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派精英：促进共和革命的关键角色

改革派精英

激进学生和职业革命家都在创造有利于共和革命的环境气氛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1908年之后，这两个群体的光芒褪去，不再是革命的直接推手。关键的角色落到一群人身上，他们从未公开为革命家，但实际上可能是所有人中最具革命性的：改革派精英。几乎均由男性组成、出身城市的居民，和乡间的农村组织体制之间的关系很薄弱。就此而论，他们看起来像是马克思主义模式中的“资产阶级”，但如果要用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严格定义（在一个工业生产体制中的资本家），此类人虽未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缺席，但在数量上显得微不足道，以致无法在政治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把这个范畴扩大成更一般性的“城市改革派精英”，我们便能集中注意这个藏身在1911年事件背后，并主要从中获益的群体。

这个扩大的范畴将包括许多不同但又互相重叠的类型。第一类是传统的大商人，批发商以及经纪商，其中有部分但并非全部投入生产经营，且包括专注于国内商业（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国外贸易（买办资产阶级）的人。从19世纪后期越来越常见的一个相关的类型是混种的绅商。这些人以从事商业为生，有官位者通常是通过捐赀获得，无官位者至少也具体展现熟悉的儒家士人生活风格。绅商在晚清的出现，是几个社会趋势所造成的。其中之一是越来越多拥有功名的士人参与商业活动，此举原为清朝法律条文所禁止，用以区别士人和商人，但在太平天国以及其后的重建时期反而被官员积极鼓励，他们热切希望刺激帝国的商业经济，同时想把经济的控制交给可能较为正直的儒家士绅。士绅经营者隶属于此类型，尤其在重建的年代与商人合作办理地方慈善、水源管理和其他领域，在此过程中，他们本身涉入商业活动的程度越来越深。

在19世纪晚期，传统上两种不同的角色逐渐融合成绅商（也可说是成为近代企业家）的过程，因新政的关键措施而加速：废除科举制度（士绅独有的正式标记），以及地方和省的商会之建立，使非士绅的商人在政策制定上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声机会。

构成新城市改革派精英的第三类族群，来自传统士人阶级。大约在1895年之后，有功名的士绅大致分成两种群体：一是持续强调古籍经典教育和长久以来士绅角色在社会的重要性，另一种（有时称作“新式士绅”）接纳更具世界观的教育和社会工作。后者，包括有科举功名的新式学堂教师、银行家、工矿业和运输工程的投资者，从事法律、医学和新闻领域的白领阶层专业人士，以及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这些人成为新政时期“地方议事会”和“省咨议局”代表的核心。

这些商人、绅商以及新式士绅们结合成为一种兼具进步思维和商业导向的阶级，越来越无法忍受旧政府制度对于他们活动的诸多限制。在20世纪的前10年，这些改革派精英决然地转向民族主义，这是受到地位崇高的口岸报纸《申报》以及一些新式报刊的影响，例如1904年创办，持续推广“地方自治”的《东方杂志》，还有同年创办，作为梁启超和其他进步分子喉舌的《时报》等。在1905年，为了抗议美国排华移民政策，一场广泛抵制美国货的运动中结合了许多要素，包括：对外民族尊严之维护、新式政治出版物之策划、商战的概念，和试图为国内制造业争取优势的民族主义企业家之鼓动。在此过程中，抵制运动有助于发展出演讲、公开造势聚会、职业和自发性团体的参与等一套动员群众的技巧，并在之后的几年转而运用于其他目的之上。

清末10年在用语上明显的转变，是从“救国”免于瓜分或灭种这样的防御性目标，转向更积极地宣示“主权”，这个崭新、热门的主权概念成为军事民族主义行动的团结号召。而什么样的权利是利害攸关的呢？最能直接看见的是领土的权利，这个时代兴起了迫切的“领土收复主义”（irredentist）督促着取回失土，该主题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之重要基础，而至今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中、欲使台湾回归祖国的运动中看见。

