为高地上既可设立供奉诸神的庙宇，又可作为遭遇危险时的避难所。这些由村庄扩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被称为“城邦”，而提供避难所的地方则被称为“卫城”或“高城”。各城邦多设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以此来吸引更多的移民，以便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城市。许多小城邦就是这样形成的，它们彼此相互隔绝，但却又生气勃勃地独立发展。 

刚开始时诸城邦主要靠种粮、放牧和捕鱼为生，但到公元前8世纪初时这一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已经因为人口日渐密集而遭到破坏。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海上去当海盗、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像当时普遍的做法那样，同时从事这三种活动。到5世纪时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已经布满了繁盛的希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了克隆母邦样式的海外城邦(见第4章第2节)。 

殖民地的建立引发了连锁反应，最终改变了整个希腊世界。殖民地把以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本土，交换酒、橄榄油和布匹、陶器等制成品。这种贸易促使希腊本国的商品经济急速发展。希腊的土壤适于经营橄榄园和葡萄园而不适于作麦田，现在既然小麦可以进口，那么岩石密布的山坡也就可以被用来种植葡萄树和橄榄树，这一转型使希腊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以前种植粮食作物时增长了2—3倍，而且它对制造业的促进也很大，这可以从人们不仅在地中海周围，而且在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也发掘出大量希腊陶器这一事实上看出来。与此同时，希腊商船队也在贸易运输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时的贸易物品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积都很庞大，希腊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将其运销各地，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外希腊人还率先使用硬币来作交换媒介，硬币日渐广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进了经贸活动的发展。 

不过农业的商品化对其经营者来说在意味着获利的同时也意味着负债，这对小土地所有者来说就更是如此。从前，贵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农作物的形式进行的，碰上年景不好时由田地所有者与承租人共担风险。而现在，外国市场、货币经济和新的奢侈品的结合则使小农们受到了各种伤害，因为他们必须独自承担风险，一旦年成不好他们就不得不抵押物品，丧失赎取权，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农民们激烈地要求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同样，城市里新兴的富裕阶层也站起来要求获得与他们经济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们得到了手工业工人、码头装卸工人和水手等城市贫民的支持。于是，所有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便开始一道奋起反对由拥有土地的贵族独掌政权的传统政治制度。 

7世纪时希腊社会的改革运动大大加强，这应归功于以往在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贵族骑兵此时已为穿戴盔甲的重装步兵所取代。重装步兵左臂挎盾、右手执长矛，以密集队形排列成坚固方阵，作战时步调一致，因而在与以往战无不胜的骑兵对阵时他们也能以密集的阵势将其击败。这一新军种不仅瓦解了贵族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而且提高了那些独立的、能为自己提供进入方阵必需装备的农民和工匠的地位，增加了他们的政治影响。 

经济变革和军事变革共同作用，从而引发了相应的政治变革。在黑暗时代，各城邦起初实行君主政体，后来则都渐渐地转向贵族寡头政治，到7世纪时各城邦都已由称为“僭主”的独裁者在进行统治。这些雄心勃勃的独裁者一般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支持民众的要求，因而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夺得了个人权力。“僭主”一词就是指那些未经过当时合法的政治推选程序而进行统治的人，并没有道德谴责的含义。实际上，僭主通常都是支持平民而反对贵族特权阶级的，他们常常——虽然并非总是如此——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

伯罗奔尼撤半岛南部的斯巴达是与其他希腊城邦发展民主政治的趋向正好相反的一个典型。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斯巴达人的祖先多里安入侵占了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变成了奴隶，称其为希洛人。公元前8世纪后期，斯巴达人征服’了附近麦西尼亚的肥沃平原，从而泯灭了其向海外扩张的想法。不过，他们也不得不因此而为保证自身安全而付出沉重的代价。斯巴达享受不到因与外国交往而带来的经济和智力上的进步，他们只能过着一种很少变化的农业生活。而且为了控制大批受其压迫的当地居民，斯巴达人还不得不把自己的国家组织得像一个军营，让一切都服从军事需要：体弱多病的婴孩被遗弃在荒野等死，只有体质好的婴孩才得到抚养；男孩从7岁起就住到兵营里受训练，所有不满60岁的男子都得接受军纪的约束；奢侈晶不受欢迎，个人生活几乎全被取消。人们每天早晨都不得不跳人欧罗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训练、餐桌上食品匮乏、用斧头砍制而成的木头房子十分粗糙，这些困苦在整个希腊都出了名。有组织的娱乐活动、集体进餐、公众事务、军事训练和执勤等活动几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社会制度使斯巴达人成为整个希腊最好的步兵，但也使得他们对剧本创作、雕塑艺术或哲学思辨不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去做。 

而与此同时，雅典人则发展起了一个与斯巴达截然相反的社会。雅典人不是扎营在怀有敌意的土著居民中的一伙入侵者，他们自夸是阿提卡的土著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一样，他们最初实行君主政体，以后转型为由九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这九个执政官是主要执政官，全部属于贵族。不过和斯巴达大不相同的是，雅典后来朝民主化方向发展过去。急速发展的贸易创造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同失去产业的农民联合到一起要求实现政治自由化。公元前594年，所有的政治派别都一致同意任命梭伦为首席执政官，执掌政权，施行改革。梭伦采取的减轻社会痛苦的措施既简单而又严厉：他将债务人失去的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归还债务人，让因负债而沦为奴隶的所有平民都重新获得自由，并永远禁止债务奴隶制；在政治领域，梭伦第一次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不过当时公民大会拥有的权力仍旧十分有限；另外梭伦还规定富裕商人可以担任执政官，并设立新的、更受欢迎的陪审法庭来代替贵族最高法院行使部分权力。总之，梭伦的主要贡献就是在组织上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立了基础。 

但是在梭伦改革后的30年中，由于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雅典依然充满了斗争。虽然奴隶制这时已经是非法的，但是贫民们发现谋生却仍很艰难。同样，贵族的特权虽然也多少受到了些约束，但它却仍能阻拦人民立法。在这种情况下，庇西特拉图在约公元前560年时成为雅典历史上第一个僭主。在他统治的30年间，他将贵族的土地划成小块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并让城市贫民参加大规模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获得国家补助。庇西特拉图死后，他的儿子们继位为僭主，但是由于他们个个昏庸无能，所以雅典的政治斗争也就变得更为尖锐复杂，直到约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权局势才有所改观。克利斯梯尼取消了原有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十个实际上是按地区划分而不是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新部落。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克利斯梯尼还建立五百人会议，规定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五百人会议除了为公民会议准备议案外，还握有最高执政权和行政权。由于克利斯梯尼的这些改革，到公元前500年时雅典已经出现了民主政治，而此时的斯巴达则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军事化社会。. 

二、希腊文明的古典时代(公元前500年—前336年) 

伯里克利曾在他那篇著名的、悼念公元前431年在与斯巴达人战斗中殉国的雅典士兵的追悼辞中骄傲地宣布：“我们的城市向全世界开放……雅典是希腊的学校。”这番看似有些自我夸耀的话其实是完全切合实际的。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使斯巴达和其他所有的希腊城邦相形见绌。伯里克利时期是雅典的黄金时代，也是全希腊在古典时代中的黄金时代。 

雅典当时之所以能够占有卓越地位，是因为它在打败庞大的波斯帝国这场重大战争中起了最关键的作用。此外，这与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前不久幸运地发现劳里昂银矿也多少有关。雅典人在得到这笔财富后决定建立海军，并建造了200余艘最新式的三层划桨战舰，这支舰队在随后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希波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波斯人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征服了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城邦。波斯人暴虐地干涉这些城邦的内部事务，使它们于公元前499年发动了反对波斯的起义，并向希腊本土的城邦求援。考虑到那时波斯帝国的对外扩张正越过俄国南部从北面威胁巴尔干半岛各国，希腊本土各城邦对小亚细亚城邦的求援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但到公元前494年，尽管得到了希腊本土城邦海军的援助，小亚细亚诸城邦还是被波斯帝国制服了。接着，波斯皇帝大流士决定对在希腊本土负隅顽抗的希腊人进行惩罚，他派出二支远征军，于公元前。490年在雅典西北面的马拉松登陆。虽然雅典人由于诸城邦之间的敌对几乎是独自作战，但他们的方阵还是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从而大大提高了希腊人的士气。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在希腊人中，看到穿波斯服装的人而敢于勇敢抵抗的，雅典人当属第一批；在此之前，希腊人只要一听到波斯人的名字就不寒而栗。”

十年后波斯人又卷土重来，这次集结的武力比十年前要强大得多，大军取道穿越色雷斯和色萨利的陆路杀奔雅典u一支由斯巴达人统率的希腊联军为了阻击波斯人在温泉关英勇地力战军死。虽然波斯陆军攻人并洗劫了雅典，但雅典海军则在附近的萨拉米斯湾击溃了波斯军队；当波斯人从爱琴海撤退时，希腊联合舰队尾随其后，又一次赢得海战的胜利。不久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就陆续摆脱了波斯人的统治，希腊人完全击退了波斯这个统治中东的庞大帝国。 

希腊人赢得希波战争的胜利有着重大影响。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它使希腊人免遭东方专制主义的统治，得以保持自身民主政治的特色，从而为人类文明做出其独特的贡献。其次希腊人的胜利，特别是雅典海军的胜利，也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为划船投入战斗的划手都是没钱将自己装备成重装步兵的公民，所以城市贫民这次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有财产的重装步兵还要重大。而这自然也加强了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它在伯里克利时期(公元前461一前429年)达到其最高潮。 

伯里克利虽然出身贵族，但却是一个热心诚挚的民主主义者，他将权力转移到由全体雅典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是处理雅典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一年召开40次例会，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召开临时会议。它不仅要解决一般的政策性问题，还要对政府在外交、军事和财政等一切领域的所有活动做出详细决定。伯里克利还规定大部分公职实行薪给制，以便使贫民也能担任公职。另外，他还建立起许多由陪审团做最后决断的民众法庭，陪审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因此伯里克利完全有理由在他的演说中自豪地宣称：“雅典是希腊的学校。” 

