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末年的排外主义及其影响

排外主义

革命和激进改革，大多是精英在19世纪最后几年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响应。第三种响应方式，起源更为民粹，是一种暴力的仇外活动，其高潮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西方人则更简称其为“拳民”。产生这些仇外分子的地方是山东西北部，在大运河城市临清的腹地，也是早期北方白莲教传统叛乱的发源地，包括19世纪70年代的王伦以及1813年的八卦教。它从生态来看，是个以小农生产为主、土地不集中的脆弱区域。1825—1850年间，政府放弃大运河漕运，使该地区的贫困加剧。虽然棉花栽种后曾一度有助减缓该地没落，只是在与外国棉制品的竞争之下，这项资源又在19世纪80—90年代逐渐减少。1898年的黄河大洪灾和1900年的旱灾，其短期严峻之经济困境，让贫穷和不满情绪的问题加剧。

但比起在农村地区郁积已久的经济危机，更招惹怒火的是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尤其是德国的天主教会圣言会。该会自19世纪80年代早期即活跃于山东，1897年德国在“争夺租借地”期间夺取胶州湾之后，变得更为积极。在接下来几年，山东据传发生近千件与外国人冲突的小型地方“事件”，随后逐渐形成一个松散的“神拳”运动，最终自山东蔓延至华北其他地区。这些团体将铁路和电线等外国产物当作攻击目标，同时以暴力攻击外国人及中国基督徒。义和团运动平定前，约231名外国人和数千名中国教徒遭到杀害。

义和团起事相当地方化且复杂，而其后的政治利用是有力且彼此冲突。学者们对于义和团运动和白莲教传统之间的关系，及其是否曾如仇外一般地反清复明，都有不同的看法。而无可争议的是，义和团运动代表着一个清廷拉拢现有的群众运动、组织和首领以为己用的显著例子，这是其在近三个世纪以来非常成功的做法。在1898年9月的政变之后，慈禧太后不仅废除大部分改革法令，还让朝廷转向更激烈仇外的立场，端亲王、庄亲王、军机大臣荣禄以及大学士刚毅等好战保守人士也高居权位。由于谣传慈禧欲废光绪皇帝另立较温顺的端亲王之子时，北京西方公使团给以威胁性的回应，进而让其仇外情绪火上加油。在1900年的前几个月，义和团运动日益扩大，慈禧屡次谕令地方官员容忍而非镇压这些拳民。直隶总督裕禄遵从懿旨，但山东巡抚袁世凯则断然拒绝。拳民活动的中心因此由山东转往直隶。

北京逐渐进入无政府状态。在紫禁城东南近前门使馆区的外国外交官向天津的海军船舰求援。连接该城与帝国其他各地的电报线被切断。6月10日拳民和其清军支持者，烧毁西山英国使馆的夏季寓所，次日日本使馆的书记官被杀，6月20日德国大使遇害。该年夏天使馆区皆遭围困，部分清军帮忙防守，有些则参与攻击。总理衙门更两度送入紧急粮食供给。

朝廷本身也陷入混乱。包括兵部和户部尚书等5位高官建议镇压拳民，遭逮捕处决。6月21日，有更多的外国军队在天津附近登陆前来解围，慈禧朝廷对各国宣战，并下令所有省级官员支持拳民、驱除外国人。然而领导的总督巡抚们，包括在广州的李鸿章和其在山东的门生袁世凯、南京的刘坤一与武汉的张之洞则集体宣布懿旨难从。实际上，中国许多地方已然脱离清廷的统治。(www.xing528.com)

图17 1900年天津的被俘义和团战士，詹姆斯·里卡顿（James Ricalton）摄［克里斯托弗·卢卡斯（Chirstopher Lucas）藏］

盛夏时期，一支拼凑而成的联合远征军占领了天津并向北京进军。联军包括了英国、俄国、法国、美国、奥地利、意大利等18000人，其中有多达8000名日军。远征军轻易地占领京师。如1860年那样，朝廷逃离了，但这次是到西安，该地接近秦朝建立之中国第一个帝国的古老遗址。在“西狩”期间，慈禧拜托李鸿章北上，与荣禄合作主持和谈，荣禄早前就预见了朝廷做法的愚昧，并私下努力去保护受围困的外国使节。在1901年9月11日，几经交涉商议，“中国”与11国“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其中要求庄亲王和几个次要的官员须被判处死刑或自杀，并且为之前因反对义和团而被处死的官员平反；建立纪念碑以纪念遇难外国外交官，并派遣清朝使节团至他们的国家致歉。

《辛丑条约》不仅对清帝国而言是个灾难，对于20世纪继任的各个政府也是如此。其中尤具破坏性的，是要给各签署国共4.5亿两白银的赔款。因为清朝的国库没有那么多钱，这个数目被要求在40年间偿还，并加上每年4%的利息。所有偿付的金额总计6.68亿两。为担保如此庞大的债务，差不多帝国中除了土地税收之外的税赋来源，盐政、国内关政、皇家海关总税务司等都因破产清算而受外国控制。该赔款造成的持续性经济负担，对一个从事追赶式工业和基础建设发展的国家而言，这是自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数十年间，使之积弱不振的根源。

除此之外，该条约规定，外国军队将在中国华北驻防以保护他们的国民。事实上，大多数列强很快撤兵了，仅留下象征性的兵力，只有日本并未如此；这些军队将持续合法地驻扎在华北，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之时仍是如此。《辛丑条约》签订后，大清帝国的国家主权就成为几乎没人相信的神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