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的咸丰时代：帝国复兴与分离主义运动

帝国的复兴

19世纪中叶的咸丰时代不只经历太平天国和捻乱这两个由汉人发起的动乱，还遭遇了西部边疆的大规模分离主义运动。分离主义者名义上是大清子民，虽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有着同样的伊斯兰信仰，因此被汉人和清政府混称为“回”。在西南，外来人口和原住民间逐渐加剧的族群紧张，就在满族按察使呼吁实行“种族清洗”之后，于1856年5月云南省城昆明引发了一场屠杀，至少有4000名穆斯林遇害。如滚雪球般的响应产生出一个独立的穆斯林政权，其总部在文化多元、位于往西藏和缅甸主要贸易路线上的城市大理。这场史称“云南回变”的动乱，直到1873年才被平定，据报当时种族屠杀的行动让云南的人口减少了500万。

由于清朝几十年来的统治不当，在18世纪时被康熙和乾隆皇帝征服的西北新疆，出现了一个由颇具号召力的穆斯林圣战士阿古柏所领导的反叛政权，此政权与英国和俄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一直延续至1877年阿古柏骤逝（可能是中风）为止。该政权由湘军将领左宗棠平定，依据19世纪70年代后期的估计，共花费了相当于国库一年总支出的1/6。

左宗棠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在新疆完成的，不只是平息一场叛乱，而是对中亚穆斯林的再次征服，该广大地区已经脱离清朝的统治近一个世纪，而其政治基础结构亦已被阿古柏政权摧毁。为了处理该战事的庞大支出，海关收入以及内地省份的田赋税收被挪去支应内亚的边境，当时尚有庞大的太平天国战后重建计划需资助，同时还要维护海防。“再次征服”正是经世改革家魏源在1842年所强烈主张的，但汉族士人对此无用的花费有所不满。这时最主要的批评者，莫过于左宗棠在讨伐太平军时的盟友李鸿章，他当时安坐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垂涎以那些经费来发展他的北洋海军。

与18世纪的战事不同，1875年平定新疆并不是一场拼凑广袤帝国的圣战，打胜仗的士兵也不是大清的多种族旗人。出征的将军是一位湖南士绅和团练领导人，并由左宗棠湘军中自觉的汉族爱国者所完成的。在1878年1月攻占和阗的军事行动达成后，当地维吾尔和蒙古领袖被正规官僚的知县取代（半数以上是左的湖南同乡），土地被开垦用于定居耕作，成千的汉人移民（大部分也是湖南人）迁入，并兴建中国儒家学堂系统。这广大的区域虽然在一个世纪前就已是清帝国的疆域，却是首次展开汉化，并于1884年（再度遭到李鸿章和其他人反对）正式成为中国的一省。

此为晚清在边疆地区设省的一部分，其中台湾在晚新疆三年之后获得省的地位，并开始准备把满人的家乡予以分割，使其演变为20世纪初期的“东三省”。其最直接的目的，是使中国在受西方和日本掠夺威胁的时代，确保对其边疆领土的权力。但这也显示出清朝政体在本质上广泛的转变。明朝清楚地将“中国”或“中华”之名理解为汉人的政治组织，而此概念也完完整整地延续至后朝。在大清建立之前，爱新觉罗统治者们与此观点一致。但在征服明朝的几十年间，清朝称其幅员辽阔的帝国时，不仅以“大清”自居，而且几乎以“中国”代称。这个新的清代中国并非旧时明朝以汉族为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刻意而为的多民族政体。对汉族士人来说，他们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才开始接受如此重新定义的概念，但在19世纪初，在汉族活跃分子如魏源的著作中，将“中国”视为拥有新辟、高度扩张疆土的多民族国家，已成为标准的命名方式。这些概念是我们今天所认识之中国的起源。(www.xing528.com)

清代早期的统治者视自己为一身兼任多职的皇帝，分别且同时统治着多元的、分隔的民族群体，而不是一个“中国”帝国的异族管理者。但到了同治年间，清帝国虽然不情愿，却已成为欧洲模式之主权国家礼仪中的参与者，并与西方各国签订一连串的条约，而条约中始终称其统治者为“中国”皇帝，此政权亦被称为“中国”政府。虽然我们无法确认，但似乎恭亲王以及同治和之后光绪的摄政大臣也是如此认为，收复新疆是中国统治者的作为，而不是统治天下的清帝国统治者。根据此观点，将新疆“中国化”乃是合适的做法。

满洲也同样如此。在征服期间旗人移入中国内地造成人口大量减少，1660年以后，汉人越过“柳条边”到东北都属违法。然而虽有禁令，仍有移民，而且在饥荒时，朝廷会放宽禁令；1876年凄惨的华北饥荒开始之际，就有近百万难民抵达东北。然而，面对俄国在19世纪下半叶向东扩张，清朝则以完全废除禁令来因应。首先在 1860年放宽了双方争夺之黑龙江流域附近的极北地区，之后在1887年放宽整个区域，并积极鼓励汉人移民。如此开始的大规模汉人移动，在半世纪以内使东北的人口增加一倍以上。

但是，满族并未因同化而无形地融入优势的汉族人口之中，其发展恰好相反。族群或民族认同，在清朝的前期及中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换及妥协，只是在19世纪期间似乎已根深蒂固。对于一般的旗人来说，也就是那些最为都市化且越来越贫穷的清朝子民，居住在大城市如贫民区一般的驻扎地聚落之中，忍受主要族群的鄙视，遂经常明白地意识到彼此之差异。族群紧张情势，也因为对帝国崩解的焦虑以及“汉奸”的恐惧而加剧。

太平军直截了当地意图要消灭满洲的“他者”，此使旗人自我认同为特殊族群之概念更为具体。1865年同治朝下诏解除旗人的居住和职业限制，但未能让族群冲突结束。相当程度适应汉人的习俗，包括使用汉人语言，正如满人武艺衰弱一样，当然都是满人自入关以来在中国的经验。但在20世纪早期清的满人认同和汉人反满思想的政治利用，都是建立在清帝国时期日渐强烈的民族情绪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