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运动为何失败？儒家思想在变革中的作用

自强运动失败了吗？

许多自强事业曾经历初步生产与获利的时期，但主要目标是使国家强盛。1895年中日战争惨败后，朝野形成了普遍的共识，认为这 30年来中国早期工业化是彻底的失败，尤其是相对于日本而言。这个观点几乎为所有的历史学家所接受。明治日本的“成功”与中国的“失败”多年来都是晚清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大量的中国和西方学者，专注于解释“为何”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失败，而非探讨是否失败。

一种解释强调，虽然有明显的危机感，但其政治决意仍力道不足。张之洞直接提出（冯桂芬更早已间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工业化改革核心理念。对于费正清及其追随者来说，这个体／用二分法，不仅显示出一方面不愿意牺牲儒家的道德规范、合宜的礼仪及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又希望达成西方在物质和技术上的优势，其透露出缺乏完全的投入以及足够的急迫感。对这些历史学家来说，工业社会有完全不同的一套文化意义和价值观，这些是工业化成功的必要条件。日本的决策者愿意接受这样的价值转变，然而清代的士大夫则不愿意。

对于所谓清朝的失败，现代化理论家提出更有力的一套“传统文化”解释。小马里昂·利维（Marion Levy, Jr.）主张中国儒家文化偏好在选择生意伙伴、供货商和部属时，是根据具有“排他性”的亲属和同乡联结，而非工业企业所要求的“普遍”标准。明治时期的工业化推行者们，虽然也在儒家的关系和义务中做表面文章，但实际上在商业往来上远更为“理性”。这种关于中国人“裙带关系”和“腐败”的观念，成为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的权威著作《中国早期工业化》（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1958）的基础，该书批评了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式的计划。费维恺强调清朝行政系统中对于冒风险的厌恶反感，以及受此想法影响的人们在掌管追赶式工业化时，出现特有的机能失调现象。

其他历史学者所认定自强运动人士遇上的具体障碍包括：各省官员支持的计划之间的区域竞争、无法从西方取得最好和最新的机械器具与工程师、必须要承诺犹豫的投资者直接的利润分配，然而在全世界技术快速进步的时代，所有的工业，尤其那些试图追上西方的工业，需要凭借持续的“再”投资才得以升级。(www.xing528.com)

当然随着20世纪后期快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将“儒家思想中的经商之道”（virtues of Confucian business practice）称作他们成功的关键，以及接着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快速兴起，单纯以文化因素解释清朝自强运动的失败似乎越来越站不住脚。经济人口组成的失败论述更具说服力。一个特别吸引人的版本是伊懋可（Mark Elvin）首先在1972年提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相当简化地说，此论点认为在帝国晚期，中国的前工业化经济以顶尖的效率运作，因此任何可能的过剩已从现有的技术中减少，并在人口增长中耗尽。其结果导致欲迈向更高技术（工业化）的水平发展有其阻碍，因为其产生的混乱代价太大。这一步只能从其体系之外引进，换言之是来自西方，且即便如此，只要运作之效率不及早期技术，仍会被抗拒。

伊懋可在较为晚近时，加入了一个相关的“技术闭锁”（techno- logical lock-in）概念。他以水利建设为例子，论证指出维护旧技术的花费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几乎不可能投资新技术；为了创新投资而释放资源，而“不”维护旧技术的社会成本也高到难以承受。这种现象在19世纪时帝国的大部分地方已然出现，其中许多地方更早在18世纪即有此状况。

另一个清朝未能像明治日本如此工业化的可能原因，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不成比例的影响。许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民族主义中国史学把这个因素看得很重，而大多西方史学未言明地，或在现代化理论家的例子里，明确地忽略该因素。然而，其他西方史学家主张，19世纪西方只是因为相较于日本更觊觎中国市场，因此运用其军事和法制上的力量，更有效地迫使清朝在世界经济中的“依附”或“边缘化”。西方民族国家占了清朝失去关税自主的便宜，将它们的工业产品倾销到帝国来，并借此不公平的竞争，获取中国的工业产品市场。它们投资中国的工业，并将利润带回母国的经济中，因此吸走了原本可能提供给本土工业化发展的资本。为了维持其优势，西方国家刻意支持陈腐、蹒跚的清政府，以防止中国在政治上重组成为有效率的民族国家。

不论强调哪些原因，历史学家们主张中国“迟缓的”工业发展时，必须考虑中国在20世纪末晋升为经济强权，以及在1895年之后的 25年之中所发生的小规模工业革命。最近关于自强运动的历史著作，已谨慎地从完全失败的叙述转向，挑战旧的观点，并改为强调这时代几个令人注目的成功领域。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主张1895年海军的失败并非因为清朝战舰的建造技术落伍，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期间“江南机械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在技术上比它们在日本的主要竞争对手横须贺造船所更为先进。”商业史学家也开始主张轮船招商局在约20年间作为商办企业经营并获利，直到19世纪 80年代晚期由清廷将其官方化。张之洞的国营湖北织布局，在1909年破产后租给了民间经营者，而其继承者持续以各种形式经营获利至今。在此新史学认为，虽然是间接的，后毛泽东改革开放时代令人注目的成功发展，其根本上来自晚清工业化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