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食物采集者-《全球通史》

人类学为人类提供了一面巨大的镜子，使他们能够从中窥见自身无尽的变化。——克莱德·克拉克洪 

现代人所取得的一项杰出成就就是对过往历史的研究和再现，而古人对在他们之前发生的事情则知之甚少。希腊历史学家中最无偏见的修昔底德在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就断言，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对历史的无知使他无法得知雅典无与伦比的光荣和贡献。相比之下，我们这一时代比起过去任何时代都要更注重历史。而且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和生物学等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每年都还在丰富着有关我们早期祖先的知识。这个学科名单上还应该添上能被用来从卫星、航天飞机和飞机上探测地面和地下情形的空间技术。探测通过空间运载工具搭载的能够测量地面温度微弱差别的传感器来进行。由于沙地、耕地、植被和不同的岩石的温度各不相同，并且以不同的速率释放出它们自身的热量，因而传感器也就能够分辨出地面的松土是史前时代的耕地，还是古代的商路，抑或是古建筑的遗迹。此外雷达成像技术也已被用来绘制横穿中亚的古代洲际丝绸之路、危地马拉丛林中的玛雅人的道路以及哥斯达黎加阿热内湖畔的小径。 

空间技术能使我们找回人类历史失佚篇章的一个最近的精彩例证，就是重新发现了中国长城的断失部分。长城的某些部分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被湮没在数层移动的沙丘之下。1994年4月奋进号航天飞机利用雷达成像技术发现了这部分长城——这些图像显示，在距中国首都北京以西430英里的边远地区有一段长达47英里的长城。几个世纪以来北京近郊的长城一直都受到了很好的维护，从而获得了许多上镜的机会，比如说尼克松总统和毛主席就都曾在长城上漫步过；但是偏远地区的长城却是年久失修，无人照料。再加上这些地方的长城也并不是用石头砌成的，泥土和树枝是常见的替代品，所以时间一长很长一段长城也就逐渐损毁，终至湮灭，直到近来魔术般的现代技术重新又发现了它们。1 

类似的调查发掘和研究考证已经将我们的认识拓展到了人类文明开始之前，即便那时候还没有文字汜录。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人类只是在大约5000年前才刚刚学会书写，而人类的祖先即原人的起源却可以追溯到400多万年前。我们应当考察史前时期这漫长的几百万年，因为人类正是在这段时期形成的。在此期间，人类的远祖居住在能够发现现成食物的地方，和其他动物一样以采集现成食物为生，而不是像他们擅长农耕的后代那样通过种养来获得食物。 

一、从类人猿到人类 

我们所在的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太阳只不过是我们银河系中数百万颗恒星中的一颗，而银河系又只是整个宇宙几百万个星系中的一个。当本书在以后的章节中回溯人类的经历和追寻人类的思想足迹时，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如此悬殊的对比。比较好记的一个类比就是，地球在宇宙当中小得就像太平洋上的一粒尘埃。 

地球形成于约50亿年以前，但直到距今约40亿年前地球上才出现最早的生命——原生的单细胞生物。尽管在传统上人们都认为那‘种原始的生命也与非生物有着质的区别，但是现在的科学家们都已经不再接受这种将生物与非生物截然分开的观点，而是把牛物看作由非生物自然进化而来的。他们按照组织的分类等级标准将所有的物质加以分类，在这一组织的某一等级上无机物转变成了有机物。更具体地说就是，电子、质子和中子相互结合形成各种原子，各种原子相互结合组成各种分子，各种分子再组成有机化程度不等的聚合体，其中有一类有机聚合体形成了生物。 

接着生物又从低等级向高等级不断地进化：先由微生物进化到原始植物，如海藻；继而又进化到无脊椎动物，如水母、蠕虫；最终则进化到脊椎动物。这些脊椎动物和其旁系中的某些无脊椎动物及植物一起，于3亿年前左右成功地适应了陆上生活。最早适应陆地生活的是两栖动物，随后是史前时期的大批爬行动物，接着是鸟类，最后则是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在生物界占据统治地位已达6000万年。 

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认同这种说法：人类属于动物王国——更明确地说就是属于灵长类这一目；和人类一起同属于灵长类的还有鼯鼱、狐猴、眼镜猴、猴子及类人猿。好几个研究领域的成果都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大量证据。解剖学家发现，从总体来看，人类与其他高级动物在骨骼、肌肉和器官构造方面有不少相似之处。胚胎学家注意到，人类的胚眙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显示出某些低等生物的特征，如：胚胎一个月时有半圆形的鳃，两个月时出现发育不全的尾巴。人类学家指出，人类化石连续地显示出人类由普通的类人猿逐步进化的过程。此外其他科学家也发现了许多能够表明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联系的类似迹象，如：猿类血液的化学成分和人类的极其相似，猿类和人类身上有共同的寄生物，而且猿类和人类学习的方式也很相似。

人类祖先的演变发生在有6—7次大冰期和5—6次间冰期的更新世时代。当时急剐的环境变化迫使所有的动物都必须不断地适应和再适应变化着的环境，而能否从残酷的适应过程中脱颖而出，关键不是取决于蛮力，也不取决于耐寒的能力，而是取决于智力的不断增长，取决于能否运用其智力使自己较好地适应环境的需要。当然，这也就是人类之所以能够在地球上居于无可争辩的主宰地位的秘密。而其中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人类与双臂柔软组长、只适应森林生活的长臂猿和有着厚实的白毛皮、只适应北极环境的北极熊不同，它能够利用自己的智力去应对各种环境。 

