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帝国主义回应：大清的最后

中国对帝国主义的回应（1895—1900）

帝国主义构成的明显威胁，影响、催化原本已存在于清朝人民中的几个倾向。像“帝国主义”这个词本身，以及更为形象生动的“瓜分”，皆反映出对于帝国有形的分崩离析，或更糟的，作为政治实体之中国灭亡的恐惧日益增加，并变成一般的用语。在世纪末出现了群众政治的兴起，一种广泛的信念认为个人可能借由某种形式投入政治发展，实质影响其生活质量。曾经对大多数清朝人民来说，最好的做法是（套用孔子的话来说）“对官员如同敬重鬼神一般，避而远之”，但这已不再被普遍相信。

此时代也见证真正的中国民族主义之首次出现。此精神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末期即开始流行，以颂扬英勇的三元里民兵，并促使政治上反满主义的出现，这是一种认为满族统治有害的情绪，不仅因为满族文化低下，且让中国人无法有效抵御西方。即使这并非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却也非单纯的文化主义或排外主义。将自我牺牲以保卫“祖国”标示为中国的“爱国主义”，亦不算太过曲解。将爱国主义转化为真正的民族主义，是西方意义上之“民族”概念的出现，是种与忠于家庭、家族和地方相竞争的个人认同和忠诚的对象。这种理解和情绪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开始出现，且将在之后的10年间普及化。

清朝的人民此时更想成为“中国人”，在《马关条约》之后的5年间被以新的形式唤起参加激烈的政治行动，这类行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由上而下的近代化改革；第二种是由下而上的排外主义式群众反抗；第三种则是革命。

让我们从革命开始。此时期首次出现试图废除帝制的暴力运动。此体制始于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创建之时，是2000年来普遍的统治模式。所谓的“共和国”被提出来取代帝制，但当时参与者对其内涵所知有限。1895年3月，由接受西式训练的医生孙中山（孙文）所领导的兴中会，在广州发动了一场不切实际而轻易遭平定的共和革命。1900年，由湖南唐才常领导并与激进学生及会党联合组成的自立军，策划一个较具潜在威胁的密谋，在汉口起事前因事迹败露，革命终告流产。当然此将成为未来的潮流，但在这几年间共和革命的情绪仅仅影响极小部分的人。这时期更具意义的政治行动则以激进改革及排外反抗形式呈现。

19世纪最后几年的激进改革运动，围绕在一个名叫康有为（1858—1927）的激烈狂热广东学者身边汇集而起。康有为生于广东商业城镇佛山的一个小康地主／士人家庭，祖父是位著名的学者，也是保守的程朱学派（宋学）的学术领袖。康从小接受良好的经学教育，并一路通过正统的科举考试，于1895年得中进士。但他也对清朝的政治危机极端敏感，在年轻时曾造访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对于所见的西方秩序和效率印象深刻。其思想及许多著作因此融合了理学以及激进的外来观念。康有为很明显地是一个傲慢的自我推销者，但无疑也是兼具才华和创意的人。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便开始发表“太平大同之世”的观点。同时针对经典语言考据、实际的政治改革，以及解放中国女性以强国之目的著述。其在晚年也试图把儒家打造成为个人救赎的真正宗教，使其获得“中国马丁·路德”的形象。

康有为思想之中心，载于其早年著作《新学伪经考》（1891），提到“舍古文而从今文，辨伪经（《左传》）而得真经（《春秋公羊传》）”。这些选择使得康有为把孔子视为古籍经典的真正作者，而非编辑和传布者，同时也是一位能因应时局变通且务实的政治思想家。在《孔子改制考》（1897）中，康有为强调，墨守儒家经世之道统，实则曲解圣人之意。因此找到了一个既古典的又完全本土的合法性来支持其最激进的西化改革。

