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古典文明开启欧亚大陆一致性

在古典文明之前，世界上的各种事件之间没有任何直接联系，每个活动仅能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但是从此以后，世界上所有的重大事件都开始连结成为一个整体。——波里比阿 

(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古典文明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在此期问首次形成了欧亚大陆一致性。对比约公元前1500年时的欧亚大陆地图与约公元200年时的地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欧亚一致性的程度(参阅地图6和地图7)。此前欧亚大陆上各个帝国的活动疆域几乎完全局限于其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内，以至于在世界地图上看起来就像野蛮地区形成的汪洋大海中的几座孤岛。然而到公元1世纪时，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得各个帝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相互影响。当然，即使是在古代文明时期也始终存在着某种跨地区的相互接触，如游牧部落向各地的入侵就是一个证明，而且在古典时代，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实际上也已经更为密切、持久和形式多样。不过，即便是到了占典时代术期，在欧亚最东端的中国不U欧亚最西端的罗马帝国之间也还是未.能建立直接、正式的联系，而且两个帝国的人彼此也都没有掌握有关对方的具体的、符合实际的情况。因此在整个古典时代的几百年中，欧亚大陆一致性的影响仍处于初级阶段。这一初级阶段一致性的根源、性质和意义就是本章将要论述的主题。 

一、一致性的根源 

技术进步是造成欧亚大陆一致性的根源。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从人类历史肇始之日起人类活动范围的大小就一直取决于其技术水平的高低。在人类处于食物采集阶段时，各个人类群体的活动范围都仅限于它的狩猎场所；而当人类掌握了农业、冶金术和造船等技术后，其活动范围也就随之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比如说，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法老们的埃及王国的统治范围就涵盖了整个大河流域。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并形成了一些地区性的帝国。这些帝国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最终横贯了整个欧亚大陆。这时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铁器的发明及其广泛使用。 

冶铁技术是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叶在小亚细亚率先被发明应用的，并在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之后从那里向周边地区传播开去。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技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期的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不过从冶铁技术的发明到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铁器，其间也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当锄、斧、犁等农具同武器一样都能用铁来制造时，这一技术的应用就立即产生了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 

但是铁器的普及过程却非常缓慢：印度大约是在公元前800年，中欧是在公元前750年，中国是在公元前600年。廉价铁器在上述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出现，首先使得人类能够砍伐从前石斧和木犁对付不了的茂密森林，从而也就使得农民们能够利用坚固、锋利的铁斧和铁犁，将农业由中东向东推进，经伊朗高原推广到中欧，向西则经地中海地区推广到北欧。同样，新到印度的雅利安人也凭借铁器向东推进，砍伐了恒河流域的森林；而中国的农民则借此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了广阔的长江流域。 

农业疆域的拓展使得文明核心区的范围也相应地被扩大。文明核心区经过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500年的发展，获得了比由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3000年的发展快得多的速度。人类在此阶段实现加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生产率的惊人增长。农业区域的拓展不仅使经营农业的面积大大增加，而且新开发的中欧地区、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等地的土壤和气候也使那里的生产率比起较为干旱的中东、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要高得多。

农业生产率的急剧增长意味着这时人类能够有足够的剩余粮食来发展经济和建立国家。而贸易量也随之增长，这一变化在构成交通干线的大河沿岸体现得尤为明显。各种工匠也持续地涌现，他们为新建立的农业公社提供必要的服务，也为新兴的贸易提供所需的产品。最初，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来进行，这对买卖双方来说显然都不方便。于是交换媒介就开始发展起来，人们尝试用谷物、更常见的则是用贵重金属条块来作为支付手段。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即为了防止欺诈，每成交一笔买卖都必须检查贵重金属的重量和纯度。 

约公元前700年，小亚细亚西部的吕底亚人开始在贵重金属块上加盖印戳以证明其质量和重量。不久，希腊各城邦又对此做法加以改进，用贵重金属铸造扁平的圆形硬币，在硬币的正反两面都印上戳记。金币和银币的使用为大规模的批发贸易或跨地区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铜币使农夫们可以出卖自己的产品而无须进行易货贸易，使工匠们能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而不是食物。其最终结果是，它们大大促进了各种商业的发展，相应地也促进了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并通过经济专业化的、全面深化提高了经济活动效率和生产率。这样廉价商品的制造者也就第一次获得了巨大的市场：而小土地所有者则开始从自给性农业转向专门性农业，比如说有些中国农民专门种桑养蚕，而有些希腊农民则专门生产橄榄油。 

新的铁制工具也使人们能够制造更大、性能更好的船舶，从而使航海的距离更远、贸易的规模更大、开拓的殖民地也更多。文明社会的海外扩张最初受到了海盗行为的阻挠，那时海盗行为和土匪行为一样被人看成是一种正常的活动。希腊史诗《奥德赛》描述了墨涅拉俄斯和奥德修斯在爱琴海上从事半海盗、半贸易的探险活动，以至于所有参加探险的人在海上遇到其他人时总是很自然地问他们是不是海盗。不过由于海上贸易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它渐渐地从经常性的大规模航海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由于海路运输的成本比起陆路运输要低廉得多，所以在中世纪发明有效的马具和18世纪修筑出良好的公路之前，人类一直以海路运输为主。 

