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木宽之：苦旅人生-长声闲话

评论家中岛梓，亦即小说家栗本熏，她“甚至认为，即使有一百个大江健三郎，世上什么也不变，但是有一个五木宽之，世上就会变千分之一”。

说到五木宽之，他对日本年轻人的影响尤其大，据说他们阅读五木文学多从随笔《生的启示》《大河一滴》起始。我三十年前初读则是《青春之门》，原因无他，那时当编辑，有人投来了这部长篇小说第一部《筑丰篇》的译稿。旅居日本后，不大读五木的小说，原因也无他，这二十多年来他时常造成话题的乃是随笔。

五木宽之生于1932年9月30日，与石原慎太郎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二人的文学似不能同日而语。好事地探究一下，似乎根源全在于身世之不同。父母是教师，赴任朝鲜，五木成长在异邦。1945年8月战争结束了，胜利者是苏军。当石原在逗子海岸浪荡时，五木被送进难民营。1946年秋买通苏军卡车，逃出戒严下的平壤，翌年辗转回到福冈县，陌生的父母故乡。此后勤工俭学，倒卖过鸡蛋，也用自行车运过煤，1952年考入早稻田大学，读俄文专业。为了筹措学费而犯难的父亲对他说：苏联是你妈妈的敌人！

2002年，五木在随笔《命运的足音》中写到母亲，这是他写小说以来多少次想写却不能写的：苏联兵来了，“掀开母亲只身躺着的被子，用皮靴尖拨开死一般闭着眼睛的母亲的睡衣。笑着，使劲踩母亲贫瘠的乳房。要不是母亲那时突然猛烈地吐血，情况可能会更坏”。发现母亲是病人，“两个兵抬起母亲僵卧着的褥子两端，怪叫着搬走，好像扔水泥袋子一样，从檐廊扔到院子里”。十二岁的五木和父亲被枪逼住，眼睁睁看着。“母亲死了以后，我和父亲一直觉得是共犯，内疚地活着。好像直到父亲死，我一次都没有和他对视过。”“战败后，此事一直给我的心蒙上阴影”，这阴影不正是五木文学的原点吗？我也终于理解他为何在小说《恋歌》中让那个被苏联兵奸污的冬子说：真正让我们失望的是同为日本人的男人们。小说家野坂昭如说，不愿再看见孩子饥饿的脸，五木却说，不愿再看见父母饥饿的脸。然而，母亲几乎就是死在苏联兵的军靴之下，他却志愿学俄文，这又为何呢？五木从未解答。

五木宽之是旅人，苦旅人生。他说过：人有航海者与漂流者两种类型，他属于漂流者，与其说是想去哪里，不如说是想逃到哪里的愿望更强烈。当年幸而没被送进西伯利亚集中营，那里却似乎变成他的梦想所在，即便是噩梦。三十三岁时，和夫人搭乘西伯利亚铁路横贯苏联，归来创作《别了，莫斯科流氓》，获得小说现代新人奖，成为他出道之作。那是1966年，石原慎太郎获得芥川奖十年后。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大陆刚开放以“普罗”或“友好”为引进标准之外的日本文学，由于和苏联仍交恶，“莫斯科流氓”几个字别有魅力，让人直想一读为快。1967年，五木以《看那青灰马》获得直木奖。读者不会像评论家那样过问作家想写什么或者该写什么，只是读作家写成的白纸黑字，跟着笑或哭。关于五木文学的评论相当多，但我向来对作家夫子自道更感觉兴趣盎然，譬如他在对谈中说到：《别了，莫斯科流氓》《看那青灰马》《雾中的卡雷利阿》等以外国为舞台的短篇小说曾有很多人读，但最近，无论哪里都把我视为以筑丰为舞台、有一点老式人生剧场味道、教育小说味道的《青春之门》的长篇小说作者。他还在《妇人画报》连载《朱鹭之墓》，以日俄战争时的金泽为舞台，则有那么点古典传统的味道。

1969年起笔的《青春之门》可算五木的半自传小说。写风云激荡的1960年代，那是一个奇妙的时代，有爵士乐、超短裙，真正自由却又孤立无援。五木说：“我的主题全都紧贴着1960年代这一时代的表皮，净是些应该与时间一同流逝的东西。”1960年代早已过去了，往事如烟，但文学犹在，他写了当时，即我们今天看来的昨天，也写了未来，那就是我们的今天，还可能是明天。《青春之门》模仿尾崎士郎的自传小说《人生剧场》，也分为数篇，即《筑丰篇》《自立篇》《放浪篇》《堕落篇》《望乡篇》《再起篇》《挑战篇》，它是五木宽之代表作，也是战败后青春小说（成长小说）的巨著。(www.xing528.com)

