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党政治的失败-日本政党政治

在战前帝国体制中，军部并非指像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那样的国家机关，而是指以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和内阁中的以陆海军两省为中心组成的，独立于政府、议会和国民，直接对天皇负责的政治力量。这股政治力量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就已形成，随后随日本现代化发展而逐步发展壮大。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我国东北而蓄谋制造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这股力量急剧膨胀，并摧毁一直被其视为阻碍力量的政党政治，在日本建立起军事独裁，从而在军国主义下，把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发展引向毁灭。

军部力量在明治维新后能很快地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并不断发展，主要依靠两方面的基础：一是体制的基础；二是海外殖民统治。

近代日本天皇制下的军队和军事机构，从创建开始，就完全独立于国民，是支配日本国民的天皇军队和军事机构。由于国家实际上是天皇的国家，所以，军队又称为“国军”或“皇军”，只对天皇忠诚，原则上与政治完全隔绝。同样，政府也无权干预军队。所以，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形成后，军队的力量，在总体上，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作为天皇军队统帅权辅佐机构的陆海军统帅机关，如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直属天皇，独立于政府之外；即使无法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主要负责军政事务的陆军省和海军省的两省大臣，也实行武官专任制。其中，陆军参谋本部原先是从陆军省独立出来的，它的统帅机关地位以及与陆军省的关系决定了它可以就军令的实施干预陆军省。这种关系实际上意味着它一方面独立于政府之外，另一方面又有权通过对陆军省的介入，来干预政府与政治，而政府是绝对无法干预或介入它的事务的。⁽⁶³⁾因此，从整个体制来讲，军部势力不仅独立于政府、议会之外，而且在体制上，对政府和议会还具有优势。

体制的条件保证了军部势力在体制中的优势地位，但军部势力在体制外的发展和影响的扩大，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其在殖民地的活动和统治。明治维新后，天皇军队在国内取得了西南战争的胜利；在国外取得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这些胜利，尤其是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不仅扩大了军部势力的影响和在体制内的权威，更重要的是为军部势力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地——海外殖民地。日俄战争后，日本一跃成为一个殖民帝国。日本早期的殖民统治样式是在台湾形成的。虽然在建立台湾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帝国决策层曾就有关在殖民地是实行文官统治还是实行军部统治的问题进行了争论，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确立起了军部独裁的殖民地支配体制。台湾的统治方式成为此后日本殖民统治的范例。⁽⁶⁴⁾在这种殖民地支配体制下，军部的势力得到了有力的巩固和发展，即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的支配体制进行了政务和军务的分离，进行了取消殖民地武官专任制的改革，但由于军部独占殖民地的军事权，再加上当时的整个国家，基于海外的军事胜利和内部的资本主义发展，正全力走向帝国主义这一大背景，所以军部依然在殖民地支配体制中占主导地位。⁽⁶⁵⁾正因为军部在殖民地有这样稳固的主导地位和有效的发展，所以，最后能够利用殖民地来策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

基于上述两方面，军部获得了在一定条件下抬头，并主导整个日本社会的可能。在可能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军部在帝国体制内遇到的主要对手是政党（初期是民权派政党）和与军部势力总头目山县有朋相对立的伊藤博文的政治势力。伊藤博文建立政友会后，军部的对手主要是政党。由于军部的基础是藩阀势力，再加上军部头目山县有朋反对政党的顽固态度，所以，军部势力，一开始就反对政党和政党政治，对其存在着“天然”的敌视。可以说，从政党产生的那一天起，政党就在与军部进行的制约与反制约的较量中发展。