人类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是从一系列人类的祖先即近似人形的原人进化而来韵。原人中有一部分已经能够使用简单的石制工具和武器。最早出现的原人是更新世灵长类动物，它们一般被认为最早出现在400多万年前非洲东部和南部的热带草原上。这种灵长类动物的骨盆和腿与现代人极为相似，但其脑容量却仅及人类的三分之一，几乎还不及现在类人猿的脑容量大。因此可以说，这种与人相像的两足动物(原人不再用四肢行走)的运动系统是与猿脑般的大脑结合在一起的。 

对处于这种发展水平的灵长类来说，非洲大草原是它们的一个非常理想的生存环境。那里气候温和，即使缺衣少物也能生活得很好。而且辽阔的大草原与茂密的森林和荒凉的沙漠不同，那里有水源，也有可供食用的动物。因此尽管更新世灵长类动物的工具很是简单，但它们却依然能够享用到丰盛的食物，包括蛋、蟹、龟、鸟、啮齿动物，还有小羚羊。小羚羊很容易捕猎到，因为它们一遇危险便伏在草丛中一动不动。 

更新世灵长类动物在非洲平原上漫游了200多万年，在此期间这个种类中先后有好几个物种都经历了产生、兴旰、最后又消亡的过程。由于每年都有许多新的考古发现，而相关的理论又必须随着这些发现而作修正，因此人类学家们尚不能就那200万年中人类物种更迭的细节达成一致。比如说，最近在爪哇出土的人类化石就对传统的“非洲起源”理论提出了挑战。该理论认为，最早的人类起源于非洲，然后从这里迁徙到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大陆。爪哇出土的化石古老得惊人，足以支持人类多地域起源论者的观点。该理论认为早期的人类在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独立地起源和进化。2毫无疑问，将来每年都会有许多新的人类学考古发现，而随之而来也就会提出更多新的人类学理论米解释新的化石发现。 

尽管不知道确切的年代和准确的地点，但却可以肯定，早在40000年以前，人类，或者说智人(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终于出现了。而最近的考古发掘则显示，人类的小现比这一时间还要早得多。从最宏观的视角来看，人类的出现是地球发展进程中的第二大转折点。第一大转折点是生命从非生命物质中进化出来。在第一大里程碑式的转折之后，所有的生物种类都通过适应其生存环境，以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方式进化。也就是说，生物的基因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一点在气候变化剧烈的更新世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这一进化过程发生了逆转。人类通过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的基因，而不再是改变自身的基因去适应环境。今天，随着人类关于基因结构和功能的知识不断增加，人类很快就能够既改变自己的基因，又改变其所处的环境，地球发展进程中的第三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也即将来临。 

人类，且只有人类，能够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环境——这一人化的环境被称为文化，因为只有人类能够从现实生活中观察到或抽象出概念和事件。只有人类能笑；只有人类才知道自己会死去；只有人类才思索宇宙及其起源，才考虑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和自身今后的命运。 

由于其独有的变革环境的能力，人类不必经过生理上的突变就能很好地应对周围的环境。对其他动物而言，生活在北极离不开毛皮，生活在沙漠必须有水源，生活在水中要靠鳍；而人类则通过其自身所创造的文化，即经过新的非生物学的途径，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具体来说，人类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装饰品、制度、语言、艺术形式、宗教信仰和习俗。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就使得人类既能适应自然环境又能调整人际关系。 

当人类运用具超凡的大脑去改变其所处的环境以适应其基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任由环境改变生物的基因的时候，他就已经远远超出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了。这也解释了为何人类当年在非洲大草原刚刚起源时毫不起眼，而今天竞成了地球上居统治地位的物种。但是这也引发了一系列疑问：为什么人类现在显得不能控制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为什么人类日渐觉得自己创造的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 

答案就在于基因进化与文化进化的根本差别之中。基因进化通过基因突变起作用。如果一个物种的基因突变符合自然选择的要求，它就会在生命史中短短几千年里成为地球上占统治地位的物种。其实这种进化模式也就是人类由更新世灵长类动物一直进化到智人所经由的道路。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文化进化通过引入新工具、新思想或新制度能够(并且已经)在几乎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整个社会。只要看看19世纪中期的蒸汽机是怎样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看看内燃机在20世纪里是如何发挥其功用，再看看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又是何等深刻地改造着我们的环境，你就不难理解爱因斯坦为何要警告我们：人类现在正在面临着的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一场“无与伦比的灾难”。 

问题的关键是在从技术变革的产生到允许其大规模发挥效用所必需的社会变革的出现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造成这种时间差的原因是：技术变革因为能够提高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通常很受欢迎，所以马上就会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通常也就会遭到抵制。这就解释了当今社会的一个悖论，即人类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变得越来越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环境的同时，却不能使他们所处的环境变得更适合于居住。简而言之，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自身知识的不断增长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正如爱因斯坦所警告的那样，人类迫切需要学会在获得知识与运用知识的智慧之间达成平衡。事实上，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都将取决于这一平衡的结果。

