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太平天国后幸存史

历经太平天国幸存的大清帝国

最后平定太平天国的主力并非清朝直接管辖的军队，而是当地士绅所领导的地方军队。太平军亵渎寺庙、祠堂、墓地，以及雇佣贫农去攻击、杀害地主或有钱邻居之行径，强烈地疏远了士人，尤其那些有较高的功名和地位的。没有其他地方会比湖南湘江流域的例子更有代表性，由于太平军在1852年北伐之时曾蹂躏该地区，并不时威胁该地。

湘江流域主要由富有的地主所占有，其稻作多由佃农耕种，并运往下游供给城市居民，或是非粮食作物尤其棉花的种植者。该地的文化高度排外，在19世纪晚期成为仇外运动的一个中心。湘江流域的人相信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这种心态表现在如同“农历八月龙舟赛”这类确认认同的仪式上，各类外地人会感到容易遭受肢体攻击。

图15 北京圆明园，摄于额尔金勋爵1860年将其烧毁之前，费利克斯·彼图摄（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藏）

该地区的精英文化也非常保守，这表现在其倾向坚持宋代理学和四书所建立的严格道德价值、社会阶层以及礼仪的正确性，但该地文化也非常务实，摒除文字学、训诂学及形而上学等清代经学，而专注于“实学”以及实用的经世技术，也就是长沙岳麓书院所展现的传统。从岳麓书院出身的唐鉴所形成的圈子中，兴起了一群活跃的上层士绅，他们最终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其中更包括拥有进士功名的胡林翼、曾国藩及左宗棠。这群非常富有、有学问、出身名门且满腔热血的士族，利用白莲教战事中出现的新战争技术，部分是源自湖南同乡严如熤的想法，并加以改进。该技术首先被胡林翼用在对抗太平军的战争，后来被曾国藩进一步改善，其中强调两种新式军事组织。秉持着17世纪的文化英雄顾炎武的精神，他们是基于自然形式而非行政

划分的社会群体，且他们依赖本土的而非官僚式的领导结构。

关于经世的新思考，最有效率的战力，是那种捍卫自己财产和家乡社区的当地人。因此华中的地方士绅在村庄中组织“半农半兵”的农村子弟团体来保卫家乡。这些团体由地方精英来训练并常由他们负责给薪、发配装备和制服。他们通过集中于定期市场或市镇的商业交易系统，或通过亲族网络，串联各村之间的团练，组成较大规模的兵力。正统官僚体系之外的分层协调与指挥架构逐渐自地方士绅中形成。地方精英的力量与日俱增，随着军事指挥和某种地区经济剩余之利益，由拥有财政力量的地主及具有社会文化地位的文人所掌控。原本由清中央政府代理人的知县所专有垄断的权力和影响力，至少暂时已落入地方精英之手。

在1852年12月，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为华中的团练大臣，而曾趁此机会在个人指挥下建立了较大的军事力量。作为长沙书院圈的成果，曾国藩于1838年通过了会试，在擅长培育政治辩论人才的翰林院经历数年后，于该世纪中叶到北京担任吏部侍郎，在那里他成为一群年轻积极知识分子的导师，尤其是那些来自湖南同乡者。1852年他被派至江西主持乡试，顺道回乡关切军事形势。他也曾受同胞胡林翼、罗泽南的影响，因为胡在贵州担任地方官吏时逐渐组成一支个人军队，罗也在湘乡当地筹划一个类似的计划。

约一年的时间，曾、罗以及其他人组成被称为“湘军”的省级单位军事力量。胡林翼在1855年被任命为湖北的巡抚，将该省现有的地方团练团体结合成相应的“鄂军”。其他长江流域的地方领袖也仿效此做法，最有名是合肥的李鸿章。李在1847年获得进士，并至翰林院师从曾国藩数年，之后回乡于19世纪50年代后期逐渐组成了“淮军”。

