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党政治的确立-日本政党政治

在明治维新元老和藩阀官僚势力中，对政党政治，主要有两种鲜明的态度：一是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开明派，主张面对现实，顺应时势，与民权派政党提携或组织自己的政党与民权派政党对抗，并最后消解它；二是以山县有朋为首的保守派，主张全面压制政党，限制其影响，反对藩阀势力政党化。这两种态度及其背后的政治力量，从伊藤博文提出组织政党的设想起，就处在不断的矛盾和对抗之中。在这过程中，伊藤博文逐渐摆脱孤立状态，扩大了影响。这个变化的出现与日本社会现代化以及政党本身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伊藤博文影响的扩大，尤其是随着伊藤博文逐渐把“改造藩阀政治”作为建立政党的两大目标之一提上日程，这两派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不断加深。在保守派看来，伊藤博文建立政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建立自己政治地盘。对于这两派在日本近代史上的对立，有的日本学者认为，从形式上看，大体上前者代表和平主义，而后者代表军国主义。⁽¹⁾史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把他们之间的对立看作是日本近代史上的“文武对立”。伊藤博文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成立政友会的。在政友会成立的同一个月，伊藤博文以政友会党首身份组织的伊藤内阁，就代替了由山县有朋嫡系桂太郎组织的“桂内阁”。从此，日本的政治发展就进入了藩阀官僚派与政友会之间政权互让、互携时代。从第一次桂内阁成立到大正初年的十二年时间里，作为山县有朋派系第二代元老的桂太郎组阁三次，作为伊藤派系第二代元老的西园寺公望组阁二次，两人共主这十二年左右的日本政坛。所以，有人把这个时代称为“桂园提携时代”。⁽²⁾

在“桂园提携时代”，日本经历了日俄战争。虽然这场战争使日本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但战争的胜利及战后的发展，却使日本的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成为新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日俄战争则使日本跃入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日俄战争的胜利及战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桂园提携时代”的政治。在战时，在举国一致的体制下，政府与议会、藩阀官僚与政党达成妥协，形成合作，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的效率原则被议会所接受，与此同时，政府也保持了高度的稳定，第一届桂内阁执政时间长达四年七个月，是日本内阁制度创立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内阁。⁽³⁾到了战后，政府与议会也并没有立刻显示出抗争的姿态，整个政局朝着有利于建立具有调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机能的政府的方向发展。⁽⁴⁾相对稳定的政局和战争的胜利，为战后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据统计，与甲午战争后的四年（1896年至1900年）发展相比，日俄战争后的四年（1906年至1910年）发展是极为迅速的。1902年，日本全国有工厂7560家，到了1907年，全国工厂数就达到10598家；贸易指数，以1897年为100，1907年出口指数为263，进口指数为222，出口的增长率超过进口。⁽⁵⁾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日本社会自明治维新以来，再次发生较大程度的变化，社会生活中心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在这个时代里，日本的政治生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体现在：

第一，权力结构的变化。从纵向来看，“桂园提携时代”的出现以及由这两派政治势力主导的内阁在明治后期比较有效的运作，表明明治维新以来的国家权力开始从旧的元老向新的政治人物转移，虽然这种变迁并不意味着元老权力的缩小，但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元老对政治作用的形式和程度开始发生变化。⁽⁶⁾从横向看，政权内部的权力平衡关系发生变化：1．明治维新后培养起来的新官僚，在日俄战争后逐渐成为日本官僚队伍的核心，从而使日本的官僚队伍在整体上脱出以藩阀官僚为核心时代的藩阀色彩。2．日俄战争后，军部势力有所上升，与官僚脱出藩阀色彩的趋势相反，军部进一步藩阀化，从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军部成了藩阀势力的最大据点，并开始在政治中产生影响。⁽⁷⁾3．政友会在“桂园提携时代”势力有所扩大，与此同时，由原来宪政本党发展过来的、属民权派政党系列的政党势力则有所凋落，日趋缩小，并逐渐从与藩阀政府对抗转为在议会内与政友会对抗。⁽⁸⁾