五木的父亲是山沟里的农民之子。五木结婚后，在妻子老家金泽生活多年，他称之为第二故乡，那里有仅次于京都的雅文化。农民血脉与雅文化熏陶使他具备日本式感性，不过，其文学出发点不是日本文学，而是俄国文学。曾有人批评五木既非正统又非异端，这却正是五木文学的特色。他在197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戒严令之夜》后记中写道：“我心中民族的东西和与之相反的东西，对事实的关注和对于想象世界的偏执，这些恰好相反的东西都不加扬弃地统统被投进这个小说中。写完之后，我有一种从一场白日梦醒来似的感觉，呆立不动。”这是他创作的路数，也是人生的基本态度。短篇小说《看海的琼尼》也写道：“有的家伙觉得悲伤的歌是布鲁斯，也有的书说它是黑人的苦恼与祈祷的呻吟。可那都不对。布鲁斯音乐是两种相反的感情同时高涨那么一种状态的东西。是绝望的，同时让人感到希望，凄凉却明朗，悲伤却爽快，粗俗而高贵，那就是布鲁斯。不牢牢抓住这一点就搞不来真正的布鲁斯。”

五木热爱音乐，幼年在平壤曾听见苏联兵合唱，那是他从未听过的优美的歌，或许因而有志于俄文。1970年他写过一篇随笔《怨歌的诞生》，说他听了藤圭子的歌大为感动，“歌手一生能几回，那是极其一时的，让人感到血从歌的背后滴落一般的动人力量”。当然，也自嘲了一下：三十七岁的大男人被十七岁少女歌手的流行歌触动，这种事态诚然也有点可笑。这篇随笔引起诸多反响，对藤圭子热推波助澜。五木认为藤圭子的歌是“怨歌”，这种悲伤的歌才鼓动人心。他常在小说里描写爵士乐，而且是评论爵士乐的行家，《燃烧的秋天》以他中意的京都爵士乐咖啡馆为舞台，《看海的琼尼》写的是爵士乐演奏高手琼尼从越南战场归来的苦恼，也就是《别了，莫斯科流氓》所说“让我弹真正爵士乐的那个什么东西，从我现在的身上失去了”。坂元辉熟读五木小说，1980年用《看海的琼尼》这个题名演奏一曲，已然成为日本爵士乐名曲。同样酷爱爵士乐，村上春树基本上只是把外国曲目写进小说里，他的小说从1970年代写起，就学生运动时代背景来看，正好与五木衔接。

小说家常写随笔，大都是余事，以应付稿约耳，但随笔在五木文学里与小说并重。第一本随笔集《有风吹拂》刊行于1968年，有六种文库版长销不衰。五木不相信体制，不相信组织，在群众当中也总是那么孤独而忧愁。他描写政治，但实际不参与。他在音乐、艺术诸方面进行文明批评，尤津津于探讨人生。1995年撰写《大河的一滴》，接着是《人生的目的》《命运的足音》，构成五木随笔又一个高峰。他写道：“在那种犹如时间停止了的无为状况中，有一句话总是像咒语一样在心底响起，其实是陈词滥调，即‘大河的一滴’。‘人是大河的一滴’——那小小的一滴水珠却是形成洪流的一滴，是朝向永恒的时间运动的节奏的一部分。望着河水，我极其自然地这么感觉。”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指的是‘自己人生的目的’，是发现自己一个人的、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人的、惟其自我的‘活的意义’。说法有点怪，但也可以说，‘发现自己的人生目的这就是人生的目的’”。此后接连出版了《不安之力》《元气》《气的发现》以及《养生实技》，大谈心灵或精神，甚而竟有了点“教主”模样。

1981年梅雨时节，身为五木宽之经纪人的胞弟因胰腺癌猝逝，享年四十二岁。不久，五木第二次休笔，到京都住了三年，在龙谷大学旁听佛教史。这所大学是西本愿寺开办的。西本愿寺的正式名称是龙谷山本愿寺，开山为净土真宗的宗祖亲鸾（1173—1262），第八代莲如1415—1499）为中兴之祖。对于宗教，五木不囿于特定教派，但基本上信奉净土真宗的教义。1985年复出，一连出版了几本关于莲如的书，推崇“他力”是照亮看不见出口的黑暗时代的、日本史上最深刻的思想，是蕴含巨大实力的活的力量。现在已然是凭借个人的“自力”无法突围逃脱的时代，构成法然、亲鸾、莲如等思想核心的“他力”才是超越以往宗教常识、戏剧性地活化我们的干涸心灵的灵魂能量。触及这真正的“他力”时，人将受到仿佛自己和外界都为之一变的冲击。年届七十，五木仿佛听见了母亲的声音，“那声音原谅我，原谅父亲，原谅苏联兵们，平静的，要把人的一切恶就那么紧抱住。大悲，我突然想，大悲也许就是指这样的东西”，于是明白写出了蒙罩心头五十七年的阴影，这恐怕不单是时间的消磨，更是宗教信仰的化解。

2009年末，五木宽之出版小说《亲鸾》上下卷，这是亲鸾的“青春之门”。畅销六十万册之后，他把上卷放在网络上供免费阅览。自2011年1月1日又同时在四十四种地方报纸上连载小说《亲鸾·激动篇》，堪称报刊连载小说史的破天荒。五木出道伊始就宣布自己既不属于纯文学也不属于大众文学，只是把自己想说的东西编成离奇有趣的故事。“没电灯就点蜡烛，没地方就躲在厕所里，再怎么也必须往下读，就是为读者写这样的故事或读物”。明年（2012）他八十岁，从电视上看，英俊的面庞嶙峋了，倒好像少了些历尽沧桑的愁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