军部一开始是作为藩阀势力的一部分与政党对峙的。对峙的军方指导者自然是山县有朋。这种对峙是从政党进入内阁时就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后，鉴于“战后经营”和当时的政治形势，现实主义的伊藤博文主张与政党合作，让政党入阁。这个设想和行动遭到山县有朋势力的强烈反对。但山县有朋势力毕竟无法阻挡这一历史进程，于是，与自由党合作的第二次伊藤内阁和与进步党合作的松方内阁相继形成。本来就与伊藤对立，同时又十分仇视民权派政党，坚决反对政党内阁的山县，面对这一形势，在帝国体制内积极组织自己的力量，并形成了由官僚集团和贵族院的大半数人和众议院中少数“吏党”，如帝国党、国民协会、大同俱乐部和中央俱乐部等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山县派阀”，⁽⁶⁶⁾这个派阀既是山县对抗政党势力的政治基础，也是扶植和培养军方势力的政治基础。在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和第二次松方内阁中，山县利用这股力量限制了内阁的作为。松方内阁解体后，两政党与第三次伊藤内阁合作失败，于是迅速结成宪政党，并建立第一个政党内阁代替伊藤内阁。针对直接由政党组织内阁，山县更积极地组织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政党，它结成了敕选议员团无所属俱乐部，在1897年7月到1898年上半年这段时间，完成了“山县派阀”对贵族院的控制和支配。⁽⁶⁷⁾与此同时，他还在“隈板内阁”形成过程中，限制政党内阁的产生。按规定，“隈板内阁”中的陆海军两省的大臣须由武官出任，但在山县的影响下，陆海两军都不派武官出任大臣。后经伊藤博文工作，在满足了陆海两军对新内阁的军备扩张要求后，才答应出任。⁽⁶⁸⁾“隈板内阁”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山县内阁。为了彻底堵住政党对陆海军人事的渗透，他在执政期间，建立起了更加牢固的制度。1900年，山县内阁对陆海军两省的官制作了修改，规定两省大臣和次官必须是现役将官。这样就堵住了今后政党内阁利用预备役将官出任两省大臣和次官的可能，⁽⁶⁹⁾从而使陆海两军完全独立于政府、议会和国民的地位在制度上得到全面确立。

“隈板内阁”不到半年时间就解体了，这其中除与宪政党内部矛盾有关外，还与藩阀官僚和贵族院的干涉和限制有关。⁽⁷⁰⁾山县内阁执政期间，伊藤博文成立政友会。在山县势力看来，这无疑是一直“敌对”的伊藤势力与政党势力的融合。从此，日本政治也就进入了山县势力与以伊藤为首的政友会势力对峙时代。人们常称这种对峙为“文武对峙”。这个时代是在山县派的桂太郎和政友会的西园寺公望轮流执政中具体展开的。从第一次桂内阁成立到第一次护宪运动，这个时代持续了将近十二年时间。但是，应该看到，在这个时代，政党与军部势力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因为，作为这个时代主要政党的政友会已不是原来的民权派政党，在伊藤博文的指导下，已成为整个藩阀统治势力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时期的政党与以山县为首的军部势力的关系，实际上已转化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关系，用井上清教授的话说，由于政党在帝国主义上与军方具有共同的立场，所以，政党与军方之争，实际上是实现帝国主义的指导权之争。⁽⁷¹⁾后来的两个事实，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一个事实是桂太郎于1913年，以国民党（以宪政本党为中心组成）改革派为主要基础发起成立宪政同志会，从而使得原先的民权派政党继政友会出现之后，差不多把“剩下”的力量都和藩阀统治势力结合到了一起。⁽⁷²⁾从此，政党与政党关系、政党与军方关系也就基本上成了统治势力内部不同派别、不同政治势力的关系。另一个事实是，第一次护宪运动后，政友会出于扩展自身势力的需要，与当时的山本权兵卫内阁合作，而山本权兵卫虽不属于山县系的陆军阀，但属于主掌日本海军的萨摩阀。因而，政友会与山本的合作，实际上就等于和军部势力的合作，从而借当时与山县系的陆军阀相比还比较弱，但与陆军阀有矛盾的海军阀势力来对抗山县系的势力。