 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平衡问题曾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反复出现，并在今天由于我们运用知识的智慧无法赶上人类日益增长的知识而显得更为频繁和迫切。 

二、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人类凭借自己优越的智力发明了一种所谓的“石刀技术”，他们用压制法从石核上打制出长而锋利的薄片即“石刀”，并制作出各种新型的工具以及“制作工具用的工具”。有些新型工具是由不同的材料组合而成的，如以兽骨、兽角或燧石作锋刃的长矛和装有骨制或木制把柄、石制刃口的刮削器。这时人类还发明了抛射物式的工具，如用于捕牛的一端系有重球的绳索、投石器、投矛器和弓箭。这些新发明物刚开始使用时效率比较低，但是经过不断改进，却已俨然成为近代火器发明之前最令人生畏的武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中还有其他一些发明，如用骨头和象牙制的锥子、带眼的骨针、作腰带用的扣件，甚至还有纽扣——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马格德林时期的猿人已经穿上了用兽皮缝制的裤子和袖子缝制得恰到好处的上衣。 

虽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与早于它100万年的初期技术相比是要先进得多，但是由于生产率低，这种技术仍然很原始。而且当时的食物采集者也没有成立正式的政治机构和配备专职的领导人，他们通常只是各自成群地结合成自治的团体，团体的人数一般是20至50人。不过在食物来源丰富的地区，如马格德林时期盛产鲑鱼的美洲西北部，以及大驯鹿成群的法国南部的多尔多涅山谷，也曾出现过人数更多的狩猎团体。根据现在狩猎的情形来判断，旧石器时代狩猎团体首领的权力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当时还不存在由制度确立、为大家所公认的强制性的权力。首领们由于特殊的目的而被自然地推举产生：熟悉宗教仪式的老人被大家推举为司仪，而狩猎本领出众的年轻人则当选为狩猎团体的首领。但最重要的一点则是，所有这些首领都不是运用权力而是通过自身的影响来完成自己的职责，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制度规定有谁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 

处于这一阶段的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一样都还只是粗具雏形，甚至可以说这两者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由父亲、母亲和他们尚未成年和未完婚的子女组成。一夫多妻通常是被允许的，但实际上这样的家庭却极少。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男女平等比此后的任何时代都做得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女性对于团体获得食物的贡献不说大于男性，至少也是同等的。所以说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内并没有今天常见的所谓“男尊女卑”的观念，现实中的女性也不处于依从和卑下的地位。 

通过一项对现在仍然存在的90个食物采集部落所进行的研究，人类学家们发现在这些部落中，男人负责狩猎动物、提供肉食，而女人则负责采集营地周围能够发现的一切可供食用的东西：植物块根、浆果、坚果、水果、蔬菜、昆虫、蜥蜴、蛇类、啮齿类动物、贝类等等。尽管男人捕猎的肉类极受欢迎，然而事实却是女人采集的食品仍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女人采集到的食品经常是男人带回的猎物的两倍。、因此纵然两性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但这些任务却也都同等重要。作为食物采集者的女性不但生育和抚养了小孩，而且为部落提供了它所需要的大部分食品。 

不错，男人是负责部落的防卫并且掌控着武器，但是他们并不用武器来恐吓或镇压女人。事实上，当欧洲人最初在海外遇到食物采集部落时，他们普遍都对部落中的女性享有比欧洲女性多得多的平等感到好奇和震惊。耶稣会传教士保罗.列.居内(Paul leJeume)在整个1633到1634年的冬天，都和居住在加拿大东部拉布拉多半岛的蒙大格拉斯一纳斯卡比印第安人(Montagnais-NaskapiIndian)的一个部落呆在一起。“女性在这里享有极大的权力。”列·居内写道。他说他曾鼓动该部落的男人享受男人优越的地位；“我告诉他们，男人是女人的主人。在法国，女人是不能支配丈夫的。”另一个耶稣会传教士写道：“从决定计划、决断事情、确定旅程，到储备冬季物资，几乎每件事情都由家庭主妇决定。”人类学家埃莉诺·利科克(EleanorLeacock)在她于1950到1951年研究蒙大格拉斯一纳斯卡比印第安人时发现这个部族中两性之间的关系依然如故：“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男女有别的教化，我们仍能看到他们坚持集体责任意识……以及两性平等自决的意识，这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3 

在食物采集部落中不但男女平等，而且部落成员之间也都有着很亲密的血族关系。每一个人都要对他人承担责任，当然也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特权。他们在寻找食物、躲避风雨和防御敌人的过程中互相帮助。虽然有时部落与部落之间也会因个人世仇和争夺狩猎、捕鱼的地盘而发生争斗，但是由于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缺乏维持大规模战争所必不可少的人力和物力，所以大规模的战争直到有了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人口相应增多时才成为可能。总之，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的实质是协作。从根本上来说，家庭和部落都是相互协作的团体，它们共同为生存而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在考察了世界上不同地域的食物采集者的日常生活之后，人类学家R.B.李(R.B.Lee)总结道：“一个真正的公社化的生活通常会被斥责为乌托邦式的臆想，会被认为只能存在于理论当中，而不可能在实践中实现，但是有关食物采集者的诸多证据却告诉了我们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形。这种有物共享的生活不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存在，而且延续了很长一段时期。”4 

