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争论

第9章 

帝国主义

研究清帝国的历史学家在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时，至少有两种相当不同的含义。政治左派者，不论是中国人、日本人或西方人，倾向列宁“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之定义。在此基本的经济定义中，资本主义作为当时发展出最有效率的生产、剥削、盈余累积模式，为诸如英国等资本主义生产最为先进的殖民母国，带来一个重要的课题：找寻投资剩余资本的外在出口，否则就要面对国内受抑制、将崩溃的经济。像中国这样成为此剩余资本投资目标的社会，其产生的利润会回归母国经济。结果使目标社会的资金外流，并无力供给后续追赶式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在20世纪 20年代和30年代的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以此种方式理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程度，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重点，并成为革命策略的关键性决定因素。但列宁主义式的帝国主义也有一个很广的时间框架：适于分析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接触之后的历史，而且对于一些学者而言，甚至至今仍适用。

一个与众不同的“帝国主义”定义被非马克思主义的外交史家所采用。该定义较偏向政治、军事而非经济层面，并聚焦于西方列强（以及最后的日本）在全球竞夺领土的殖民活动。使用此帝国主义概念的学者们，有鉴于列强持续在彼此之间寻求权力平衡，乃将其视为外交沟通的系统。此定义的“帝国主义”也更为历史主义：通常起始于19世纪晚期，而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的战火之中。

在一部关于东亚帝国主义时代（如此定义的）的经典研究中，入江昭观察到，对于文化上的萎靡与突如其来的不安有着既新且广的感受，可说是西方的特质。震惊地目睹日本轻易打赢清帝国，使得西方政府内外的舆论制造者认为有机可乘。甫现身的“东亚病夫”（类似于蹒跚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当时被称作欧洲病夫）就成为西方国家掠夺的目标。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在1900年主张美国不应置身于此竞争之外，并写道：“东亚是世界上所有具备活力之国家极力攫取的战利品……以地理位置、财富以及能力，我国都极为适合参与东亚的发展，并将其纳入我国经济体系的一部分。”(www.xing528.com)

但也有一种新的恐惧和焦虑感，体现于西方出版物中快速开始广泛使用之“黄祸”的比喻象征。日本崛起的实力具有挑战性，但颇为讽刺的是，中日战争所获得的教训，似乎使中国更具备潜在的威胁。如果以相对稀少的资源为基础的明治日本，能够借由强制推动西化而迅速强大起来，那么相对富裕且人口更多的中国若像日本一样把内部整顿好了，那会是多么恐怖？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在机会尚存之时，对于清帝国的侵略性行动是必然的，这不仅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也是预先阻止中国崛起的防御策略。

如入江昭所提到的，另一个当时西方扩张主义的新要素，是其特别排他的性质。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界观不仅导致白种人“种族”与黄种人对抗，也使得欧洲国家合力成为优势西方文明之集体代理的自信观点显得过时了。在对此理想半信半疑之际，国家政策的目标变成竞相获取国家的利益，并努力与其他西方国家共存。具有讽刺意味且有违常理的是，在19世纪最后5年和20世纪前10年中，西方掠夺清朝时前所未有的凶猛攻击，并非来自西方的自信，而是恰恰相反。

在放纵这种行为的关键时刻，西方内部也产生对此种新侵略的批评。其中一位最持怀疑态度而标新立异的英国学者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 A. Hobson）在1902年以原始列宁主义（proto-Leninist）的用语写道：

整个过程的控制和指导的媒介……是经济压力和工业动机，其为了一个国家中小型、有能力而组织良好的团体的直接、短期的、物质的利益而运作。这些团体获得政治人物和政治派系的合作，他们运用了“政党”的力量……吸引有产阶级的保守天性，借由把政治能量潮流的注意力由国内转往对外政治，这些有产阶级既有的利益和阶级优势能最妥善地保有。在攸关其本身真正利益的一系列政策中，对国家机构的默许，甚至积极狂热的支持……主要得自利用这个种族的原始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