这些省级军事编组为以防御为主的地方团练提供了兼具攻击和机动的互补机能，地方团练主要由保护家乡土地的民兵组成。省军的士兵被称作“乡勇”（实际上是佣兵）。招募的来源不仅包括农民，还有盗匪、各种秘密会社，以及其他边缘分子，他们在被招募之前就已经武装了。这种军队的结构，与直接受到清政府中央管控、十分官僚化且本质上已然死气沉沉的军队非常不同。省军的领导阶层来自当地的上层士绅，许多是获得尊崇的进士功名的学者，他们在传统上被认为对军事组织不熟悉。作为省级精英的成员，他们在各自的省城以及北京，尤其是在翰林院共同学习并准备考试。他们的领导结构很多是基于学问上的师徒或同学关系，也常有亲族的双重关系。在每个军队单位中，士兵们效忠他们的指挥官，因其指挥官本人经常负责其军队的招募、武装和薪水给付。这是一个封建式的组织结构。

这些军队的资金来源也很个人化，并且附加于官僚体系之上。曾国藩为了组织其湘军，向湖南巡抚请求并获得同意从该省的大量商业货物运送征收通行税之网络中转移资金。久而久之，他和其他省的地方军领导人发展出向当地地主及商人征集资金的复杂方式。通过非政府地方精英成员开设的局处所形成之网络，来管理这些“税捐”的征集。(www.xing528.com)

虽然他们的经济基础稳固地建立在自己的区域中，但这些军队活动的范围很广。例如，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担任直隶（河北）总督时，便带着大部分的淮军。早在19世纪50年代晚期，这些新的地方军队开始改变太平天国战争的形势。在1856年，太平天国因为其领导人之间的内讧而势力大为削弱。其最有能力的将领东王杨秀清在自称为圣灵的化身并谋篡洪秀全的权力后，被洪下令杀害。天国最杰出的将领翼王石达开，则是弃离天京，转往长江上游独立进行战斗。

在嗣后的两年，胡林翼的鄂军再度攻占武昌，而曾国藩的湘军夺回大部分的江西。尽管在之后几年长江下游各地区曾在军事上好转，也经历激烈血腥的战事，其首都仍陷入持续紧张的围城之中。在1864年6月，洪秀全自杀（病亡？），次月湘军在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带领下，攻破南京城并屠杀其中的居民。太平天国就此灭亡了。

对于华中大部分地方来说，太平天国之乱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县城的地方官厅、科举考场、钟鼓楼、儒家的寺庙、祠堂和公会、城墙和城门等有形之基础建设，以及所有可使一个地方成为社区和大清帝国行政组织之物事皆无能幸免，一切必须重新从零开始。农村的灌溉、防洪等建设亦是如此。荒废的田地要再开垦。幸存百姓需要食物，其身体健康需要照护，而他们的忠诚也需要再建立。死者需要安葬，包括实际和象征层面上的处置。许多地方发现有堆积成山的腐坏尸体或成堆的遗骨待指认及适当的安置。各地为了捍卫个人贞节、效忠王朝而死的许多烈士，需要给予荣誉并让后人缅怀，包括在墓碑上、出版的烈士传记，以及公开的讲会和传诵的故事中。

虽然大量的地方民众为了太平天国战事被征募，但毋庸置疑每个地方的忠诚度还是需要再行确认。为抚平这末世般的大动乱经验，要在加以包装的历史叙述中让人学到教训，其形式通常是在秩序恢复后的10或20年后，由幸存的地方精英编写新版本的地方志。这些所有的“重建”要花费许多财力，而集体征集资金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社群凝聚力，将能持续几十年。