第二，政党资产阶级化。伊藤博文在建立政友会前，就有要建立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党的倾向，因而，政友会建立后，就积极与资产阶级保持关系，试图借助它的力量来扩大自己。在政友会看来，要吸引资产阶级并赢得它的支持，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政友会自身要有比较稳固的政治基础和雄厚的政治资本。为此，在“桂园提携时代”所形成的藩阀势力与政友会势力交替执政中，政友会在野时，向桂内阁妥协，以确保顺利地从桂内阁手中接替政权；执政时，接受桂太郎所代表的藩阀势力的支持，逐步扩大党势，从而巩固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政友会比较稳固的政治地位，为吸引资产阶级支持和参与创造了条件；而政友会与藩阀势力交替执政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则为政友会的资产阶级化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与社会基础。随着政友会日益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者和保护人，日本议会内的政党也就在整体上逐步趋向资产阶级化。政党的资产阶级化，在使政党的组成成分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使政党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以政友会为例，伊藤博文在政友会中实行的总裁专制就是在这个趋向下失败的，代之而起的是“平民”总裁原敬。⁽⁹⁾

第三，劳动阶级政党出现。明治后期，虽然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发展，但整个社会大众，尤其是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因而各种各样的劳资争议、民众对抗政府以及由此引起的暴动接连不断。日俄战争后，在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劳动阶级运动发展到高潮。在这样背景下，以中江兆民和幸德秋水为代表的原自由民权运动的左派，从与藩阀势力妥协的近代政党中脱离出来，领导日本的劳动阶级运动。1906年，以西川光次郎、堺利彦为中心的“日本社会党”成立。

上述三方面变化，构成明治时代后期基本的政治景观；同时，这些变化所包含的新的发展趋势，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序曲。

历史的发展不会因年号的变化而中断。从总体上讲，大正时代的历史是明治时代历史的延续和发展。明治后期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为大正时代的历史以新的形式展开奠定了重要基础。从大正的前后十五年历史可以看到，大正民主时代大体上是以大正二年（1913年）的第一次护宪运动为序幕，而以大正十三年（1924年）的第二次护宪运动为尾声的。在这历史过程中，有两股社会运动潮流贯穿始终：一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二是劳动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这两股运动潮流并没有在历史的发展中融为一体，⁽¹⁰⁾但它们在各自层面上的发展，共同构成了大正民主的景观。贯穿明治时代中前期的自由民权运动，是一种包含农民革命要素的运动；而贯穿大正整个时期的大正民主运动却是以城市资产阶级和市民为主体的社会运动。⁽¹¹⁾这种差异足以表明大正时代与明治时代相比，在性质上已有相当程度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基于日本资本主义全面发展而形成的。可以说，大正时代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成熟的时代。

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也需要有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政治与之相适应，大正民主正是这种需要的产物。然而，大正时代的历史表明，这个目标要完全达成是很难的。原因有三：其一是旧藩阀势力还十分强大。虽然明治后期，随着新官僚的出现、旧官僚的退去，官僚已逐渐脱出藩阀化，但是日俄战争的胜利以及发生在大正时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刺激起来的军队势力，却成了旧藩阀的新据点、新靠山。⁽¹²⁾他们借助军队的力量与当时的各政党、各民主力量抗衡。其二是各政党本身的妥协性和内部的不团结。从明治后期开始，随着政友会势力的扩大以及政友会与藩阀势力关系的日益密切，日本议会内的政党分成了政友派和非政友派，并在政治上和权力上展开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大正时代。虽然在两次护宪运动中，这两大派都结成同盟，但护宪的目标一达到，即权力从元老或军阀手中转移到政党手中，这种同盟又很快分裂。政党间的不团结，大大削弱了政党本身的力量；而政党在总体上对藩阀势力的妥协，更使政党的实际力量和作用大打折扣。日本近代政党大多数是作为与藩阀势力对抗的力量出现的，但遗憾的是，它们在议会中一旦获得参与或直接执掌政权的机会，就不约而同地走向妥协，以至像政友会那样，使政党的性质发生变化。其三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与当时劳动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形不成合力。这种情况产生，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方面是与当时各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妥协性有关；另一方面是与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上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运动逐渐朝着极端化的方向发展有关。实际上，这两大运动潮流不但没有形成合力，有时还相互排斥，例如，对于由当时各主要政党推动的普选运动，社会主义者表示反对；⁽¹³⁾而对于政府压制民众运动的措施，各资产阶级政党表示默认。

