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国政治：清流派与洋务派的斗争

个人政治

许多描写19世纪中国的史学著作，将清朝的政治参与者分成西化的进步分子以及种族沙文主义的反动分子。虽然意识形态常渗入某一时代的政治行为之中，然而，我们应该记住，正如其他时代和地方，晚清帝国时期个人的私心和野心，与大多数未受意识形态冲突影响的地方政治一样，在影响历史变化的方向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名为“清议”的政治形态逐渐成为一股重要力量。其名称呼应帝国早期新道家“清谈”之惯例，其中志趣相投的精英们，超脱物质眷恋及牵挂，坐在一起思考宇宙的本质，而晚清的清议实践者宣称自己能远离世俗政治，并表达出为了超然“公”益、不受牵累的政策。认同这个运动的士人以书信、诗以及其他不同的形式互相传达意见，不时“泄漏”许多有自己偏好之政策建言的奏折给大众。最后出自鸦片战争的阴谋论，这些坚守一般儒家基本教义之积极人士反对任何制度的改变，包括工业化在内，并支持在与西方和日本的关系中采取强硬的军事态度。事实上，大多数清议派人士是实际制定政策过程中的局外人，且未能清楚了解其国外对手的真正实力。他们诉诸、操弄理想主义的立场，试图成为拥有真实决策权的局内人。

就如同该世纪较早的类似运动，此运动的中心是翰林院，亦即最有才华的“进士”学者们等待官位任命的容身之所。翰林成为所谓“清流派”的大本营，一个在运作上类似于晚明的东林党和复社的政治派系。即使作为局外人，清流党仍擅长在政治上威吓其锁定的目标。他们首次成功的行动，包括迫使曾国藩结束政治生涯，只因曾在1870年天津“屠杀”后续谈判中的妥协处置，另外还有因为郭嵩焘在19世纪60年代接受了英国公使一职，而遭他们公开羞辱。他们的政治立场看起来可能是如此反动，然而清流派的政治形态，在他们宣称传达一种新的公意这点非常进步。改革派的梁启超似乎体认到这点，在1898年的变法失败后，即采用了此政治派系的名号为其众多短命政治报刊之一的《清议报》命名。

清流派的固定目标是名为“洋务派”的政治派系。这些人多属于省级高官的顶尖局内人，包括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盛宣怀及袁世凯等平定太平军的领导人及其门生。这些领导人习惯每天处理西方事务以及国内社会经济问题，对于帝国所面临危机之程度，有较可靠的概念。他们倾向支持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用外交手段，仿效西方发展国内的军事和工业。然而，不能把他们简单视为是有远见的进步分子，而没有个人或党派的私利。就像其他殖民地区较晚近的民族主义精英，他们推动本身精通的重要外国科技，作为自己得以掌握有力位置的基本条件。且他们几乎都乐意在工业的赞助中获取利益。李鸿章死时就是一个大富翁。此外，这些所谓进步分子之间也彼此竞争。个人的仇恨和地域党派的利益，使他们破坏与支持其竞争者之改革计划的次数相差不多。

处于所有这些党派中间的是清廷。19世纪的清廷，由帝国家族的亲王们、汉人官员顾问、军机处以及其他利益团体组成，并巧妙地分为帝党及后党两派系。大部分时间，慈禧作为一位顶尖的政治斗争高手，借由平衡及狡猾地挑拨各派系以设法让自己位居权力顶峰，这不仅发生在清流派和洋务派之间，也在两派中的小团体之间，这确实是一个分而治之的经典帝国策略。(www.xing528.com)

晚清政治情势的流动，及其私人野心的因素，都有助于解释这些关键参与者反常的意识形态转变。张之洞的奇特经历可能是最好的例子。他出生于北京腹地的一个低阶官宦家庭，接受完整的古籍经典教育，在26岁时获得进士。之后的15年，张在朝廷陆续担任数个低阶官职，此间他增进自己的学问，并常常揭发各省科举考试舞弊之事端。身为清流派的一员，张之洞在1880年进入翰林院。他在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自我宣传，就是在1879年上呈关于湖北中部水利工程计划的有争议奏折。争论双方所代表的强大地方利益，多年来已各自找来更高层的官方支持者，为特定结果进行游说。张之洞以谏官的身份介入，自视清高地谴责双方的派系利益，并大力鼓吹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唯一不偏袒且客观的。

一年之后，张之洞再次不请自来地参与一个政争，他要求直接处死兵部侍郎崇厚，因为从张的观点看来，崇厚与俄国签订了伤及清朝尊严的条约。张之洞此好战之举，终获得皇上青睐，在1884年获任两广总督一职。张上任后的作为之一，首先就是出兵越南，最终酿成1884—1885年惨烈的中法战争。此时，张之洞借由改变方针挽救了自己的事业，摇身一变为自强工业化的推动者。反动且种族沙文的清议派，转而成了进步的西化派。但他的改革方式仍是非常个人独占的：当张之洞在1889年到武汉履新职的时候，他把自己草拟的广东钢铁厂计划视为己有，一起随身带走。

在武汉，张之洞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教育改革的先锋，建立许多新式书院和西式学校，造就了一整代年轻有见识的技术专家。在甲午战争惨败之后，他一开始支持谭嗣同、唐才常及梁启超在湖南的改革，后来则从他们明显的激进思想中退出（这意外地削弱了张本身在改革运动中的先驱地位），并转而对这个离经叛道的省份做出较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1898年，在康有为后来夭折的百日维新处于高峰时，张出版了自己的宣言《劝学篇》，其中刻意同时迎合朝廷帝党及后党的喜好，并加强自己作为改革派领袖的地位。在1900年，他逮捕并处决了转向革命的改革派人士唐才常，但自己同时公开地与支持义和团的慈禧朝廷划清界限，设法获得西方的认同。在20世纪初，张之洞积极地压制在湖南为了“收回利权”的民族主义式激进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他年轻时清议激进主义的直接继承者），因为其有损合法的政府权威，也就是他自己。以往的局外人已是顶尖的政府局内人了。

张之洞每次迅速变化政治立场时的真切爱国之心是不可否认的，但在各种状况下，他对于清朝（或中国）之最佳利益的看法，是直接与他本身政治事业的推动一致的。意识形态的确很重要，但并非一切。像张之洞这样的人必须在自己的脉络下来看。用简单之“中国响应西方”的尺度来对照评价他们，只能有限地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动机、成就与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