历经15年之久的太平天国之乱，及其引发的捻乱和回变，对于清朝的政治、社会、经济有重大的影响。尽管传统倾向于将清朝历史自鸦片战争划分前后两个时代，但对于清朝人民来说，此战事无疑是一个分水岭事件。太平天国战争特别血腥残酷，直接造成约3000万人的死亡。国家的一些区域如长江中游，以及帝国经济中心的长江下游人口更是大量减少，人口大量死亡和迁出，随后只有逐缓再迁入。长江三角洲农业劳力的减少，使劳力的价值在几个世纪以来首次相对高于土地；这反映在那些急着要吸引佃农的地主们所给予的“永佃”权、“田皮”和其他优惠的租赁协议。到了20世纪，虽然该地区有较高比率的地租，但佃农仍维持较有利的地位，并使得想要策动他们推翻地主的共产党面临很大的挑战。

经济也同样遭到严重破坏。国家生产力最高的地方农业生产降低了，而沿着帝国最重要的运输路线，即武汉到江南间的长江贸易，因为战乱以及太平军占领南京而被削减。唯有轮船能突破封锁，比起在技术上的优越和成本效益，这更能给予英、美两国的船运业者优势，使他们能在清朝的国内商业中取得立足点。太平天国战争所带来的国内贸易结构改变，大大地削减了徽州商人的重要性，山西商人也受到影响但程度没那么严重，而广东及宁波的移民社群则取代他们的位置。也许最令人注目的，是长江三角洲上平凡无奇的海港上海，在10年前的《南京条约》中开埠，但从未出现快速的商业发展，这时突然接收了来自苏州、宁波、绍兴、扬州和南京各地的帝国富贾们来此避难。自此苏州和南京再也未能恢复其商业地位，而上海迅速跃升为中国顶级都市。

为了负担镇压叛乱的费用，朝廷轻率地决定发行无担保的纸钞，却未能使人民接受，反倒加剧了战时不断上升的物价。这个实验因失败而中止，但是其他由新的省级军队领导人而非中央引进的财政革新措施，例如被称作“厘金”的新式通行税，可能相较于其他任何因素更具决定性地将政府税收的负担由农业转至有弹性的商业上。无人能比胡林翼更为创新，在1855—1861年担任湖北巡抚期间到他去世为止，其掌控了帝国国内长途商业的重要据点武汉。他积极地在该地区设立“厘局”，并将20多年前同乡陶澍在扬州推行的盐政改革，扩展到华中大部分地区。他创造及贩卖“盐引”给官方中介人，以使该区的批发贸易复苏并向之征税。他在管辖地区把漕粮征收转为现金，有效地促使政府最后仅存的谷物供给手段转而依赖商业市场。

所有这些变化，除了经济层面之外，同样也具社会意义。早期清朝的政策是以“区隔”士人和商人各自领域的目标与力量为基础，其做法是使士人远离经商，并且限制后者参加科举考试。基于胡林翼的“经世”信念，对士绅的公众意识与道德正直之信任，以及为了财政及发展的理由来刺激地方商业，他积极招募地方上拥有功名的人担任商品经纪人、盐批发商以及其他商业角色。整体而言，这些改革大有助于清朝产生最后半世纪的主导阶层，也就是新式、身份混合的、经营取向的绅商。

在社会天平的另一端，太平天国及其他世纪中的起义，随之而来留下了很大的遣散问题。大量的年轻男性成群结队离开乡村生活，投入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的地方军队中，经常远离他们的家乡作战。战争结束之后社会要怎么安置这些人？曾国藩在1864年攻陷、掠夺南京的同时，几乎立即下令解散了湘军的12万兵员（在这时候左宗棠还维持其军队）。虽然被告知要归乡并获得返乡旅费的补助，这些雇兵却极少再被纳入地方农业经济中。有些人不是摆脱政府的控制而待在沿途的港口城市，就是在短暂回乡后回到他们曾经造访、更吸引人的城市地区。

太平天国之后的华中城市人口，在性质上与19世纪中叶以前大为不同。城市中充满着大量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粗人，在街上和市场展现他们的武艺并威胁其他人。这些人并非皆无组织：其中不少在战时或复员之后，便扩充了许多武术取向及犯罪倾向的组织，如哥老会之势力。他们代表对清政府和地方精英的一种新威胁。