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优于中国：清朝与明治时期的挑战

日本的挑战

最终，并非是西方列强，而是日本的兴起成为清朝最后半个世纪最危险的外敌。日本的挑战始于同治年间，而在1937—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中达到高峰，当时日本所经历的中兴，部分是因新的西方扩张者出现而引发。在日本的例子中，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率领之“黑船”于1853年抵达，美国威胁德川幕府若不放弃严格限制与外界往来的“锁国”政策，最终只好兵戎相见。日本面对西方冲击的反应比中国快速而决断，可能是因为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所受的屈辱，以及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一事，在日本已广为人知。现实地评估这个对国家主权前所未有的威胁，是导致世界上最重大的革命性事件之一的主因：推翻了数世纪之久的德川幕府，以及（宣称）恢复由皇权直接统治，史称1868年“明治维新”。

虽然推翻德川的激进年轻武士们目的在于“复古”，实际上此次维新几乎直接对已有600年之久的地方分权式封建体制造成无情的破坏，取而代之的是西式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和公职人员。当时“攘夷”也是该维新的重要口号，明治日本很快地全面性引进西方科技、工业制造和高科技的征兵军队，甚至是社会和审美模式，成为近代工业和军事强权，并且不利于清朝的道路前进。明治日本也在西式外交及国际法上进行了速成式的学习。对日本来说，要精通这些规范有点儿操之过急，但仍立即将此种新知投入运作，不仅为自己与新到来的西方强权谈判出较好的协议，也重新定义其和帝制中国的传统关系。

1000多年以来，自从日本在7—8世纪逐渐融入儒家文化圈，中国王朝统治者就视他们的岛国邻居为朝贡国。现实情况变化很大，要看特定时期中华帝国的中央化程度和力量大小，以及日本当权者本身认定其与中国之关系的效用大小。足利义满（1368—1408年在位）对于强大统一的明帝国印象深刻且担忧，因此派出朝贡团到明太祖那里，承认其臣属的地位，很大部分系以稳固自己在国内摇摇欲坠的将军法统地位。德川幕府的建立者德川家康（1603—1616年在位）也以类似方式利用与中国的关系来强化他自己在国内的统治，但他不愿臣属于如晚明这样明显孱弱的权威宗主。第三代德川将军，德川家光（1623—1651年在位），与中国做了相对明显的切割；与明朝书信往来时，家光自称为“大君”（taikun为英文tycoon一词的来源），刻意避开传统在朝贡体制中用的“王”一词。在接下来的清朝时代，日本的臣属地位呈现松散，未再改善。

在1870年9月，即明治维新两年后，明治政府派遣一位公使到清朝，要求互相承认和签订友好条约。同年11月，在数月前接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收到同时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的任命，且负责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根据李的建议，清朝和日本在1871年9月签订了中国第一个基于平等互惠而缔结的西式条约，其中清朝首次承认日本的主权国家地位，并允许正式互派使节。中、日两缔约国保证互不侵犯“邦土”，并在有外敌侵犯时互助支援。双方互相给予治外法权。双方的最惠国待遇曾纳入考虑，但因李鸿章的坚持，终究被排除在正式条约外。

但在条约墨迹未干之际，日本就开始对包括两个长期被清朝视为藩属的琉球和朝鲜，以及清帝国辖下的台湾岛提出要求。琉球是位于日本南方的群岛，包括冲绳岛在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定期到明和清帝国朝贡。然而在德川幕府时代，由日本西南部强大的大名萨摩藩进行商业开发。1874年明治军队强行占领该地，并禁止其再向清朝朝贡。清朝当时忙于处理收复新疆以及与俄国的边境争端，因此未以军事响应。日本自己面临国内的困境（尤其是萨摩的“西南战争”）同样使明治政府未能迅速有进一步的要求。不过，在1879年，日本把琉球宫廷移到东京，并宣布该岛国成为日本的一部分，改名为“冲绳县”。经过激烈的争论，清朝当局选择不阻挡这个对其认定之藩属的夺取；李鸿章自己注意到当时整个朝贡体系仅徒留“空名”。