雅典在希波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导致其最终建立起控制整个希腊世界的雅典霸权，而斯巴达则由于其一成不变的小农经济和经常受到国内希洛人起义的威胁而停滞不前。雅典带头联合爱琴海各岛及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组成了一个同盟，因同盟总部起初设在提洛岛上，故称提洛同盟。同盟的宗旨是防备波斯人再次发动进攻，以确保盟邦的共同安全。原则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开全盟例会时每一加盟城邦都有一票表决权，但实际上从同盟刚成立时起便由雅典派出将军掌握了行政领导权，没有战舰或不愿提供战舰的盟邦须向雅典交纳贡金。雅典还逐渐加紧对各盟邦的控制：同盟金库从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铸币成为共同的交换媒介物；入盟各城邦不得退出同盟。这样一来，到公元前450年时同盟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帝国，用欧里庇得斯的话来说就是，雅典的权力已从爱奥尼亚“向外扩大到大西洋”。 

雅典是海上霸主，斯巴达是陆上霸主，两个霸主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战争绵延达十年之久。斯巴达军队虽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却始终末能攻破连接雅典和大海的长城，这个长城是雅典用来保证物资供给的。而雅典人一方，由于公元前429年遭受严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连伯里克利也罹疾而死，所以只能胡乱地攻击伯罗奔尼撒沿岸一带。公元前415年，雅典决定派舰队远征西西里，切断斯巴达的粮食供给，结果却以惨败告终。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道：“舰队和军队统统从地球表面消失，什么也未能留下。”雅典盟邦趁机纷纷叛离，斯巴达人终于击毁长城；公元前404年雅典因受到围困、迫于饥饿，只好宣布投降。雅典仅保留了一个城邦的地位，舰队和帝国统统丧失，甚至就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政治也因斯巴达强加其上的一个短命的贵族寡头政权而结束。 

这场毁灭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得整个希腊世界都陷入了民穷财尽的困境，而存在的问题却一个也未得到解决。由于斯巴达专横跋扈，底比斯和雅典为求相互保护而结成新的联盟。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达人遭遇了其200年来第一次军事上的惨败，并在以后十年里称霸希腊本土；紧接着，血腥的相互争斗又一轮爆发，各城邦再一次被卷入由不断变动的联盟和小规模的战争所造成的混乱之中。这一混乱阶段的存在使得外来强国得以征服并用暴力统一了希腊。公元前335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大败底比斯和雅典联军，他剥夺了希腊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权，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实施进一步东侵的计划便于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他的继承人是其举世闻名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 

至此，希腊文明的古典时代终结，希腊化时代即将开始。不过在论述希腊化时代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总结一下古典时代的希腊文明，一般认为古典时代的希腊文明是人类智慧和精神的一个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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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演说词 

雅典领袖伯里克利留下了对处于伟大的黄金时代中的雅典城邦文化的经典描述。公元前431年他在纪念为抵抗斯巴达人而殉国的战士的葬礼上发表了一个演讲，其中有以下著名的叙述：* 

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相反，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了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长处，就能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种提拔是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参政的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家境有多黯淡。我们在政府工作中享受的自由，在日常生活中也可得到。我们绝不因彼此嫉妒而相互监视，也不因邻人做他自己喜欢的事而生气……我们喜爱美丽的事物，但是我们的品味很简朴，我们充实头脑，但又不泯灭天性。我们不用财富相互炫耀，而是用它来做实际的事情。在我们之中，公开告知贫困并不丢脸，丢脸的是不去设法摆脱贫穷。雅典公民不因照顾小家而忽视国家，连我们当中从事商业的人也有很好的政治观点。如果一个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不认为这是无害的品质，而认为它是无用的性格。我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是政策的制定者，但我们所有人都是称职的政策决定者。我们认为，行动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于讨论，而是来自于为准备行动而进行的讨论中知识的匮乏，因为在行动前和行动中我们都有特别强大的’思考能力…… 

总之，我要说：雅典是希腊的学校……’ 

我已根据法律的要求，用我认为合适的词语，对烈士们表达了敬意。表示敬意的行动也已部分地开始。烈士们已经英勇殉国，他们的孩子在长大以后也应该发扬他们这种为公共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在这场战争之后，希腊将把这一稳固的精神，连同我们为烈士献上的花环，一起献给她活着或逝去的儿子。 

*见B.Jowelt，trans.，The Historyof Thucydides(Tandy-Thomas，1909)，book 2，pp.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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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典时代中的希腊文明 

“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希腊的奇迹”、“希腊的光荣”——这是人们在提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明时通常会说起的一些溢美之词。 

我们以后就会看到这一文明也有它的缺点，不过那些溢美之词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大半也是应得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希腊“天才”赖以产生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里所说的天才不是字面意义上所指的天才，因为迁移到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印欧人不会恰好在遗传方面优于那些移居中东、印度或西欧的印欧人。所以只有将希腊人的历史发展与定居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印欧人的历史发展作一比较，才能找到上述问题的正确答案。 

经过对比，可以对希腊人的非凡成就作出两点解释：首先，希腊人住的地方离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够从后者最早的成就中受益，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又没有近到使希腊人不能保持自己的特色的地步。实际上，希波战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使希腊人能够同时做到吸收外部文明的精华和创造自身的特色并同时从这两者中获益。 

城邦的出现和持久存在，是促成希腊人取得非凡成就的第二个因素，因为城邦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保证。当然城邦制并不是希腊人所独有的制度，像在印度河流域，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雅利安人移民就曾在某些地区也建立讨相当于城邦的组织。但是这些自由城市最后都被并人控制印度半岛的地方割据性君主国，只有希腊人将他们的城邦形式保持了几个世纪之久。 

城邦能在希腊长久存在的一个原囚是，希腊地区群山密布，不具备建立大一统帝国所需的地缘政治基础(见本章第1节)。另一个原因是，希腊多数城邦都拥有直接的出海口，这使它们不仅在智力方面能与外部世界直接交流促进，而且能独立维持并发展自己的经济。但也必须看到，希腊人为这种各自为政的城邦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各城邦间彼此征战不休，最终导致外部世界将统一强加给它们，这种外力先来自马其顿，后来自罗马。不过它们也享受到了城邦制的好处，在各自的城邦内享受到了好几个世纪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则似乎是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进发出巨大创造力的先决条件。 

希腊古典文明不是原始文明。它和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样，大量借用了过去的文明，如中东文明的成果。不过，希腊人所借用的文明成果，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最终都烙上了希腊人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归结为：虚心、勤于思考、渴求学习、富有常识。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其阅历之丰富就连其他民族中的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也都相形见绌。希腊人在旅行时总是带着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来进行观察。他们探究一切事物，将所有的问题都搬到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考察。柏拉图在《申辩》一文中写道，苏格拉底主张，凡是被自己的理智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也不应该去做，哪怕受到当权者或任何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他宣称：“……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还指出了自由辩论对社会的重要性。他在受审时为自己所作的申辩就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他说： 

“雅典人啊，不要以为我现在是在为我自己而申辩，我是在为你们而辩……因为你们要足杀死我的话，就很难再找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打一个可笑的比喻，我就像一只牛虻，整天到处叮住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我要让你们知道，要是杀死像我这样的人，那么对你们自己造成的损害将会超过对我的残害。”1 

这种狂放不羁的自由思想是希腊人所独有的，至少就其普遍和激烈程度而言是如此。世俗的人生观也是希腊人所独有的，他们坚信，人活着最主要的事就是完满地展示自己的个性。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使希腊人能够自由而充满想像力地去思考有关人类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在文学、哲学和艺术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他们的作品至今仍意义重大、引人注目。

希腊人这些独有的特点清晰地反映在他们的宗教思想和生活习俗中。希腊人把神看得实际上是和自己很相似，神比人高明的地方仅在于神更有力、更长寿、更美丽。由于信奉这样的神，希腊人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统治的世界里，所以感到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希腊人和诸神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平等交换的关系：他们之所以祈祷和献祭，完全是祈求诸神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正如希罗多德指出的，这种宗教关系是通过“普通的神龛和祭品”而不是通过教会组织和共同的宗教信仰来维系的。尽管荷马的《伊利亚特》和赫西奥德的《诸神的诞生》概述了当时流行的宗教思想，但希腊宗教却从未系统地提出过共同的宗教教义或编纂出一部宗教经典。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宗教相比，希腊宗教的这一特点尤其明显。据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世界起源的解释，人类是主神特地创造出来专为诸神建造庙宇和供奉祭品的，因此履行建造庙宇和供奉祭品等责任实际上也就是人类产生和存在的理由。这与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观念截然不同。色诺芬说： 

“人认为，神也是生出来的，会说话，有躯体，穿戴和人一样。如果牛、马或狮子也跟人一样，能用手画画，能从事艺术活动，那么马会把神的模样画得像马，牛会把神画得像牛，每一种动物都会把神的模样描绘得跟自己一样。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是黑皮肤、扁鼻子；色雷斯人则称，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2 

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宗教是城邦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渗透到了城邦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解释了物质世界、日常祭祀活动和各种社会制度，也是激起诗人和艺术家创作灵感的一个主要源泉。每一座希腊庙宇都是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中心。有许多人就是在宗教活动中偶然培养起某一门特殊的技艺。最先奇迹般地成为技艺高超的医生的那些古希腊人，就是在科斯岛上进行崇拜传说中的医神埃斯科拉庇俄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中最杰出的一员就是著名的希波克拉底医生，他写的医学论文极为客观，对每一病例的诊断都以客观观察为根据，以免将疾病的诊断或治疗与巫术混为一谈。他在论及“圣病”羊痫风时断定： 

“我觉得，这种被称为圣病的疾病并不比其他疾病更神圣。实际上，它和其他疾病一样都是起于纯自然的原因。人们之所以认为它神圣，仅仅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它……实际上，所有事物都一样，都有客观的起因。”3 

