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中国革命家的个人贡献和挑战

职业革命家

孙中山于1866年出生于香山，位于广东珠江三角洲、邻近英属香港的一个县。虽然与政治对手、早8年出生于附近佛山镇的康有为算是同乡，但孙与康实属不同类型的人。康受过完备的古籍经典教育并取得进士功名，孙则未有科考功名并属于社会较边缘的人。孙在童年时曾造访香港，13岁时被送往夏威夷和哥哥一起住，就读基督教会学校。他读写英语比中国古文更为流利，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并成为西式的专业人士。他在日本还有一个家，在那里学会流利的日语，将其别名“中山”日语化为日本姓“中山”（なかやま），并毫不掩饰地留起整齐干净、明治风格的八字胡。同时，孙中山比康有为更加自觉地认同自己是南方人，强调自己与南方反满主义，包括太平天国和地下兄弟组织三合会的关系。

关于孙在共和革命运动中的个人贡献已有许多讨论，其追随者们不切实际地予以夸大，而贬低他的人则直接忽视。持平的评价可能会认同孙的一些个人优点，包括常获得证实的外貌和魅力、他作为公众演说家的技巧（在当时较为新式的政治技巧），以及能引人注目的天分。例如在1896年，孙为了革命活动在伦敦募款，被清朝的领事馆拘留。他设法将被拘禁一事转达给英国的医生朋友，终而获释。孙独特的反应就是很快地以英文出版了一部关于其冒险的自我推销报道《伦敦蒙难记》。

作为革命组织者，孙的优势包括其毅力、在海外华人中的知名度（在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向丹佛侨社募款），以及他在外国政府和精英之中所博取的认可和尊敬；此外，较不显著的是其与国内秘密会社如三合会的关系。不利条件则包括他在国内进步精英中的地位较低（此点阻碍孙屡次欲与同乡梁启超联手合作之努力），以及时常对革命计划抱持太浪漫天真的想法。他最适合作为宣传者，和其他革命分子间的中介者，以及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象征。

然而，无争议的是孙中山在1894年建立第一个投入反清革命的组织“兴中会”。很自然地，成立的地点是在远离中国本土的夏威夷。一年后孙在香港创立了第二个分会。起初该会的成员几乎都是广东人，其中多是移民，且很高比例是基督徒。在签订《马关条约》的骚动中，孙和支持者抓住这个机会，筹划第一次起义，计划于1895年中在广州城发动革命，但在开始前即被清当局发现，计划最终胎死腹中。孙逃往日本，在横滨成立了另一个兴中会的分会，之后又在河内成立一个；自此之后，他很少踏上中国的土地，直到革命真正成功。1900年华北在义和团混乱的笼罩下，孙在广州近郊的惠州发动了第二次起义，但这次亦遭帝国军队轻易粉碎。其他不切实际的革命计划陆续进行，包括1907年在广西、越南的边界。这时，孙在本身具有革命抱负的年轻一代中，似乎已成为笑柄。(www.xing528.com)

孙有很多竞争者。有各种以省为基础的革命组织，尤其在学生和新军中。此外，在募款方面，他必须和名义上并非革命的组织来竞争，尤其与“保皇会”，这个由流亡的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亦即1899年成立的组织。受软禁的光绪皇帝，象征着对君主立宪的寄望，仍激励着许多国内外的改革派精英，因此康有为能轻易地提出理据来说明，需要有公众持续的关注来确保朝中保守势力无法轻易废掉光绪皇帝。20世纪初如夏威夷或旧金山等海外华人侨社，不难看见当康有为的团体代表在一街角发表募款演说时，孙中山的支持者就在相隔一街区的地方宣传以寻求支持的情形。孙曾试图让两个阵营联合，但未能成功。

孙最终与学生的联合，使其革命视野焕发生机。湖南的学生激进分子开始考虑一个新层次的组织，与湖北、广东、浙江、四川和其他省份同质倾向的学生联合起来。1903年“湖南华兴会”于长沙成立，有别于具有类似名称的孙中山组织，在黄兴的领导之下有计划地与他省的学生团体建立关系。1905年于东京，通过日本的泛亚洲主义支持者中介，以及受到日俄战争进一步的激励，黄兴的团体和其他团体的代表与孙中山会面，共组了至此包容范围最广、最具意义并以孙为首的反清阵线“同盟会”。之后的几年，该伞形组织在传播中国共和革命的信仰上，居于显著的领导地位。但几乎从一开始，对于领导地位的竞争、对于革命策略（起义的时间和地点）的争论，及争辩是否适合持续发展与日本人和认同其理念的其他外国人之关系等内部不和即破坏此联合组织。到了1908年，一般认为同盟会已有数千名成员，但实际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那么，孙中山在1911年革命中真正扮演的角色为何？同盟会在革命爆发前几年就已瓦解了。在策划1911年4月广州最后一次仓促起义之后，孙逃到美国以争取更多海外华人的资助。他仍在国内最西化的族群中有些影响力，只是所剩无几。同年10月武昌革命开始时，孙和亲近同伴都不是筹划者，甚至未被提前告知。他们只在某种程度上投入了其后各地响应的起义。然而，孙和他的伙伴，其中最积极的是湖南人黄兴，常被人找来或自己前来收拾残局并在事后提供建议和策略。

直到革命大致属“既成事实”，许多人追认孙中山，且几乎只有他一人具有长期革命系谱上的正统性，以及相对完整的革命愿景，特别是他在外国人中有足够的声望，来阻止清政权垮台之际外国势力的伺机侵略。事后来看，他似乎是偶像般的革命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