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党政治：五五体制引领高速经济成长

在日本现代史上，1955年无疑是一个转折性的年份。在这一年中，战后保守阵营实现了大联合，并确立了日本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长期稳定的政权体制，即通常所说的“五五体制”。今天，当人们探讨日本现代化的秘密时，无不研究该体制在战后日本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五五体制”的政治力量，就是战后日本政党，其中，自民党是该体制的核心指导力量。

日本政党史研究权威、东京大学教授升味准之辅认为，“五五体制”的主要特征有三：1．在自民党和社会党两大政党之间，自民党占绝对优势，从而在议会中形成了长期无法动摇的主导地位。战后的“两大政党制”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半政党制”。2．在自民党在议会中长期占绝对多数的情况下，形成了以政府、自民党和四大经济团体为中心的政策形成过程。3．与此相应，社会党和共产党之类的在野党势力，实际上被排除在政策形成的核心之外。⁽²⁹⁾这三个特征实际上共同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五五体制”本质上就是自民党领导体制。

从日本战后现代化过程反观“五五体制”，可以说，“五五体制”是一个长期稳定的领导体制。这个体制的形成，从根本上讲，是战后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需要具体体现为战后日本经济界对长期稳定政权的迫切要求。日本属后发性现代化国家，国家主导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因而，明治维新后，日本形成的是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战后的占领改革虽然建立起了与明治维新所建立的完全不同的新体制，但新体制仍没有脱出国家主导的特征，⁽³⁰⁾这其中与三方面因素有关：一是与日本战前现代化的传统模式有关；二是与战后日本面临更为艰巨的经济复兴和现代化发展任务有关；三是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普遍提高有关。在国家主导型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形成了依靠国家育成产业的传统。⁽³¹⁾因而，对于经济界来说，稳定而有效的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战后，财阀解体后形成的四大经济团体为此不惜钱财，促成了“五五体制”的形成和战后长期稳定政权的实现。当时，四大经济团体曾在共同发表的《经济界总意》中呼吁道：“为了确立稳定的政权，对付目前困难的国内外形势，应迅速在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建立起强有力的体制。”⁽³²⁾由此可见，“五五体制”，或者说“自民党领导体制”，是经济界，即财界要求的结果，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是靠财界的大量金钱建立起来的。⁽³³⁾因而，“五五体制”形成之后，目标非常明确：高速推进日本的经济发展，全面实现日本现代化。

“五五体制”形成后，自民党政府首先推出了1956年至1960年的《经济自立的五年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经济自立，完全就业和5％的经济增长率。该计划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鸠山内阁对执政党与政府间决策体制所进行的变革。鸠山内阁取代吉田内阁后，一反吉田内阁的做法，主张日本民主党（后为自民党）的“政务调查会以及经济计划特别委员会应对经济计划厅进行必要的指导和协助”，⁽³⁴⁾于是，自民党逐步确立起对各官厅的指导地位。到了1957年的岸信介内阁时代，自民党政策调查会的《新长期经济计划大纲》和经济审议会的《新长期经济计划：1958—1962》分别出台。这些计划为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政策框架。在这政策框架下，50年代末，日本经济就开始走向高速发展，出现了“神武景气”的景象。

但是，尽管在1955年保守大联合到60年代池田内阁出现的这段时期里，先后出现的鸠山一郎内阁和岸信介内阁，都对战后日本经济和现代化发展作出了新的、长远的构想，并为高速经济成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在这五年时间里，日本的政治重心尚未移到经济发展上，依然纠缠在保守大联合之前就争论不休的日美安全保障、宪法修改和再军备等政治问题上，并形成自民党与在野党、自民党与社会大众的严重对立。1957年，在由原A级战犯岸信介组成内阁后，日本整个政治形势更趋向保守。在这个时期，围绕着“警察官职务执行法”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改问题，日本政治经历了重重波澜。在这过程中，“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改及其在议会中的强行通过，在日本社会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安保”国民运动；同时，也在议会内形成了自民党与社会党等在野党的严重对峙和斗争。