人类学家近来将研究重点聚焦在我们史前祖先的社会组织形式和食物上，其中—个特别的原因就是他们以前吃什么对我们今天有借鉴意义。几千年前的人类吃什么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判断：其一是通过研究粪化石，即古人排泄物的化石。粪化石里含有许多东西，如花粉、植物结晶体、羽毛、骨头、毛发以及蛋壳，因此一个粪化石就提供了一个几百万年前食物的密封记录。另一个办法就是去观察今天的食物采集秆吃什么：不管这些人是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还是居住在南非卡拉哈日(Kalahari)沙漠中的亢人(!Kung)。这类观察已经发现，即便是生活在其他人都不愿意居留的恶劣环境中，现代食物采集者的食物供应也是惊人的丰盛和有保障。而之所以会有这样丰盛的食物的一个原因就是食物采集者对他们的家乡有着超凡的了解，他们非常熟悉生活在那里的动植物，他们虽然不会阅读和写作，但却能够学习和记忆。比如说，亢人的记忆力就非常好，他们能用近500种不同类型的动植物作食物、药品、化妆品、毒药或其他用品。其中单是昆虫，他们就吃甲虫幼虫、毛虫、蜜蜂蛹、白蚁、蚂蚁以及蝉。由于受到了传统偏见的约束，我们认为这些昆虫中的大部分都不能吃，而实际上它们却都富含营养。比如说，白蚁身上的45％都是蛋白质，这比干鱼所含蛋白质的比例都要高。

食物采集者喜欢吃的食物数量众多，这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所需。食物采集者依靠大量不同种类的动植物作为其食物来源，这使他们比农民过得更为充裕，因为农民只种植少数几种庄稼，所以一旦这些庄稼因为干旱、洪水、霜冻或虫灾而歉收，他们就要面临挨饿的危险。相比之下食物采集者就不会碰到这种危险：他们一旦发现某种食物供应减少，就会用他们能够发现的数百种食物来弥补缺口。比如说，1964年夏天研究亢人的人类学家们发现，当时的一场大旱饿坏了附近的班图族农民：他们的庄稼遭灾了，他们的家人都要挨饿。于是班图族的妇女也跟从亢人妇女找寻植物块根、青菜、浆果、坚果、鸟类、蛋类等等。而这数百种不同类型的食物则是永远都不会同时匮乏的，从而班图人也就仰仗亢人的技能顺利地度过了这场大旱。 

亢人和其他食物采集者的食物不但供应充足，而且营养健康。这些食品都只含有少量的盐分、饱和脂肪以及碳水化合物，而富含多价非饱和脂肪、粗纤维成分、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由于食物采集者长年享受着这些健康的食品，加上他们作为游牧民族生活充满运动，所以他们很少患上高血压、肥胖症、静脉曲张、溃疡、大肠炎等工业社会的常见病。但在另一方面，许多亢人又因缺医少药、得不到疗治而死于意外伤害。因此科学家们发现，活过60岁的亢人约占其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这与卫生设施一应俱全的工业国家的长寿人口比例大致相等。 

上述关于史前人类的食物的结论已经得到了得克萨斯A＆M大学人类学家小沃恩·M.勃朗特(VaushnM.Bryant，Jr.)的试验证明。勃朗特在得克萨斯西南的一处考古现场进行野外挖掘时，按照生活在该区域的史前人类的食谱进食。他是通过研究粪化石了解清楚这一食谱的。由于对这个新食谱感到很满意，在回到营地之后他仍然继续遵照它进食，并在日常生活中增加锻炼——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爬楼梯而不坐电梯，步行而不坐车横穿校园——以便获得接近于史前生活的人类的活力。在改换新的生活方式之后他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方面，我都感觉好了许多。我觉得比以前更有精力了…… 

此后四年中我再也没有患过大病，也从未缺过一天班……在既没有计算卡路里也没有有意绝食的情况下，我在大约3个月里瘦了30磅……因为这些水果和蔬菜本来就只含有很少的卡路里……想吃零食对我也有帮助。当你整天都在吃零食时，你实际上比每日坐下来大嚼三顿饭要吃得少……仔细想想，这个食谱也不奇怪。我想自然已经设计好了要我们与灵长类动物吃相近的食品。这些猩猩们一般吃水果和其他植物、一些肉、一些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和粗纤维食品以及不多的脂肪。可能直到仅仅几千年前，人类才像我们今天这样吃东西。”5 

存将我们的讨论由探讨社会制度和习俗转向探讨一般的信仰时我们发现，原始人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会基本上都不是抱历史的和发展的态度。他们以为将来会与现在相同，就像现在和过去一样那样，因而在他们的头脑里既没有变化的观念，也不存在任何批评或干预现有制度和习俗的想法。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包括他们自己、他们的文化和住处，都是早先创造出来的，而且肯定还将一成不变地延续到将来。各狩猎民族的创世神话，包括神话中半神式的英雄，都惊人地相似——这些英雄创造自然环境、安排供狩猎的动物、繁殖人类并教给人类各种技艺和风俗习惯。 