同样，演员则是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先是演戏似的表演崇拜酒神的祭仪，进而渐渐地创作出让人回味的悲剧和令人捧腹的喜剧。这种文艺形式只有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才能发展起来，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可想像的。雅典城每逢宗教节日，便由国家出资上演剧本，并组织公民集体观看。雅典戏剧平衡而稳健的发展应该归功于剧作者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埃斯库罗斯在取得萨拉米斯湾战役胜利的公民面前上演他根据该战役所改编的《波斯人》一剧。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剧中常常提到希腊诸神，可是他真正关心的却并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创造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高尚而可敬的人、为不能为之事的人、作恶多端的人、遭受严惩的人。俄狄浦斯面临大难时勇于受苦的英雄主义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悲剧的精髓，它多少揭示出了一些人生的意义，并提出了一些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如果说索福克勒斯对传统的宗教很不感兴趣，那么欧里庇得斯则更是对宗教持积极怀疑的态度。他毫不留情地刻画希腊诸神的缺点，入骨三分地讽刺那些相信神比人高明的人。他长于批评，是个一心一意为那些不受世俗欢迎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支持奴隶和外国人的权利，极力主张妇女解放，抨击鼓吹战争。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剧里充满了对社会的讥讽。他本人是个向往美好旧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领袖和政策。他在《吕西斯忒拉忒》一剧中描述了一群妇女，她们因被没完没了的杀戮吓坏了而拒绝和他们的丈夫同房，直到他们放弃战争为止。在《骑士》一剧里，阿里斯托芬通过一个将军试图劝服一个卖香肠的人去夺取民主派领袖克里昂的职位，尖刻地嘲讽了民主制度：4 

卖香肠的人：请您告诉我，像我这样一个卖香肠的小百姓，怎样才能成为克里昂那样的大人物? 

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了享有这一职位的一切条件：卑贱的出身，在市场中受过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理。 

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 

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还有点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 

卖香肠的人：我对天起誓，完全不是这样!全家老小都是无赖n 

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 

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 

将军：要做政客，惟一的麻烦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手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你可千万别错过这个绝好的机会。 

希腊的艺术也是城邦文明的独特产物。由于神庙成为城邦文化宗教活动和世俗活动的核心，艺术和建筑水平在神庙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这些神庙是受人尊崇的男女保护神的住所，如雅典卫城的帕台农神庙就是为供奉雅典娜女神建造的。雕刻是建筑的侍女，诸神的庙堂均用雕刻进行装饰。菲迪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等雕刻大师不仅在神庙的主墙壁和垛墙上进行雕刻，而且也为神庙塑造所供奉的神像。希腊的所有艺术都体现了希腊人平衡、和谐和中庸的基本思想。如果我们逐二来比较一下帕台农神庙与埃及的金字塔、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或者比较原始的希腊雕像以及在此之前中东各族的夸张的雕塑晶，这一基本思想就体现得更加明显了。 

希腊古典文明与其他文明在艺术上的差异也明显地体现在其哲学思辨中。在世界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沿岸的爱奥尼亚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首先站起来挑战传统的超自然的解释。他们试图对“世界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根本问题作出解答。泰勒斯推测万物皆源于水，因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火，因为火非常活跃，能转变成万物。阿那克西米尼则主张气为万物的根本。他论证说，气稀薄时，便化为火；逐渐凝聚，就转变成风、云、水、土和石头。如果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观点都是极其朴素的，但重要的是这些古希腊哲学家不是将答案简单地归结为神的创造，而是通过自土地运用理性来提出问题、寻求解答。

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随着希腊社会变得日渐复杂，哲学家们也将他们的关注点从物质世界转移到了人和有关人的各种问题上。犬儒学派最杰出的代言人普罗塔哥拉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意即对一切事物的解释皆因人的需要而异，因此世上没有绝对真理可言。对人的重视使得犬儒学派谴责奴隶制度和战争，并支持民众的大部分事业。但在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希腊人，特别是那些保守派，则担心犬儒学派的相对土义会危及社会秩序和道德。苏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当时政治的腐败和明确的生活准则的缺失使他深感忧虑。他无休无止地和朋友们谈话，从中发展起了一套辩证科学，即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见解，直至确立普遍公认的真理。他坚持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有绝对真理、绝对善或绝对美的观念，这些观念与成为个人放纵不羁、公共道德败坏托词的犬儒学派的相对主义根本不同，它们将为个人行为提供永久性的指导。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前374年)出身贵族，他和他的朋友们深为雅典自豪，但对雅典人民并不信任。当雅典民主政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他的这种不信任更是进一步激化为仇恨。柏拉图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既能维持贵族特权、又能为贫苦阶层接受的社会。他设想的“理想国”把人分为四等：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和劳动群众。这种等级划分是永久的；柏拉图用一则神话即“高尚的谎言”作为其理论根据，该神话宣称，这四个等级是神用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制造出来的。柏拉图曾经希望叙拉古的统治者能够接受他的学说，将其付诸实践，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却未能如愿。他只好回到雅典，在此后长达40年的时间中给一批批弟子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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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历史时期的另一位伟大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前322年)。他是柏拉图的弟子，他在老师去世后创办了莱森学院。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学问的收集整理者和理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他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汲取了各方面的知识，涉及的知识领域之广泛，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他的卓越贡献主要是开创了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人文学科等学科。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他试图找到自然界和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秩序。他认为，在整个自然界，最低级的是矿物，其上是植物，再上是动物，而人类则处于最高层级。这一等级证明，人类天生地划分出主人和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写道： 

“……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还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别人……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自然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它又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命运安排的人的艺术。这种战争当然是正义的。”5 

谈到古典希腊就不能不提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叙述了他们那个时代各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并在叙述过程中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历史。希罗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沦于波斯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中间，以后又来到使波斯人遭受破天荒惨败的雅典。希罗多德把雅典人的这一重大胜利归功于他们的民主政体，所以他的《历史》一书是一篇最早讴歌民主政体的伟大颂辞。这部作品隐含的意思可以用希罗多德赞同的某位希腊人的几句话来说明。那位希腊人在对波斯国王谈及自己的同胞时说： 

“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并非在每个方面都能不受约束；法律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畏惧这位主人比你的臣民害怕你更甚。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必须那样做；法律的条文始终如一。法律禁止他们临战逃脱。不管遇到怎样的敌人，法律也要求他们作战时坚如磐石，要么战胜敌人，要么以身殉国。”6 

与希罗多德不同，修昔底德撰写的历史则是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在这场战争中，雅典经过27年的苦战，最后屈膝投降。希罗多德颂扬了雅典的胜利和荣耀，而修昔底德则分析了雅典的失败和苦难。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将军，领导过雅典军队。但是，他坚决抑制住自己的情感，要求自己实事求是地弄清这场灾难的内在原因。虽然他从未用过“社会科学”一词，但是他的某些思想实际上已经表明他正在试图创造一门社会科学。他写道： 

“对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原则，即不要偶尔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也不能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亲眼所见，或是我直接从亲眼看到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认定的。就是这样，真理也不容易发现：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边，或者偏袒另一边，或者记得的不完整。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并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只要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一贯的)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用处的话，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留存千古。”7 

在介绍了希腊人在如此众多领域里的非凡成就之后也需要指出他们的一些缺点，比如说，奴隶们受到剥削；虽然奴隶和客籍民(即居留在希腊城邦中的外邦人)构成了居民的大多数，但他们却并未得到任何公民权。另外，希腊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很低，这一点与其他地中海和中东国家的情形一致。而雅典妇女的地位则比其他城邦的更不如：她们不能拥有财产，也没有政治权利，包括没有选举权、不能担任法官等。丈夫们控制着小孩，这种控制权甚至延伸到杀婴的决定权也都完全在男方。各种公共设施，如法律设施、医疗设施和剧院都不对妇女开放，奥林匹克运动会也不准女性参加。主流的剧作家和哲学家都宣扬女性天生地位低下，并警告如果女人得到了太多的权力将会引起严重后果。女性要受人尊重，就必须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伯里克利对寡妇们建议：“女人最大的光荣就是能做到尽量不被男人们提起。”德谟斯梯尼在提到雅典有三种女人时绝妙地总结了这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他说：“我们有情人供我们欢娱；有小妾和妓女满足情欲；还有妻子替我们养育后代。”8 

就像其他文明一样，希腊文明也只能将隔绝妇女的严格规定应用在上层社会的女性身上。家境不富裕的家庭是无法做到让女性终日闲坐在家中而不去抛头露面的，她们不得不出去干活，帮着养家糊口。在街上和市场里很少能看到大家闺秀，但劳动妇女却四处可见。她们或在作坊做工，或在市场贩货，或在富人家中作女佣、保姆或丫环，以挣钱补贴家用。亚里士多德曾在他的书中提到过，由于穷人家没有奴隶，所以他们不得不允许妇女走出家门，抛头露面。因此他总结说，是阶级状况决定子女性生活的实质。 

尽管这些缺点都是事实，但在评价古典希腊时，不应挑剔它哪些没做到，而应肯定它做到了什么。如果运用这条标准，那么古典希腊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也就极其显著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都是古典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四、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6年—前31年) 

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希腊以后，古典希腊文化普及到了整个中东，从而形成了一个新文明；“希腊化时代”一词就来源于这一新文明(见第4章第3节)。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在继承了其父亲腓力二世的王位后首先严厉地镇压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腊城邦只好默认他的统治；接着，他又于公元前334年率领马其顿士兵向东方的波斯人发动进攻。马其顿部队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后，首先侵占小亚细亚，然后攻占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并最终于公元前330年击败波斯国王大流士，占领其国都波斯波利斯。第二年，亚历山大率军继续东征至兴都库什山和大夏，再从那里向印度进发，深人旁遮普。只是由于士兵们拒绝再前进，亚历山大才不得不从印度退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因患恶性疟疾而病逝，终年33岁。