在西藏，长期以来寻求在此扩张据点并强化控制的英国，于1904年占领了拉萨。与此同时，达赖喇嘛谋划在其个人权力统御之下，能让西藏获得更多的自治，然而俄国入侵西藏之谣言也在中国报纸上流传开来。受到改革派的鼓动，清朝官员在1908年后积极地面对这些威胁，便派出数批远征军，尽可能努力把这片神圣的清朝领土，从间接委托当地领袖统治，转为正规的省县行政。1910年2月12日，在清朝官员的内部争论中，一支装备步枪的新军，在蒙古旗人联豫的率领下攻占拉萨，解散了西藏政府，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

然而，比领土权利更紧迫的，是经济权利的主张，这表现在要收回给予外国人开矿和运输发展，尤其铁路的权利。中央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学到的教训之一，就是需要涵盖区域更广、能用于军事和商业运输的铁路网。1898年清朝仓促与数间外国公司签订商业或铁路建设协议，其中从北京到汉口的重要铁路干线由法国和比利时公司于 1903年完工。该线从汉口往南延伸到广州的路段，则交由一间美国公司建造，但遭遇地方精英的联合反对，尤其在湖南。各种湖南的投资团体主张由他们自己建造铁路，1905年，这些地方人士在动员一场重要、和平的抗议运动后，成功迫使湖广总督张之洞与美国签约方磋商出一个解决方案，将建造权转给他们。由于内部纠纷以及资金问题，迫使该路线延宕至清朝灭亡后才得以完工。

收回路权运动在浙江和四川引起更多争议。1898年一家英国公司获得了承造连接上海、杭州及宁波之铁路的权利，但7年之后，两家由士绅领导的地方公司游说地方官员终止与英国的协议，并将建造的权利交给他们。不过当1907年外务部为此与英国签订了借贷合约时，上海和浙江的士绅、商人、学生便受到政治报纸刺激而集结抗议。此抗议组织迅速地出现了许多地方分会。后续由这两家中国公司自行接手，于1909年完成了这条铁路，有效地平息这场在江南的争论。(www.xing528.com)

然而，在四川的例子中，满人总督锡良在1904年设立自有的、半官方的川汉铁路公司，以建设成都附近的铁路，当时能获得的私人投资很少，锡良因而向地方百姓征收财产附加税。面临以士绅为首的抗议，锡良在1907年将此公司改为全面私有化。然而，由于川汉铁路公司蔓生的腐败和缺乏成效，邮传部在1911年春天，将所有四川铁路的经营国有化。在此后数月间，“四川保路同志会”动员大量该省士人、学生、新军士兵、地方团练、工人及哥老会成员等各路人马，投入抗议运动，并迅速转趋激烈。许多县份的政府税务机关和警察局受到攻击。秋初更在成都造成许多抗议者伤亡，整个四川有如濒临反王朝叛乱之势。这些省份的收回路权运动，表面旨在排除外国的势力，却在大多数的例子中转而反对清政府，地方人民策划新式的政治动员，来展现对政府保障民众权益之能力已失去信心。

改革派精英开始超越民族主义，支持宪政主义的概念和代议政治。清朝立宪之概念在1898年的改革时就已提出，其被理解为一个明订限制政府行动范围的正式声明。日本在此又提供了模范。明治宪法在1889年制定，仅5年后证明日本有能力在国际战争中羞辱清帝国，这个事实似乎说明此必然之关系：受宪法保障规范的人民会更投入国家的命运之中，因此相当容易依国家情势所需而被动员。在20世纪初，宪政主义成为城市改革派精英具影响力的意识形态，而 1905年之后，立宪团体在帝国各省迅速成立，游说清廷及时颁布宪法。 1908年朝廷宣布预备立宪，并设定1917年实行立宪，但立宪派人士力劝加快立宪的速度。立宪运动之基调是自由而温和的，其主要领导人梁启超坚持主张，当前中国最迫切的需要是一部赋权的宪法，而非革命。此时其目标原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但在革命成功后，则顺应时势改变、转为支持宪政民主。

作为新政的一部分，清廷承诺在各级政府设立自治代表议会，这是以认为能培养忠于皇室的现代公民为前提。然而，在设立之后，这些议会很快地成为改革派精英及其宪政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声管道。县、镇、市层级的地方议会自1908年开始成立。次年选出了省咨议局并召开会议，1910年由各省咨议局选出“资政院”代表。根据朝廷日程，要到1917年颁布宪法时，国会才会成为常设的机构，但作为临时国会的资政院已成立，并于1910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不意外的，此机构中主要的影响是来自梁启超。

