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革命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第10章 

革命

20世纪初中国史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试图从清帝国的遗迹中形成民族国家。“国家”在此并非指一个地方，而是刻意创造的，宣称对特定领土具有最终控制权的“组织”，而“民族”是指因不同的环境而有不同定义的“一群人”。民族的成员可能被认定为有同样“种族”或基因库、共同语言、共同特定领土或共同历史的人。也许对成为民族状态最为包容广泛的定义，是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之主观观点：由其成员彼此磋商而同意，并且绝大部分为其邻居们接受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当主权政治组织被嫁接到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上，“民族国家”于焉诞生。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中的成员，把个人对于民族群体的忠诚，放在对于自己、家庭、地方、阶级或其他任何可能成为这种竞逐忠诚的实体之上时，民族主义就此产生，许多晚清属民越来越受到这种力量影响。

值得记住的是，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的兴起甚至在西方也不是非常久远。自觉的国家概念可能首次成形于17世纪实行国家建构的君主们，如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霍亨索伦（Hohenzollerns）王朝、法国波旁（Bourbons）王朝，以及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等，这些国之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使其积极地努力建立由政府官员担负的行政运作、官僚化的军事，以及在其领土内的中央集权财政管控。而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只比法国大革命早一点儿开始，直到1848年的欧洲革命才较广泛地扎根，待19—20世纪之交才达到全面发展。因此，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为成为民族国家而全力狂热地投入，实未落后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太远。(www.xing528.com)

这些年的民族主义并非明确无疑地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虽然19世纪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如19世纪10年代希腊的独立运动，以及1848年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起事确属自由民主的范畴，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激进民族主义者，和19世纪80—90年代无疑是俾斯麦式扩张主义的时代，民族主义已被利用来为极为狭隘的中央集权服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大幅提高了这种反民主的、高压的、军国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解读。当民族主义者的呼吁真正在世纪之交前后扎根于清帝国时，某些例子听起来非常民主化，但他们已在其中保留了反自由主义的种子（例如，在章炳麟和刘师培的“国粹”用语中），1911年后这将显示在优生学式的“种族净化”以及领袖们接连的独裁野心中，包括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全都是优秀的“民族主义者”。

关于晚清中国民族主义兴起最后要注意的，是来自所谓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此种评论认为，正是因为最终证明在西欧产生的民族国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政治组织，因此没有理由将其视为历史的必然终点，甚至在西方也是如此。此外，更没有任何理由把民族国家加诸欧洲独特历史经验之外的人身上，或以他们就此方式组织但相对未能成功来评断。有其他可能取代清帝国的政治形态（例如太平天国）。但在20世纪初中国的特定政治精英，如同其他非西方地区一样，认为自己非常有远见地认知到，需要以欧洲式的民族国家重建其社会，此使命并非巧合地赋予其本身，而这个历史的偶然性就成为驱动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部分成因。

后殖民的批评对我而言貌似合理且引人入胜，但必须记得晚清的中国精英们没有这样奢侈的后见之明。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为了能在与邻国的战争中存活，把他们的政体重建成强大的西式民族国家，确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