亚历山大病逝后，他的部将为了争夺对庞大帝国的控制权而长年彼此征伐；到公元前3世纪初，马其顿帝国分裂为三个王国：一个是马其顿王国，它回复原状，成为一个疆域不大、希腊化的民族王国，它虽未能直接统治其南面的希腊各城邦，但也基本上控制了这些地区；另外一个是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它自然资源丰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坚固的屏障，是三个王国中维持最久的一个；最后一个是塞琉西王朝统治下的王国，它由帝国的亚洲诸行省组成，是三个王国中疆域最广的一个。正是因为这些王国拥有大量土地物产，它们才被迫要跟周围的许多敌人进行连绵不绝、败多胜少的战争。它们先是把在印度的行省割让给印度国王旃陀罗笈多，接着又将小亚细亚割与凯尔特族入侵者，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割与帕提亚人。最终，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旧帝国遗留下来的行省，顺便也征服了马其顿和埃及，至此希腊化时代结束，罗马时代开始了。 

虽然亚历山大的帝国是短暂的，但继其而起的各个王国却完整程度不等地生存了三个世纪；在这期间，中东地区也希腊化了。由于埃及和亚洲诸行省土地富饶，提供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机会，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教师、专门职业者和雇佣兵受其吸引，纷纷从其各自的城邦移居那里，从而为新的希腊化文明——一个实际上各方面都与其前身古典文明不同的混合创造物——奠定了基础。 

由于城邦遭到破坏，日渐衰微，所以其政治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希腊城邦为了生存下去，试着建立同盟。亚该亚同盟包括除斯巴达以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城邦，埃托利亚同盟则包括除雅典以外几乎整个希腊中部。不过虽然常被描绘成联邦组织，但它们实际上却只是些中心权力机关并没什么权力的同盟。由于这些联盟过于软弱，建立得也太晚，所以各个城邦在罗马军团到来之前，只能在邻近一个或另一个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活动。

就后起诸王国的城市来说，它们与古典时代的城邦完全不同：它们的内部由于希腊移民和土著民族间的隔阂而分裂，而且它们总是完全从属于一个或另一个帝国n如果城市居民由于暴虐的国君，或者更坏，由于懦弱的国君而遭难，城市也无能为力。实际决定不是由公民人会作出的，而是在法庭或战场上作出的。因而也就可以理解，城市居民都全力以赴地积聚财富，贪图享受，而让贫民和奴隶自己设法谋生。而这样一来，旧城邦的公民精神和社会内聚力也就被自私自利和阶级斗争所取代。 

经济状况和经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希腊本土不仅政治晦暗，而且经济衰落。过去它主要依靠出口酒、油和各种制造品来换取海外殖民地的各种粮食和原材料，但到公元前三世纪时，这些殖民地已经扎根下来，发展了自己的工业、葡萄园和橄榄园。 

不过虽然希腊本土经济衰微，许多希腊人却因移居现已向他们开放的中东而致富，他们以其冒险精神和先进的商业、金融方法作出了许多贡献。他们发现了波斯王朝积蓄的大量金银财宝，使之流通；他们采用或更广泛地使用诸如空吸式活塞泵、水车、螺丝钻子和水压机等技术发明。希腊人还掌握了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国营企业，包括灌溉系统、矿山、采石场、盐田、“皇田”和制造华美织物和陶器的工场。其最终结果就是，地区经济一体化逐步发展，地区贸易和生产率也赢得相应的增长，但是收入的分配却极为不公。投机商利用收益的增长大发其财，而奴隶数目却在不断增加，自由劳动者的地位也在不断下降。总之，这是一个不仅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且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日渐加剧的时期。 

希腊化时代的普通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也受到了冲击。随着许许多多的人被逐出传统的环境，他们在新的大城市感到无所适从。过去，在旧城邦，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并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统治者试图通过采用诸如救世主和保护人一类的称号来努力培养个人效忠的神秘气氛，但是这种手段并不能持久解决问题。每个人都仍然面临着面对当时压倒一切的非人力量该如何处世立身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反应倾向于摆脱俗务，由理性主义转向神秘主义。这一点反映在当时颇为风行的传奇式的冒险活动和乌托邦的文学中。作者们在描述理想社会时，描绘的不是希腊多石地面上的城邦，而是世界尽头五彩缤纷的仙境。在这一时代的小说中，描写印度洋岛上乌托邦社会的小说特别受欢迎。这些乌托邦社会有幸享有能满足一切物质需要的天然财富，居住在岛上的人过着“简单而有节制的生活……没有妒忌和斗争”。这种逃避现实的倾向也反映在当时诸如犬儒主义、怀疑主义、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这类哲学中。虽然这些哲学在许多方面的差别都很明显，但它们通常关心的都是追求个人幸福，而不是社会福利。 

如果说哲学是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宗教，那么下等社会的宗教就与之很不相同。下等社会信奉源自东方的宗教——一密特拉教、诺斯替教、埃及的母亲神伊希斯和迦勒底人的星界宗教。所有这些宗教都允诺来世灵魂得救，都令人宽慰地保证天国的到来，以满足遭蹂躏的群众的感情上的需要。这样古典希腊的现世主义和理性主义现在也就让位于神秘主义和修来世。

考察哲学和宗教的这些特点，会使人吃惊地注意到希腊化时代在科学方面取得的进步甚至超过了17世纪以前任何别的时期。这部分是因为亚历山大征服提供了经济上的黄金机会，极速扩张的市场激励着人们去改进技术、增加产量。而后起的各王国间以及它们与外部强国间连续不断的战争则产生了对更为先进的武器的渴求。此外希腊科学与中东科学(不仅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印度科学)间的直接交流也同样起了促进作用。最后由于希腊化国家的马其顿统治者是在希腊学问享有盛誉的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慷慨地支持科学研究，埃及的情况尤其如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博物馆是历史上最早由国家供养的研究院。它包括天文台、实验室、解剖室、植物园、动物园和一个藏书达50万至70万册的图书馆。当时还曾发生过早期的“人才流失”现象，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哲学家、数学家、医生、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天文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艺术家和诗人，由于受到舒适且催人上进的气氛、极好的设备、免费的膳宿和令人羡慕的薪酬的吸引而纷纷来到埃及。 

数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是欧几里得。他的《几何原理》从公理和基本假设出发，用演绎法叙述平面几何学，将大部分数学知识系统化。在天文学方面，希帕恰斯发明了一直使用到近代的大部分仪器，并编制了最早的星座图表。托勒密根据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知识编辑而成的书，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前最有名的一部权威性著作。而最有独到见解的则是阿利斯塔克，他第一个了解到宇宙规模宏大，认为居于宇宙中心的是太阳而不是地球。支持他这一观点的人寥寥无几，大部分人都认为其理论与日常经验相悖，是邪恶的，因而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在整个中世纪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天文学的进步也促进了科学地理学的发展。主持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埃拉托斯特尼致力于计算地球的周长，得出地球圆周为24700英里；这一结果与实际数值仅相差250英里，直到18世纪才得到订正。他还画了一张标明纬度的世界人口居住图，根据大西洋和印度洋潮水的涨落推断出，地球上的海洋曾经都联在了一起，欧洲、亚洲和非洲大陆共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岛屿。 (www.xing528.com)

希腊化时代科学的卓越贡献多半体现在医学和力学方面。博物馆鼓励人们从事解剖学研究，因而医生们首次了解到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作用、脉搏的重要性、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的功能以及人脑的脑回。这方面的知识，大都是通过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医学家加伦传布开来；他的著作给人以深刻印象，以至于直到近代为止医生们始终不敢对他表示疑问、也不敢朝新的方向努力。力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是阿基米德，他是流体静力学即后被用来检验金属纯度的浮体定律的创立者。他还发明了精巧的战争中用的机器，‘制定了螺旋、滑轮和杠杆原理；关于后者，据说他曾说过一句豪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

总之，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方各自独立发展的模型，使它们合二为一。现在，人们首次想到要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文明核心区——来看待。起先，埃及人和马其顿人是以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身份去东方的，他们强制推行希腊化模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发生了变化，这使随后产生的希腊化文明成为一个混合物，而不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植物。最后，东方的宗教也传播到了西方，从而大大地促进了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欧洲的转变。 

五、罗马历史上的早期共和国(截至公元前264年) 

在希腊化城邦一如既往地彼此征战的过程中，它们也组织了一些同盟，比如说亚该亚同盟和埃托利亚同盟等，但是没有一个同盟能够做到持久而有效。尽管得到许多警告，四分五裂的希腊人还是忽视了罗马人日益崛起的势力。而罗马人在击败他们在西地中海最大的敌人迦太基之后就转而东征，先是强迫马其顿和希腊城邦臣服，最后则强迫整个希腊化东方归顺。 

那么为什么罗马人能够成为整个地中海乃至全部欧洲的主人?实际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早期历史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均起于同一种族，正如印欧语系的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是沿巴尔干半岛进入希腊那样，印欧语系的拉丁人则是沿意大利半岛抵达台伯河南岸的。罗马是当时形成的拉丁社团中的一个，它定居于可以在台伯河上方便地架桥的地势最低处和小船能够抵达的地势最高处，其战略位置颇有些类似于泰晤士河旁的伦敦。这种地理优势使罗马从一开始就比其他拉丁居留地更宜于经商和更易于受到外来影响。

此时对罗马人的外来影响主要来自从海外移居意大利的两个文明民族——伊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伊特鲁斯坎人可能来自小亚细亚，他们于公元前800年前后迁移到台伯河北面，然后征服河南岸的拉丁人。在他们的统治被推翻之前，伊特鲁斯坎人将他们所信奉的男、女诸神，有关拱门和拱顶的知识，以及通过检查动物内脏来占卜等典型的东方习俗传给了罗马人。希腊人出现于伊特鲁斯坎人到来之后不久，他们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若干殖民地，其中包括塔伦坦。、叙拉古和那不勒斯。他们对拉丁人的贡献主要有字母表、部分艺术与神话、某些宗教观念和习俗，其中还包括借用希腊诸神的概念创造出的一些罗马诸神，比如说希腊神话巾的宙斯、赫耳墨斯和阿耳忒弥斯就转化为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墨丘利和狄安娜。 