“反安保”国民运动规模之大、行动之激烈，是保守政府没预想到的。当时政府发表的声明认为，这场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预谋的并予以鼓励的破坏行动”。⁽³⁵⁾面对严峻形势，保守政府在压制运动的同时，整体态度也逐渐转向慎重，意识到自民党要继续统治下去，必须作战略性的政策转换，从而给激动不安的国民以安慰。在新安保条约签定之后，《朝日新闻》这样评论道：“在这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新条约生效之际，为了使人心焕然一新，为了适应国内外大趋势的新政策能得到强有力的推行，人们深切地感受到政局转换的必要。”⁽³⁶⁾在这样的背景下，岸信介内阁迅速“退朝”。

日本国民和财界都寄予希望的池田内阁于1960年7月登场。正如日本政治评论家内田建三所说：继岸内阁之后出马的池田，清楚地看到像岸信介那样想使日本成为大日本帝国和军事大国，实际上是行不通的，⁽³⁷⁾因而，怀有想使日本成为一流大国雄心的池田，把建设日本的目标指向经济大国。所以，池田内阁的出现，其意义不仅仅在于适应形势需要而进行的政局转换，更重要的在于使日本战后的社会发展从以占领、变革、调整为核心的“政治时代”转向以建设、发展、稳定为核心的“经济时代”。⁽³⁸⁾正因为有这深层的转换，所以，人们又称池田内阁为“经济主义”内阁。在这个时代，“五五体制”得到了巩固，政权得以长期稳定发展，与此同时，日本也迎来了经济高速成长时期。

池田勇人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为使国民产生希望和信心，使自民党摆脱“反安保”运动的阴影，重新赢得国民信任，他在“宽容与忍耐”的信条下，以谦和的姿态走向政坛。鉴于岸信介想在政治和军事上重建日本的失败教训，池田执政后，把政策的目标完全从政治转向经济，提出构想已久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从而把被民主和现代化高度动员起来的国民热情，一下子从追求政治的理念转向追求实际的利益。“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目标就是，在今后的10年里，在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的基础上，国民所得倍增。为此，该计划提出的具体措施是：1．充实社会资本；2．提高产业结构水平；3．推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4．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振兴科学技术；5．缓和二元结构，确保社会安定。

池田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有效地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使日本经济继1955年保守大联合之后出现的“神武景气”之后，进入更为高速的经济发展阶段，出现了池田内阁时代的“岩户景气”。这个时期的发展和推动，使日本经济正式踏上了高速成长的发展轨道。在这个时期，日本经济的年增长率高达10％，并使产业结构朝着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新的产业结构方向发展。高速经济成长在使日本经济迅速步入现代化的同时，也使日本的社会结构急速变化，城市人口激增，国民生活日益趋向现代化。在池田时代，高速经济成长在带来许多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尖锐的负面效应。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重的环境污染；二是人口区域分布不平衡，城市人口过密，农村人口过疏。

这两大经济成长的负面效应，成为继池田内阁之后出现的佐藤内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出发点。1964年底，执政四年之久的池田勇人患病，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在池田勇人的推荐下，佐藤荣作继任自民党总裁，并出任政府总理大臣。佐藤执政前后持续了七年时间，成为战后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因此，人们常把佐藤时代称为“长期政权”时代。佐藤的政治风格，延续了池田的基本原则，强调“宽容、对话和调和”，但比池田更积极主动些，而且，在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指向上，与池田的有所不同，有自己的独创性。他针对池田时代高速经济成长所出现的问题以及自民党中存在的只重视经济高速成长，对高速成长所引发的急速社会变化毫无危机感的倾向，强调应认真对待在急速技术革新、产业现代化、都市化过程中所引发的深刻社会变迁。基于这种考虑，他以“社会开发”的口号代替了池田时代的“经济成长”的口号，⁽³⁹⁾其具体目标是在高速经济成长的基础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生态环境，消除环境污染，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这些政策取向的变化虽然没有离开战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的基本发展轨道，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把日本的现代化发展引向深入和全面。另外，佐藤执政时期，关于被托管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冲绳归还问题的解决，再度显示和证明了自民党政权的领导能力。在佐藤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自民党的积极态度和举措，深得日本国民的支持，所以，在1969年的众议院总选举中，自民党再度大胜，获得288个议席，而社会党仅获得90个议席。(www.xing528.com)