在这样的形势下，大正时期的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具有建立和发展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要求的力量（在当时主要体现为维护和发展政党政治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与以军队势力为后盾、对抗政党并竭力限制这种要求实现的藩阀势力的对峙和拉锯。这种对峙和拉锯在政权上的体现是：大正时代基本延续了明治末年桂内阁和西园寺内阁交替执政的模式，在整个十五年时间里，不断进行着政党内阁和藩阀内阁轮流交替执政。当然，大正时期这种轮流交替执政与明治后期有所不同。首先，它不完全是双方“默认”的结果，相反，往往是斗争的产物，如每次护宪运动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政党内阁；其次，在这种轮流执政中，双方的力量已发生较大变化，藩阀的代表主要是军部的力量，而政党方面不再由政友会单独主演，除了政友会之外，宪政会国民党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基于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党的力量和影响在这种对抗和拉锯中都有所发展。这不仅体现在以政友会党首原敬为首相的日本最初真正的政党内阁的出现，⁽¹⁴⁾终于宣告了藩阀内阁时代的结束，⁽¹⁵⁾而且体现在政党已成为实际政治生活中各种政治势力所不得不依赖的政治力量。在第一次护宪运动中，受攻击的桂太郎内阁为了摆脱危机，化解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的被动局面，在大正二年（1913年），通过积极筹划，成立了立宪同志会（1916年发展为宪政会）；在第二次护宪运动中，清浦奎吾内阁在寻求政友会支持的同时，还努力使从政友会中分裂出来的政友会本党成为自己内阁的执政党；⁽¹⁶⁾即使是表示超然于党派之外的寺内内阁，一方面明确表示不与党派对立，⁽¹⁷⁾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由政友会、宪政会和国民党三党党首参加的“临时外交调查会”，寻求政党的实际支持。政党的发展，一方面为政党政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为大正中后期以实现普选为中心的政治改造，创造了条件。(www.xing528.com)

大正时代是日本战前政党政治发展最活跃的时代。其中，日本著名政治家原敬以政友会为主力组成的政党内阁，是该时代辉煌的一幕。1918年9月29日，原敬内阁取代因内外政策危机而处于四面楚歌中的寺内内阁，宣告成立。原敬内阁的出现，不仅仅意味着“立宪的内阁”对“非立宪的内阁”的胜利，⁽¹⁸⁾更主要的是意味着真正的政党内阁的成立和藩阀内阁的终结。这样的历史转折是战前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也是当时普遍痛恨藩阀势力的国民所期待的。⁽¹⁹⁾

被称为“平民宰相”的原敬所确立的政党内阁，是日本战前政党和政党政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日本近代政党政治的正式确立。尽管这个政党内阁本身还存在着很强的妥协倾向和保守倾向，如在普选制确立和贵族院改革的问题上持暧昧态度，但就这个政党内阁的出现本身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从明治时代发展而来的政党已经成熟，有足够的力量单独组织政权。原敬内阁中，除陆军和海军大臣之外，全部由政友会的党员出任。这在日本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因此，日本学者把原敬内阁的形成及其后来的发展过程，看作是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确立和展开的过程，是日本新的支配体制形成和展开的过程。⁽²⁰⁾另一方面，原敬内阁在长达三年二个月的执政时期，在大体上使政党走向“政治自律”的同时，以“充实国防”、“振兴教育”、“促进产业”、“健全交通体系”为内容的四大政策纲领，也逐一得到执行，从而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²¹⁾这两方面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的政党不仅有能力单独组织政权，而且有能力指导和推动日本的现代化发展。