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蛮族入侵浪潮之后大部分地区都盛行起区域性的自给自足经济形成对比的是，到古典时代末期，商队的路线已经绕遍了整个欧亚大陆。除去穿越欧亚大陆内地的商队路线外，还有环绕整个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该航线从北海到地中海西部，再到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又从红海到印度，再到东南亚，甚至到了中国(当然到中国的次数较少)。在海外贸易得到发展的同时，殖民活动也随之扩张起来，其中尤以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控制下的地中海、印度人控制下的东南亚为盛。 

随着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化：军事贵族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蛮族入侵活动中所获得的显赫地位由于商人、工匠和海员阶层的兴起而日趋瓦解；旧的部落社会由于铸币的出现正在经历变革；个人的依附效忠关系正被市场需要所代替。 

由经济发展所促成的政治统一对旧秩序而言同样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无论在意大利、印度还是在中国，部落酋长、部落议事会和民众大会都正在被王国或后来的帝国所取代。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政治上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反过来，后者的建立又促进了前者的发展。新建立的这些跨越欧亚大陆大片区域的伟大帝国，强化了社会秩序和治安，保障了陆路和海路的长途贸易，还建立并维护了整个地区的驿道网，从而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比较有代表性的驿道网如波斯帝国修筑的“御道”，从波斯湾北面的苏撒城向西直通底格里斯河，再由此经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抵达爱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全长1677英里。沿途设有111个驿站，每个驿站都备有供朝廷驿差调换的马匹。商队走完御道全程需要花费90天时间，而朝廷驿差则只需一周。随着波斯帝国的扩张，御道上又开辟出几条岔道，向西南通到埃及，向东南通到印度河流域。几个世纪之后罗马人也修筑了一张举世闻名的驿道网，这张驿道网修筑得非常好，其中有些驿道连同道上的桥梁至今仍在被使用。 

与此同时，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则精心地修筑了由驿道和运河构成的交通网——通过水路，可以将货物从今天的广州运到长江流域，由此促进了海外贸易；而朝西北方向修筑的驿道则与穿越整个中亚直抵中东的漫长的丝绸之路相连。有关丝绸之路的情况将在下一节中详细介绍。驿道的主干道两旁种着树，沿途设有驿站和客栈。中央和地方官员负责修筑并养护驿道，他们要是玩忽职守就会受到弹劾。同样，印度的御道也很长，从恒河三角洲直达西北部开伯尔山口附近的坦叉始罗，并在那里与西抵中东、北达中亚的商路连接起来。

上述发展变革引起了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谋生之道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这样普遍的根本性变动使人惶惶不安，令人无所适从。它促使人们深刻自省，不断地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答案；也促使思想家们重新评估他们各自的传统，或将其抛弃，或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当时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础，社会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方面 

约公元前6世纪前后，整个文明核心区域都在提出和探讨以上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形成了古典时代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这些体系的代表人物，如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等，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这绝非巧合。因为当时各个文明地区都遇上了同样的动乱和挑战，只是其各自做出的回答极为不同，从而其各自思想的发展方向也就明显不同。实际上，上述四大文明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它们各自独特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制度，这些特征经过此后数百年的发展定型之后一直持续到现代。 

各文明间观念和制度的独特性将在后面专论各古典文明的章节中详细分析。本章余下部分将要考察这些文明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当时的欧亚混血人非常清楚这些相互关系，而且他们肯定也已经意识到历史舞台正在扩大——生活变得愈来愈复杂，他们正受到日渐增多的内部和外部各种力量的冲击。因而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论述从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145年间的历史大事时说：“可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已经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关联，所有的事件最终都能归于一个结局。” 

这一新的“有机整体”有两个特点表现得特别鲜明，这点就连当时的人也都感觉到了。这就是跨地区的商业纽带和文化纽带，亦即下面两节的论题。 

二、商业纽带 

商业活动是各古典文明地区之间主要的物质联系方式，但却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在这一时期，不仅货物流转于各地，身怀技艺、携带所培植的植物的人们也在四处漂移。从以下几个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农作物和家禽交换的范围是多么广泛：在这一时期里，印度最先种养的棉花、甘蔗和鸡传到了中国和西欧；中国在这些世纪里第一次获得了葡萄、苜蓿、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和胡桃树等作物，作为报答中国人将自己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杜鹃花、山茶和菊花传给了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与此同时，技术方面的交流也有类似情形。水车的传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西亚的第一部水车是在约公元前65年诞生于米思里代蒂国王统治下的本都国，该国位于黑海南岸；而中国的第一部水车则是在约公元前30年时制造的。这两个日期靠得太近了，因而水车绝不可能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相距遥远的中国和中亚两地实现直接传播，而只能是从两地之间某一不为人所知的中间发源地传往两地。欧亚大陆各地区间的这种相互影响跟贸易有着密切联系，毫无疑问，要不是区内贸易和跨区贸易在古典时代达到全面繁荣，这种地区间的相互影响会小得多。 