池田时代和佐藤时代前后共有十二年时间。在这十二年时间里，自民党长期稳定的统治和积极的经济政策指导，使战后日本经济从复苏走向全面振兴和高速发展，并很快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在经济高速成长的基础上，日本社会也迅速迈入现代化行列，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呈现出新的景象。尽管人们对自民党的高速经济成长政策至今还有不少争论，甚至还有人认为从公害、通胀、能源危机和产业结构危机来看，高速成长实际上不过是垄断资本主义强行资本积累的运动而已，⁽⁴⁰⁾但应该客观地说，自民党在这段时间对日本社会的组织和指导是十分积极的，也是比较成功的。高速经济成长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已足以说明问题。在这段时间里，自民党不仅有积极的现实主义政策设计和选择，而且有一套完整的规划体系，每一个新计划都是前一个计划的进一步发展。在佐藤执政的七年多时间里，内阁先后作出了三个大的经济计划：1965年1月，佐藤内阁成立不久，就作出了“中期经济计划”。这个计划用于替代池田时代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其目标是使高速经济成长从超高速的、纯经济的状态，回到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1967年，佐藤内阁就“社会开发”的设想，作出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其目标是使日本社会和经济发展朝着协调均衡、充实全面的方向发展。1970年，佐藤内阁在修改“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其具体目标是通过均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一个住房优越的日本社会。⁽⁴¹⁾虽然这些计划不等于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为，从计划到计划的具体实施之间，往往都有一定的距离，但这些计划在总体上还是为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正确性提供了重要保证。没有理性的政策选择和合理的计划，也就不可能有战后高速的经济成长和比较成功的现代化；而理性的政策和合理的计划，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自民党统治的权威和比较正确的领导方针形成的。

如果说战前、兴盛于19世纪末的日本现代化高速成长是以官僚为核心，官僚与政党共同策动的话，那么战后、兴盛于60年代的战后现代化高速成长，则是以政党，主要是自民党为核心，政党、官僚和财界共同策动的。在日本战后民主政治体系中，政党已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其中在各政党中占据绝对优势的自民党，不仅获得了稳固的长期政权，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个政权体系内，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成为领导的核心力量。战前的政权体系是以藩阀、官僚为核心确立的，所以，战前政权体系虽孕育出了近代政党政治，但藩阀、官僚在政治决策中的地位绝对优于政党。战后，在“五五体制”形成之前，在占领的“间接统治”作用下，官僚依然在实际的决策中占据优势地位；而战后初期，保守政党在建立长期保守政权和实现保守大联合等重大问题上对官僚的依赖，如“吉田学校”的形成，在客观上也助长了官僚这种优势。这种官僚主导决策的传统到了保守联合、“五五体制”形成之后，开始转变，逐渐被以政党为主导，党官结合的决策模式所取代。⁽⁴²⁾这与强大的自民党的形成及其领导能力的展开密切相关。实践证明，基于现实社会发展而形成的这种决策和指导核心的转换，对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强有力的政党，相对于官僚来说，更具有全面统合和协调社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来说，“五五体制”不仅为战后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政权体系，而且也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即自民党。这两方面的结合是“五五体制”孕育出高速经济成长的关键。

虽然到70年代，日本高速经济成长因石油危机而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而结束，但自民党长期稳固的统治并没有因此结束。自民党的统治，在这鼎盛时期过后，通过组织的变革与改组，政策的变换和领导方式的更新，在80年代中期，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鼎盛时代，即中曾根康弘的新保守主义时代。直到90年代初，自民党的长期统治才告一段落。从“五五体制”成立算起，自民党政权在这之间前后延续了近四十年时间，在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中，创下了一党执政时间最长的纪录。自民党创造这一“奇迹”，是以其雄厚的实力为基础的。自民党实现长期统治的实力，主要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

第一，丰富的人才资源。自民党继承了战前原敬时代和战后占领时期吉田时代都十分强调的以聚集社会精英来扩大党的势力的传统，在形成之后，依然积极地网罗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优秀分子入党。这样不仅使现有自民党充满活力，而且也为自民党不断获得优秀人才开辟了渠道，从而使自民党能长期不断地聚合各种社会精英力量。以1989年的297名自民党的众议院议员的构成为例，其中，地方议员出身的（包括地方自治体的首长，如知事、市长等）96名，占32％，中央官僚出身的67名，占22％，议员秘书出身的47名，占16％，这三项合计，共210人，占全部的70％。剩下的30％是其他职业出身者，其中，高级职员出身的25名，来自企业和社会团体的20名，来自新闻界的15名，律师、医生、作家和学者等出身的15名。这些成员基本上都是日本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精英分子。