在看到政党与藩阀势力融合的同时，还应看到政党与藩阀势力的不同。因为，政党的发展壮大，在靠体制内与藩阀势力妥协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基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逐渐壮大的资产阶级力量。因而，政党在总体上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政党无论和藩阀势力怎么结合，它在帝国体制中的地位都超不过藩阀势力。正因为政党还有与藩阀势力不同的社会基础和体制基础，所以，当藩阀势力想独霸政权时，政党之间还能相互联合起来与之对抗。第二次护宪运动中的三党联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对于政党来说，政党要完全掌握帝国体制内的主导权，就必须把藩阀势力限制住，并促其衰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藩阀势力在整体上开始后退。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军部势力后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和平主义与裁军成为世界性的政治潮流。在这大背景下，日本也掀起了裁军和军制改革的热潮，并使明治以来不断扩展的军备向缩小的方向转化。与此同时，殖民地军事独裁的支配体制也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革。当时，最使军方丧失威信的是军队出兵西班牙的失败。在这些事件的作用下，整个军方的态势有所后退。二是藩阀势力受冲击。以原敬为首的政友会推行了与山县有朋的国家本位主义完全不同的政党本位主义路线。⁽⁷³⁾在这路线下，原敬通过政党官僚化和官僚政党化，一方面把老朽的藩阀势力赶出政治舞台；另一方面把新生的官僚拉进政党队伍，从而动摇传统的藩阀官僚势力。不仅如此，原敬在吸收官僚、财界要人入党的同时，还向山县的大本营——贵族院和枢密院渗透，使这两个院中的新生领导者向政友会接近。⁽⁷⁴⁾这些变化趋势到原敬内阁成立时进入高潮。山县的嫡系田中义一就是在这个大潮下进入政友会，并成为后来政友会党首的。因此，山县有朋去世后，政党所面临的主要对手，自然是在帝国体制下政党无法介入的军部势力；而此时的军部由于成了藩阀势力的最后舞台，它与政党的对峙也就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与藩阀势力在整体上后退相对应的是政党政治时代的出现。对于此时在整体态势上后退的军部来说，政党政治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而，在政党政治时代的前期，军部并没有与政党进行正面的冲突。⁽⁷⁵⁾这时军部与政党之间的功防焦点主要是在军队的裁军和军制的改革上。攻防结果是政党略占上风。但正如井上清教授所说，军方此时的后退是一时的，实际上是为确立新的基础，形成新的攻势作准备。⁽⁷⁶⁾军部在后退时期，把主要精力转向军国体制的建设，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建立军事总动员体制，如建立青年军训练制度，充实和完善帝国在乡军人会，加强国民的“国防”教育等；二是加速军队的近代化。针对裁军，军部表面上处于守势，但实际上他们有更新军备的要求。他们主张把裁军后省下的费用转向军备的近代化。对于军部在这两方面的努力，政党内阁认为是必要的，并发表了各种构想。实际上，政党想借此机会与军部争夺战备的主导权。⁽⁷⁷⁾但在这一点上，军部没有后退。