贸易主要是通过穿越欧亚大陆中部的陆路和环绕欧亚大陆边缘的海路来进行。这两条主十线既不相互排斥，也不相互独立。大部分货物的运输都是既靠陆路，又靠海路；通常是在埃及和印度之间取道海路，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取道几条陆路。但是各条陆路和海路又都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的状态；如果走某一条路线费用太高，或者极不安全，那么贸易就有可能会转向其他路线。 

海上贸易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便已在进行。当时，埃及商人就曾大胆地顺着红海航行到东非，并曾沿着地中海东部海岸航行至黎巴嫩。同样，苏美尔商人顺着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航行，而印度河流域的商人则以至今尚不清楚的某些方法努力地向西航行，最后与苏美尔商人建立联系，他们初次会面的地点可能是在波斯湾的巴林群岛。但是所有这些早期航海者与克里特岛上那些既能在陆上又能在水上生活的米诺斯人相比，都仅仅是一些外行水手。米诺斯人是古代伟大的海上商人，他们往来于地中海两端，成为这一内海至高无上的主人。 

随着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的入侵，古代文明时期一度范围广泛的贸易活动也逐渐停止，地中海东部的人们退回到了其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中。最早恢复克里特岛人贸易活动的是腓尼基人。他们操闪语，居住在沿地中海东部狭窄的海岸平原，经过他们的努力，繁盛的中介贸易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他们向东来的商队大量买进香料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工艺品，并从海外进口各种金属、兽皮、谷物、橄榄油和奴隶；而他们自己则制作精致的家具、珠宝饰物、金属器皿和纺。织品销往外地。其中用自产的羊毛织成的纺织品是他们主要的出口产品，而其中的纺织染料则是从海生介壳动物中提取出的有名的绛紫红。

在拓展贸易的进程中，腓尼基人制造出一种由好几排水手划桨的船。这种船速度快，适于日益向西拓展的远洋贸易。他们在公元前11世纪开始与塞浦路斯进行贸易，并在该地建立了殖民地；然后，他们又以塞浦路斯为据点向爱琴海扩展。到公元前9世纪末，他们已经进入地中海西部，并在非洲西北岸、西班牙南岸、西西里岛、马耳他岛和巴利阿里群岛建立起一些商业据点和殖民地。他们甚至还大胆地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远航到英格兰的康沃尔，因为那里盛产他们梦寐以求的锡。

从约公元前l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后期，腓尼基的水手和商人控制了大部分地中海上的海上贸易。此后不久，希腊人迫于人EI压力开始与腓尼基人展开贸易竞争。他们首先设立了一些商业据点；这些商业据点后来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地方都发展成为农业殖民地。尽管殖民者仍采用母邦的制度和宗教习俗，但这些殖民地却完全不受母邦的控制。因此希腊殖民扩张运动的结果便是产生了大量独立的城邦，而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

希腊殖民的一个主要区域是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那里建立的殖民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该地区后来被称为“大希腊”。希腊人在大陆上向北远推到那不勒斯，并在那里和来自小亚细亚的移民伊特鲁斯坎人建立了联系。在地中海西部，希腊人虽然受到了曾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腓尼基人的束缚，但还是在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比如马赛就是希腊人的一个主要殖民地。最后，希腊人发现黑海地区是一块无主土地；刚进入黑海地区时，他们曾不适应当地寒冷、多雾的气候，但最终他们还是大批地定居下来，因为在那里的经济利益非常丰厚：黑海中盛产每年一度成群洄游的金枪鱼；此外，希腊人还可用自己制造的货物向居住在相当于今日俄国南部的土著西徐亚人交换到各种原料。到公元前5世纪，整个黑海流域已经布满繁荣的希腊商业据点和殖民地。 

当希腊人在海上一帆风顺时，波斯人则正在全力营建一个全盛时统治着从尼罗河流域一直到印度河流域的庞大帝国。虽然波斯人原居山区，对航海一窍不通，但为了促进其东部省区和西部省区之间的交往，他们对开辟航线的事仍很关心。他们利用其臣民中有航海经验的腓尼基人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来从事这一工作。他们曾经派过一个叫斯西拉克思的希腊水手率领一支探险队于约公元前510年从印度河起航，驶往位于红海人口处的阿尔西诺。波斯人还计划从尼罗河到红海开凿一条运河，而且似乎还为实现这一计划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伴随着这些努力贸易极大地繁荣起来，并在贸易额和贸易活动的地理范围上都超过了过去。希腊、腓尼基、阿拉伯和印度的水手川流不息地往返于印度、波斯湾、埃及以及地中海的许多港口之间。 

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继承者将波斯人的贸易拓展工作继续进行下去。他们派出了更多地理知识更丰富的探险队，并在红海沿岸建造了一连串的港口；货物可以通过港口由陆路运送到尼罗河，再装上船，顺尼罗河运到亚历山大港。这一时期的环印度洋贸易活动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首先，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从印度各港口起航，紧靠海岸线西行到阿拉伯半岛，再绕过半岛抵达目的地亚丁或穆哈。在那里；他们与希腊和埃及的商人相遇。接着希腊和埃及商人在交换到东方商人的货物后，再将这些货物经由红海沿岸各港口运往亚历山大港。 