稍晚，康有为也发展出关于地方行政的理念，其中显示出，虽然表面上是激进的西化改革者，康和清朝长期以来关于经世的论述是如此轻易地契合。康有为采纳顾炎武“封建”传统中的概念，认为基于相信本土地方精英会追求开明的自身利益，地方县由他们统治会比外来官僚介入统治更好。他也接受了冯桂芬在19世纪60年代发展出对此观念之修正，由选举产生、比世袭的地方官低一阶的乡官，来抑制地方官可能的自肥行为。然而，对于地方自主的经世理想，康有为得自日本所习得的西方政治理论，增加了特别的“地方自治”概念。因此，康的县治理模式包括顾炎武的世袭地方官和冯桂芬的推选乡官，选出的代表议会用来动员并让新式的地方“国民”或“公民”发声。

在其吸收经世观念的巧妙改良背后，有更巨大的政治目标转变：从社会控制和社会和谐转为社会动员。如康有为所设想的，地方团体的自治是释放全体人民能量最有效率的方式，可使中国强盛而得以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竞争。地方政府此时将不仅致力于维护治安和征收租税，而是邀集国民来参与发展经济、提升教育以及保卫国家。康有为认为，这正是全然复兴之中国的关键。

康有为采用政治行动的形式也颇具创新性。1895年4月康在北京参加会试之时，《马关条约》的屈辱条款消息传来。康有为将来自18省超过1200位举人组织起来予以回应，前所未有地（也是违法的）集体联署上书皇帝抗议，即所谓的“万言书”。不久之后，康创立了类似于晚明书院但加入西式内涵的“强学会”，此团体并成为许多其他这类晚清学会的模范。康有为的学会在北京和上海都有分会，而该会的主要书记员是他的学生、才华横溢的年轻广东政论家梁启超（1873—1929）。梁启超本人成为清末民初先驱性的政治报人，他创办了许多短命报纸，旨在先行改变帝国晚期的属民，为“新国民”，一如其中的《新民丛报》之名。

但激进的改革运动真正爆发的地方不是北京、上海或广州，而是穷乡僻壤的湖南省。长沙的岳麓书院和类似的私人机构，培养出包括曾国藩以及其他湘军的反太平军英雄、在军事上激进而文化上保守的数代士绅，于世纪末仍在酝酿且产生彼此矛盾冲突的激进主义。这个环境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产生了偏激的排外主义暴徒，以及同样具有热情但赞同西方之影响改变的改革者，在同为出身湖南东北部浏阳县的两位挚友上可见一斑。其中一位是1900年在汉口起事失利的自立军首领唐才常，另一位是才华横溢的年轻儒学士人谭嗣同（1865—1898），他逐渐融合他的古典学养与佛教、基督教和西方科学思想，演变成其称之为“仁学”的新哲学。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谭嗣同曾在华中各地担任军事参谋，特意参拜过去各路英雄之墓。1896年他与唐才常同回长沙，加入聚集年轻改革人士的“校经书院”。(www.xing528.com)

偶然齐聚一群具有改革思想的地方官吏，让湖南省变为众多西方启发革新的实验室。在洋务派的张之洞身为湖广总督之时，陈宝箴（1831—1900）于1895年担任湖南巡抚，带头进行改革计划，包括新矿业、新警察系统以及长沙的道路铺设和路灯设置（时任湖北巡抚的谭嗣同之父，显然较不赞同改革）。但湖南省政真正激进之处是再往下一层，即是在陈宝箴手下作为幕僚的一群年轻人。其中以出身广东的黄遵宪（1848—1905）为首，他是比康有为年长的合作伙伴，曾出使欧洲和日本，并刊载其对明治维新变法之见。黄初抵湖南时，担任湖南省盐务使，1897年7月升任按察使。任内初期的作为，其一是在长沙建立“时务学堂”，并邀年仅24岁的广东同乡梁启超担任总教习。

运用该学堂作为其“机构基础”（institutional base），梁、谭、唐三人在长沙展开狂热的改革宣传行动。他们创办并编辑该省的第一份报纸《湘学新报》，目的是为将改革理念于该省精英中宣传。他们全面修订地方科举考试课程，要求学习诸如麦肯齐（Robert Mac- Kenzie）的《泰西新史揽要》（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之类的西方翻译著作。在受到11月“德占胶州湾”之羞辱及清廷软弱回应的刺激下，谭嗣同仿效康有为的强学会创立了积极游说团体“南学会”，最终声称其成员包含湖南至整个华南计超过1200名士人。