下面这个安达曼群岛岛民们的创世神话就是这方面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人是贾特波。他就像蛋壳里的一只鸟，出生在一根大竹子的节头里。大竹子破裂时，他也就跟着出来了。刚开始他还是一个小孩。下雨时他替自己盖了一间小茅屋，住在里面。他制造了几把小弓和一些箭。有一天他找到一块石英，遂用它在自己的皮肤上划了几道花纹。贾特波一个人生活感到很孤独，就从白蚁的窝里取出一些黏土，捏了一个妇女的模型。那个模型活了过来，并成了他的妻子，她名叫科特。他们一起住在蒂尤特一巴尔尤。后来贾特波又用黏土捏了一些人，这些人就是人类的祖先。贾特波教他们造独木舟，制造弓箭和狩猎捕鱼，而他的妻子则教妇女们编织篮子、围网、席子、带子和用黏土制作各种式样的用具。”6

原始人对于自然界的情况知道得很多，囚为他们不能不关心周围的一切，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他们的知识代代口口相传。许多这类知识直到现在仍被得到承认和利用，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印第安人对一种名叫金鸡纳的速生长青植物的全方位利用。几百万年以来金鸡纳树在古代文献和村落文化中始终占有显著地位：它的树皮、树叶、花朵、种子和果实被用来治疗各种疾病，从糖尿病、各种溃疡到便秘；它的树枝可被制成有杀菌作用的牙膏；它的油汁现在被用来制作牙膏和肥皂；它的萃取物则是一种很好的杀虫剂，对于杀死包括蝗虫、幼蚊以及棉铃虫在内的两百多种昆虫具有特效。 

不过尽管早期人类对于自然有着大量的第一手知识，但是由于他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而在遇到洪水、干旱或是在捕捉不到很多的动物时，他们往往不能从自然界的角度作出解释。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怎样去用自然主义的手段来对付大自然，结果只好求助于超自然的魔力——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祈求或蒙骗大自然使他们的生活富足起来。原始人相信：通过把某一种有用的动植物作为本团体的图腾，通过树立种种偶像和跳起模仿性的舞蹈，可以使得各种动物大量繁衍，食物来源串盛；而且只要严格遵守有关图腾的种种规定，他们的团体就能壮大，食物的来源就能得到确保。 

最初似乎所有的团体成员都参加宗教仪式，但到旧石器时代末期则出现了尚未完全脱离生产活动的巫医或巫师。这些人被认为与那些被期望能够控制关系到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食物、繁衍和健康以及个人运气的自然万物的神力有着特殊的联系。他们渐渐地脱离了专门的生产食物和制作工具的活动而专司巫术，为大家祈福。今天，在包括布希曼人、爱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亚土人在内的几乎每一个食物采集文化幸存的地方都仍可见到巫师。法国三弗雷勒斯山洞里的“巫师”岩画是最早描绘巫师的画，它被称为旧石器时代“可怕的杰作”。画中描绘了一个身披鹿皮、头顶一对牡鹿的角、脸像猫头鹰、长着两只狼耳朵、上肢似熊臂并拖着一条马尾巴的男子。这幅画附近画的一些别的画表明：这个山洞是当时的一位巫师召集氏族成员、主持宗教仪式的地方，他在这里祈求动物的神灵保佑他们狩猎时能够满载而归，并鼓励氏族成员勇敢地面对种种危险。 

不过，在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还供养不起像后来那样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集团，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有着很大社会凝聚力的神学。当时人们着重于个人的幻想，对上帝和神灵的概念都很模糊，而宗教也还没有被当作控制社会的一种上具，人们的利益也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品行，而是受到了超自然现象的控制。一位爱斯基摩人对北极探险家努特·拉斯穆森说的话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

“我们相信我们的巫医、我们的魔法师。我们之所以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活得长久些，是因为我们不愿受到饥饿的威胁，还因为我们希望生活安全、食物有保障。如果我们不相信魔法师，我们要狩猎的动物就会全无踪影。如果我们不听从他们的劝告，我们就会生病、死亡。”7 

对令人费解的超自然现象的恐惧和对人类能够控制它们的祈盼，不仅在宗教中存在，而且也通过艺术形式被表现了出来。旧石器时代艺术最杰出的代表就是独树一帜的洞穴壁画，而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壁画则集中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西北部。洞穴壁画通常都是取材于野牛、熊、马、犀牛、猛犸象和野猪等大型动物。这些画作中最好的作品色彩丰富，形象生动，充满活力。不过尽管从画中可以看出绘画者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但洞穴壁画的创作却是为了某种实际的用途。原始人一般都居住在山洞前端或洞口附近，但这些画却都绘制在山洞深处最黑暗和最危险的地方。而且这些画往往相互重叠，这表明画家们在绘制它们时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作品保存下来。由此看来，促使旧石器时代的画家们跑到山洞深处把他们狩猎的动物尽可能逼真地绘制出来的原因也就只能是’，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使自己得到某种控制猎物的魔力。 (www.xing528.com)