关键而具代表性的团体显然是省咨议局。使之诞生的1909年选举是中国帝制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虽然有严格的教育和财产要求，将选民（全为男性）限制在少于帝国人口的0.5%，估计有200万清朝人民前去投票并初尝从未想象过的政治参与。省咨议局的组成在意料之中。全国的咨议局中也许有90%的成员是士绅，也就是从废除不久的科举制度取得正式功名的人。在全国21个省咨议局中，有14个是由有进士功名的人所领导，而另外有6个则由举人主持。但这并不必然代表咨议局具有保守的性质，因为大部分的士绅成员，包括那些进士们，都属于改革派新式士绅阵营。

在活动范围和行事风格上，晚清的咨议局有效地将一个行政改革计划转变为政治运动。这些咨议局成员们与中央任命的外来官员，为主导该省之政策而相互竞争。他们接管了“收回利权运动”，以对抗反对外国人和新的清朝部门。且积极地向朝廷施压，以求提早实行立宪，召开常设的国会，并且立即设立一个“责任内阁”，此指一个内阁形式的政府，其官员行使真正的政治决策权力，且是由国会而非由皇帝选出。

晚清省咨议局在20世纪中国政治的演进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却复杂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相当程度地增强地方分权主义的趋势，其始于19世纪50—60年代的叛乱，至20世纪10年代晚期到20年代军阀政府的地方自治达到高峰。另一方面，他们至少部分代表了该省内的大众利益，故亦是一个地方层级的中国民粹民族主义发展的舞台。换言之，其表现也许可称之为“省的民族主义”。通过这些机构，这些精英真正第一次成为自觉的、团结一致的力量。省咨议局及其各式更名后的机构，在1911年世代更迭中保留下来，且持续数十年作为中华民国时期最有潜力的政治机构之一。

对于清政府而言，更大的危机是当这些已被民族主义精神激起的改革派精英，接受反帝制革命是可取之举，或至少接受革命为势所必然。如此转变对很多人来说仅是两天的时间，即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在14日当天，年仅37岁的光绪皇帝驾崩，而翌日慈禧太后接着过世，享年73岁。谋杀疑云随即甚嚣尘上并延续至今。光绪之死使得最温和的改革派，即康有为的保皇会失去了个人忠诚的焦点，对许多人而言，其对王朝的忠诚随着光绪的死而结束。光绪虽然缺乏个人特质，但曾作为在国内和移居海外各地华人的中国象征：皇帝驾崩促使群众追悼，并于世界各地唐人街设祭坛。然历经三个月的病痛而亡的慈禧太后，却未获得同等的悼念，但也宣告一位实际掌权并稳定清帝国政局近半世纪的人物从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在政治上远不及她精明的摄政大臣，以辅佐当时才三岁的新帝宣统，爱新觉罗·溥仪。

这些稍有能力而防卫性强的清朝皇亲贵族之行动，显示了两种基本趋势的加速，亦是新政时期整体的特色。就像设计来彰显中央政府对省和地方之权的改革，同样也将权力集中于满人官员而非汉人之手，破坏了从康熙时代就主导着政府均衡的“双头政治”原则，并将权力集中在皇室而非出身较差的满洲人。这种掌权的举动让人十分厌恶，且助长已点燃的反满主义和汉族民族主义之情绪，此两者很快地越过了社会阶级而进入汉族士人精英中。也许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改革派长期要求之“责任内阁”的任命。在1911年4月16日宣布的一份13名内阁成员名单，其中包括4位汉族官员、1位蒙古族以及8位满洲皇族。

这个侮辱又加上对于朝廷拖延颁布宪法的不满，以及在1911年召开临时国会时，发现仅授予国会咨询之职却无立法权。或许更重要的是，在各省绅商团体耗费大量经济和政治资本才取回的铁路权后，摄政政府却在1911年春天宣布朝廷计划将铁路国有化。群众暴动在四川爆发，但精英对国有化的抵制运动则遍布全国。改革派精英与皇帝反目成仇，成为革命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