台湾自17世纪起逐步由中国人进行殖民，在19世纪70年代时被视为福建省之下的府来管理。在这10年间，日本甚至更为独断地进一步主张，该岛为其殖民的对象，利用牵涉日本或者说是琉球船员和台湾原住民的几个事件，指陈清朝在当地的统治无效。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日本暂时松手，心照不宣地以换得清朝默许其吞并琉球一事。1887年，清朝将该岛正式升级为省以强化台湾为其领土的主张。

然而，真正造成清朝和明治日本关系恶化的伤口是朝鲜。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朝鲜半岛在双方的战略考虑中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日本视之为俄国可能侵略的跳板，而清朝视之为阻止日本向东北扩张的重要缓冲区。朝鲜也在西方列强的复杂策略中占有关键位置，尤其是在英、俄之间新兴的竞争中。此外，长治久安的李氏朝鲜（1392—1910）则在衰弱期中，朝鲜国内的政治动荡。1863年才11岁的高宗继任王位，其父大院君在他统治初的10年摄政，大力推动内政改革，并配合极端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随着高宗在1873年亲政，激烈的幕后权力斗争在皇后背后的闵氏外戚及父亲之间展开。不利落地掩盖着这些宫廷阴谋的，是倾向与清朝维持朝贡关系、称为“事大党”的政治人物团体，和偏向与日本关系较紧密的“开化党”之间加剧的派系斗争。

早在1873年，明治政府对于侵略朝鲜是否为明智之举发生了一场激辩，但决定搁置野心，先处理其他国内外的议题。然而两年后，日本派遣一艘军舰到汉江口（汉城的门户），一如预期遭到攻击，事端就此引发。日本的抗议导致最终在1876年签订《江华条约》，该条约给予日本在朝鲜的各种商业特权，包括开放三个通商口岸。虽然朝鲜的谈判者有其宗主清朝仔细的建议，但该条约宣布朝鲜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上否定其对清朝的朝贡国地位。随后在1879年李鸿章被任命为“朝鲜事务代表”，便寻求借由中介安排朝鲜与西方各国签订条约来牵制日本的霸权，其中包括1882年的美国、英国以及德国，用的正是帝国的经典策略“以夷制夷”。(www.xing528.com)

朝鲜对日本的军事反抗在1882年7月的“壬午兵变”达到高峰，该事件中许多日本人遭到杀害，而保守的大院君短暂重掌大权。不过，李鸿章并未利用此事件，而是选择逮捕大院君并押解至天津以安抚日本。然而，在1884年12月亲日的开化党发动另一场政变，暗杀许多朝鲜内阁成员，并发布大量改革法令时，李鸿章则积极地派兵镇压。明治政府派遣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李鸿章谈判日、清双方逐步撤军的问题；李和伊藤之间持续的个人外交斡旋，对于推迟在随后10年内爆发战事，确有其必要。

清朝于19世纪晚期在朝鲜的外交被视为最后的挣扎，在过时的“中国天下秩序”中，维护一个难以控制的藩属国之宗主权；相对而言，扩张的日本则是采取“现代化”的攻击。此看法也倾向于将朝鲜精英中支持清朝者，描述为儒家保守派，他们亲日的敌手则为进步分子。然而，在相当的程度上，这个观点是日本扩张主义刻意的宣传，而非简单的事实描述。我们可以明确地设想，清朝在李氏朝鲜就像是落实其独有的全然现代化与西式帝国主义。中国在19世纪后期在朝鲜的行动，实际上在帝国与该国关系的长久历史中，是史无前例的，并与扩张主义的西方列强在东亚地区之作为有更多相似之处。更类似于始自19世纪80年代，作为清帝国复兴一部分的新疆、台湾和东北建省之积极行动。