军部实行“以退为进”策略的基础，是整个国家的帝国发展战略。早在明治时代末期，为了巩固和扩大作为日本帝国生命的殖民地统治，并在与列强抗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帝国政府开始了以陆军为主体的军部强化工作。1907年，军部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帝国用兵纲领”等。这些决定都是在排斥了议会和政党的情况下作出的，属天皇意志，是国家的最高方针。这些方针为后来的军部独裁奠定了基础。⁽⁷⁸⁾因此，从整个日本帝国的发展来看，军部的抬头是必然的，只不过是时机的问题。军部最后得以抬头的时机和条件的形成，得益于下面两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政党的纵容。在政党政治时代，政党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纵容了军部势力的抬头。在客观方面，昭和初期，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政治上普选制的展开，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有很大发展。面对这样的形势，当时处于轮流执政的两个政党，出于巩固自身地位的需要，利用在通过普选法时与官僚、元老势力妥协的副产品——治安维持法，来限制社会主义运动和一般的民众运动。曾属山县系的田中义一组织起政友会内阁之后，就进一步强化“治安体制”，1928年3月15日，拘留审查了共产党员及其关系者1600名；同年，强行解散共产党的外围团体：劳动农民党、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全日本无产阶级青年同盟。此外，还在此基础上强化了思想限制和对社会运动与结社运动的限制。这些举措一方面限制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另一方面助长了政友会和内阁中的右翼势力。这两方面的后果在客观上都为军部的抬头提供了社会基础。在主观方面，在田中内阁成立之前，政友会一直支持在“护宪三派”内阁时期制定的对中国的协调外交政策。但是，1927年，田中内阁成立后，一反前内阁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政策，认为该政策太软弱、太消极，提出了自主外交和积极外交的口号，强调在中国问题上，应跳出列国协调体系，自主安排对中国侵占区的控制。外交上的这一逆转，无疑给军部的发展以很大的刺激。因为，在这种外交下，日本迅速被其他列强孤立，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要保持自己的势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强权。因此，民政党把政友会的外交政策看作是“军阀外交的复活”。⁽⁷⁹⁾在这“复活”中，曾直接参与帝国国防方针制定的政友会党首田中义一自然起了关键作用。从近代历史来看，这多少可以被看作是政党与藩阀势力妥协、融合所结出的恶果。更有甚者，田中在张作霖被炸事件后，采取了替军方蒙混过关的态度，遮遮掩掩，模糊责任，放弃惩罚，从而不仅使政党政治蒙上了“致命的污点”，而且使本来就想打倒政党内阁的关东军参谋们放心、周到地部署武力占领“满洲”的计划。⁽⁸⁰⁾1931年，蓄谋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时的各政党，不仅没有反对，而且纷纷发表支持“九一八”事变的决议。这些决议如火上浇油，使已经开始膨胀的军国主义更是有恃无恐。

第二，日本社会内外危机。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日本帝国形成了全面的冲击。在国内，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滨口内阁的紧缩财政和金解禁政策破产，从而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安和不满，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恐慌之中，人们开始对政党政治失去信心。在海外，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波及，使海外殖民地经济发展也陷入困难境地。经济危机激发了各殖民地的反日民族运动，使日本海外的殖民统治动摇。在这内外危机的冲击下，面对政党政治的混乱局面，主张通过强权打破现状、摆脱危机的军方势力迅速抬头，并形成了对内对外两条基本路线：对外，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对内，直接摧毁政党政治，建立军事独裁。这两条路线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共同促使日本朝法西斯军国主义方向发展。在这背景下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是军部建立全面独裁的开始。事变发生后不到一年时间，政党政治就在军部的枪弹声中崩溃了。

军部势力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军事独裁统治。因此，军部势力抬头后，一方面在殖民地加强掠夺和统治；另一方面在国内为建立军部独裁统治，针对“维持现状”的种种力量，如元老、重臣、政党、财阀等，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甚至试图以武力迫使政党交出内阁。然而，在此危急时刻，政党之间不但没有联合起来，反而进行更大规模、更为公开的斗争。1931年3月，政友会不仅在议会内对民政党内阁提出了不信任案，而且还利用当时处于困境的民众，组织了大型的倒阁国民大会。民政党的滨口内阁解体后，代之而起的依然是民政党的若内阁。于是，政友会针对当时币原的外交政策，继续对民政党内阁进行猛烈攻击，明确主张强硬外交，并不断与军方势力接触，协助军方活动。1931年9月，以犬养毅为首的政友会内阁总算形成。

很显然，在军部势力抬头的过程中，政党力量，尤其是政友会，不仅没有有效地对其进行限制，相反，而是任其发展，甚至与其同流合污。这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此时的政党政治已在民众中彻底失去了威信，原来支持政党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对政党的统治能力失去了信心；而广大民众，尤其是社会中间阶层，则与政党政治形成直接对立，要求彻底改变现有的政治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党已无力抑制军方的扩展，相反，像政友会那样，还要时不时地借助这股力量。二是在军部势力抬头的同时，政党内的亲军势力也抬头，在政友会内，亲军势力实际上起了主导作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政友会认为这是打倒民政党内阁的好机会，因此，不但对事变表示了欢迎和支持，而且还全面呼应和追随军方的强硬方针。在政友会和军方的强烈影响下，民政党内部也分裂，并出现了反对币原外交的强硬派。这些迹象表明，在军方的强大威慑下，一向向军方表示妥协退让的政党（这种妥协退让在“隈板内阁”形成时就已开始），⁽⁸¹⁾在最后的政党内阁尚未瓦解之前，就已经“缴械投降”了。