年轻改革人士评议的内容转趋激烈。谭嗣同认为，若要救亡图存，须即刻彻底革新中国社会核心的父系家庭制度。南学会的规章明定所有成员，无论年纪以及功名地位，须平等相待。《湘学新报》呼吁“人权”以及议会政治。谭嗣同主张，人民主权的概念事实上乃源自中国而非西方，且是儒家道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来自《春秋》以及只有他的湖南同乡才能正确了解的《公羊传》。

此外，在字里行间反满的情绪日益显见。梁启超在长沙安排再版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这本具煽动性的亲身见证，细数清朝征服过程之暴行。17世纪公然的种族主义者、湖南哲学家王夫之的著作，曾由其湖南同乡曾国藩在19世纪60年代谨慎地重新刊行，1897年在谭嗣同和唐才常的家乡浏阳又出现增订版本。郭嵩焘（1891年逝，谭和唐皆尊其为启发者）曾强调王夫之的改革理念，而对其排外思想则轻描淡写，但这些年轻人对两者同等重视。经由结合王夫之的种族观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种族国家群体中经天择而全力求存），谭嗣同以有力的“科学”反满意识形态崭露头角。逐渐地，这些改革人士们要求湖南走向“完全地方自治”，并从清朝的统治中分离出来。梁启超把该省与德川时代进步的萨摩藩和长州藩相对应，认为两藩之自治行动促成了全国性的明治维新，但谭嗣同似乎想象更接近独立的湖南国家能自帝国的灰烬中兴起。

湖南地方精英中的保守人士看着这样的发展逐渐感到恐惧，尤其从黄遵宪、梁启超这些可疑的广东人手中带来的西方观念，让他们想起，不到50年前太平军对湖南的破坏蹂躏。甚至早期声援改革人士、位居长沙德高望重的岳麓书院山长，也要求当局介入。初夏之际，总督张之洞要求新兴的湖南报刊噤声，将时务学堂重新命名并改组为技术学校。巡抚陈宝箴遭革职并由其底下较保守的布政使接任。年轻的改革派遂逐一离开湖南，朝向新的随机目标——北京。

1898年1月开始，经光绪皇帝（此时已是心智逐渐独立的年轻人）下诏认可，康有为让朝廷充斥其改革计划的奏折。6月16日，皇帝首次个别召见康有为，当日即任用他为总理衙门章京，掌有展开政府各方面改革之权。接下来数月，康与梁启超、谭嗣同，以及其他年轻热血有志之士，在北京共同起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法案，并以皇帝之名颁布法令。其中包括在北京建立“京师大学堂”，在帝国各地兴建西式学堂，以及把科举考试的内容从经典改为时务。

中央和地方行政精减，裁废数个闲差冗官与三个巡抚（湖北、广东和云南）。将六部以西式的内阁部门取代，进行司法制度改革，建立独立的司法部门。广开言路鼓励人民提出改革建议，并直接转交到朝廷。中央政府接管由地方政府开始进行的铁路和工业计划，并大幅扩增其规模。未来有意担任高官的人，须先到外国游历考察他国之发展。

在1898年夏天，许多朝廷官员，甚至温和的改革者如李鸿章及其门生袁世凯，对康有为这派人马的所作所为存有戒心，并群聚在慈禧太后身边。9月21日，太后突然从她隐居的颐和园回到北京，宣布再次摄政，并把光绪皇帝，即她28岁的儿子，实质幽禁在北京紫禁城西御苑的瀛台。随后数日，改革派领导人物相继遭到肃清。康有为逃往香港，梁启超到了日本，但谭嗣同及其他5人则被公开处决。

1898年9月26日慈禧几乎废止所有变法新政，“百日维新”就此终结。然而，整个帝国中怀有改革理念之士，甚至包括很多曾对康有为本人有疑虑的人，都因保守政变而士气大伤。似乎从上而下的改革已不可能，从光绪皇帝主持整合之改革计划明显的失败，让一种“满族统治本身才是症结所在”的情绪广布蔓延。1900年谭嗣同之友唐才常组织了未能善终的武汉仓促起事，即使是孙中山的共和国革命宣传，比以前看起来也更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