不过所有这些都还仅仅是东西方之间贸易大发展的一个序幕。这一大发展始于公元前后，约持续了两个世纪。贸易大发展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在中亚不断增长的影响。中国打通了好几条陆上商路，促进了丝织品这种最重要的跨地区贸易品种的销售。中国在这方面所起的确切作用将在后面阐述陆上贸易时论及。贸易大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整个地中海以及欧洲中部和西北部大部分地区在内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得到了加强，出现了所谓的“罗马治下的和平”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过去一直阻碍贸易的土匪和海盗行径已经绝迹，关税壁垒和各种杂费也几乎全被削减。此外，帝国的富庶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富裕的罗马统治阶级喜爱奇特的外国货，又有钱购置这些奢侈品。 

因此罗马人和所有邻近地区——北面的斯堪的纳维亚、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多瑙河对岸的达契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贸易都很兴旺。不过影响最为重大的还是和东方的贸易交往。东西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与公元前1世纪某位希腊水手的发现分不开，该水手发现季风可被用来加快轮船穿越印度洋的速度(这很可能是一个再发现，因为阿拉伯水手似乎早在希腊人之前便已发现了这一情况。“季风”一词就是从阿拉伯语的“季节”一词派生来的)：每年十月至来年四月，东北季风即冬季风从印度吹向东非；六月至九月，西南季风即夏季风以相反风向从东非吹向印度。此后，水手们就可以顺风直接横渡大洋，而再也无需花费很多时间紧靠漫长＼弧形的海岸航行。一个商人从罗马旅行到印度，包括陆上穿越埃及的时间，只需16个星期就够了。 

“罗马”商人——多半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不仅进行这样的旅行，有些人还永久地在印度各城市定居下来，这有印度的文献资料可以作证。“罗马”商人随身携带的主要是金币，此外还有玻璃、铜、锡、亚麻布和羊毛织品等，用来换取胡椒及其他香料、棉纺织品、宝石和他们最需要的、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运至印度各港口的中国丝织品。有几个更富有冒险精神的“罗马”商人，即他们那个时代的“马可·波罗”，还进一步向东越过印度于公元2世纪和3世纪到达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然后经马六甲海峡抵达河内，进而最终和中国取得了直接联系。 

就陆上贸易而论，其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沿途各国的社会秩序和治安状况。当大部分陆路处于国家政权强有力的控制下时，贸易就会繁荣；反之，当社会一片混乱时，贸易就会衰微。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这几个世纪中贸易的发展趋势便可明白。由于技术进步和文明核心与帝国扩大的缘故，贸易量总的来看是在上升。不过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状况的影响，在这一总趋势中也时有升降波动。例如在欧亚大陆西部的西徐亚帝国、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国和囊括欧亚大部分陆地的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那些世纪中，由于帝国强大，商路安全因此就有保障，从而贸易也就能获得迅速发展。 

比如说，西徐亚人就与希腊人在黑海北岸的城邦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西徐亚人用奴隶、牛、兽皮、毛皮、鱼、木材、蜂蜡和蜂蜜去交换希腊人的纺织品、酒、橄榄油和各种奢侈品。同样，中国人则往返于著名的丝绸之路买卖商品。丝绸之路由中国西北部出发，经过中亚，抵达黑海和地中海沿岸。中国主要出口丝织品，也出口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交换，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石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以及来自罗马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 

但是随着罗马帝国和中国社会在公元2世纪以后动乱迭起，这一繁盛的贸易渐渐衰微。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在7世纪征服整个中东并扩张到中亚则更是给了陆上贸易以致命一击。在穆斯林阿拉伯人于751年的怛逻斯战役中击败了中国人后，中亚也就成了穆斯林的天下。但是巨大的穆斯林帝国却成了中国和西方之间，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障碍，而不是桥梁b最后随着陆上道路的关闭，贸易也转移到了大陆周围正开始由阿拉伯水手和商人控制的海上。直到13世纪蒙古人征服了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整个欧亚大陆时，才重新打开陆路，并为马可·波罗及其同行商人扫清了道路。 

综上所述，尽管贸易路线发生过各种转变，但有一个基本事实却始终未变：与古代时期相比，古典时代的贸易范围和贸易额都有了质的增长。不管是在地中海、阿拉伯海，还是在欧亚大草原的某些地带，其贸易范围都不再仅限于单个地区，而是随着货物经由海陆两路从欧亚大陆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而日益成为跨地区贸易。 

三、文化纽带 

商业纽带和文化纽带既不是毫无关联，也不是完全相互依赖。希腊文化传遍整个东方，主要是靠追随亚历山大军队东进的希腊商人完成的。同样，印度佛教传播到中国的历程也可以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追寻到。不过各种文化交往也有其内在的动力，并非完全依靠商人和商路的推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后期发明的简单的字母文字，就是影响除中国以外整个古典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此之前，只有少数书吏能够阅读和书写结构复杂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第一个字母文字体系是由西奈半岛的闪米特族商人发明的，他们用自己所通晓的一些埃及字符来标示辅音，又用许多别的符号来标示单词和音节，但是他们的文字却未能发展成为严格的音标文字。真正的音标文字是由腓尼基人完成的，他们于公元前13世纪将原有文字发展成由23个辅音音符组成的字母系统。这一字母系统后经希腊人增补元音字母而进一步完备，形成希腊字母。这些希腊字母在经过一些改进后，又由罗马人向西传播，经拜占廷人传播到东方。