当时，原敬推动日本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努力推动政友会的发展。他把伊藤博文之后的政友会发展到一个新水平，不仅在实力上使政友会成为最大政党，而且在党的性质上，在追求政党的“政治自律”中，进一步使政友会走向资产阶级化。因此，以具有很强实力的政友会为基础的原敬内阁一出现，山县有朋的地位就明显下降。⁽²²⁾这种政治格局的出现，为政党政治最终在日本政治舞台站稳脚跟提供了可能。但是，1921年11月4日，原敬遇刺身亡。原敬死后的政友会很快出现内部矛盾，并导致继原敬而起、以高桥是清为首的政友会内阁的解体，从而丧失了借藩阀的核心元老山县有朋于1922年去世后元老和藩阀势力退潮之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政党政治的良机。⁽²³⁾从当时的历史来看，山县有朋于2月1日去世后，整个政治局势发生大转变：2月2日，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全权声明撤回对中国二十一条的第五号，放弃“满蒙”投资的优先权；4日，日本签署关于海军军备限制的条约；23日，众议院内的宪政会、国民党和无所属团体共同提出普选案，但被否决；3月25日，各派共同提出的陆军军缩建议案通过，同时，国民党提出的军部大臣武官制废除建议案经修正后通过。这些政治上的变化，无疑限制了军部力量的发展，为政党力量向政权领域的扩展提供了可能。基于国民党提出的军部大臣武官制废除建议案的通过，政党就很有可能在自己的内阁中，彻底排除军方的势力，从而全面领导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当时的政友会或其他政党能借助这种有利的势头，进一步巩固和壮大自己，不仅能保证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而且也可能使日本避免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从而保证战前日本现代化的发展。然而，历史不能假设。高桥内阁解体后，代之而起的并不是哪个新的政党内阁，而是以原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为首，无一众议院议员参与、大部分由贵族院议员所组成的“贵族院内阁”。⁽²⁴⁾可以说，日本的现代化发展和政党政治的发展都在此发生转折。

大正时代民主运动和政党政治的发展，不仅孕育出了原敬政党内阁，而且还催发了以实现普选制为核心的一系列发展立宪民主政治的变革。这些变革一方面为政党政治的发展及其影响的扩大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推进了日本政党政治朝制度化方向发展。大正时期的政治变革主要有：选举制度变革，即大选区制改为小选区制；普选制度初步确立；议长脱离党籍；改革贵族院。下面主要说明其中三次有影响的政治改革。

第一，普选制度初步确立。实现普选是大正民主的核心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于1902年就首次在议会中被提出来，当时还成立了有关的专门组织促其实现。到了大正时代，普选成了全国性的国民运动，各政党都表示支持和响应。但是在原敬内阁出现之前，政党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将这项要求真正提上议事日程的地步；而且，当时的藩阀势力对于普选运动是根本反对的。然而，原敬内阁成立后，确立普选制度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原敬对确立普选制度态度暧昧，只是在选举法上作了放宽纳税资格限制的修正。这个变革没有满足社会的要求，因而变革反而刺激了群众性的实现普选的政治运动。1920年，全国普选期成联合会成立。尽管普选已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普遍要求，但在议会的多次斗争中，普选法提案都遭否决。直到1924年，在第二次护宪运动中结成同盟的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由国民党发展而来）三党组成“护宪三派内阁”后，制定普选法才成为执政内阁紧急考虑的问题。⁽²⁵⁾然而，在审议的过程中，三派遇到了贵族院的强大的阻力，经过几番的抗争、谈判和妥协，最后在通过旨在针对社会主义运动、反国家思想和过激言论的“治安维持法”以及修改和消除有关“变革政体”的条文基础上，普选法案才被贵族院通过。后来的历史证明，伴随普选法案出现的“治安维持法”是使日本走上危险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²⁶⁾