约公元前500年，罗马人驱走了它的最后一个伊特鲁斯坎国王，开启了独立城邦的历史。它在短短几年里就征服了周围各民族，控制了从亚平宁山脉到海岸的整个拉丁平原。罗马城邦形成时期的制度与早期希腊城邦的制度有些类似：最初国王拥有主权，即最高权力，只有由贵族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和仅能对立法表示赞成或反对的公民大会对国王有一定的约束力。后来，就像希腊所发生的那样，君主政体被废除，贵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从前由国王掌握的主权这时也就转到了两名执政官手中；执政官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总是由贵族担任。元老院作为主要的立法机关，也是贵族团体，即使在它接纳了若干平民后，其性质也仍未改变。 

当罗马完成了希腊城邦力所不逮的事业，即征服和统一了整个意大利半岛之后，它与希腊城邦的发展表现出很大的不同。那么罗马能够制服意大利半岛，而各希腊城邦却没有一个能够统一希腊本土，更不用说整个巴尔干半岛了，其原因到底何在?其一是两者的地理环境显著不同。巴尔干半岛群山环抱，实际上，“巴尔干”一词就是从土耳其浯的“山脉”一词派生而来的。希腊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山脉，而意大利却只有一条南北走向、中间没有横断山脉、不难翻越的亚平宁山脉。因而意大利半岛在地理上没有被隔裂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相应地也就更易于实行和维持统一。例如，由于没有像巴尔干那样的山脉，罗马的公路网，尤其是顺着靴子状的意大利半岛从靴子中部的罗马一直通到靴子跟部的布朗迪西恩的阿庇乌大道，将整个意大利联为一体。实际上，阿庇乌大道现在仍然存在，而且在英国和美国的军队于1943年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时还被使用过。 

罗马人获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待意大利半岛上的其他民族非常宽容。早先，雅典向这些民族征收贡物，且从不增加其享有公民权的人数。而罗马人则准许半岛约四分之一的居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其余的人都享有拉丁公民权n拉丁公民权足一种广泛而不充分的公民权。让所有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将会造成的惟一缺陷就在十国家不能控制外交事务，不能强征人们服兵役。但这一政策还是挽救了罗马，因为在迦太基的汉尼拔在意大利半岛上转战南北所向披靡的关键性几年里，罗马的各意大利同盟者仍对罗马保持忠诚。 

最后，罗马人获胜还在于他们拥有优势的军力，发明了高明的战略。在与邻邦作战时罗马人认识到，传统的由8000人组成的方阵过于庞大，难以指挥，在多山地区作战时尤其如此。所以他们就将军队组织成120人一个“支队”；30个支队，即3600人，组成一个军团。军团还配有骑兵保护侧翼。除了传统的头盔、盾、长矛和剑等兵器外，罗马人还用有效的进攻武器即铁尖标枪来装备军团。作战时，军团士兵先从远处将标枪集中掷向敌人，然后巧妙地利用敌阵出现的缺口进攻开始溃逃的敌人。

到公元前295年时罗马人已经夺得了意大利中部，并向南推进到地处半岛“后背”位置、繁华的希腊殖民城市塔伦坦城下。塔伦坦人向皮洛士求援，皮洛士是希腊伊庇鲁斯的国王，曾被汉尼拔誉为“将才仅次于亚历山大”。皮洛士在与罗马人作战时获得两次“皮洛士胜利”，但是他承受不起为此付出的重大损失，而罗马人虽然损失更为惨重，却有75万意大利战斗人员作为后备部队。所以皮洛士被迫于公元前272年撤退，临走时他颇有远见地预言：“我为罗马和迦太基留下了一个多好的战场!”而仅过了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64年，罗马和迦太基就在西西里岛开战。 

在论述布匿战争(因腓尼基人的拉丁名称叫布匿克斯而得名)之前，有必要先提一下罗马制度的某些民主化举措。由于平民们曾为得胜的军团提供了人力，所以他们处于要求贵族在政治上作出让步的有利地位。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时，他们就采取罢工这种新颖而有效的方式，即一起撤出城市，直到其全部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平民们运用这一方式率先取得的一个好处是，他们有权选举保民官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保民官由新的平民大会选举产生，平民大会还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其他事务。平民在政治上得到的其他让步包括：制定相关法律条文并公之于众；限制任何人所能拥有的土地的最高额。 

这样到公元前265年时，意大利的霸主罗马正在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可以设想，这一民主化过程原本会使罗马最终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民族国家。不过这种可能性即便实际上会有，最终也会由于现在罗马已经卷入一系列对外战争而被战争消除。战争将罗马改造成了一个伟大的帝国，不过战争也深刻地改变了罗马的国内制度，民土化变革的夭折就是其中的一个灾难。 

六、罗马文明的后期共和国(公元前265年—前27年) 

罗马从一个意大利半岛上的小共和国转变为一个伟大的帝国，其转变过程是突然而惊人的，这使人联想起亚历山大的征服。确实，马其顿和罗马都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可以解释其暴发性的扩张。它们都发展起子优良的军用器械和高超的军事技术；而且它们与波斯帝国和各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同，它们没有像这些国家一样社会衰微、四分五裂，反而都具有社会生气勃勃、闭结一致这一十分重要的优势。 

罗马的劲敌迦太基，最初是建于公元前850年的腓尼基人的殖民地。由于几乎垄断了地中海西部的贸易运输，迦太基逐渐变得富裕强大起来。它倚仗着其活动范围广泛的舰队和雇佣军，控制了非洲西北部、西班牙南部、撒丁、科西嘉和西西里岛西部。最初，罗马和迦人基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冲突，因为它们一个是陆上强国，另一个是海上强国。但是当罗马人征服意大利半岛南部时冲突就形成了：西西里岛距罗马人新获得的殖民地非常近，而迦太基对西西里岛的影响则日渐增长，这使罗马人深感忧虑。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年—前241年)迫使罗马人第一次重视海战。他们建立起一支海军，通过变海战为甲板上的近身格斗，顽强地挫败迦太基人，夺取了西西里岛。这时，两大强国间的殊死搏斗已经不可避免。罗马花了20年时间征服波河流域的凯尔特族部落，增加了其后备军。迦太基为了补偿其在西西里岛上的损失，就加强了对西班牙的控制。以西班牙为基地，迦太基伟人的战略家汉尼拔于公元前218年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大胆地侵入意大利半岛，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年—前201年)。他连续在好几场战役中，尤其是在伟大的坎尼战役(公元前216年)中击败罗马人。’可是，罗马同盟军对罗马的忠诚却使得汉尼拔未能获得最后胜利。当罗马军队在迦太基附近登陆时，所向无敌的汉尼拔奉召从意大利回师驰援，并最终在本国惨遭失败。这样罗马又一次耗竭了对手的力量。公元前201年，迦太基被迫缔结城下之盟，仅保留一小块本国领土、都城的城墙和仅够驱逐海盗的十艘舰只。不过尽管迦太基人遭到了这一毁灭性的打击，但在经济上他们却获得了非凡的复兴。但这却只能导致罗马的惊恐，使它无情地发动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年—前146年)。.结果，迦太基被攻陷，城市被彻底毁灭，残存人；口悉数沦为奴隶。 

随着这三次布匿战争，罗马进入了一个胜利的连环：征服引发进一步的征服。一个原因是罗马拥有无可匹敌的力量；它在清除掉迦太基后成了地中海头号霸主。另一个原因是，征服能够带来明显的利益，从每个新行省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战利品、奴隶和贡物。最后，挑起和发动战争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帝国疆域的不断拓展相联系。例如，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援助汉尼拔，所以罗马灭掉迦太基后就移师攻击马其顿。马其顿战争之后，罗马人又在中东几大强国——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希腊城邦的埃托利亚同盟和亚该亚同盟——之间巧妙地挑拨离间从而引发了二系列战争。 

通过一系列征战，罗马人迅速地连续蹂躏和吞并了马其顿、希腊以及小亚细亚的帕加马、比希尼亚和西利西亚，然后又征服了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最后则于公元前31年吞并埃及。罗马人还通过这一方式接管了东片各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过在亚洲，他们仅在地中海沿岸一带获得若干行省，整个内地则被帕提亚占领，因此帕提亚就成了罗马在东方的首要对手。当时尤里乌斯·恺撒在罗马享有很高的声威，他于公元前58年—前49年征服了英吉利海峡与地中海之间的整个高卢地区。最后，从公元1世纪起，罗马开始了对不列颠的长期占领，并在克莱德湾和福斯湾之间修筑起一道防御工事，以巩固其新占领土。罗马人在北欧的统治范围大抵止于上述地区。

罗马对待其新获得的行省并不像起初对待意大利半岛上的同盟者那样宽宏大量。元老院任命的各行省总督只要保证向罗马本国缴纳大量的贡物、税款、谷物和奴隶，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一政策引致各行省官员肆无忌惮的巧取豪夺和敲诈勒索。西塞罗在以下控告中描述了总督盖尤斯·威勒斯在西西里岛(公元前73年—前71年)的恶政。其实这种恶政在当时比比皆是，并不罕见。他描述道： 

“通过新的、无原则的管理，威勒斯从农民钱袋中榨取到无数的金钱；他对待我们最忠实的盟友，就像对待民族死敌一样；他任意折磨和处死罗马公民，好像他们是奴隶一般；罪大恶极的罪犯可以用钱买到无罪释放，而最正直、最诚实的人却……未予审问即被判罪、受到放逐；他听任设防港口和城市遭受海盗和冒险家的攻击劫掠。他让西西里士兵和水手、我们的盟友和朋友给活活饿死；尤其让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耻辱的是，装备精艮的舰队被轻易击毁，化为鸟有。珍贵的古代艺术品，其中有些还是来自富有的国王们的礼物……全被这位总督劫夺、霸占。他不仅这样对待城市的雕像和艺术品，而且还同样地洗劫了最神圣、最受崇拜的圣殿；如果有一个神像的制作工艺超过古代一般水准，具有_定的艺术价值，那他就决不会留给西西里人民。”9 