字母文字的意义就在于它开启了智力交流的世界，使智力交流的范围远远地突破了从前仅囿于祭司和官吏独享的那个圈子。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对这种新型文字自然会采取回避的态度，一直到公元前后他们都仍在继续使用传统文字。中国因为与世隔绝也仍然在使用其原创的文字，这种文字由表音和象形两种文字结合而成，经过多次改进，一直沿用至今。但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则都采用了字母文字，只是在采用时稍许作了些变动，以适合其各自不同的语言。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无论在哪里，城市统治集团与农民群众之间随文明到来而不断扩大的知识差距虽然没有被完全地或极大地消弭，但多少也都缩小了。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集团对缩小这种差距一般都是支持的，因为他们在国家中居于垄断地位，需要追求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但是这种潮流却遭到了那些头脑简单的书吏的反对，他们在国内煽起某种骚动，从而影响到了政治和文化两个领域。印度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尼赫鲁在写作他的著作《世界史概览》时，就在写给他十多岁的女儿英吉拉·甘地的一系列的信中承认了这种骚动的重大意义： 

“当时应该是有一股席卷整个世界的思潮，一股对现状不满并憧憬更好生活的思潮。不要忘了，伟大的宗教创立者总是追求更好的东西，总是试图改变他们的人民，完善他们，并减少他们的痛苦……”1 

在古典时代，欧亚大陆各文明中显著的、普遍的文化交流模式是，各地方文化分解成独立的要素后，融人拥有各自独特语言、宗教和社会制度的其他地区文明。对这些文明来说，交换有形的货物比交流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要容易得多。纺织品、香料和各种奢侈品处处可用、人人想要，而祖先崇拜、种姓等级制度和城邦制度则一旦超出它们的发源地就成了不合时宜、不受欢迎的东西。因而在欧亚大陆一致性的早期阶段，地区间的商业纽带通常要比文化纽带所起的作用更广泛和更有影响。 

不过，文化纽带也确实存在，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希腊文化就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例，它曾从希腊世界向东传播到亚洲，向西传播至欧洲。此外古典时代末期兴起的伟大的世界性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佛教，也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它们不只是要求某个群体的人信仰，而是要求全人类皈依。 

我们先来考察希腊文化。“希腊文化”一词是从希腊语的“Hellas”(意即“希腊”)一词派生出的。希腊文化之所以能够传遍整个中东，主要是由于亚历山大大帝对中亚和印度河流域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东征。正如第5章中将要提到的，亚历山大帝国仅在亚历山大生前维持了数年，当他在公元前323年去世后，帝国即为他手下的将领所分割；其后它又为西方的罗马人和东方的帕提亚人所瓜分。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希腊在军事上占据优势，这就为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和各种专业人员涌往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许多城市(其中有许多都是用这位伟大的将领的名字命名)铺平了道路。这些城市从最著名的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到最东面的亚历山大城即阿富汗的科贾特，都成了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 

虽然新统治地区的居民多数都没有希腊化，但是重要的城市却基本上都希腊化了，它们都设立了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议会和市民大会。一种新型的希腊语言即柯因内语成了整个中东的共同语。有许多希腊移民和当地妇女结婚，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本人就以身作则娶了一名波斯贵族女子为妻，而且他还在印度战役之后安排了3000名士兵和波斯妇女举行大规模的集体婚礼。此外亚历山大还招募波斯士兵人伍，并穿戴波斯君主的袍服和头巾，采用波斯朝廷的礼仪。 (www.xing528.com)

尽管希腊文化的传播令人印象深刻，但它却并没有在中东留下永久的印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希腊文化的影响仅限于希腊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腊殖民王国的宫廷所在地。虽然有些土著民族也受到了影响，但真正受到影响的则几乎仅囿于少数上等阶层。广大农村甚至许多城市的绝大多数民众仍在继续说自己的语言，崇拜自己的神。由于希腊文化并没有深深扎根，因而它也就不能永久地在它的移植地生存。当中世纪的穆斯林征服者前来时，他们没费多大事就将孤岛似的存在于中东的希腊文化制服了。今天希腊语言和文化仅幸存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本土。 

希腊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缓慢一些，因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文明程度还很低。若不是这一原因，希腊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就会由于当地文化的竞争力较弱而更为持久。 

虽然早在公元前6世纪时罗马人就已受到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地的影响，但是直到3世纪，也就是罗马人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希腊文化的中心地带时，他们才开始感觉到希腊文化的全部力量。这时罗马士兵和官吏与受过高度教育的希腊统治者和行政官员已经发生了直接交往，在他们带回罗马的人质和奴隶中有许多具有各种专长的希腊人——从伦理学家到杂技演员，从善于赞美的诗人到技艺高超的主厨。当罗马统治阶级上层听到口齿伶俐的臣民们的高水准的雄辩和演说时，一个新的知识世界就在他们面前展现开来。 