第二，议长脱离党籍。原敬政党内阁的成立，意味着政党间的竞争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即议会内的政党竞争结果，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归属。这样，政党间的竞争就从议会主导权的争夺转向政权的争夺。这种转化自然使政党的竞争趋向激化，与此相应，议会内有关议会运作规则和程序的纠纷也不断加剧。面对新的形势，为了巩固政党内阁，理顺议会运作中的各种关系，议会制度的改革就显得十分必要。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议长非党化的问题。因为，在当时党争激烈、议会纠纷不断的情况下，议长的行为是否公正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议长由议会中某一政党成员担任，那议长行为就很难做到完全的公正。1920年5月，第14届众议院选举，结果政友会大获全胜。6月29日，第43届议会召开，均属政友会的奥繁三郎和粕谷义三分任众议院正副议长。由于党派立场过于明显，在他们所主持的此后四次议会中，纠纷不断。1922年，以犬养毅为首的革新俱乐部强烈主张议长非党化。1924年，护宪三派联合内阁组成，并由政友会的粕谷义三和宪政会的小泉又次郎分任正副议长。这个时期的议会纠纷虽然有所减少，但依然存在。所以，普选法通过后，三党决定共同改变议会的运作方式。1925年的第50届议会一致通过了由宪政会的小山松寿议员提出的“关于议事规则改正的决议案”，于是，正副议长从政友会和宪政会脱党。从此，议长非党化形成惯例。议长的非党化，不但保证了议会运作的制度化和公正性，而且也为政党政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

第三，改革贵族院。从明治宪法的设计者的意图来看，在帝国体制中，主要由藩阀、官僚和社会上层精英组成的贵族院的主要机能，是在政治上约束众议院，具体讲，就是限制众议院中不可避免要形成和壮大的政党势力对天皇体制的侵蚀。因此，从明治以来，贵族院一直是天皇的支柱，并主要由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等藩阀势力统领。但是，随着政党的发展，并成为议会尤其是众议院的中心，政党和贵族院逐渐产生对立和斗争。到政党内阁出现时，这种斗争就转化为表面化的政府与贵族院的对立。伊藤博文以政友会总裁的身份第四次组阁后，在预算问题上与贵族院产生冲突，伊藤上奏天皇，主张改革贵族院。他的设想是缩小贵族院的权力。然而，改革没有进行。在大正时代，贵族院的地位不但没有动摇，反而频频与政党对抗，并组织以贵族院为核心的政府，如加藤友三郎内阁和第二次护宪运动所反对的清浦奎吾内阁。贵族院在普选问题上对“护宪三派”所设置的种种障碍，刺激了“护宪三派”改造贵族院的决心。于是，在第49届议会上，他们提出了“关于贵族院制度改正的建议案”。该建议案规定贵族院议员应由选举产生，有一定的任期。整个建议案具有和英国改革贵族院时提出缩小贵族院权力的主张同样急进的倾向。⁽²⁷⁾改革贵族院的设想在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但同时也遭到贵族院的强烈反对。在日益扩大的事态面前，“护宪三派”有些动摇，最后于1925年1月15日，作出有很大保留的“贵族院改革案”。该改革案只是对贵族院作了“拆东补西”式的修改，并没有根本动摇贵族院的地位和权力，因而，被人们称为是满身疮痍的改革案。⁽²⁸⁾由于没有根本动摇贵族院的基础，所以，该改革案实际上为昭和初期的历史发展以及政党政治发展留下了隐患。⁽²⁹⁾

在大正民主时代，日本政党政治继明治维新时期的发展之后，还是有比较正常的发展，虽然有曲折和反复，但总体的趋势是向上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虽然这种发展提高了政党的政治地位，动摇了旧的藩阀势力，但并没有有效地改变明治维新以来所形成的基本政治格局和权力结构，从而也没有为政党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更为有效的制度保证。这就决定了本来就比较脆弱、比较保守的政党政治，在关键时刻经不起冲击，从而最终走向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