第二，党、官、财三位一体。从自民党前身的民政党和政友会以及战后的自由党和民主党的发展历史来看，政党与官僚、财团势力的“三位一体”式的结合，是日本保守政党的基本传统，也是保守政党得以全面控制和领导日本社会的基础所在。战后的民主改革和财阀解体，虽然对这种“三位一体”的结合有很大的冲击，但改革一退潮，政党的领导地位一确立，这三者就很快以新的形式重新结合。自民党与官僚的结合，获得了很强的政策制定能力和执行能力；而自民党与财界之间的相互利用，则使自民党获得了大量的政治资金，从而为自民党的政治活动，尤其是政党的选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官僚、财界为自民党所提供的种种资源是其他政党所难以获得的。

第三，现实主义。自民党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的内含十分复杂，但有一个基本取向是一直都很明确的，那就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使自民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不简单拘泥于某一信念或原则，而是依据形势的发展、利益的需要和实际的可能制定政策，确定方向。这就使得自民党的政权有充分的弹性，能适应左和右的冲击和摆动。三木武夫执政时，中曾根干事长就打出了“革新保守的政治路线”，就金权政治的消除、政界的净化和党的现代化提出“革新性”的构想和方案。这些革新内容与革新政党的主张是一致的。这表明虽然保守的自民党反对革新政党的革新主张，但面对现实的发展，还是认同革新本身的理念。另外，保守主义的传统，使得自民党的现实主义还内含丰富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成分。这就使得自民党的现实主义与日本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精神有很强的亲和性。

第四，执政党的地位。在日本，执政党与在野党相比，具有利用政权来扩大自己实力的优势。保守政党一向有这种传统，因而，他们往往会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执政。战前政党政治的历史已说明了这一点。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利用执政党的地位扩大党势的努力，在政党政治中导致了双向循环：执政党利用政权扩大自身势力，从而巩固执政党地位，连续执政，连续执政的时间越长，执政党利用政权所积累的政治资本也就越多，从而执政党的地位也就越巩固；与此相反，在野党越是长期在野，在野党因缺乏有力的政治资源，越无法与执政党抗衡。在这种双向循环中，自民党的势力像滚雪球一样，不断膨胀，它与政权的结合力也自然越来越强。

第五，在野党的“失败”。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除与它自身深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以及很强的统治能力有关之外，还与作为与之抗衡力量的在野党在抗衡中“失败”有关。在野党的这种“失败”主要体现在三方面：⁽⁴³⁾1．社会党的分裂和在野党的多党化。“五五体制”形成后，社会党不管怎么样，还具有相当于自民党一半的力量，因而，还是能起抗衡作用的，若能有效地联合其他在野党的力量，也是有机会夺得政权的。然而，社会党并没有在这基础上发展，反而后退。1960年，民社党从社会党中分离出来，随后，在紧接着的在野党多党化倾向的作用下，社会党的力量进一步被削弱。在野党多党化之后，各在野党之间也明显缺乏通过相互间的合作、协调和联合来对抗自民党的姿态，只是依各自弱小的力量与强大的自民党争夺一席之地。2．在野党缺乏现实主义精神，受意识形态的政治理念牵扯较重，因而在纲领和政策上缺乏灵活性和号召力，从而无法在整个精神上超越自民党。3．在野党在与自民党的长期对峙中，由于长期无法获得政权，所以，与自民党的关系，就逐渐从直接的对抗关系转变为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从而在无形中丧失了真正的在野党功能，而成为自民党的“一种补充”。在这样的格局下，在野党自然很难得到选民的广泛支持和认同。

雄厚的实力基础，保证了自民党长期的统治和强大的领导能力。在“五五体制”下，正是稳定的政局和有效的领导，把日本社会带入高速成长的发展轨道。用民主政治的标准来衡量“五五体制”，人们很容易指出其政治上的种种问题，但是，用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的现实，人们不得不肯定“五五体制”对日本现代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五五体制”下的高速经济成长提示人们：现代化是一个现实的过程，对于一个后发性的现代化国家来说，在追赶现代化过程中，保证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不是理想主义的追求，而是有效的组织和有力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