希腊人给那些上层家庭当私人教师，讲授希腊语言、修辞学、哲学和文学。到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人送青年子女去雅典或罗得岛的哲学学校接受教育已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在文学方面罗马人刚开始时只是满足于翻译或模仿希腊著作，后来他们才逐渐地转向以他们自己的生活为主题。 

希腊对罗马和帝国其他城市的建筑设计也有很明显的影响。虽然罗马的建筑更为富丽堂皇和规模宏大，但所有这三种希腊建筑形式——陶立克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都被罗马人采用了。因此意大利的城镇也就和中东的一样，开始呈现出处于希腊艺术和建筑影响之下的相同景观。实际上，罗马人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希腊文化据为已有并对之进行适度改变，然后将其传播给从未直接接触过希腊文化的不同民族——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和伊比利亚人。 

比希腊文化的影响要持久得多的是基督教和大乘佛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的影响。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于古典时代后期从其各自的发源地中东和印度开始向外传播。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基督教传遍了整个欧洲，佛教则赢得了亚洲的大部分。这两大宗教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它们共同具有的某些新特点：其一，它们都着重于灵魂的拯救，允诺来世可以获得永恒的幸福；其二，都坚持平等主义——向所有请求加入的人敞开大门，不论男人或女人、富人或穷人、自由人或奴隶，都一视同仁；最后，都强调崇高的道德准则，强调要灵魂得救就必须遵守这些准则。这一要求加上有效的教会组织，也就使得这两大宗教能够对信徒的日常生活产生有力的影响。

上述这些特点在占典时代后期的几个世纪里特别能够吸引人，因为当时社会动荡、道德混乱，尤其在大城市，许许多多人都感到漂泊无定，心无所依；而基督教和大乘佛教则给他们提供了安慰、保护和指导。当彼拉多问道“真理是什么”表达出时代的绝望情绪时，基督教也给予了回答。因此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下、无所皈依的人，这也并非偶然之事。同样，大乘佛教的最大胜利也是在中国于汉朝崩溃之后全国处于混乱阶段、人世间的一些问题似乎找不到解答时取得的。 

实际上，这两大宗教的这些令人满意的特点，正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在基督教的前身犹太教或者大乘佛教的前身原始佛教中，则均没有这些特点。 

犹太教是约公元前12世纪崇尚耶和华为民族之神的犹太人信奉的一种地方性宗教。“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你应崇拜上帝而不可敬拜别的神”，这是耶和华《十诫》中的第一条。这一条的原意不是说耶和华是世界上惟一的神，而是说他是庇佑以色列入惟一的神。这一时期犹太教徒的信仰与其说是神秘而脱俗的，不如说是人世和注重道德的。用一位犹太先知的话来说就是，耶和华对仪式和祭品满不在乎，他关心的仅仅是，人类应该“追求正义、援救被压迫者、识别生父不明的人、为寡妇辩护”。 

但是从公元前6世纪起，犹太教徒在波斯人和其他一些统治者的宗教的影响下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宗教观念。此外他们也受到了许多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方的犹太人的影响，这些犹太人受到希腊文化的长期熏陶，试图用希腊哲学的术语来阐释犹太教。因而，犹太教也就逐渐汲取了有关来世的观念——顺从上帝的意志就可以升入天堂，获得永恒的幸福；反之则将堕入地狱，遭受永久的惩罚。

一开始，基督教对于世界各地持不同信仰的人群并没有直接的吸引力；在耶稣生前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不久这段时间里，基督教仍只是犹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保罗使基督教广为传播。保罗生于小亚细亚的塔尔苏斯城，是一位希腊化的犹太教徒。。他大胆地否认耶稣仅仅是犹太教徒的救世主，认为仁爱的上帝差遣他惟一的儿子耶稣来到人间是为了要他替全体人类赎罪。这样基督教也就不再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而是发展成了一个新宗教，一个既为犹太人又为非犹太人信奉的宗教。保罗的做法使基督教从此以后不仅仅只能吸引犹太人，而且还能够吸引整个罗马帝国千百万非犹太人。 

尽管这一新宗教遭到了官方的迫害，但它仍旧稳步地发展了起来。公元313年，基督教终于因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公布米兰敕令而受到宽恕。399年，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由传教士在600—800年间传播到英格兰和日耳曼各民族，在800—1100年间，又传播到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各民族：其后随着欧洲的扩张又由传教士和移民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 

佛教的发展情况同基督教有点相似，正如第6章中将要提到的那样，它产生于印度人明显地反对不公平的种姓等级制度和婆罗门祭司阶级的剥削的过程中。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3—公元前483)原属释迦族，贵族出身，因对自己周围见到的种种不幸深感苦恼而舍弃优越舒适的家庭，去过四处漂泊的苦行者生活。最终他在似乎受到上天启发的刹那间达到了彻悟的境界，从此被称为佛陀，意即“觉悟者”。 

佛教的四大真理是：(1)人生是苦的；(2)苦的原因在于欲望；(3)只有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4)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通过“八正道”。“八正道”包括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佛教以涅架为终极目的，所谓涅架，意即“无为”、“寂灭”。 