总之，近来科学家们在各个领域的发现已经足以使我们承认并赞赏我们的史前祖先所创造出来的成就——这些成就构成了整个人类遗产重要而有决定性的部分。我们总以为今天我们在技术领域做得特别成功，但即便是在这个领域，食物采集者也获得了大量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至今仍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基础作用。他们对住地环境了如指掌，所以他们能够利用有用的动植物品种，而不去用那些无用或有害的品种。他们发明了许多种工具，包括刀具、斧头、刨子、锤子、锥子以及针。同样地，他们也创造了同样丰富的武器，如矛、投枪、棍棒、盾牌、盔甲、吹箭筒以及弓箭。他们的许多发明创造，诸如不下沉的独木舟、雪做的房子、带梁和桁的独木舟以及下毒技巧，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和技术。食物采集者们使用种类繁多的毒药来毒杀猎物和敌人，比如说，南美的印第安人就懂得从树薯粉分离出氢氰酸，将树薯粉留作主食，氢氰酸则被用来制作毒药。其他常见的毒药还有箭毒、蛇毒、毒胡萝卜和硷毒等。在储存食物和做菜方面，我们的早期祖先实际上也已经用上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全部技术。他们拥有泥质灶，使用石板烧烤技术，在北极圈内冷冻食物，通过风干来保存食物，并用牛油或兽脂来密封食物。除了塑料容器、煤气和电力等纯现代发明的用具外，旧石器时代的厨师对现代的厨房和烹饪技术一定会感到非常适应。

不过在应对疾病方面，史前人类也绝不是完全依赖于巫术。他们懂得利用夹板来进行断肢再续，懂得使用止血带，懂得敷用药膏和绑系绷带，懂得将放血作为一种疗法，还懂得灌肠疗法——南美的印第安人甚至使用橡胶注射器来进行灌肠。这些尚不知文字为何物的人懂得关于天体方面的知识，他们能够分辨出不同的星座并给它们命名。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史前时期波利尼西亚人就掌握了航海技术，他们那时就已经在夏威夷到塔西提之间长达2350英里的航线上作定期航行。在概览了所有进化阶段的生命所取得的成就之后，人类学家列斯利·A.怀特总结道：“知识、技术、工具、机械的积累肇始于原始人的发明，史前人类为文明以及各种更高的文化形式奠立了基础……看到原始人在技术水平上在许多方面和当今是如此接近，真令人感到惊奇。”8 

与旧石器时代的技术一样重要和引人人胜的是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在我们史前祖先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方面都极为有趣。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问的关系完全平等，每个人承担的义务和领取的报酬也都是大家公认的。虽然谁也不能预测未知的前景，但他们却也并不因此就感到担忧或彼此疏远。直到现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仍是这样度过的：他拿起一块碎玻璃，熟练地把它制成一枚箭头或矛尖，装在投矛器或已上弦的弓上，然后动身去射杀猎物；回来后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晚饭；晚饭后开始讲故事，把白天的奇遇告诉很少离家外出的人，在故事声中结束一天。这样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且其社会化程度也是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人所达不到的。 

但是紧密维系旧石器时代社会的亲属关系的粘合力既给人慰藉，又使人感到压抑。在其作用下，个人完全听命于团体或部落。团体或部落被看作一支受到神灵世界所有无形神力福佑的由死者、生者和来者所组成的无始无终的队伍。个人完全隶属于这支富有生命力的队伍。无疑，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有那种受羁绊的感觉，相反他们会把自己看作是这一队伍的成员。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置身于这一队伍固然有_种安全感，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发展的停滞。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确实能够满足人们心灵上的需求，但这却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比如在澳大利亚的阿鲁恩塔，部落里不存在任何制度化的权威，但是年长者却可以和部落的敌人协商，去杀死那些不按部落传统进行生活的人。正是这种看似荒谬但却带有强制性的传统，构成了旧石器时代社会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在旧石器时代，不但不遵守部落传统的人会被杀掉，而且在食物短缺时儿童和身体虚弱的人也会被杀掉。食物采集者被迫不断迁移，因为其住地附近的食物来源或早或迟都会被耗尽。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迁移迫使他们狠心地削减他们的物质财产，也迫使他们在某些时候狠心地削减他们团体的某些成员，如儿童、老人和身体虚弱的人。显然，对于食物采集者来说，一个母亲在一段时期中只能抚养一个小孩，因而在前一个小孩断奶之前出生的其他小孩不得不被杀掉；同样，多胞胎中也只能留下一个。如此一来，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也就只有少数食物采集者能够养活自己，从而当农业革命席卷而来时，他们很轻易地就被农民给逼退，因为农业革命能够产出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养活更多的生产者——这也使得农民不可阻挡地拓展到人烟稀少的狩猎区。这一事实能够解释为什么一旦农业革命开始之后食物采集者团体就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也能解释为什么今天只有极少的食物采集者团体残存在农业因故无法存在的偏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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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我们可以假设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公元15＼16世纪欧洲人在新大陆发现的食物采集者的生活方式基本类似。当时的探险家以及跟随他们的移民和传教士对食物采集者的记述，为我们粗略地了解人类过去的生活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以下报告为耶稣会传教士雅可布·比格特(JacobBaegert)所作。他于1750年到1767年间曾与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他关于“加利福尼亚人”的记述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我们旧石器时代祖先的生活图景，并对人们关于“人类本性”的普遍假设提出了挑战。

尽管食物粗劣、生活艰辛，加利福尼亚人却很少生病。他们整体强壮，能吃苦耐劳，而且远比那些数以千计衣食富足、每日享受着巴黎厨师烹饪出的最好的食品的人更健康…… 

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加利福尼亚人也从欧洲人那里感染了天花，而且他们认为这种病的传染性最强。1763年一个出天花刚好的西班牙人送给一个加利福尼亚人一段布料，也把天花传给了这个加利福尼亚人群体。在短短的3个月里就有100人患此病死去…… 