对于政党的讨好、纵容，军方回报的不是奖赏，而是凶弹。民政党的滨口雄幸虽逃过了枪口，但政友会的犬养毅还是没能逃过。1932年5月15日，犬养毅在成立了战前最后一次政党内阁之后五个月，被刺杀身亡。随着犬养毅的倒下，日本战前的政党政治也就终于落下了帷幕。对于犬养毅被刺事件，政友会对军方虽表示义愤填膺，但在随后出现的“举国一致内阁”组织中，依然露出了妥协的本性。⁽⁸²⁾

举国一致内阁，实际上是以陆、海军势力为主，吸收官僚、政党、贵族院议员和财界等各种势力组成的内阁。这种形式的内阁一直延续到日本战败。由于军部力量的作用，举国一致内阁从一开始就排挤政党，各届内阁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如要求入阁的党员脱党，在内阁内组织把党员排除在外的更为核心的决策机构等，排挤政党，压低政党在内阁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政党政治，军部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将其摧毁。所以，在举国一致内阁出现后，除在内阁内限制政党影响外，军部还策动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从而在整个体制上制止政党政治的复活。旨在针对政党政治的改革有：1．改变首相选考方式。由原来的元老选考变为以内阁大臣为中心的重臣会议选考，从而掌握首相人选的支配权。2．改革议会制度。强化正副议长的权限；延长会期，提高议会活动的效率；强化议会程序，规范议员和政党的行动。3．强化天皇统治的神圣性。针对宪法学家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议会通过了“国体明徵决议”，强调以天皇为核心的帝国体制的神圣性。4．改变预算审议程序。军部为了保证军费的开支，无视预算的基本原则和程序，随意简化议会预算审议程序，侵华战争爆发后，议会以“举国一致”的名义，干脆彻底放弃预算审议权。5．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该法除对国家的基本物资进行国家统制外，还对出版等进行国家统制；并以该法为基础成立国家总动员审议会，把议会架空。6．选举统制。针对政党选举中的腐败，军部发起了选举整肃运动，并对选举制度作了全面规定，从而全面统制选举活动。7．“净化”官僚队伍。针对政党内阁时代官僚的政党化，通过官制改革，全面“净化”官僚队伍，建立“新官僚”，同时，还在地方上，通过休职、免官等措施，使知事非党化。上述这些措施，都使政党不论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逐步丧失其原有的基础，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军部向政党步步紧逼的过程中，虽然民政党和政友会都有人站出来反对，并在自我反思中提出改造政党，重建政党政治的设想，但由于整个形势所限，这些努力都没有形成声势，因而也没有结果。军部的紧逼，使政党内部迅速分化，形成亲军派与反亲军派的对峙。由于前者在总体上占据上风，所以，在军部的紧逼中，政党不但没有与军部形成直接的冲突，相反，与军部建立了“一心同体”的关系，力求在举国一致的内阁中保住一席之地。⁽⁸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基于政党对军部“一心同体”的忠心，1940年下半年，各党纷纷响应近卫文麿旨在巩固军部统治、强化战时统治力而提出的“一国一党”的新体制运动，解消政党，并于同年9月成立了大政翼赞会。至此，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完全确立，而与此同时，明治维新以来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发展，彻底宣告失败。