在李鸿章在朝鲜的个人代表袁世凯（1859—1916）之监督下，中国在朝鲜强力推动一种多国帝国主义，作为对抗日本垄断性帝国主义的手段。李鸿章在1882年策划朝鲜与美国、德国以及中国本身之间的条约，不仅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是为了使中国在该半岛上获取商业利益。这些国家一起设立了一些口岸以及一个外国人组成的海关机构，即仿效西方列强于中国所为。不论是清朝或是前朝的帝国政府，都从未曾如此直接地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中国的海外商业利益。清朝也在朝鲜使用其他19世纪晚期西方扩张者侵入的手段：外交使节、政府顾问，以及虽然有一些正当理由，却仍可视为一种在该国的殖民军队，该军队最初之派遣是在回应1882年的壬午兵变，却在之后十几年仍然持续。

在朝鲜的战争最后因为一场内部叛乱而加速发生。类似于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东学”是19世纪中期由一位不满的儒家学者所创立的新宗教。基督教是该教派抨击的对象，该教自称结合了儒、道、释中最精华的成分。其创建者被朝廷处决后，东学被迫转往地下，但仍然迅速发展，并组织定期的聚会要求合法化，以及抗议繁重而腐败的税赋制度。在1894年春天，该教派的信徒公开叛乱。受闵氏外戚支持，及其中国顾问袁世凯的附议下，高宗请求清朝军事介入镇压此运动，军队也于6月初抵达。日本国会原本就决定只要清朝派出军队，日本也会出兵回应，同月底两军就在朝鲜土地上对峙。日本军队残暴地镇压了东学之乱，并在7月占领了朝鲜朝廷，逮捕了高宗，重立大院君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并宣布明治式政府改革的组织性计划。谨慎的李鸿章首先向俄国而后向英国寻求协助居中调停，但几乎未获得支持。同年8月1日，日本向清朝宣战，而光绪朝廷也同样宣战予以回应。

中日战争对清帝国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严重灾难。李鸿章的淮军和他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就试图建立的北洋海军所需之资金，受到左宗棠内亚战役与慈禧奢侈花费的排挤，几乎未获得华中、华南地区清军的支持。虽然拥有较好的步枪及较大的战舰，但在几个关键领域的技术上不如对手日本。最重要的是，清朝的陆军表现很差，证明其在战略上无能、无组织，且很快就逃离战场。1894年9月李鸿章的军队在平壤溃不成军，该月稍晚他的海军在鸭绿江口几遭歼灭。在把清军完全赶出朝鲜之后，日军将战事推进到东北的辽东半岛，在11月占领主要的城市大连和旅顺，并在1895年2月占领了山东的威海卫港。清朝死伤成千上万，而血腥的战斗由双方残酷的暴行留下印记，并在西方刊物上大幅地报道。在1895年的前几个月间，清朝当局，特别是德高望重且现在突然被平反的恭亲王，日益寻求与日本谈和，后于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实现。

整体而言，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帝制史上的重要分水岭，更甚于通常被赋予此意义的鸦片战争（1839—1842）。如同佩因（S. C. M. Paine）所论：“自此役后，清朝外交政策的焦点都在平复其结果，而日本外交政策的焦点则是确认其结果。”而更广泛地说，与过去几十年间积极地在边疆展示国威相比，这场战争首次向全世界展示了清帝国令人难以置信的脆弱。中国表露的脆弱所产生的权力真空，形成一股帝国主义的洪流袭击整个东亚，比此前更具破坏力。这场战争对于清朝人民来说也同样震惊，对其中大部分的人而言，败在日本手下是难以置信的。输了如此关键的战争，败给那个微不足道、过去鄙视的邻居，向许多人阐明了不计任何文化代价进行日式西化有绝对的必要性。其中一个结果是送留学生出国到日本及西方学习的计划更为强化。

主张改革的年轻中国知识分子如梁启超（1873—1929），对于当务之急重新认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对宪政主义价值的认识。明治日本在1889年已通过宪法，因而动员了国民的国族认同，并使其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这与其5年后惊人地战胜清军不无关系。“立宪运动”因而展开，此后很快将在中国帝制的结束上扮演重要角色。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马关条约》本身附带的特定情况，我们将在下章讨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