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中国早期工业化与地方自治议题的相关性

早期工业化

在19世纪中叶，中国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农业社会，有着高水平的手工业生产，至少有一些组织成为资本主义式的作坊，其中数名工匠一起受“业主兼经营者”的管控，并在其手下工作。若以“在蒸汽动力、非动物性劳动力的工厂中进行生产装配线分工作业”的定义来看，中国几乎或完全没有进入工业化。此定义的工业化和构成其基础的技术从未在本土发展，而是在同治年间开始由西方引进的。晚清帝国（约1860—1911年）时期的总体社会经济发展，为此时的情势变化提供了一些发展的情境。

晚清的农村社会似乎已经历了一个长期转变的加速期，即自晚明开始，由实物支付的田租转为以现金支付。在某种程度上为呼应前述变化，国家转而将最后仅存的农产税，即漕粮，从实物转变为现金。其结果是农村经济更彻底地货币化，伴随着都市化上层精英中不在地地主的兴起（此过程在长江流域因太平天国的暴动而加速）。城居的农村土地投资者付钱给库房，再用以招揽和管理佃农并收税租，而早期地主和佃农间的家长式关系，被此阶段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契约与金钱关系所取代。

在城市，脱离农业的大量自由流动劳动人口在几世纪以来逐渐增加，加上世纪中动荡而流离失所的士兵、民众而扩大了。另一个在后太平天国时期加速的长期趋势是人口的“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其中一个原因是士人和商人社会阶级融合成一个混合的绅商阶层。另一个原因是来自日渐复杂的旅外同乡商会，在主要的商业中心相互配合以追求相互利益。与此相关者为城市地区的公会和其他组织偶尔获得半官方权力，并受帝国官方的默许或鼓励。如由商会资助和管理的“善堂”所掌理，并在规模及范围上快速发展的城市慈善活动，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几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展现了此种变迁的方向。在长江上游的河港城市重庆，由一群旅居商人组成，称作“八省”的会馆，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集体动员防卫该城市，以避免被从瓦解中的天京往西逃窜的太平军将领石达开攻陷；另外，在法国就群众攻击当地教士而展开的报复中，支付赎金解救该城市。20年后，在下游的汉口，一场夭折的反王朝秘密会社叛乱发生之际，由许多不同行业及同乡公会所赞助的商人民兵联络网，肩负维持和平和保护财产的责任。在1905年的上海，地方士人和旅居商会联合成立了帝国中第一个市政议会。他们援引西方词汇并以租界中的市议会作为直接范本，显然也循内陆商业城市的前例而建立。整体而言，这些趋势指向成长的货币经济中可用的流通资金、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普及、大量的流动劳力，以及创新管理的企业家。换句话说，虽然特别的组织模式和工业化技术是由外引进的，社会和经济似乎已经相当成熟而能接受如此的进口品。

从1865—1895年，中国都市的风貌因大量机械化工厂的开设而改变了，这些工厂都为中国人所有（因为外国工厂在中国仍是违法的），但都依赖外国的设计并使用引进的技术。这传统上被称作“自强运动”的发展，可能用“追赶式工业化”来描述更为恰当。新建立的所有企业都设置在新开放的口岸，依赖外国的设计师、工程师、管理人员和机械设备。这些企业的开创并非由中央政府带头，而是来自省或地方政府以及巡抚总督的推动；特别是少数特定省级官吏，尤以李鸿章和张之洞为首，接受选择性地“师夷长技”，而一起被视为“洋务派”。

李鸿章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两江总督任内，建立了江南机械制造局。1870—1895年转任直隶总督期间，为天津早期工业化的全盛时期。而张之洞在1883年后担任两广总督，监督广州纺织厂的设立，1899年转调武汉后，另开设汉阳钢铁厂及武昌的各式纺织厂。张设立钢铁厂的计划原本为用于其广州的辖区，该地可善用已建立的贸易和附近佛山的制铁手工业之优势；只因他转调武汉之机遇，让武汉而非广州成为20世纪早期中国的钢铁生产中心。(www.xing528.com)

这些早期工业化成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成果，而非是私人企业资本主义，其结果衍生的问题有时被拿来比作毛泽东时代的国有企业的问题。在这种管理形态中，计划和监督由政府官员执行，而日常的管理则交由私商处理。在大多数的例子中，投资和风险由公私部门共同承担，但由官员（或更精确地说是这些官员的幕僚）来制定政策。由官员批准、筹划、监督这些计划，地方精英则提供大多数资金及管理实际建设工程，此概念对早期工业化来说并非特别新颖。清朝官员多年来已循此惯例去发展水利工程及其他大型的建设计划。而邀请私商加入的概念同样也有其历史：清中叶期间，如开采铜矿或提供军事扩张行动的后勤等计划中，政府通常概要陈述工作预期目标，并设定运作方式和获利的规定，再“邀请”商人来投标，以获得投资及管理实际事业的权利。

自强工业化运动首要关心的是国防，之所以强调于此，系因西方军队占领帝国首都北京带来的冲击，以及由西式武装军队成功击退太平军保护上海所直接促成。因此，国防和军火工业的发展首先受到关注，如江南机械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紧接着是直接支持军备制造的重工业（煤铁、重机械）。相对于其他晚进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以及中国在后毛泽东改革开放时代的经验，纺织厂及其他生产消费商品的轻工业则较晚出现。此作为甚至是出自保护国内消费市场免于外国渗透的国防意识。

首先由冯桂芬提出，后来由张之洞所推动的自强策略，其主张在面对前所未有的西方威胁以及新的国际竞争世界，以军事抵抗必定会失败，此观点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清楚地验证。外交手段才是此时必要的，但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真正的解答是一个对于帝国的新观点。相对于西方观念中追求个人利益为经济发展和国家力量的引擎，也同样别于传统儒家观念中藏富于民的经世目标，在这个崭新时代中的关键，是坦率地追求国家“富强”。只有如此才能让中国在未来不易遭受外国的侵略。

冯桂芬相信他处理的地方自治行政议题，以及工业化和军事自强的需求等问题是彼此相关的。在他看来，清帝国身陷蔓延的官僚痼疾之中。执政权力掌握在一群尸位素餐之徒手中。在帝国中确有具备实才的能士，但当下的体制让他们无法崭露头角。为了促成政治领导的必要革新，他建议大规模地训练技术专家人才，此概念并首先实践于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运作中。同时，他主张在地方政府进行半封建式的改革。

冯桂芬倡议地方半官方人员选举，以有效地走向代议政治，此并非出自任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或人民主权的概念，而是认识到其有利于增进国家“富强”。不过这些思想仍属激进。鼓吹如此张扬地追求国家力量，似乎有悖于维护和谐与平衡为最首要的政治目标，此目标是在所有接受经典训练之士人自小学习的《大学》等经典中得到认可的。而将技术官僚推上政治权力位置的想法，则在晚清经世论述中已有其先声，这与有德君子才能治国的基本理念有所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