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外交：个别国家利益崩溃、同治中兴失败

对外关系的恶化

从1870年到1895年之间的1/4世纪，标志着“合作政策”的逐渐崩溃，该政策把个别国家的利益置于西方文明使命之下，而有人可能会说，这也标志着整个“同治中兴”的失败。合作政策主要被两个事件所破坏：英国对于“阿礼国协议”（Alcock Convention）的拒绝，以及1870年的天津“屠杀”。但这两个单一事件都可以看作是长期以来压抑已久的怨气以及群众压力的产物，而非官方政策的结果。实际上，清朝政府和西方各列强满足于继续依循1860年《北京条约》运作的合作协议——但他们的态度越来越跟不上他们的众多支持者。

与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会谈失败的背景是英国商人，也是所谓的“中国通”，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得结果之不满的快速累积。这种情绪实际上是针对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获得权益的日渐不满之翻版。这种不满与商人本身渴望的变化有关，也同样与清帝国实际的状况有关。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的商业目标从仅是希望像茶叶和鸦片等原料产品的交易，迅速地转向使“中国市场”对英国制造品尤其纺织品开放的新观点。此种号召出自自由贸易式的自由主义，其结果就是1858年额尔金的侵略。之后，英国的目标更进一步，如同企业家们开始不只视清帝国为潜在的市场，更视其为工业原料的来源和潜在的生产地。如果中国人未能有效开放他们自己的矿产，西方人应该会帮他们；如果他们不建造国家明显需要的铁路，西方人也会做。最后，西方人开始想要在中国设工厂，运用廉价的中国劳工制造产品卖给中国人，如此可以减少从西方运送产品所增加的成本。

1858年的《天津条约》其中包含了一项条款，要求10年之后再修约。因为对于西方国家似乎会遵守其所签订之条约的印象深刻，清朝当局期待这个即将到来的修约机会，并努力地准备这个谈判。在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的会谈中，总理衙门草拟完成了一个修订版本，其中包括适度和互惠的改革，例如外国商人免征国内通行税，以换取对进口商品课征稍高的关税。该协定于1869年10月23日在北京签署。然而，要英国国会正式批准此协议，证明是有困难的。在签署之前的几年间，英国的中国通们曾更为大声地疾呼开放整个清帝国的对外贸易，以及其他新的特权。当这些要求未能在草拟的协议中出现时，他们就游说所支持的议员们否决此协议，而国会在1870年7月也的确这么做了。清朝的决策者们因感受到背叛而震惊，而主张和解的洋务派如当朝的恭亲王、地方土的李鸿章等人的地位都被大大地削弱了。

第二个预言合作政策瓦解的事件，来自西方传教士活动所造成的紧张关系。之前的条约允许西方传教士进入帝国的内地，并批准地方官员保护西方传教人员以及中国信徒。但基督徒与中国民间宗教信徒间的法律纠纷和暴力事件大量增加，其中许多与信仰差异本身没什么关系。例如，改信基督教的人常常挑战地方社群的传统规范，拒绝贡献向全村或镇收取的庙宇和年节基金，并声称这些是“膜拜偶像”（idolatrous）的行为。或者，另一个例子，当信仰基督教的家族（改信常常发生在整个家族而非个人）卷入与邻居的财务纠纷时，其在向县官陈述案件之际，经常主张遭受宗教迫害，并请求法条保护。这些教徒获得了原本是有功名士绅才有之与官员接触的特权，这可能成为地方社会中严重的不稳定力量。

地方正统精英对此挑战的响应方式之一，就是散布西方传教士的野蛮及秘密异端行为的谣言，正如1870年在天津所做的一般。天津自从1858年被英法联军占领之后，就成为仇外情绪高涨的地区。法国当局之后强占一幢帝国的别墅作为领事馆，1869年法国天主教修会的“圣母得胜堂”（Notre Dame des Victoires）把一座地方佛寺夷为平地，以便能在该地建立“育婴堂”。该机构的负责人对于送婴儿给他们照顾所提供的奖金，似乎引来一波儿童绑架潮，且开始谣传这些儿童在此机构中因仪式目的或以其身体部位来制药而被杀害，该问题于1870年6月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当时清朝地方官员就强制展开育婴堂的搜索。不过结果并未发现可疑的事物，法国天津领事气愤地到一位调查者的办公室理论，并在激烈的争吵中，开枪射杀了一位随从。该领事及其同伴当场被杀，愤怒的地方民众捣毁了育婴堂和其他外国教堂，杀害约17名外国人，包括10位法国修女。当港口集结着外国炮舰时，另一场战争似已无可避免。