和外部属地一样，罗马本国也受到了这些政策的不利影响。意大利半岛上的许多自耕农由于汉尼拔多次征伐所造成的破坏，以及战争期间长年在海外服役，而被迫破产。廉价的粮食和成群的奴隶又源源不断地从征服地流入罗马，种地无利可图，因此农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出卖给新的暴发阶级。那些暴发户急欲积聚更多的地产，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经营农业仍是有身份的人的惟一体面的职业，所以在公元前2世纪时的意大利，为新兴地主所有、由奴隶们集体耕种的大庄园不断增加。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流入城市，住在肮脏的屋子里，再一次与奴隶们竞争工作机会。而官方关心的则只是向他们提供“面包和马戏”，以免发生骚动。城市生活尽管也不安稳，但却至少是令人兴奋且有吸引力的。.虽然诗人们大声赞美乡村生活的种种美好，可农民们自己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仍i H继续成群结队地涌向被当时的历史学家萨卢斯特称为“公共厕所”的罗马城。

罗马帝国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经济方面一样，也是苦涩的。早期的民主化趋向因元老院在海外指挥的战争节节胜利、其威望和权力大大增加而逆转了方向。新的城市下层民众也不再是民主政府的基础，因为他们总是乐于出卖自己的选票或支持那些答应帮他们解脱困境的煽动者。此外，军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为一支破坏性的力量。帝国的职责要求建立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仅是征召有产者服短期兵役已不再能满足帝国的需要，所以罗马公民中凡是志愿当兵的皆可入伍，破产农民开始长期服兵役。最后，罗马军团由平民军队变为职业军队。至此，士兵们首先效忠的不是国家，而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们指望从指挥官那里分得一份战利品和可供大家分配的土地。而将军们自己也愈来愈开始把委派给他们指挥的军团看成自己的附庸军，并利用附庸军来中饱私囊。 

罗马帝国的扩张也给文化带来了破坏性影响。原先罗马人的传统美德也就是贫穷、勤勉的农民所具有的美德，但是当大量财富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首都时，有关节俭、禁欲和勤劳的古老说教很快就被人置之脑后。疯狂地争夺金钱，像暴发户一样炫耀性地挥霍浪费，以及漠视人类一切社会准则，成为罗马共和国末期的主要特征。当时有人曾抱怨说：“罗马已经成子这样一个城市，在这里，情妇的价格高于耕.地，一盆腌鱼的价格高过种田人。” 

从以上所述中不难看出，从公元前146年布匿战争结束至公元前27年罗马共和国结束这一时期，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阶级斗争、奴隶起义和愈演愈烈的军人干政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的存亡。提比留·格拉古和他的兄弟盖约·格拉古一度勇敢地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试图利用自己由竞选合法取得的保民官地位来实施温和的土地分配方案。可是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却对此坚决反对，并不惜使用暴力来达到他们阻挠改革的目的。公元前133年提比留连同他的支持者约300人一起被杀，12年后盖约也被迫自杀，元老院恢复了其对国家的统治。 

格拉古兄弟的悲惨下场说明，温和有序的改革在罗马共和国不可能成功。此后帝国就一直被上层将领们的争权夺利和下层奴隶的起义所困扰，其中最严重的起义活动是公元前73年爆发的伟大的斯巴达克起义。该起义曾一度威胁到罗马共和国的生存，不过最后还是政府获得了胜利。斯巴达克在战斗中阵亡，通向罗马的大道两旁满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起义追随者。 

这次起义的最终胜利者是高卢的征服者尤里乌斯·恺撒，他统领着一支强大而忠实的军队。公元前49年，他渡过隔开他的行省和意大利半岛的鲁比孑L河，在一系列辉煌的战役中击败了由其对手庞培指挥的元老院的军队。至此，恺撒成为帝国无可争辩的主人。至于恺撒得到统治权后究竟准备干什么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因为他在公元前44年就被旧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给暗杀了。 

恺撒死后，他的养子及继承人屋大维与政治冒险家马克·安东尼进行了一场长达13年的争权夺利的战争。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角的海战中打败了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从此独揽大权。那时他才33岁，伟大的亚历山大在这一年纪时已与世长辞，而屋大维又活了44年。在这期间，他为帝国的黄金时代、长达200年的和平和稳定奠定了基础。七、早期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 

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和“大元帅”的尊号，这标志着罗马已由共和国转变为帝国。虽然屋大维声称他更喜欢共和国“第一公民”(元首)的称号，但实际上他已像皇帝一样，罔顾元老院和公民会议的权益，独揽大权于一身。他创立了由他亲自监督的中央集权制度，直接控制各行省的总督，严厉惩罚他们中犯有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罪行的人。他规定收税标准；使收税成为国家的职权，而不再是贪得无厌的包税人的私人聚宝盆。他严密控制军队，让士兵们得到很好的待遇，使他们直接向他宣誓效忠。他还创建了一支常备海军，镇压海盗，保护帝国各地区间的商品和军队的运输。 

屋大维后来逐渐被称为“奥古斯都”，他通过上述措施建立了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从而确保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能够维持长达200年之久。确实，奥古斯都之后的四个皇帝——提比留(14—37年在位)、卡里古拉(37—41年在位)、喀劳狄(41—54年在位)和尼禄(54—68年在位)——都是不称职的昏君，但是帝国经受住了他们的暴政，并在此后的“五贤帝”——涅尔瓦(96—98年在位)、图拉真(98—117年在位)、哈德良(117—138年在位)、安东尼·庇护(138—161年在位)和马可·奥勒留(161—180年在位)——的统治下再度繁盛起来。在“五贤帝”统治期间，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极致，其文化也处于鼎盛时期。 

当时，从福斯湾到克莱德湾的防御工事是帝国最北面的边界线，莱茵河和多瑙河则是东北面的天然边界线，这条东北面的边界线进一步向东绕过多瑙河的北面囊括整个达契亚(今罗马尼亚)。小亚细亚和埃及是罗马帝国的属地，不过这两个地区间的边界线紧靠地中海沿岸，从而把一大块内地留给了帕提亚人，公元224年后，小亚细亚以南的内地又归萨萨尼亚人所有。同样，在北非，罗马人以撒哈拉沙漠为南部边界线，控制了埃及和大西洋间的沿海地区。 

这个庞大的、有着牢固天然边界线的帝国是_个繁荣的、实际上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在数百年间，促使帝国经济繁荣的因素有许多，包括适当而有效的行政管理、稳定的币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及帝国内外广泛的贸易等。帝国内的自由贸易保证了来自埃及的小麦、纸莎草纸和玻璃制品，来自叙利亚的亚麻布、毛织品和各种水果，来自小亚细亚的羊毛、木材和小地毯，来自意大利的酒、油和各种制成品，来自高卢的谷物、肉类和羊毛，以及来自西班牙和不列颠的各种矿物，能够畅通无阻地销往国内各地。罗马人还从帝国外面进口某些商品，如波罗的海地区的琥珀、毛皮和奴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象牙、黄金和奴隶，以及占有重要贸易地位的来自亚洲的各种奢侈品，其中包括香料、宝石、调味品和最受欢迎的丝绸(见第4章第2节)。由于国内外贸易都很发达，主要商品和奢侈品从近至高卢、远至中国的地方源源不断地涌人首都，其数量之多使得重要商品足以满足100万人的衣食穿用，也使奢侈品足以满足西方世界统治者的挥霍浪费。

在文化方面，罗马人的主要成就是把城市文化同它所带来的一切附属物传播到中欧和北欧。在这方面，罗马人在西方所起的作用和希腊人在中东所起的作用类似。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在亚历山大之后，希腊人建立了许多城市，将希腊文化传播到远至印度河和贾克萨尔蒂兹河一带。现在，罗马人也建立了许多城市，如不列颠的伦敦和科尔切斯特，高卢的奥顿和瓦依松，以及德意志的特里尔和科隆。这些城市的占地面积从20英亩到500英亩不等，但比起克里特人和日耳曼人建立的相当肮脏的山顶要塞和村庄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进。甚至这些城市中奴隶住的下房也比当时土著村民住的茅舍要卫生。此外，这些城市还拥有使人身体舒适的公共澡堂、让人心情愉快的公共剧场，以及住宅区、自由市场和商店。正是这些城市构成了帝国文化和帝国统治的基本细胞。 

当然，帝国最伟大的城市还是罗马城。它占地5000英亩，其人口据估计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就已达到了100多万。游览者可能会注意到，在贫民居住的拥挤的住房里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但却又能看到精心设计的设有大理石座位、饰以诸神或英雄雕像的公共厕所。这一特点带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便壶都放到街上。这种情况在罗马很常见，罗马法中就曾有多处提到这一习俗。同样引人注意的是，街上没有任何照明设备，遇到没有月光的夜晚，整个首都一片漆黑。人人都躲在家里，无人敢冒险外出，只有富人们例外，因为他们外出时，有奴隶手举火把护送，保护他们免遭强盗的攻击。白天街道上人来人往，拥挤不堪。小贩大声叫卖货物，兑换钱的人敲击硬币，修补匠抡动锤子，玩蛇人吹奏长笛，乞丐向过路人哀诉自己的不幸。夜间也没安歇下来。由于白天禁止运输车从街上通过，因而太阳一落街上就会立即出现一长列由运货马车、驮畜和赶车人组成的队伍。这一夜间运输使罗马人注定要永久失眠，除非他们富裕到能够住到与世隔绝的别墅里去。 