根据我已经介绍的关于加利福尼亚人的情况，也许会有人认为他们是人类祖先最悲惨、最可怜的孩子。但是这种推断完全错了，我可以向读者保证……毫无疑问他们过着比欧洲人更快乐的生活……整年中既没有什么事情使加利福尼亚人感到麻烦或苦恼，也没什么东西使他觉得生活讨厌或者活着没意思……嫉妒、猜疑和诽谤不会扰乱他的生活，他也用不着终日担心会失去他所拥有的东西，当然也不必想着如何增加自身拥有的物质财富……加利福尼亚人不知道“我的”和“你的”这两个词的意思。而正如圣格雷格尔所说，这两个词使我们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和难于言表的罪恶。 

虽然这些加利福尼亚人看上去似乎一无所有，但实际上他们却拥有所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从不在他们贫穷的、条件极差的国家的物产之外垂涎什么，所有他们的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所以，毫无疑问，他们经常表现出极好的脾气，而且经常沉浸在欢乐和笑声中，显现出他们对生活的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则正是真正的欢乐的源泉。

*见SmithsonianInstitution，AnnualReport for 1863(washington，D.c.，1864)，第352页到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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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农业革命还触发了一场链式反应，它引发了城市化、阶级分化以及社会分裂，从而损坏了原始社会令人神往的平等，但这一来它也打破了部落通过传统主义形成的约束性的结合，使人性得到了解放。而人性一旦解放就必然会使狩猎区变成大都会，使人类从利用自身的体力发展到利用原子能。不过在研究农业革命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考察一下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全球的拓展及其后果。

三、种族的出现 

人们通常都以为人口爆炸是当今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其实不然。实际上每一次壮观的人门剧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原因很明显：技术的发展导致生产率的随之提高，从而使得可以供养的人口大大增加。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到后期，人类在实用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就导致了人口的急剧增长。据估计，旧石器时代初期原人的人口数为125000人，而到了距今1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即农业革命前夕，人类总人口已增为532万人——人口增长42倍以上，这一增长比率足以比得上后来随历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人口爆炸。 

从旧石器时代的发展进程中还可得出另一个人口统计模式(这一模式后来曾多次重复)，即在技术革命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群的人口增长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使得掌握先进技术的人口可以分散到更广阔的区域。自从地球上出现生命起这一模式便一育成立，并与人类学家M.D。萨林斯(M.D.Sahlins)和E.R，塞维斯(F.R.Servicc)所提出的文化支配定律相一致。该定律认为： 

“……能够较有效地开发一定环境中的能源的文化体制，常常会消灭开发效率较低的体制，以求得自己在该环境中的扩张……高级体制的特点就在于其能比低级体制更有效地开发各种不同的资源，因而在大多数环境中它们都比后者更有效，其活动范围也更广阔。”9

无论何时，适应性最强的种类，即利用自然环境最有效的种类，总是会在活动范围中占据优势并不断地扩展其活动范围。因此，只拥有原始的卵石工具且又缺衣少穿的更新世灵长类动物也就始终无法使其活动范围超出温暖的热带大草原。相比之下直立人则因掌握了更复杂的技术，对大自然的适应能力也更强，所以他们不仅能够向南进入非洲和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地区，还能朝北跨人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带。 

人类拥有的高超技术也部分地表现在他们能够建造不同类型的渡水设备。依照所运用的自然条件的不同，这些设备可被分为四个基本类型：皮划艇、树皮船、浮筏和独木舟。有了各种船只，早期人类也就能够横渡河流、湖泊，甚至能够穿越从非洲到欧洲、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从西伯利亚到北美的广阔洋面。这一迁移活动在冰河期进展得更为顺利，因为在这一时期，大量海水结了冰盖，海平面降低，大陆之间形成了陆地桥。至此人类的足迹已经遍布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从而和狗一样成了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动物(见地图1)。 

在人类向各地迁徙的同时，也逐步开始有了种族上的差别，出现了各种在肤色、发型和面型上各有显著特点的所谓的种族。般认为，这些种族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人类的各个地域集团适应了其各自不同的环境，而且相互隔绝。关于人种差别，有一点很重要，这就是人种分野发生得很晚…在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形成之后。因此，现代的各个种族都源自人类特征十分明显的同一祖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与他们所发现的所有地区的各个种族通婚；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现存的各个种族在天生的智力方面并没有很大差别——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所有人类学者的赞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或当代的澳大利亚土著人与其他任何种族一样，只要能有机会接受教育，也都有希望从大学毕业。 

不过各地区种族形成时的确切情形现在还不清楚，也许永远也无法了解清楚。考古学家在人类起源方面长期以来一直接受“非洲起源”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然后从这里迁徙到其他各个大陆。但是该理论和其他理论一道都正在受到质疑，因为几乎每年世界各地都会出土一些新的人类活动遗址。比如说，最近从澳大利亚北部发现的石制工具显示出人类早在176000年前就在该地区活动，这就推翻了一些传统理论所宣称的人类是在50000到60000年前才迁移到这里的说法。同样地，传统理论所宣称的人类最早迁移到中亚的时间，也因为最近在该地区出土了年代更为古老的人类化石和石制工具而不攻自破。 