纵观战前日本政党和政党政治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战前日本政党以及政党政治尽管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发展，也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并出现了政党政治时代，但其实际上的总体力量是比较脆弱的。它们曾在表面上，或者说形式上，独立存在过，但实质上，它们一直依赖或借助其他的势力得以存在和发展。这自然与日本近代政党所赖以存在的日本近代社会和近代资产阶级不成熟有密切的关系。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更为直接的原因：一是以天皇为中心的整个帝国体制以及支撑体制的各种政治势力，对政党和政党政治发展的限制；二是政党自身具有的妥协性与保守性。虽然战前的政党与政党政治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不能因此无视政党与政党政治在日本战前现代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暂且不说政党和政党政治本身对日本现代化发展具体作出了什么贡献，仅就这种政治力量和政治形式的存在而言，它就使得日本的现代化能在不断进行新的社会动员、体制更新和利益协调中得到积极的发展。

战前日本现代化发展，最后在军国主义所燃起的战火硝烟中化为废墟。显然，军国主义是战前日本现代化失败的最直接原因。从整个日本近代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以天皇为中心的高度集权的君主立宪制，决定了军国主义与政党政治的产生都有其历史和制度的必然性。日本的历史传统、社会基础与结构以及天皇的集权专制统治，构成了军国主义的历史和制度的必然性；而日本以“西化”为目标的现代化努力以及立宪体制，却构成了政党政治产生的历史和制度的必然性。正因为各自都有其历史和制度的必然性，所以，不能把军国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完全归咎于政党和政党政治的脆弱。但是，应该客观地看到，政党的脆弱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党对军队的纵容，不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助长了军国主义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发展。从这意义上讲，军国主义的出现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战前日本现代化的失败，战前政党和政党政治是有一定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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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本四郎：《元老》，日文版，静山社，1986年，第72页。

(2) 升味准之辅：《政党的凋落与总力战体制》，《日本政治史》（3），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4页。

(3)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186页。

(4)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186页。

(5)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188—189页。

(6) 三谷太一郎：《日本政党政治的形成》，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第40—41页。

(7)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190页。

(8) 三谷太一郎：《日本政党政治的形成》，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第44页。

(9) 山本四郎：《大正政变的基础研究》，日文版，御茶水书房，1970年，第16页。

(10) 家永三郎，井上清等编：《近代日本的争点》（上），日文版，每日新闻社，1967年，第31页。

(11) 家永三郎，井上清等编：《近代日本的争点》（上），日文版，每日新闻社，1967年，第31页。

(12) 三谷太一郎：《日本政党政治的形成》，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第44页。

(13) 家永三郎，井上清等编：《近代日本的争点》（上），日文版，每日新闻社，1967年，第31页。

(14) 伊藤之雄：《大正民主与政党政治》，日文版，山川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15)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217—265页。

(16) 同上，第309页。

(17) 同上，第232页。

(18)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247页。

(19) 同上，第249页。

(20) 伊藤之雄：《政党政治的定着》，见坂野润治等人编《日本近代史转换期研究》，日文版，山川出版社，1985年，第258页。

(21)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257页。

(22) 山本四郎：《元老》，日文版，静山社，1986年，第208页。

(23)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288页。

(24)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288页。

(25)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304页。

(26) 同上，第313页。

(27)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317页。

(28) 同上，第324页。

(29) 同上，第324页。

(30) 中村菊男：《日本政治史》，日文版，庆应通信株式会社，1987年，第101页。

(31) 粟尾宪太郎：《昭和政党》，《昭和历史》（6），日文版，小学馆，1983年，第26页。

(32) 粟尾宪太郎：《昭和政党》，《昭和历史》（6），日文版，小学馆，1983年，第53页。(www.xing528.com)