这种环境下的生活之所以还能过得下去，主要是因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娱乐活动，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赛车和角斗赛。罗马豪华的公共浴室也为人们舒适地消磨时间提供了条件。这些公共浴室都是精心建造的，戴克里先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32英亩，卡拉卡拉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27英亩。这种公共浴室当然比结构简单的浴池的服务项目要多得多。它们除提供热水浴、温水浴和冷水浴以外，还设有锻炼身体的设备、休息室、花园和图书馆。总之，它们是规模宏大的“运动俱乐部”，它们令人钦佩地体现了“健全的头脑长于健康的身体”这一理念。 

最后，罗马城在这几个世纪里也是帝国文化的中心。如前所述，这一文化基本上源于希腊，尤其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更是如此。但是在工程和法律方面，罗马人因为爱好实践也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比较典型的是，罗马人虽在建筑理论上没有什么建树，但在开挖沟渠、铺设下水道网络、修建桥梁和铺设公路方面却是出类拔萃的。公路筑得极好，其底层是置于坚硬泥土中的大石头，中层为沙砾，上层是大石板。路面被仔细地修成中凸形，使路面的水排入公路两侧的沟渠。这些出色的公路连同途中的桥梁因为建造得好而一直使用到中世纪，有些甚至到现在还在使用。此外，和希腊不同的是，罗马的建筑物主要是些世俗性的建筑物，如浴室、圆形剧场、运动场和凯旋门等。 

罗马人在思想意识方面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在于，他们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基于习俗。罗马人最早的法律是于公元前450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铜表法》，那是一部简单、保守、代表农业民族的成文法。随着商业和帝国的发展，生活愈益复杂，原先的法律已经不能继续满足现实需要。外国人在罗马可能遭到关押，他的财产可能被没收，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那么遇上这种情况该适用什么法律呢?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存在着这样的观念：一个民族无论去何处，总要携带它自己的法律。罗马人设立专门法庭来审理这类案件。多次审理的结果使他们认识到，外来民族各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是近乎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却只有少数几条。因此他们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万国法》，即国际法。他们认为这部法律对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皆可适用。

《十二铜表法》也规定了罗马妇女的从属地位，她们必须服从家庭中最老的男性继承人，即家长的权威。法律体系体现了父系继承制原则，规定了丈夫是一家之主。因此丈夫享有绝对的权力，包括拥有决定家庭中任何成员生死的权力和将家庭所有成员出卖为奴隶的权力。但是与希腊妇女有所不同的是，罗马妇女享有继承财产和。获得不动产的权力，并能在不事先征得她们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自主处分自己的财产。此外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在于，罗马人并不像希腊人那样一直把妇女关在家里。由于在从共和国转到帝国的过程中社会风俗有一些变化，所以不容易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但是整体说来，罗马妇女的处境要好于希腊妇女，尽管她们依然从属于男性。八、后期罗马帝国(公元284—467年) 

罗马的伟大时代随着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皇帝的去世而告结束。他的前任们有一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确有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上任。但是马可·奥勒留却让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作了继承人，而其结果则是灾难性的。康茂德无视其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赛。193年康茂德遇刺身亡，他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昏庸。那时，奥古斯都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训练有素、报酬优厚的禁卫军已经尾大不掉、难于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能够掌权。在从公元235年至284年这一时期中有过近24个皇帝，但却只有一个是自然死亡。而中央的分裂则必然会削弱边境的防御：西方的边远行省遭到了各日耳曼部落的蹂躏，东方的边远行省也受到了在萨萨尼亚人手中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国的侵犯。 

公元3世纪时，罗马帝国的衰微进程由于坚毅而有才干的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和君士坦丁(306—337年在位)先后即位而一度中止。这两位皇帝为加强帝国统一采取了不少政策，对各方面实行严格管制就是其中的一项，这也是应各种紧急需要而逐步实施的。由于某些农田无人耕种，帝国就要求村庄为这些弃耕的土地交纳集体税；由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帝国就颁布有名的物价敕令(公元301年)，规定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价格依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的不同而调整；由于利息率不断猛涨，就将利息率限制在6％—12％之间，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所冒风险的大小’；某些产品的短缺引起对如各种粮食和诸如铁、青铜、武器、军队装备以及马等“战略物资”的禁止出口。对这些方面的控制实质上一直扩大到等级制度方面。君士坦丁要求每个士兵的儿子继续当士兵，除非他不适宜服兵役。同样，农业劳动者则必须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务农。这一趋势后来还被扩大到各种被认为是必不可少或后继无人的行业。 

在这一困难时期采取的另一项政策是实行分区治理。帝国经济状况的恶化证明这样做是必需的。戴克里先皇帝将国土划分成两部分，东半部归他自己管辖，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皇帝分掌。当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廷建立起一个新都城时，这一划分进一步强固了。新都城选择这一地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座不久后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于海峡两端狭窄而易于防守，并为抵达地处边区的极其重要的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提供了便利的通路。因此，君士坦丁堡也就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座伟大城市，成为罗马和西部帝国灭亡后的数世纪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引以为豪的首都。 

在较后的数世纪里，对后世有深刻影响的另一政策涉及基督教与帝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君士坦丁作出了通过与基督教合作而不是继续通过镇压基督教来谋求稳定和统一的重大决定。这表明历时数世纪的对基督教的一贯敌视态度和做法已告结束。帝国后期阶段，多变的日常生活使愈来愈多的人转向各种宣扬救赎的宗教以寻求安慰，这和早先在希腊化东方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见本章第4节)。对皇帝和官方多神教的崇拜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而赞美神秘的东方诸神的各种宗教性团体则在世界观、行为准则以及免除罪恶利死亡的途径等重大方面，都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的宗教当中，基督教的解释最为成功。它提出了“一个上帝”即“全能上帝”的理念，来代替多神教的希腊、罗马诸神和广为传播的东方一神教的崇拜对象。基督教带来了救世主耶稣——耶稣不是神话中提到的迷宫里的暖昧人物，尽管他是上帝的儿子，却令人惊叹地过着尘世生活——的安慰：“我给你们带来了所有人都将获得极大欢乐的消息。”基督教还保证拯救信徒的灵魂，但它不是通过许诺一个天花乱坠的来世，而是通过基督本人复活所预示的个人复活使信徒醒悟过来。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基督教在一个动荡不宁的时代，在老百姓普遍感到无家可归、为生活所抛弃之时，提供了难得的友谊。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兄弟，他们的聚会常被称作“阿加比”，意为希腊语中的“爱”。他们相互帮助，用自己的虔诚和克己树立了一个能够鼓舞人和有感染力的榜样。因而，在旧秩序的法律和哲学日益落后于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时，基督教为弱者和地位微贱者提供了顺应潮流的精神和希望。 

到公元64年罗马城遭逢大火时，基督徒数目大增，以至于尼禄相信，罗马帝国最开始决定谴责基督徒为祸水并对基督徒进行迫害是非常明智的。仅仅是殉难者死后将会得到神圣的名声，就驱使更多的人努力改信基督教。在4世纪初对基督徒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迫害之后，皇帝君士坦丁颁布了米兰敕令(公元313年)，承认基督徒不再为异教徒，准许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信仰自由。最后，皇帝狄奥多西(379—395年在位)使基督教实际上成为国教。虽然罗马旧贵族和卫道士尤里安皇帝(361—363年在位)为了改宗异教曾打了一场顽强的维护异教的战争，但到4世纪末时还是基督教占据了统治地位。 

正像皇帝们采纳基督教是为了促进社会统一那样，他们采用华丽盛大的东方宫廷礼仪也是基于这同一原因。戴克里先与自我加冕为“第一公民”的奥古斯都不同，他替自己取名“乔维安”，意即“朱庇特在尘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在皈依基督教后也摆山一副神圣的架势。自此以后，皇帝们的权力便被解释为是从神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公民们授予的。因此，现在的朝廷仪式使皇帝显得遥远而不可接近。皇帝头戴装饰着宝石的皇冠，身穿镶金的紫绸长袍，所有臣民都必须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数权贵在得到准许时可吻皇帝长袍的边。帝国高级官吏也同样享有荣华富贵——掌管财务的官成为“负责神圣赏赐物的伯爵”，帝国议会被称为“神圣的参议会”。 

公元3世纪和4世纪的皇帝们采用这些措施，执著地阻挡帝国的衰落。如果光凭决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们很可能会取得惊人的成功。实际上，他们的确也多少稳定了形势，虽然只是暂时地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们付出巨大努力所得到的最后结果却只是延缓而不是避免了帝国的灭亡。从406年起西罗马的皇帝们就已无力阻止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长期的大规模入侵，而且他们也未能制止410年和450年蛮族人两度洗劫罗马城这一奇耻大辱。最后，也就是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在日耳曼即匈奴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塞的逼迫下不得不黯然退位。 

这一事件虽然现在被普遍地当作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但在当时它只是说明帝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分崩瓦解的过程已告结束，它并没引起多少注意。如果要了解“罗马陷落”的原因，如果我们坚持使用“大动乱”这一传统说法，那就必须弄清罗马帝国经历这一长期然而又是无情的衰落直至湮没无闻过程的动力是什么。 

首先要对“罗马陷落”负责的当然是日耳曼蛮族。因而，有位法国历史学家断言：“罗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杀的。”10这一判断可以找到一些理由来证明，尤其是如果考虑到在较早世纪中被称为日耳曼人的无数小部落后来合并成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等较大的政治单位，这一判断也就变得似乎更可信。然而，即使如此，也不是不可抵挡的游牧部落全凭数量上的优势去克敌制胜。据历史学家们估汁，入侵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只有10万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西哥特人也只有10万左右，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的汪达尔人总共才8万，占该地区土著居民的1％。

所以问题仍然是：罗马为什么会“陷落”?最近有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虽然战争显然是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但帝国衰落的机制性原因是经济。”11实际上，这一“机制性原因”不仅在罗马帝国，而且在各希腊化国家、古典希腊文明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见到。它们都为生产率低下这一基本问题所折磨。生产率低下是因为，在取得诸如冶金术、犁、轮子、帆和太阳历这些核心发明的新石器时代之后，人类未能极大地促进技术的发展。 