佛陀本人并未打算建立一个新宗教，但在他死后，他的弟子们宣讲他的教义，并建立了一些开始树立宗教信仰的宗教团体。这些团体的理想是通过苦修身心，最终达到神秘的涅架境界。虽然僧侣们对此感到很满意，但是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感到难以遵从。冈而，与“希那衍那”(即小乘佛教)相对立的“摩诃衍那”(即大乘佛教)就逐渐发展起来。大乘佛教在其包容一切这一意义上来说确实是“大”了，它兼容并蓄了更多佛教产生以前印度流行的思想以及人们改信大乘佛教以前的某些宗教思想。它和小乘佛教偏好默祷不同，而是采用了一些较易于领会、遵行的戒条。于是只要信仰这些戒条，甚至只要有一个不动脑筋但却表示信仰的举动，如念叨佛陀的名字，灵魂便可得救。这样一来涅粲的含义就也改变了，至少对那些修炼不深的信仰者来说，涅架仅指来世进入天国，而只要乐善好施就能死后升入天国。 

由于大乘佛教从强调修道生活、苦行主义和默祷改为注重施舍行为、虔诚信仰和灵魂救赎，所以对于非印度民族来说它比小乘佛教要更合口味，尽管两者在国外都赢得了皈依者。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时首先流行于斯里兰卡和印度西北部的边远地区。公元前1世纪时佛教传人中亚和中国，其传人先是通过商人，后又靠印度僧人和中国佛教徒。中国佛教徒最为得力，他们在印度研习佛教，然后回国努力说服其国内同胞信奉佛教。他们取得了很大成功，据说到公元4世纪后期，中国西北部90％的居民都信奉佛教，到6世纪时，中国南部的居民也开始跟着信奉了。接着，佛教又从中国进一步向其他地方传播：公元4世纪时传人朝鲜，6世纪时传人日本，以后又传人西藏和蒙古。在此期间，分裂为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的佛教还流行于东南亚。像佛教传播这样的情况，在以前或此后再未发生过，它体现了东南亚地区曾经一度出现的、历时几个世纪的普遍印度化现象。 

佛教在取得这些成功之后就开始在许多国家衰落下来。在中国，它在约700年时臻于极盛，但此后由于内部的腐朽和政府的敌视很快就衰落下来。佛教的兴盛使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使众多的僧尼脱离经济活动，这一切引起了官方的妒恨，从而招致官方的迫害。据官方记载，在841—855年期间，有4600余所寺院和40000余个祠庙被拆毁，有26万多僧尼被勒令还俗，他们和约15万人寺院奴隶一起重新成为纳税户。经过这次打击之后，佛教再也没有在中国达到其鼎盛时期的局面。再往后它也就跟道教和儒教一样，仅仅成为中国信仰诸说融合论者感兴趣的“三个宗教”中的一个。同样，在印度，佛教最终也让位于再度盛行的印度教。所以如今在佛教发源地，实际上已经很难找到佛教信徒。不过在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和东南亚的许多地方，小乘佛教至今仍居支配地位。. 

尽管佛教在其极盛时期以后相对而言衰落了，但在古典时代后期和中世纪初期它却仍是亚洲居支配地位的宗教。它广泛流行于除西伯利亚和中东之外的整个亚洲大陆，从而使整个大陆的文化一体化达到了一种空前绝后的程度。它在亚洲起到了伟大的文明融合作用，就跟同时期的基督教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而且佛教带给许多民族的不仅是一个宗教信仰和一套道德标准，还有文学体系、建筑式样以及伟大的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其他一切特征——这些东西也是由僧人在传播佛教时传到大陆各地的。同样，在欧亚大陆另一端，基督教传教士带给野蛮的日耳曼和斯拉夫诸民族的，除了基督的教义，还有罗马文化和君士坦丁堡文化。以上所述就是这些强有力的“文化联结”对新兴的欧亚大陆一致性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在古代文明的数千年中中东一直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中心，在那一段时期里它对人类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如发明了农业和冶金术、创造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帝国组织等。但是到了古典时代，中东的优势已经渐渐消失，只有一个领域除外，那就是宗教。不仅是犹太教，还有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都根源于中东。虽然后者如今只有印度的少数帕尔西人信奉，但过去在波斯帝国处于鼎盛期时它对中东确实也曾有过很大影响。而且由于琐罗亚斯德教试图用光明、真理和正义等原则来取代当时盛行的波斯人的粗野习俗和迷信，因此它作为一种崇高的宗教信仰在宗教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 

佛教在印度和中国 

欧亚大陆的一致性开始于古典时代，联结它的纽带部分是商业的，部分是文化的。佛教是在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因素，这一作用体现在一个名叫玄奘的中国僧人的下列经历上。他于公元629年到645年间访问了印度的许多寺庙，当他在纳兰达寺(NalandaMonastery)宣布返回中国时，其他僧人做出了如下反应。*