(33) 高桥进、宫崎隆次：《政党政治的确立与崩溃》，见坂野润治等人编：《日本近代史转换期研究》，日文版，山川出版社，1985年，第241页。

(34) 高桥进、宫崎隆次：《政党政治的确立与崩溃》，见坂野润治等人编：《日本近代史转换期研究》，日文版，山川出版社，1985年，第244页。

(35) 粟尾宪太郎：《昭和政党》，《昭和历史》（6），日文版，小学馆，1983年，第108—110页。

(36) 同上，第132页。

(37)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314页。

(38) 粟尾宪太郎：《昭和政党》，《昭和历史》（6），日文版，小学馆，1983年，第138页。

(39) 同上，第167—168页。

(40) 高桥进、宫崎隆次：《政党政治的确立与崩溃》，见坂野润治等人编：《日本近代史转换期研究》，日文版，山川出版社，1985年，第245页。

(41) 粟尾宪太郎：《昭和政党》，《昭和历史》（6），日文版，小学馆，1983年，第46页。

(42) 粟尾宪太郎：《昭和政党》，《昭和历史》（6），日文版，小学馆，1983年，第33—34页。

(43) 同上，第46—47页。

(44) 粟尾宪太郎：《昭和政党》，《昭和历史》（6），日文版，小学馆，1983年，第90页。

(45) 同上，第92页。

(46) 粟尾宪太郎：《昭和政党》，《昭和历史》（6），日文版，小学馆，1983年，第156页。

(47) 升味准之辅：《政党的凋落与总力战体制》，《日本政治史》（3），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89页。

(48) 粟尾宪太郎：《昭和政党》，《昭和历史》（6），日文版，小学馆，1983年，第43页。

(49) 粟尾宪太郎：《昭和政党》，《昭和历史》（6），日文版，小学馆，1983年，第52页。

(50) 本山幸彦：《政党政治的始动》，日文版，ミネルヴァ书房，1983年，第8页。

(51) 同上，第31页。

(52)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108—109页。

(53) 本山幸彦：《政党政治的始动》，日文版，ミネルヴァ书房，1983年，第101页。

(54) 坂野润治：《明治宪法体制的确立》，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第4页。

(55)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确立》，日文版，岩波书店，1972年，第163页。

(56)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167页。

(57) 升味准之辅：《藩阀支配，政党政治》，《日本政治史》（2），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第157页。

(58)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党史论》，第四卷，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第219—238页。

(59) 粟尾宪太郎：《昭和政党》，《昭和历史》（6），日文版，小学馆，1983年，第154页。

(60) 粟尾宪太郎：《昭和政党》，《昭和历史》（6），日文版，小学馆，1983年，第89页。

(61) 升味准之辅：《政党的凋落与总力战体制》，《日本政治史》（3），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86页。

(62) 粟尾宪太郎：《昭和政党》，《昭和历史》（6），日文版，小学馆，1983年，第234—236页。

(63) 井上清：《大正期的政治与社会》，日文版，岩波书店，1969年，第352页。

(64) 井上清：《大正期的政治与社会》，日文版，岩波书店，1969年，第360页。

(65) 同上，第404页。

(66) 坂野润治：《明治宪法体制的确立》，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第122页。

(67) 同上，第139页。

(68) 井上清：《大正期的政治与社会》，日文版，岩波书店，1969年，第355页。

(69) 井上清：《大正期的政治与社会》，日文版，岩波书店，1969年，第355页。

(70) 同上，第175页。

(71) 井上清：《大正期的政治与社会》，日文版，岩波书店，1969年，第356页。

(72) 三谷太一郎：《日本政党政治的形成》，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第45页。

(73)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党史论》，第四卷，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第245页。

(74) 同上，第244页。

(75) 粟尾宪太郎：《昭和政党》，《昭和历史》（6），日文版，小学馆，1983年，第78页。

(76) 井上清：《大正期的政治与社会》，日文版，岩波书店，1969年，第364页。

(77) 粟尾宪太郎：《昭和政党》，《昭和历史》（6），日文版，小学馆，1983年，第86页。

(78) 井上清：《大正期的政治与社会》，日文版，岩波书店，1969年，第362—365页。

(79) 粟尾宪太郎：《昭和政党》，《昭和历史》（6），日文版，小学馆，1983年，第105页。

(80) 同上，第122页。

(81) 井上清：《大正期的政治与社会》，日文版，岩波书店，1969年，第356页。

(82) 粟尾宪太郎：《昭和政党》，《昭和历史》（6），日文版，小学馆，1983年，第240页。

(83) 粟尾宪太郎：《昭和政党》，《昭和历史》（6），日文版，小学馆，1983年，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