而技术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所有这些文明公认的组成要素。甚至在古典希腊，虽然那里的奴隶制度从未像在罗马那样猖獗过，但如本书前文所述，亚里士多德已经宣称，有些人生来就是统治者，而有些人则生来就是被统治者；如果后者拒绝接受预先注定的命运，那么统治者就要像追猎“野兽”一样追逐、直至捕获他们，这“自然是正当的”。 

奴隶制度有多方面的危害。它使奴隶失去了改进其所操行业的传统操作方法的积极性；而在另一方面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以获取，主人也就丧失了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因此，在韦斯巴芗统治时期，当他命令在罗马圣皮特罗广场坚立一座方尖碑时，虽然当时有位发明家提出了一项可以极大方便竖碑的技术措施，但皇帝为了不让奴隶们有空闲，宁愿让他们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同样，水车制造技术虽然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为帝国东部行省所掌握，可直到公元4世纪奴隶来源枯竭之时它才为罗马所采用。 

占有奴隶的社会自然倾向于把体力劳动与奴隶相联系，从而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有损于自由民的尊严；这种倾向也同样是有害的。因此古希腊散文家普卢塔克说： 

“(伟大的阿基米德)并不认为发明各种军用机械是值得他认真研究的，而仅仅把它们看作他研究几何学时的消遣。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步，因为锡腊库萨国王希伦一再恳求他，要他将自己的学问从抽象运算转化为实际事物，并要他通过将自己的推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使它们更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 

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转向后来备受推崇的力学的是欧多克索斯和阿契塔。他们通过切合实际的试验和运用各种工具进一步证实，某些问题以当时的理论方法是不可解决的。但是柏拉图却极为愤怒，他痛斥他们，说他们眨低、败坏了优秀的几何学，让几何学由非物质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为物质的、实用的东西，迫使几何学世俗化，需要利用物质，从而需要有大量体力劳动介入，这使几何学成为奴隶们从事的对象。而攻订的结果就是力学与几何学相分离，并长期受到哲学家们的鄙视。”12 

奴隶制度通过以上方面，在实行平等主义的新石器时代之后的数千年中，持续不断地阻止了技术革新。而且奴隶制度在经济方面也抑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因为奴隶显然无力购买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限制了国内购买力的增长。 

帝国这些结构上的根本缺点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帝国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战利品、贡物、粮食和奴隶的涌人而得到掩盖。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帝国的扩张也受到了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困难所决定的。罗马同中国一样，一旦前进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进了。那一限度一经达到，帝国疆界就固定下来，甚至开始萎缩，于是从前隐藏的帝国结构上的缺点也就渐渐开始显露出来。 

军队从前一直是获取奴隶和物质财富的必要源泉，但它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沉重而无法摆脱的负担。同样，扩张时期臃肿起来的官僚机构，到了收缩时期，也难以忍受精简的阵痛。过度的行政开支导致了最终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例如在埃及，公兀1世纪时一个计量单位的小麦的价格为6个德拉克马，公元276年时涨为200个德拉克马，314年时涨为9000个德拉克马，334年时涨为78000个德拉克马，334年后不久则涨为200多万个德拉克马。面对这样的通货膨胀，货币变得毫无价值，以至于在某些场合又回复到易货贸易，而且这一趋势还随工业不断向农村和外省的传播而加速。促进工业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国交通工具的恶化和奴隶供给量的下降，后者使发掘新的劳动力来源成为必需。工业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和大庄园意味着帝国在实行重新分配。‘大庄园不仅拥有农业劳动者，还拥有各种工匠，因而它变得愈来愈自给自足。而大庄园愈是可以自给自足，帝国经济也就愈是分解为无数单个的自给自足的单位。 

伴随经济上的分散而来的必然是政治上的分权。随着贸易的衰落和国家收入的减少，帝国大厦再也不能维持下去，甚至慢慢地开始崩溃。这一因素促使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不顾一切地努力以帝国的法令来支撑帝国大厦。但是由于帝国的疾病是“机制性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严格管制虽然起了维持、加强统治的作用，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不过，严格管制不是帝国衰微的原因，而是试图阻止衰微的一剂无效的药。正如一位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危机先于严格管制”。13 

因此，西罗马帝国“陷落”而东罗马帝国却没有同步崩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西部的经济不及东部的先进发达。意大利半岛的农业从未像中东冲积平原流域的农业那样高产。意大利半岛的粮食产量平均不超出播种量的四倍。因而中欧和北欧的沃土在中世纪的技术发展到能够有效地开发它们之前，只好耐心地等待。同样，西部的工业也发生得比较迟，它们普遍落后于东部的工业。所以虽然整个罗马帝国是因“机制性原因”而毁灭，但帝国的西部却最不坚固，首先屈服，而东部则又生存了1000年。 

不过尽管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它确实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物质方面的遗迹——圆形剧场、竞技场、神庙、水渠、公路和桥梁。还有就是语言方面的遗产——欧洲的罗马系语言。如前文所述，罗马法至今仍然大量存留在欧洲和南北美洲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中。今日天主教会的组织和仪式也主要归功于昔日罗马帝国的组织和宗教传统。最后。“罗马治下的和平”曾带来长达两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和繁荣，从而留下了一个代替希腊人城邦独立原则的帝国统一传统。在此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正是这一传统激起全欧洲蛮族王公们争当大元帅、统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 

推荐读物 

最近出版的同时考察希腊和罗马历史的著作有由J.Bordman和J.Griffin 0.Murrav共同主编的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7年版)，单独研究希腊历史的著作有：M.Grant所著的The Rise of the Greeks(Scribner’s出版社，1988年版)、R.Sealey所著的A Historyof the Greek City-States(University of Califomia出版社，1977年版)以及R.Meiggs所著的TheAthenian Empire(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2年版)。关于希腊历史和文明的某些特定方面的著述有：A.R.Bum所著的Persia and the Greeks：The Defense of the West(Edward Arnold出版社，1963年版)、J.Boardman所著的The GreeksOverseas：Their Early Colonies and Trade(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82年版)、C.Kerenyi所著的The Godsof the Greeks(Thames&Hudson出版社，1979年版)以及R.Flaceliere所著的Daily Life in Greece at the Time of Pericles(Macmillan出版社，1965年版)。

关于希腊化世界，标准的史学著作有W.W.Tam和G.T.Griffith合著的Hellenistic Civilization(Edward Arnold出版社，1952年版)；简短的概览性著作有M.Grant所著的FromAlexander to Cleopatra(Scribner’s出版社，1982.年版)；学术性的人物传记有N.G.L.Hammond所著的Alexander the Great：King，Commander and Statesplan(Chatto ＆ Windus出版社，1980年版)；相关的详细分析可参见M.Rostovzeff所著的三卷本的Social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Clarendon出版社，1941年版)。 

还有几本很好的单卷本的研究罗马的著作，包括：A.E.R.Boak和W.G.Sinnigen合著的A Hitory of.Rome to 565A.D.，第五版(Macmillan出版社，1965年版)，以及M.Grant所著的History ofRome(Seribner’s出版社，1978年版)。有关罗马前3个世纪的历史，可参见M.P.Charlesworth所著的The Roman Empire(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1年版)；此后的历史则可参阅A.H.M.Jone所著的TheDecline of the Ancient World(Longmans出版社，1966年版)。特殊的专题在下列著述中涉及：J.Carcopino所著的Daily Life in Ancient Rome(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40所版)、R.MacMullen所著的Christianizingthe Roman Empire，A.D.100400(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4年版)、以及M.I.Finley主编的Slavery inClassical Antiquity(Heifer出版社，1960年版)。 

希腊一罗马时代妇女的地位在下列著作中论述得最好：S.B.Pomeroy所著的Goddesses，Whores and Slayes(Schocken出版社，1975年版)、V.Zinserling所著的Women inGreece and Rome(Schram出版社，1973年版)。M.R.kefkowitz和M.B.Fant共同主编的Women’s Life in Greece and Rom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出版社，1982年版)是一本有用的相关原始材料的汇编。另外，M.W.BinghaIn和S.H.Gross合著的Wornen in European History and Culture Ancient丛书的第一卷Greeceand Rome(Glenhurst出版社，1983年版)中，也有相关精彩论述。 

最后，关于为什么罗马会衰落的问题在以下两本论文集中得到了详尽的分析：S.N.Eisenstadt主编的The Decline of Empires(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7所版)以及D.Kagan主编的Decline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D.C.Health出版社，1962年版)O这两本书既方便了我们阅读相关论文，也提供了有关这一问题的详尽书目。

注释

1.Plato，Apology，trans.B.Jowattin Dialogues of Plato.

2.Cited by F.M.Cornford，GreekReligious Thought...(Dent，1923)，p.85.

3.Cited by.C.J，Singer，A History ofBiology(Schuman，1950)，p.4.

4.From The Greed Mind byW.R.Agard.1957byLitto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Inc.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D.Van：NostrandCompany.

5.AristOtle，Politic，I，5，2.

6.Herodotus，The Persian Wars，trans.G.Rawlison，Book VII，Chap.104.

7.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War，trans。B.Jowatt，Book I，Chap.22.

8.Cited by S.Pomeroy，Woman inClassical Antiquity(Schoehen，1976)，P.8.

9.Cicero，First Part of theSpeech Against Gaius Verres at the First Heating(New York， 1928)，Chap.5.

10.A.Piganiol，EmpireChretien(PresseS Univershalres de France，1974)，p.422.

11.R.S.Lopez，The Birth of(M.Evans，1967)，p.23.

12.Life of Marcellus，fromPlutarch’s Lives，Vol.3，trans.J.and W.Langhome(London， 1821)，pp.119ff.

13.J.Levy,The Economic Life the Ancwn.World，ed.J.G.Birain(Univemityof Chicago， 1967)，p.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