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角下的1911年革命

对于1911年革命的西方观点

西方，尤其美国的历史学家对于1911年中国共和革命的观点，是响应主导大半20世纪中国政治的政党所提出的两种主流论述。中国国民党的正统解释曾经是最重要的，而且至今仍构成西方大众了解该事件的核心。其论述强调这次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当然包括对抗西方，但更重要的是反抗外族的侵占王朝。此论述强调革命的领导特质：密谋的、开明的、进化的、具革命自觉的协调者，其政治联盟则被视为国民党的前身。最重要的是，强调孙中山像乔治·华盛顿一样是“国父”，也是国民党之父。

该故事继续说到，中国因为受满人钳制近300年而愤怒。孙中山是位有远见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早认识满人的暴政。因此，他在20世纪初领导了一连串英雄式的起义，并在1911年终于整合出有效的联盟，成功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在这个过程中，孙制定了“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可能刻意援引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之精神。在他成功之后，宽厚有礼地退出，并把政府交到其他人手上，这些人却背叛了革命。孙因而回到政治舞台，发起运动推翻那些恶棍，并将国家导回正轨，而此任务终于由其合法继承人蒋介石完成了。在认同其理念的翻译者帮助下，这个动人的故事被用来吸引美国人中的爱国主义者，且的确成功了。

相反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述中，1911年的事件从未如其在国民党所扮演之角色般被赋予创建神话的地位。数十年间，1911年的革命被轻描淡写，而不如1949年真正的共产革命具有意义。在后毛泽东时代却对其产生浓厚兴趣，包括国际会议和西方研究翻译等陆续出现全新的研究，其中中国共产党试图把1911年革命纳入自己的革命历史中。基本上，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采取经济决定论的方法，虽强调这次革命之阶级特色，但其中也有为数不少优秀的论著。1911年的“资产阶级民主”起义，类似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由“民族资产阶级”所发动的，反对作为西方代理人的“买办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意义上，此革命是进步的，但并未汇聚农民和无产阶级大众，因此也未反映其权益。因此更进一步的任务就落在由共产党领导的解放革命上。虽然其叙述中非常去个人化，还是为孙中山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称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先驱。(www.xing528.com)

这两种叙述的问题都在于有些“孙中山中心”。革命爆发之际，孙其实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在革命过程中众多运作的复杂力量，若不比孙的个人贡献更大，至少也同等重要。西方早期的革命研究把孙稳固地放在中心，第二波研究则稍微改变关注的对象，去认识他的亲近伙伴黄兴和宋教仁的贡献。之后开始研究在革命行动中，与孙本身明显较无联结的群体，例如学生和知识分子。约在同时，那些并非公开革命派，甚至反对革命的个人和力量对于革命的贡献也被认可了。最后，也许最具意义地，出现了特定地区革命社会史的个案研究。

在研究圈扩大的过程中，西方史学界的观点比其研究初始更接近中国共产党的论述。即便如此，这说明他们也开始了解到，革命在各地方并非一致，在社会基础上并非全然的“资产阶级”，而且常常并非完全是“进步的”。现在西方史学所重视的，是特定个人和地方利害关系的相互作用，将如何影响革命事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