清廷派出调查的人正是时任直隶总督且是帝国中最受尊敬的官员曾国藩。他谨慎的报告使法国人冷静，其中再次强调育婴堂未有不法行为，并建议将该“屠杀”中责任最重的15个人处以死刑。对此，法国政府因为对其领事的鲁莽行为感到窘迫，且正忙于普法战争的情况下，同样愿意和解。但曾国藩的建议遭朝廷否决，且被无礼地调至南京担任两江总督。奉旨接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展开了他自己的调查，并建议减少处决人数、支付赔偿金，以及派遣一个清朝代表团至巴黎致歉。两个政府达成妥协，但一直以来的友好关系已然消散，而事件也激起朝廷中以及清朝整个社会的强硬仇外情绪。曾国藩因感到羞辱与沮丧，实际上结束了仕途，并于事件落幕后的次年年初去世。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一系列的事件预言了中外紧张局势不断恶化的新时代，并涉及大部分所谓的“列强”。首先是1875年的“马嘉理案”。英国想要在长江上游和其所在的印度之间开拓贸易联系，派出了28岁的使馆翻译马嘉理（Ausustus Margary）沿江而上，并从那里向西南直抵缅甸边境。如同中国地方官员所害怕和预料的，马嘉理扎营在边境时被地方民兵所杀。一位愤怒的英国驻华公使要求抚恤马嘉理家属，赔偿高达20万两银子，并要求派出代表团到英国致歉。该使团由郭嵩焘带领，最后演变为清朝常驻伦敦的公使馆人员。外国要求赔款以及其他特权来偿付其所认定冒犯的模式，已在清朝外交关系中根深蒂固。(www.xing528.com)

与俄国的冲突持续更久。新疆北部的伊犁河谷是一个农矿丰富的地区，也是进入新疆的战略要点。俄国已逐步殖民其位于亚洲的边疆，并在此过程中与穆斯林中亚地区发展强大的商业和其他关系。在1871年阿古柏分离运动达到高峰时，俄国军队占领了伊犁，表面上暂时而友善地帮清朝保护该地，但实际上是要防止该地区落入英国人之手（俄国假定阿古柏是英国的代理人），目的在该区域永久殖民。左宗棠平息了阿古柏之乱后，清朝派出总理衙门的满人成员、曾参与天津教案调查并领使团至法国谢罪的崇厚，与俄国人谈判从伊犁撤军。

崇厚于1879年签订的条约，却把伊犁河谷地的大部分地方永久割让给俄国，并同意支付500万卢布来补偿俄国代替清帝国的军事介入。当崇厚让步的消息传回北京，引发民怨众怒。这时仅是一介年轻翰林院学士的张之洞，上疏要求立即将崇厚斩首，并声明放弃他签订的条约。就此张之洞很快地成名，并确信将位居显要。总理衙门利用英国以及其他列强的幕后支持，且通过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的交涉，终于在1881年完成修约。新约中虽减少了让与俄国的领土，但增加了赔款作为交换。

与英国和俄国的冲突相较更严重的，是与法国在越南愈益恶化的冲突。在中华帝国史的中期，安南曾经是直接受中国统治的保护国，但在明清之时发展成为自主的藩属国。法国自晚明就在当地进行传教活动，而在18世纪开始增加在商业和军事上的活动，并开始强迫越南宫廷接受其要求。1802年建立的阮氏王朝，虽然不情愿却被法国扩张的利益紧紧控制。1862年和1874年的条约把越南南部称作“交趾支那”（Cochin China）的地区直接割让给法国，并允许法国在称作“东京”的北部地区有进一步的军事集结。然而，即使已签订这些条约，阮氏朝廷仍扩增对清的朝贡使团并寻求其保护，以免于法国进一步地殖民。清朝以组织一非官方、不受承认，人称“黑旗军”的佣兵作为回应，该军队在1882年开始在东京进行游击活动。一年之后清朝开始暗中输送正规军队前往支援。

同时，安抚法国的外交努力也由清朝实际上的外交大臣李鸿章进行。但到了1884年中，随着战事日渐扩大，垂帘听政的慈禧采取了几个出人意料的做法。向法国宣战，并把主战的张之洞派任为两广总督，该地区为出兵越南的集结待命地；此外，罢黜主和之恭亲王的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王大臣之职，改任好战却不胜任的光绪皇帝之父醇亲王。

清朝陆军在越南东京及特别是台湾，与人数较少及补给不佳的法军交战时，获得零星的胜利，在台湾的战场，法军试图扩大战争并进行海上封锁。但海战是关键性的，状况对清朝相当不利。在1884年 8月23日仅一小时左右的对战中，法军在福建沿岸摧毁了11艘清朝最新最优良的军舰，并重创帝国最早的海军设施福州造船厂。因害怕法国海军攻击上海，而造成突如其来的破产潮以及信用和房地产市场崩溃，其影响深入内陆达到汉口，并摧毁了帝国刚兴起的工业企业家阶层。

清朝最终投降，由李鸿章于1885年6月签订的条约中正式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权，以换取法军自台湾撤退。虽法国未要求赔款，但战争直接及间接的花费仍然庞大。自强运动的失败表露无遗，而被寄予厚望的工业发展彻底地延迟。在恭亲王掌权下，20年的谨慎外交和耐心培育的清朝军事力量就此完结，而接下来清朝宣称的“藩属国”将接续不断地被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