由于在传统理论与当今考古发掘的发现之间存在着如此多的巨大差异，所以考古学家们正在修正过去被奉为圭臬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假设。有些人已经开始质疑人类最早的起源地到底是在非洲还是在亚洲。另有人类多起源论者则认为人们永远不可能找到人类最初的起源地，因为全人类的发源地不是唯一的。相反，他们发现认为人类在不同地方独立进化的人类多起源理论要更可信一些。 

尽管现在人们在人类起源和进化方面还没有达成一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到距今约10000年，即最后一次冰河期的末期，各种族在全球的分布已经和现在大致一样。高加索种人分布在欧洲、北非、东非和中东，并正在深入到印度和中亚；黑种人分布在撒哈拉沙漠(那时水源比现在充足)和沙漠以南一带，而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则与他们后来的情况不同，他们布满了非洲其余的地方；另有一部分俾格米人即小黑人生活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森林地带，而广阔的印度、东南亚的其他地区和澳大利亚则为澳大利亚种人所占据；最后，分布在东亚和南北美洲的则是蒙古人种。

虽然这一种族分布与现在的情况大致相似，但是全球人种分布图(地图2)却表明，到公1000年时，全球各种族的分布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这一变化还愈演愈烈并一直延续至今。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是由后来的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而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之所以会消失，美洲大部分地区的美洲印第安人之所以会越来越少，其真实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发展速度赶不上技术革命。换句话说就是，1000年前白种人与布希曼人的人数差不多，而今天布希曼人的人口却仅及白种人人口的十万分之一，其实际原因均在于此。

布希曼人的历史相对于高加索人和其他种族的历史来说有着天渊之别，但这并不能反映出各种族天赋才能上的差异。我们将在第四编的结尾“历史中的种族”一节中再度谈到这一重要课题。在那一节中我们将探讨造成不同种族的历史不近相同的原因。 

总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类分成了不同的种族，但是各个种族的身材却都在日益增高。人类早期祖先的平均身高是4英尺6英寸，而现在人类的平均身高则是5英尺10英寸。人们认为这一增长应归功于两点：_是人类获得了丰富而稳定的食物供应，尤其是充足的动物蛋白的供应；二是现在的小孩都接受免疫，这就抑制了妨碍生长的疾病的侵袭。目前人类的身材还在继续增长，像中世纪骑士们的盔甲现在的成年人就挤不进去了。 

推荐读物 

对研究世界历史有着基础性的辅导作用的书籍有G.Barraclough所著的The TimesAtlas of World.History(Times Books出版社，1991年版)和W，L Langer所著的AnEncyclopedia of World.History(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2年版)。还有配有绝佳插图的NationalGeographic Atlas of WorldHistory(Washington出版社，1997年版)。 

最近出版的关于早期人类历史的重要书籍有J.E.Pfeiffer所著的The Emergence of Man(Htarper & Row出版社，1985年版)以及R.Lewin所著的In theAge of Mankind(Smithsonian Book出版社，1988年版)，后一本书讲述了现在流行的关于人类史前和未来情况的理论。另有M.Wolpoff和R.Caspari合著的Race andHuman Evolution(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叙述了关于人类起源的非洲起源论与多起源论的争论。最近发表的内容丰富的考察人类起源的著述是R.Gore写的The Dawnof Humans，见NationalGeographic(1977年5月号)，该文还带有精美的插图。 

有关旧石器时代妇女的地位，请参阅M.Ehrenberg所著的Women inPrehistory(British Museum出版社，1989年版)；R.R.Reiter主编的Toward anAnthropology of Women(Monthly Review出版社，1975年版)；M.K.Martin和B.Voorhies合著的Female ofthe species(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5年版)；以及R.Bridental和C.Koonz共同主编的BecomingVisible：Womenin European History(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7年版)。 

注释 

1.New York Times，April23，1996. 

2.C.C.Swisher et a1.，“Latest Homo erectus of Java，”Sc／ence(Decemberl3，1996)：1870—1874；New YorkTimes,December 13，1996. 

3.Cited by E.Leacock,”Women in Egalitarian Societies，”inR-Bfidenthal and C.Koonz，eds.，Becomingble：Women inEuropean History(Houghton Mifflin，1977)，PP.21，22. 

4.B.Spencer，NativeTribas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Australia(London.1914)，P.36；andR.B·Lee，The! KungSan(Cambridge University，1979)，p.246. 

5.V.M.Bryant，Jr.，“I Put Myselfon a Caveman Diet Permanently，”Prevention，Vol.3(September1979)，PP·128—137.More details on this subject can be found in Bryant’s articles inScientific American，Vol.232(January1975)；andin American Antiquify，Vol.39，NO.3(1974). 

6.A.R.Radcliffe-Brown，The Andaman Islanders(Free Ptess，1948)，P.192. 

7.K.Rasmussen，Peopleof the Polar North(Lippincott，1980)，P.124. 

8.L.A.White，TheEvolution of Culture：The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McGraw-Hiu，1959)，PP.271，272. 

9.M.D.Sahlins and E.R.Service,eds.，Evolution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Michigan，1960)，PP·7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