纳兰达寺的僧人听到玄奘的决定后，纷纷请求他留下来。他们说：“印度是佛陀的诞生地，虽然他已不在人间，但他的遗迹尚在。世间还有什么比依次寻访佛陀遗迹，赞美他、歌颂他更幸福的事情呢?另外，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她的国民都是不重要的野蛮人，都不信奉宗教和佛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不诞生在那个国家的原因。中国人眼界狭窄、冥顽不化，圣人和贤人从不去那里。那里气候寒冷、国家破败，你必须三思而后行啊。” 

法师(玄奘)回答说：“佛陀创立教义是为了传播到所有地方的。谁愿意舍弃未学佛法之人而独享佛法呢?另外，在我的祖国，官员穿戴威严，法律人人谨遵。皇上仁慈，臣民忠诚，父母慈爱，子女孝顺，人伦正义深受崇尚，‘老人贤人受到爱戴。此外，中国人的知识深不可测，他们的智慧不逊鬼神。他们效法上天，知道如何计算七个天体的运动；他们发明了各种工具，厘定了一年的四季……像这样的话，你怎能说佛陀会因我国不重要而拒绝去呢?” 

*见J.Needham，Scienceand Civilization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1954)，Vollime I，pp.209—210. 

********** 

不过在古典时代，除了这些宗教及与其有关的教派外，中东已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有许多古典时代时形成的并在很多情况下一直存续至今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原先从欧亚大陆各边缘地区发展起米的义明的创造。因此奉书后面三章就主要来沦述这些地区的各个文明——-希腊和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不过在考察这些文明之前，我们应当注意到至今仍可感受到的伟大的欧亚大陆宗教的影响。比如说，它们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教导，对于生活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人民依然有启发意义。孔子就曾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同样，在《旧约》中，先知弥迦也有这样的伟大见解，而且这一见解至今仍被联合国奉为格言：“他们应当铸剑为犁，熔矛为镰；国与国之间不应挥剑相向，他们也不应当再学习有关战争的知识。”这些伟大宗教的共同理念在1986年10月27日得到了一次清晰的展示，这一天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一齐来参加教皇保罗二世主持的“世界和平祈祷日”。以下就是他们献给世界和平的祈祷词，也是他们其他方面的信念：2 

佛教 

唯愿世间万物，凡受身心之折磨者，皆可获无尽之幸福与欢乐。 

基督教 

我对你们这些听众说，爱你们的敌人，善待那些怨恨你的人，赞美那些诅咒你的人，祝福那些痛骂你的人。如果有人打了你的一边脸颊，给另一边让他打；如果有人取走了你的斗篷，不必再留住你的上衣。对每个乞求你的人，给他们所要的东西；对拿走了你的东西的人，不要再找他们归还。如果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就要怎样对他。 

犹太教 

我们的上帝在天堂。和平之神将会同情和怜悯祈求他的同情和怜悯的地球上的人民。让我们祈祷和平，让我们追求和平。 

非万物有灵教 

万能的上帝啊，您是我们打结时不可或缺的伟大的拇指，您是能劈开大树的咆哮的雷电，您是站在高处能看清地面石块上留下的羚羊脚印的洞察一切之神。您从不吝惜及时地满足我们的要求。您是和平的基石。 

美洲印第安人 

在抽烟的时候，我会邀请我的家人和我分享；现在，我的朋友，让我们一起以感恩的心情来为今天的世界和平祈祷。我祈祷，不管是在家庭内或在部落里还是在国家中，我们都能为和平祈祷、为和平努力。我为在地球母亲上行走的所有兄弟姐妹祈祷。

推荐读物 

欧亚大陆之间的跨区域联系在这本写得很好的研究著述中得到了详尽的分析：G.F.Hudson所著Europe& China：A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Edward Arnold出版社，1931年版)。另外，还可参阅J.Needham所著的多卷本著述Science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54年版)，该书的第一卷从整体上考察了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交流，包括关于文化传播的理论分析。有关欧亚大陆商业联系的各个方面在下列著述中得到了较好的阐述：A.Toussaint所著的Historyof the Indian Ocean(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6年版)、S.Chandra主编的Thelmtian Ocean：Explorationsin History，Commerce，andPolitics(Sage出版社，1987年版)、D.Harden所著的ThePhoenicians(Praeger出版社，1962年版)、E.H.Warmington所著的The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28年版)、Ying-shinYu所著的Trade andExpansion in Ha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mia出版社，1967年版)、J.I.Miller所著的The SpiceTrade of the Roman Empire，29B.C.-A.D.641(OxfordUniversity出版社，1969年版)、C.G.F.Simkin所著的The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9年版)以及P.D.Curtin所著的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4年版)。 

关于欧亚大陆的文化联系，可以参阅H.G.Rawlinson所著的IntemourseBetween India and the Western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16年版)、E.Zurcher所著的Budhism：ItsOrigin and Spread(St.Martin’s出版社，1962年版)、R.MacMullen所著的Christianzingthe Roman Empire，A.D.100—400(YaleUniversity出版社，1984年版)、以及J.Pelikan所著的Jesusthrough the Centuries(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5年版)。

注释 

1.Jawaharlal Nehru，Glimpsesof World History(Oxford Univermty，1982)，p i 35. 

2.New York Times，October28，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